一张地图

被告匡介虽无前科，但向来意志薄弱，尤其是对犯罪，他的性格很容易被一些动机、诱导所惑。

现在已经查明：被告在中国东北地区流浪时，曾企图侵吞同事斯波准一的遗产未遂的事实，还有经常出入流浪者聚居地，和一些不良之辈来往，常犯诈骗、恐吓等行为的事实，以及利用报纸广告，干涉他人隐私，企图骗取钱财的事实。并且，上述事实每一件，都是由于一定动机所导致的犯罪，证明了被告匡介的性格中，有一种不可估计的危险性，就是在受到一些动机诱导时，他极其容易犯罪。

被告匡介有着这种罪犯的共同特点——流浪癖。他抛弃妻子，流浪到中国东北，当然，这和他在东京，多少有些债务有关，但是那点债务，他即使不必躲藏，也能够轻易地解决。然而匡介薄弱的意志，和与生俱来的流浪性，使他轻易地抛弃了妻子，奔赴了中国东北。

就是有着这样薄弱的意志，和天生的流浪性的被告，回到东京后，妻子得知他仍然住在家里，就约他到火腿肠工厂，劝他改过自新，即使这样，被告也未回应一直在等着自己的妻子，其间被告匡介，频繁出入一家叫做“三铃”的酒馆，并和一个叫做铃代的女招待，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这样他一边和铃代在一起，一边还忘不了自己的妻子。

有时候，他回到妻子那里，看到可爱的孩子的时候，也会下决心从明天开始，要回归家庭，但是晚上去“三铃”见了铃代，立刻就又沉溺在铃代的爱里，把妻子忘在脑后。就这样两方都舍不得放弃。

正如前文所述，摇摆不定的被告匡介，不被什么动机所诱导的话，是不会轻易作出决定的。匡介最终和妻子同居，并不代表他放弃了铃代，回到妻子身边，只是同居而已。

以这种状态，再次结合到一起的匡介夫妇，生活自然不会圆满。特别是匡介和妻子同居之后，仍然保持着和铃代的关系，这自然是家庭不和的首要原因。维系这种危险的夫妻关系的纽带，就是他们的长子一太郎，如果一太郎还活着的话，那么这次的事件，或许就不会发生了。

一太郎死后，他们夫妻关系更加恶化。尤其是澄子的火腿肠制造事业失败，失去了所有资产，当然这只是为了激励匡介，而编造出的谎言，事实上，澄子拥有比以前更多的财产，只不过她已经对匡介绝望了，她是绝对不会允许匡介，任意挥霍这笔财产的。不得不说这对澄子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两人之间已经失去了夫妻的感情，随着儿子一太郎的死去，唯一的纽带也没有了，匡介只是还迷恋着澄子的五、六万日元资产，因此才没有离开。

就在这种情况下，铃代执拗地逼迫着匡介与其同居。被告匡介也知道澄子的心，已经离自己远去，而想尽早和铃代同居，但最重要的是钱。他想方设法，想要把澄子的钱变成自己的，但是由于澄子戒备森严，要达到目的并非易事。

因此被告匡介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杀掉澄子，才能得到财产，并暗中等待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某年九月中旬，澄子为了调养身体，独自去了北国山津的温泉，住在西屋旅馆。就在快到预定的两个月期限的十一月七日，被告匡介收到了澄子的来信，说“本月十二、三日回东京”，被告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好机会，于是偷偷地离开东京，于当月九日，到达了山津温泉，在一家叫做“加贺屋”的旅馆住下，暗中监视着澄子的行动。

被告楠田匡介，确实是带着杀害澄子的目的，前往山津温泉的，但是如果在那里，没有生什么诱导的话，恐怕被告匡介，就不会把杀意付诸实践了吧，这里发生了一件给了匡介最恰当的诱导动机的事情。

正如被告在警察局、检察院、以及预审庭的取证书上所供述的一样，到达山津温泉以后，匡介尽量避人耳目，始终闭门不出，就连洗澡，都尽量选择人少的时候。然而就是这样怕人看见的被告，十日、十一日、十二日连续三天上午，各出去了一次，大约两个小时，这是因为澄子每天上午，必去一次观音公园散步，除了这段时间，他找不到能达到目的的机会。那三天里，他每天尾随澄子，在观音公园里徘徊，第一天，澄子和旅馆的女佣一起，第二天虽然是独自一人，但他还是错过了机会，没有能达成目的。

于是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十二日，被告匡介下定决心：“今天一定要成功”，就出了旅馆。

以上事实，是根据加贺屋旅馆的女佣——太田女士的证言证实的，太田女士作证说，十一月十二日，被告匡介离开旅馆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左右。

匡介离开旅馆，来到观音公园入口对面，某某卫戍医院山津疗养所旁边的路上。关于当时的情景，被告在警察署是这样供述的：

沿着卫戍医院山津疗养所的围墙，往前走了大约两町左右，有一个很短、但是很陡的坡。上坡后左边是山，右边是两间左右的一段缓缓的斜坡，上面长着细竹和杂草，斜坡前方，是个很陡的谷地，我刚好经过那里，忽然看见斜坡前方，谷地的边缘处，开着一朵花。不知道那是什么花，似一朵白色的棉花一般，边缘露出一围红色，很美丽。现在想来，在那种情况下，我还能被路边的花草吸引，真是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只是瞥了一眼那朵花，我竟不知不觉地，从脚下的杂草丛里，径直走了过去。然后就发现在那下面，大约一间远的松树枝上，吊着一个男人的尸体……

不得不说发现这具尸体，对被告来说是不幸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如果被告没有发现这具尸体，那么杀害澄子，可能也会以未遂告终。在这一点上，虽然对被告带有一丝同情，可是发现尸体之后，被告匡介的行为极其恶劣，没有丝亳值得同情的余地，对被告发现尸体的不幸遭遇的惋惜，我们也抹杀掉了。

被告发现那具尸体以后，立刻改变了他所作的计划。之后的行为，被告对警察作了如下陈述：“于是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下到谷底，仔细地检查了死者的身体。那是因为我忽然想起了一个计划，正要施行，但是我又担心，死者身上会有什么遗书，或者遗物之类的，让我的计划露出破绽。我从死者身上，找到了一个皮质的笔套，一边插着一支钢笔，还有可自由增减的便笺纸。我看了看纸上都记了些什么，发现什么都没有。我打开另一边一看，里面有两张十日元纸币和一些零钱，两、三张名片，剪报，还有挂号信的收据等。于是除了钱原封不动，我想把其余所有东西都撕毁，但是转念一想，又把那三张名片、一张剪报和挂号信的收据，装进了自己的钱包。然后检查死者的和服袖兜时，发现了一个还剩两、三根金嘴香烟的皮质烟盒，我又原封不动地，放回了死者的袖兜里……”

带着杀害澄子的目的，前往观音公园的被告匡介，在途中因留心一朵花，而发现了一具缢死尸体，继而改变杀人计划，而且，正如他自己所陈述的那样，冷静、缜密地检査缢死者身上和周围，消除可能妨碍自己计划的东西，这一系列行为，联系到被告匡介在中国东北流浪的时候，曾向其友斯波准一尸体头部注射液蜡一事，被告匡介的大胆和犯罪的计划性，让人不得不感到震惊。

被告检查完缢死者的尸体，确认没有什么阻碍自己计划的东西后，就来到距离那里，大约一町半处的小山丘上，藏身于观音堂里，等待着澄子的到来。

投宿在西屋旅馆后，澄子的日常生活，根据该旅馆女佣赤坂爱的供述，现在已经查明，只是有时会有来自东京的信，她就写写回信、看看杂志小说，每天都去观音公园，此外再没有什么特别的。对于那天前夜，也就是十一月十一日晚上，澄子的行动，她是这样说的：

那天晚上（十一日晚）有一个从金泽打来的电话找夫人，此外没有任何奇怪的事情。要说和平时稍微不同的，就是夫人好像要写什么东西，就寝时间比平时晚了两个小时，我看她没有什么吩咐，也没有叫我，于是只是晚上九点左右，去了她房间一趟，后来就没再去过。

第二天早晨（澄子在观音堂被杀害的早晨），和平时一样，七点钟左右起床，九点左右去了她每天必去的观音公园散步。本来平时有时间的时候，我都是陪她―起去的，但那天，有一位我负贲接待的客人要离开，我送那位客人去车站，她就一个人出去了……

从这段陈述中，关于澄子的死，我们无法从其他方面，得到任何原因，也就是说，澄子只是和平常一样，去观音公园散步而已。

澄子在观音堂参拜完毕，登上了旁边的那道缓坡，来到一处能够透过成片的梧桐树的树梢，看到城市里的房屋和芝田湖的地方，然后在一节树桩上坐了下来。

从观音堂后面溜出来，偷偷尾随而至的匡介，藏身于距离澄子坐着的树桩，只有一间远的一个纪念碑后面，解开棉纱腰带，伺机从纪念碑后面出来，突然从背后，用力勒住了澄子的脖子。

被告匡介故意用自己腰上缠着的腰带做凶器，是因为看到缢死的尸体后，突然改变计划，当然也是因为没有带其他的凶器。当他看到用棉纱腰带，吊在树上的尸体，也想到用棉纱腰带行凶，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聪明的做法。

当然被告也知道，把尸体留在案发现场的话，有被过早发现的危险，于是，他就把澄子的尸体，搬运到纪念碑后面的谷地，大概一间半的中间洼地里。而且，由于计划上和自身装束上的缘故，匡介又必须把澄子脖子上的腰带解下来，但是又担心解开太早的话，她可能会苏醒过来，于是被告将尸体放在洼地里，在旁边等了大概二十分钟。

关于这一点，勘察现场的某某巡查部长，所提供的勘察报告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尸体旁边散落着两根金嘴香烟的烟蒂。这就证明，被告匡介曾在尸体旁边，待了十五至二十分钟。

被告确认澄子断气后，竟然又从死者颈部解下腰带，大胆地系在自己的腰上，他没有再回观音堂，而是绕道距离现场向右二町处的枫叶瀑布，回到山津疗养所，再来到缢死尸体所在的地方，从死者怀中，取出便笺和钢笔，在便笺纸上，画了一幅图示，标明了自己刚刚勒死的澄子的尸体所在的位置，然后把钢笔夹在那一页，又塞回了死者怀中。

这种情况，按照我们的常识来想，这是在伪造对自己有利的遗书。事实上，这种伪造遗书的情况，也不乏先例，但是，被告匡介只是用线条画的图，除此之外，一个字都没有写，不愧是恶人楠田匡介，行为之谨慎和专业，让人叹服。

然而匡介以为：文字的鉴定容易、线条的鉴定困难，这种想法实在是太幼稚了。当然线条的鉴定，比文字的鉴定困难，这的确是事实，但是像本件证物这种，由数十条直线和曲线构成的图画，是很容易鉴定的。

果然，鉴定人员作出了如下鉴定：本图所示各线条及构图，与被告人所画图案极其相似。如上所述，小心周到地达到了目的的被告，已经事先想好了逃跑的路径，没有玩弄任何小花招，采取了直接回旅馆、次日早晨回东京的大胆方案。

本案的尸体，于案发五十日后被发现，而且是山津疗养所后面，缢死的男尸首先被发现，然后，根据尸体怀中，搜出的便笺上的图画，得知并发现了被害者澄子的尸体，这刚好与被告匡介的计划相符。然而，对被告更加有利的是，山津巡查部长派出所，竟然由于不负责任的特约法医的错误鉴定，而轻率地认定二人为殉情而死。而且，由于男方身份不明，而作出了“浮厝”处理。

另一方面，被告匡介接到通知，前来询问并认领澄子尸体，做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领回澄子的尸体，并将其火葬，这样约五万日元遗产，自然就归户主即被告所有了，被告就完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以上犯罪事实证据充分，希望根据刑法相关条例，对被告楠田匡介作出最重的处罚。

根据检察官阁下的公诉意见，本案罪犯的动机，以及过程等条理清楚，看似没有任何怀疑的余地，但这反而说明了，本案的所谓“事实”，是多么缺乏证据。很遗憾，我认为检察官的公诉意见，总的来说，不过是根据武断的想象，所作的一篇创作而巳。

首先，检察官阁下对被告匡介的性情，作出了错误的观察。本辩护人认为，对被告性情的认定，与本案有着重大关系，下面，首先，就被告匡介究竟是何种性情，需要进行说明。

检察官阁下引用被告流浪中国东北期间的事件，出入无家可归者聚居地的事实，以及火腿肠工厂的事情等为例，论证了被告的性格里面，有着一种只要有什么动机，多大的罪都有可能会犯的危险特质。但是本辩护人认为，相反，检察官所引证的事实，刚好证明了被告匡介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检察官阁下说：被告匡介是个意志薄弱的人，诚如所言，被告匡介意志薄弱，但是本辩护人认为，大体上说一个人意志薄弱，就等于说他很善良，不存在意志薄弱的恶人。恶人基本上都是意志坚强

的人，从这一点上也可以说，被告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检察官引以为例的三起事件中，被告所扮演的，也都是颇为滑稽的小角色，即使是带有犯罪性质的行为，其社会影响也非常微弱，或者确切地说，是更近似于滑稽，在旁观者看来，只会觉得他很可爱。这是因为被告匡介身上，散发着人性的善良的光辉，本辩护人认为，这三起事件，是证明被告是善良人的最好材料。

我相信如果各位法官，通览了编纂在本案记录里的《烫伤》《笑》《人肉火腿》《三颗流星》等四份材料，一定会和本辩护人，产生同样的想法。

这样善良的人，怎么会做出检察官认定的，那种即使是恶人，都未必做得出来的残忍行为呢？即使是被告确实想施行，检察官在公诉意见中，所说的那种犯罪，有了诱导教唆他的动机，恐怕被吿匡介，也己经抱头逃跑了吧。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考虑，被视为本案犯人的被告匡介，都只不过是一个意志过于薄弱的善良之人，本辩护人断言，他不会做出如此邪恶残忍的行为。

其次，关于检察官公诉的犯罪动机，还有些不充分的缺陷之处。诚然夫妻间关系不和、三铃的铃代夹在其中，以及两人之间的纽带——儿子太郎的死亡等，使两人的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都是事实。但是，想要杀害澄子，获得其财产……得出这一结论，未免过于武断。

的确，铃代非常希望和被告匡介同居，这是事实。其间，铃代的哥哥，也曾是某秘密结社的相关成员，但是正如检察官在公诉意见中所说的那样，毫无决断力的被告匡介，至今也没有和铃代同居的决心。

即便是按照检察官所说的——被形势所迫，想要把澄子的财产据为己有，还有很多种其他的方法，例如伪造妻子的印章，可以自由地支配银行里的存款，或者卖掉不动产也很容易，有着相当教养的被告匡介，何苦采取本案这样，麻烦又对自己不利的方法杀人呢？即使是被告和澄子的关系不和，也还是会互相探望，这一点从山津温泉，寄给被告的信可以看出，信中有这样一节：

这里真是个安静的好地方，晚上常能听到山对面的日本海，传来雷鸣般的海浪声，有时还会在睡梦中，听到划水的橹声……

而且，澄子还告诉了匡介自己回京的日期，从这些事实来看，也许澄子仍对匡介，仍然抱有一线希望。

本辩护人认为：被告匡介也不仅仅是因为想把财产据为己有，而不离开澄子的，而是因为感受到了澄子的心意。

由此看来，我不得不反对检察官在公诉意见中，对本案的动机所作的断定。

此外，就本案的犯罪手段，我还发现了更多存有疑虑的地方。本案中除了被告匡介在警察署、检察院、以及预审庭上所供认事实外，证据甚少，而且在当庭审判的时候，被告又推翻了自己的供认，所以供认的可信度，现在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供认往往都是单方面创造出来的事实，这里就不必再一一举例说明。只是被告人的供认，在有其他证据证实的情况下，才有足够的可信度。然而在本案中，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被告的供认，而且，被告在当庭审判的时候，推翻了自己的供认。

重要的是，被告因为距离近的关系，曾数次去过山津温泉，很熟悉那里的地形地势，但是本案案发当时，被告绝对没有去过山津温泉，而是在接到警察发出的、认领澄子尸体的通知之后才去的，关于这一点，接受调查的证人加贺屋旅馆的女佣太田女士，在指认被告的时候，作了如下陈述：脸上的伤痕很像，但是个子应该比他还要高一点。

同旅馆的女佣福本吉的陈述：那个人脸上有烫伤的疤痕，耳后头发有点秃，这个人却没有，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总觉得应该就是这个人……

仅凭以上这些暧昧的证言，就断定以武藤作之助的名字，投宿于加贺屋旅馆的人，就是被告楠田匡介，本辩护人认为，这是很危险的。天下之大，脸上有烫伤疤痕的人，不只有被告匡介。仅仅通过一夜的调查，就宣布那个武藤作之助的身份不明，甚至就此断定，那就是被告匡介，本辩护人认为，这实在是有欠妥当。

令本辩护人最感到遗憾的是，除了三铃的铃代的证言，被告没有任何其他不在现场的证明，虽然我认为铃代的证言是真实的，但是由于她和被告的关系，被采信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另一方面，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在仅凭旅馆女佣们暖昧的证言，就断定被告匡介是凶手，这种不可靠的情况下，非要追究不在场证明，也不太现实了。

被告匡介的供认书中，最像事实的，就是发现缢死尸体的部分。特别是这一句：白色的棉花一般，边缘露出一圈红色的花……

通篇看来的话，可以认为，那份供认书说的是事实真相，可是写成这份调查取证书的警察们，只是因为记载了这一句话，就使该取证书完全失去了效力。之所以这么说，理由就在于，正如被告在当庭审判的时候，所陈述的一样，连续三天彻夜审问，被告已经身心俱疲，意识蒙昽之中，黎明时返回拘留所，终于迷迷糊糊进入了睡梦里。第二天在受到诱导、强制等各种手段的审问后，被告又做了同样的梦。于是身为小说家的被告匡介，就把梦到的情景供认了出来。本辩护人的意思是，被告的供认，只是在讲述梦境，并不具有效力。

要说“白色的棉花一般，边缘露出一圏红色的花”，肯定就是“睡眠花”，然而“睡眠花”只会在初夏到盛夏之间开放，而绝不会在秋天开放，至少九月中旬以后，是不可能看到这种花的。而且，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试着寻找那时开放的花，但发现没有其他的花，符合被告的描述。从这一点上来看，本取证书，只不过是记载了被告梦境的一篇创作而已，因而，也就不具有任何可作为证据的价值。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被告的陈述供认中，缢死者所携带的物品、衣着等方面，与事实一致的原因何在？关于这件事，本辩护人认为事关重大，根据上述一事，只有弄明白了这份取证书，是如何写成的，以上这些问题，也自然就能解决了。

既然这样，我们来看看物证，只能说实在不充分。本案唯一的物证，就是那幅图画，至于是不是被告匡介所画，也只有一纸鉴定书，而且，该鉴定实属杜撰，关于线条及其性质特点的鉴定，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只能说是常识性的一纸意见书而己。本辩护人对此深表遗憾，于当庭公审时，提出了再次鉴定的申请，遗憾的是没有被采纳。

本辩护人认为：这份鉴定，只是一份没有任何价值的意见书，原因是在于对该鉴定的结论，鉴定人本应表述为“认定”，却将此改成了“相似”，不用说“相似”就是“像”，如果只是“像”的话，那么，不必麻烦鉴定专家，任何一个外行人，也都可以看出来。因此，本辩护人认为，这句话没有参考价值，至少在本案——这种重大案件的审判中，不足以作为证据参考。

再次就是散落在尸体旁边的MC牌金口烟蒂，关于这一点，也没有过多值得讨论的必要。本案中被告匡介抽MC牌的香烟，缢死者的袖兜里，也有住在加贺屋旅馆的、自称武藤作之助的男人，也在烟灰缸里留下了MC牌香烟的烟蒂。

至于所谓的行凶时所用的腰带，根据分析的结果，没有发现任何用于行凶的痕迹，甚至得出腰带是新的、都还没有浸水洗过的结论，反而变成了对被告有利的证据。

最后，本辩护人对被害人澄子，进行一些论述。对于澄子的身份和品行，只是进行了大致的调查，似乎并没有发现可疑之处，但是根据本辩护人的调查，发现澄子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

澄子几乎每天晚上，都泡在无国籍人的聚居处。围在她身边聚集的男人们，有小说家、演员、画家、音乐家、实业家、投机商等。这些男人们经常以澄子为中心，争风吃醋，而且，有一种似乎很有根据的传言说，澄子从家里继承的五万日元，其实是这其中一个男人提供的。过着这种生活的女人，其内心究竟是什么样的，不难想象。

甚至在和匡介同居后，她仍然没有停止出入无国籍人的聚居处，尤其是知道匡介和铃代的交往，以及太郎死后，她更加自暴自弃地，沉浸在无国籍人的聚居处。

在本案发生两、三个月之前，传说中，提供澄子五万日元的那个男人，生意失败了，以及他和澄子之间的关系，导致了围在澄子身边的那些人的不满，澄子的人气迅速下降。综合考虑这些传言——也许是事实，或许能找到本案中，澄子惨遭横死的原因。而且，本辩护人认为，也许澄子的命运，必然如此。

综上所述，从被告匡介的性格、动机、以及犯罪的过程等各方面来看，都找不到将被告匡介视为凶手的理由，而且，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因此，我相信本案应由于证据不足，判处被告无罪。

这次辩论几天后，楠田匡介被宣告无罪。后来，人们经常看到匡介和铃代一起出现在银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