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家物语》

《平家物语》是一部“军记物语”，即以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历史小说。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源氏物语》，并列为日本两大物语经典之作。《源氏物语》成书于平安时代中期，约当公元十一世纪初头，一般公认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现在已有林文月教授、丰子恺先生等人的不同汉译本，对世界各地的汉语读者并不陌生。至于《平家物语》，虽有周作人先生（未完，申非补译）、王新禧等人的译本；网络上也偶有零星的翻译或介绍，但与《源氏物语》相比，在汉语圈内知之者并不太多。

《平家物语》的历史背景是平安时代末期，即十二世纪后半叶，大约与中国南宋孝宗（一一六二～一一八九）与光宗（一一八九～一一九四）在位时重叠。但其成书则在数十年之后，才出现简单的雏形。据常被引用的吉田兼好《徒然草》（一三三一年前后）第二二六段载有一种说法：后鸟羽天皇让位而为上皇时（一一九八～一二二一），比睿山天台座主慈镇和尚（原名慈圆，一一五五～一二二五）招致有一艺之长的人于门下。其中有退隐修佛的信浓国（一说下野国）前司藤原行长，颇能通晓典章制度与掌故。

此行长入道作平家之物语，授之与盲者生佛，使讲唱之。其叙山门（比睿山）之事极为详尽。于九郎判官（源义经）之事，似亦耳熟能详而据实成说。至于蒲冠者（源范赖）之事则所知有限，故多有遗漏而未克记录者。有关武士与弓马之事，因生佛为东国之人，故可问之于武士而使书之。彼生佛天赋之声调，仍为今日琵琶法师学习之典范也。

如果此说可信，则在十二、十三世纪之交，平家故事经由琵琶法师的讲唱，已开始在日本各地传播开来，而且可以想象相当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家物语》的形成过程中，无论在词章的撰写或讲唱的腔法上，从一开始就与佛教徒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有人认为《平家物语》是“镇魂”的文学。因为自保元（一一五六）、平治（一一五九）之乱以来，尤其在源平两家逐鹿天下期间，枉死者不可胜数；又因为陆续发生了饥馑、地震等天灾，世人总以为怨灵作祟所致，于是公家与民间时有安魂的仪式或法会。佛教界大慈大悲，以为责无旁贷，舍我其谁，便由盲人琵琶法师结合讲史与声明唱导的方式，弹唱源平两家盛衰的故事，顺便宣导“欣求净土”的往生思想。一则济度亡魂，祈其往生净土；一则寓教于乐，以娱听众为生。所谓“平家琵琶”或“平曲”于焉产生。

然而，有如《三国演义》或《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其后平曲也经过了漫长的口授心传的阶段。不一定全有文字记录。只不过在此期间，不断吸收了俗间的传说，又参考了当时陆续出现的相关日记、笔记等公私文字记录，加以讲唱者有意无意的改动或修饰，内容肯定越改越丰富，越讲越引人。以后经过了镰仓时代（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到了室町时代初期，有“沙门觉一”者，在《平家物语》后题跋云：

维时应安四年辛亥三月十五日，《平家物语》一部十二卷（附《灌顶卷》）。当流之师说、传授之秘诀，一字不阙，令以口笔书写之，让与定一检校讫。抑且愚质余命既过七十，浮生后事难期。而大去之后，诸弟子中若有废忘之辈，虽仅一句，其将引起争论无疑。是以令书而留之，以备今后查证。

（原文为拟汉文体，即和化汉文，略加改动）

应安四年（一三七一）距上举“行长入道作平家之物语”，已过了一百五十多年。觉一在平曲的发展史上，不但带头整理了《平家物语》的词章文本，成为后来通行最广的所谓“觉一本”原形，而且组织散漫的盲人琵琶法师为一同业团体，依各人的师承年资，分为检校、别当、勾当、座头四级，奠定了平曲以后长达两百年盛况的基础。有名的五山禅僧中严圆月（一三○○～一三七五）有汉诗《与觉一》云：“殷鉴昏昏不拂尘，衰周列国并成秦。白旗赤帜相攘夺，一曲琵琶愁杀人。”（《东海一沤集》）可知觉一等人弹唱的平曲在五山禅僧间也颇受欢迎（按：白旗赤帜分别代表源氏与平家）。

其实在生佛之后，不久平曲就分为八坂流与一方流两大派系。觉一属于一方流，势力较大，流传最久。不过到了十五世纪中叶，觉一的徒孙辈也开始分道扬镳，各立派系，互相竞争，自然导致了弹唱文本的差异。况且还有八坂流等平曲流派。此外更有专供阅读用的许多所谓“读本”系本子。因此，《平家物语》所传异本之多，在日本的古典文学中前所未见。而学者之间，对于参与编写的历代作者（群）像，以及不同传本在各阶段演变的具体情形，虽然各有说法，似乎也言之成理，但多半止于猜测，迄无定论。不像《三国演义》之有罗贯中，《水浒传》之有施耐庵，盖有文献可征也。

现在通行的《平家物语》系属觉一本，共十二卷，附加《灌顶卷》，叙述平安时代末期，平家在与源氏逐鹿过程中由盛而衰而亡的故事。全书大致可以分成前后两大半：第一卷到第六卷为前半，叙述平家兴盛至极而渐露衰象；第七卷到第十二卷为后半，叙述平家屡遭惨败而终至灭亡。叙述方法兼用编年体与纪传体。凡是有关重要事件的呈现，则使用编年之法，即依年月日之先后，往往跨越章节以叙其来龙去脉。对重要角色或特殊人物的描写，则采用纪传之体，多以单一章节结束，而且时时利用倒叙之笔。《平家物语》所用文体合称“和汉混淆体”，即兼采当代和文、和化汉文、汉文训读体、候文等，因时因地因人之宜而用之。各体竞秀，文趣盎然。

物语所涉及的历史时间，虽然始自长承元年（一一三二）平忠盛敕许初登“殿上之间”，终于建久十年（一一九九）源赖朝死去，长达约七十年之久，然而其叙述重心则从治承元年（一一七七）的“鹿谷密谋”（卷第一《鹿谷》）开始，经过治承四年源氏举兵后之一连串战役，到元历二年（一一八五）平家一门亡于坛浦会战为止，前后不到十年，却占了全书约九成的篇幅。因为源平两家争霸的几次大小会战，都发生在治承年间（一一七七～一一八四），所以早期又有“治承物语”之称。

《平家物语》第一卷开宗明义《祇园精舍》章，就提出“诸行无常，盛者必衰”之理；并举“六波罗入道前太政大臣平朝臣清盛公”为“骄奢者不得永恒，跋扈者终遭夷灭”的例证之一。平清盛（一一一八～一一八一）便是《平家物语》的主要人物。至少在前半部，卷第六《入道死去》章之前，专权跋扈，为所欲为；一门荣华无与伦比。然而泰极否生，自从平清盛嫡子重盛赎罪而死之后，死神就紧缠着平家不放。于是，有罹热病而闷死者、有在会战中阵亡者、有投水自尽者、有被捕而后枭首者。死法千变万状。到了平维盛的公子六代被斩之后，“平家的子孙便永远断绝了”（卷第十二《六代被斩》）。使用一连串死亡的意象来夸饰平家的绝灭，也是《平家物语》书写策略之一。

人生无常。有生必有死，谁能无死？是以死亦人生无常之常。但是对生而为人者，无论好人坏人，不管强者弱者，死总是被认为最大的不幸。谁能甘心一死了之？于是佛教唱导者出现了。尤其是净土宗的说法，即使生前恶贯满盈、苦海无边，只需在死前之刹那具无上虔诚心，念佛一遍或十遍，就有阿弥陀佛与众菩萨前来迎接，往生极乐净土，而获得赎罪而摆脱无常之悲。由此观之，在全书最后的《灌顶卷》中，那位经过大风大浪，尝尽人生一切哀乐荣辱的建礼门院，在寂寞的寂光院中，悟出六道轮回之旨而向后白河法皇缕缕倾吐其一生之原委，终于在紫云缥缈中，安安静静地被迎往极乐世界。此时，寂光院的钟声似乎遥遥呼应着祇园精舍的钟声：“诸行无常之响。”

无常是《平家物语》的中心主题。然而一部伟大的作品，经过多数作家的参与与长期的演变，在不偏离中心主题的原则之下，有心或无意之间，难免会衍生或附加新的旨趣、面貌或视野。最常被提到的是：时代的反映。平安时代是贵族治国的时代。但是到了末叶，约当十二世纪，地方武士阶级崛起。贵族权势旁落之后，先是源平两家在朝廷分庭抗礼，平起平坐。但不旋踵间平家架空皇室，排除异己，独揽国政；胡作非为，大失人心。最后源氏反败为胜，取而代之，建立了幕府体制，在日本历史上开始了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家政治。《平家物语》所反映的正是此一大变革的大时代。在如此重大的政治与社会变革过程中，平清盛的所作所为尽管受人诟病，但其历史意义并不下于建立幕府的源赖朝。

其次，值得一提的是所谓战争的意涵。觉一本《平家物语》所写的战争，从个人的对打、氏族间的争斗、地方的暴动，以至全国性的内乱，不一而足。但与其他前此或同代的战争书写相较，却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仔细观察书中的战争场面，自第四卷以后，逐卷数而增多。不过每临大小战役固然讲究战术的运用，至于战争场面的描述却能简则简，而偏重不同人物的临场表现与反应，借以塑造人物的个别形象。因此，是勇者或懦夫，是君子或小人，是远谋或短视，往往于此表露无遗。还有一个有趣的特色。战斗厮杀不免流血，但是觉一本《平家物语》的战场几乎见不到任何血迹。战争的过程有时被公式化或抽象化成：互射鸣镝，呐喊开战，经过厮杀后，胜方摘取败者首级，然后游街示众，枭首狱门。仿佛例行公事。不沾一滴血。将血肉横飞的场面交给读者或听者自己去想象。

当然不是完全见不到血。至少有三处，但都不是在战场：一是平清盛奉命整修高野大塔竣工之后，在塔内自刺其头，以所流之血画了东曼陀罗（卷第三《整修大塔》）；一是高仓宫（以仁王）在奔逃园城寺的路上，两脚流血，染红了沙砾（卷第四《竞》）；一是平家自九州撤退时，由于平生不惯跣足赶路，脚底出血染红了白裤下摆（卷第八《撤退大宰府》）。三处的流血都与死无关。不过，另有两处倒是出现在战场：一是描写平家武士败走而争上逃船时，反被船上的自己人或斩腕，或砍肘，将一谷海岸染成“朱色”（卷第九《驰马悬崖》）；一是一谷会战时，东西两城人尸马骸堆积如山，小筱原的绿色退而变成“淡红”（卷第九《东逃西窜》）。明明是溅“血”惨景，原文却以中性的“朱色”或“淡红”轻轻带过，还是回避见血。据小西甚一氏的看法，觉一本之所以死不见血是由于视死为往生净土的过程，将死概念化，仿佛在面对荒漠上夕阳沉海的庄严之美（《日本文艺史Ⅲ》，页三四六～三四七）。

不过，虽然难得一见斑斑血迹，但在另一方面，却可看到处处流着眼泪。尤其在物语的后半部，如：

在福原旧都过了一夜。时值孟秋，天上挂着下弦月。更深，空夜闲寂。泪湿旅宿枕畔，露凝窗边草上。泪光与露珠仿佛在一较短长。一片凄凉。……所有目睹耳闻之事，无一不哀。触景便伤情。昨日并辔乎东关之麓，总共十万余骑；今日解缆于西海之浪，仅剩七千多人。云海沉沉，晴空既暮。孤岛隔夕雾，月浮海上。……日数渐增，帝京已隔在山河之外，远在云天之边矣。旅途来时迢迢，此去遥遥，流不尽者唯有眼泪。

（卷第七《放弃福原》）

又如在卷第十二《六代公子》一章约五千言的译文文本中，便至少有二十五处流泪的场面。要之，流泪者不分男女长幼、上下高低。或嚎啕大哭、涕泗交流；或泪湿衣袖、吞声饮泣。有生离死别之泪，有吾犹彼也之泪，有喜极而泣之泪，有无可奈何之泪，不一而足。连“作恶多端”的平清盛本人、视死如归的敌我勇士、厌离秽土的高蹈僧尼，都免不了要流下几次眼泪。

有人认为《平家物语》是因果报应的故事。的确，在第一卷开头就点出恶人必灭的道理。书中出现的果报之例，并不限于源自前生的业因，似乎更强调现世的报应。最明显突出的例子是平清盛。且看书中的写法：“追根究底，盖因入道相国专权一天之下，独霸四海之内；上不畏一人，下不顾万民；流罪死刑，任意行之；对事对人，肆无忌惮之所致。父祖罪业报在子孙，显然无可置疑。”（《灌顶卷》之“女院逝世”）其实，岂止“报在子孙”而导致了平家一门灭亡的悲剧，也祸及平清盛自己，惨罹怪病，闷绝躄地而死。

相对于平清盛的恶贯满盈，其嫡子重盛则被塑造成“善”的化身。当时所谓末世思想弥漫世上，认为王法（政道）与佛法皆已衰微，无可挽救。重盛一人内佛外儒，显然有中流砥柱之志：为朝臣则忠贞事君，为佛徒则慈悲为怀，为人子则纯诚孝亲。而且不止一次引用“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门有余殃”之语，以劝其父。苦口婆心，却不蒙首肯，只得自愿折寿以救家门，终于赍恨而终。年仅四十三。在重盛的身上可以看到佛儒兼备的理想人格（按：当时流行“本地垂迹”之说，神道与佛教混淆为一，不分彼此；神社与佛寺皆同修佛典。故在此所谓佛实际上包含神佛二道

）。

或有人认为《平家物语》是刚、硬的文学，与《源氏物语》的柔、软恰成对照，强调二者迥然不同。其实并不尽然。的确，两个物语的主要舞台与人物：一是活跃于京都宫廷的封闭空间、不少为情所困的贵胄男女；一是奔驰于东西各国的广大地区、无数赴汤蹈火的武士与僧兵。然而，站在日本文学发展史的观点，两大物语前后相隔二百多年，文学与时推移，其间自然不可能没有鸿沟。只是一有鸿沟就有架桥者，让传统继续走下去，所以即使在此刚硬的军记物语中，也留下了不少平安时代宫廷式的精神风貌与风流韵事，而且明显有迹可循。市古贞次教授指出：

《平家物语》是平家的挽歌，是催人哀伤的死亡的文学。……是描写无数人含着眼泪而行动的“哀”的物语。平安时代的文学精神是“哀”。而一般认为《源氏物语》的基调便是“物之哀”，因此本书也可视为继承了“哀”之传统的作品。固然“哀”的内涵随时在变，但也不能因而就忽视平安时代以来物语一脉相承的流风遗韵。（《平家物语·解说》）

所谓“物之哀（物のあはれ）”是日本传统的美学概念。直截了当地说，就是人情的本质。人类外则感于四季八节之推移，而内则困于七情六欲之摇荡，自然而然产生一种人生的兴味。此种兴味本来应该是中立的，代表着和谐、平衡、优美、哀而不伤的境界，不过人“情主于伤痛”（刘勰《文心雕龙·哀悼》），因而“物之哀”的概念，一开始就先天地内含着偏重于“哀”的倾向。在《平家物语》之中，死亡的故事连篇累牍，在感叹诸事无常之余，在流不尽的闪闪泪光下，“哀”俨然变成了全书的主调了。

《平家物语》虽是一群男人所创的男性的军记物语，但在书中却置入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女人轶事，处处还看得到平安女流文学的遗迹。例如祇王、葵姬、小督、小宰相、千手姬、横笛、建礼门院等，都是各有专章的人物。或善和歌，或操管弦。形象特出，各具个性，为全书带来了点点鲜艳的异彩。然而正如某评家所言，《平家物语》在描写男女爱情时，往往陷于单纯化或类型化，对于苦恼背后的无奈与空虚，无暇也未能深入体会观照，自然难与《源氏物语》的纤细致密相比（高木市之助等《平家物语·解说》）。或许可以说，《平家物语》的重点不在谈“情”。就承袭平安王朝贵族文化而言，平家武士其实也不甘落后。文化只有演进、变容，不可能截然而断。平家既然拥有天下，岂能永远当乡巴佬？于是也仰慕贵族的文化生活，而且在一门灭亡之前早已出现了不少文采风流的武士。和歌、琵琶、笛子等皆有名手，可见其在日本文化史上承前启后的角色。

关于《平家物语》的结构，以通行的觉一本而言，在熟悉《源氏物语》或中国章回小说的读者眼里，大概会觉得不够整饬。全书十二卷加《灌顶卷》，每卷皆由长短不齐的章节组成，从五章到二十章不等。在叙述方法上，虽然基本采用编年体，但多处有“介在说话（置入故事）”，借以加强描述某一人物或介绍相关神话传说，所以偶有顾左右而言他的情节，难免影响到物语的平顺进展，致使在结构上显得有松弛之嫌。不过在“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大前提下，此等故事旨在声援或反衬此一前提而置入。故宏观视之，反而有驰骛乎兼容并包之实。盖屡经历代琵琶法师之唱导后，成效卓著，而终告如此定型也。

降至明治时代（一八六七～一九一二），日本在欧美列强压境，举国一致追求“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之际，新兴的文学研究也不甘寂寞。在强烈的民族主义影响之下，诸多军记物语都被冠以“国民文学”“民族文学”或“武士文学”之名。《平家物语》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日本的“国文学”研究，正在积极吸收西方的文学理论，流行采用日欧对比的方法。于是有些学者宣称《平家物语》是一部“史诗”或“叙事诗”（epic），自诩足以与欧洲的史诗，例如《罗兰之歌》（sondeRoland）或《尼伯龙根之歌》（Niebelungenlied）等作，相提并论，毫不逊色。顿时日本国文学界一片赞同之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的日本研究兴起，亦有西方学者开始遥相呼应，变成当时在东西比较文学界备受注目的话题之一。

的确，《平家物语》的成立过程同样经过漫长的弹唱阶段，内容同样以谋杀、造反、政变或战争为主。还有神话、俗传之置入等叙述模式，与欧洲某类史诗颇为近似。然而是否一定要将《平家物语》归类为史诗，则迄无定论。如小西甚一氏就认为《平家物语》并无真正的悲剧英雄，难与欧式史诗分庭抗礼。虽说有木曾义仲或源义经等人，刚猛勇悍，舍死忘生，屡建奇功，庶乎近之。但两人的格局既不够宏伟，下场又极端不堪，缺乏英雄气概（参《日本文艺史Ⅲ》，页三三九）。其实，何谓史诗并无确切的界说，所有史诗之类亦互有异同。至于此日本经典杰作《平家物语》能不能称为史诗并不重要，你我他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过如果改口说，《平家物语》是一种“日本式的史诗”，但最好还是以“军记物语”称之，大概不会有很多人表示异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