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地驾车出城。沿路仔细地看着。我没有困难就找到了船宅曾停车的地方。

现场还是有一小批的人逗留着,车轮或是脚印,都已经无法辨认了。显然警方已经完全采证完毕。把货车拖车移走,把围住现场的绳索撤走,人群才移入的。

我看看这附近环境。

在大路的西面有一大块很大的空地。对北行车言来,是在左手侧。从铺水泥的路肩边上到沿路而平行的一条排水沟,至少有五十尺的距离。排水沟的对侧是一排有刺的铁丝网篱芭,篱笆过去是金花菜田。

金花菜田被灌溉的时候,多出来的水流进排水沟去,目前水沟里还见得到湿兮兮的一层污泥。

我沿路走着,望向排水沟,看看有没有足印。

水沟里没有足印,但是沿了水沟却不少。警探们一定和我有过相似的想法,在这一带沟里看过了。从水沟那边不可能有人跨沟而来。也没有人能跨过如此宽的水沟而不留下痕迹的。

我脱下鞋子和袜子,拿在左手,涉过沟底的泥浆和水,爬上对侧的水沟壁,从铁丝网篱芭上找一个大一点的洞钻过去。我做得非常自然,毫不关心别人注不注目,就像一个神经的外国人,随便做点无意义的事一样。

我平行水沟走了五十尺,看看金花菜田,我走回原地,又向相反的方向走了五十尺。

我又回头走回来,于是我看见了,太阳光照射下一点蓝色金属的反光。

我向四周看一下,每一个人都对我没什么兴趣。

我走向金花菜地,进去二十尺的样子。

枪,就躺在一支金花菜的旁边。

我很仔细地看看它。这是一把蓝钢,点三八,短铣鼻尖向上翻的转轮枪。

我转身,慢慢离开我找到的东西。我才向篱芭走了两步。一个十岁左右,黑眼,光脚的小男孩自水沟中泥泞上跑步过来。

“找到什么了,先生?”他问。

“找?”我装作无事地问。

“你找到东西了,你走过来看。你……我来看看。”他钻过篱芭,开始想跑进金花菜田。

“等一下,”我说。

他停下。

“我是找到了东西,”我说:“这东西十分重要。我们不可叫别人知道了。我信得过的你吗?”

他好奇的脸上充满兴奋:“当然,没问题。你要我做什么?”

我说:“我就守在这里,使我发现的不会被别人拿去。我本来要自己去报警的,你来了正好。你父亲或母亲在这附近吗?”

“我就住那边那一幢房子里,”他指着说:“白的那幢。”

“有电话吗?”

“有。”

我说:“我在这里等。不要对那堆人中任何人说话。你回家。爸爸在找爸爸;爸爸不在找妈妈。请他们打电话到加利西哥警察局。请他们立即来。就说一位赖唐诺找到了一件重要东西。”

“一个烂糖……|?”

“姓赖的侦探。”我说:“你办得到吗?”

“当然,当然。”

“除了你父母,不要和任何人说话。”

“只有母亲在家,”他说:“父亲在工作。”

“快走吧。”我告诉他。

我坐在水沟边上,看着他跑回白房子去。

才等了十五分钟,宓善楼就带了一个当地警察匆匆而来。

小孩在等他们。他高兴地带领他们经过排水沟。

善楼和警察看到水沟里的泥浆时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决定涉水过来。围观的群众突然看到警车匆匆而来,一个小孩带领警察涉水过来,又发生了新的骚动。他们也看到了我,一两个人开始走过来。警察挥手叫他们不要过来。

善楼和警察狼狈地走向我。

“小不点。最好是值得我看一看的。”善楼说。

“看了就知道。”我说。

我带路,停在一个看得到枪的地方,指给他们看。

“真是该死!”善楼说。

他们两个彼此互望了一下,两个人又都看向我。善楼说:“你走到田里去过?”

“最远也是到这里而已,没再进去。”

“我希望你在说老实话,”善楼道:“你怎么知道枪会在这里?”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是过来看看。”

“很多人已经来看过。”善楼说。

“我想假如有人要抛掉一把枪,他会站在水沟边上,用全力把它抛进田里。”

“为什么不把它放身边,带离这里,抛到一个永远不会被发现的地方去?”

“也许他没时间了。这把枪是绝对的证据,他希望立即脱手。”

“好,小不点。”善楼说:“你又在控制全局了。告诉我,你凭什么想到爬过水沟来?”

“因为我知道没有人曾爬过水沟来过。”我说。

“你怎么知道?”

“没有人能爬过水沟,而不留下痕迹。”

“又怎么样?”善楼问。

“所以我知道没有人看过这一块金花菜田。”

“我是没有。但是命案发生时,好的警察单位,或好的警察应该把现场四周都列为清查地区的。尤其是凶器可能抛弃的范围之内。”

善楼看看加利西哥警察。从口袋中抽出一支雪茄,放入嘴里,走向手枪,慢慢弯下腰来,自口袋中拿出一支铅笔,插进手枪枪管中,把手枪挑起。

“枪上找到指纹的机会不多。”善楼说:“但是该做的事,一定要依规定做。”

“我打赌,”那加利西哥警察说:“你会找到这绣花枕头私家侦探的指纹。”

善楼摇摇头:“你多半发现所有指纹都擦掉了。但是这小子太聪明了,他不可能做这种笨事。”

我们大家沿原路走回去。善楼手上拿着铅笔,枪管套在铅笔上。在空中有点摇晃。钻过铁丝网篱芭时,有点像个小丑,把桌球顶在球杆上,在地下爬着表演。

这时人潮自然形成了一个半圆形,围向警方和枪。

警官们蹒跚地涉水通过排水沟,我光着脚大大方方地走过来,到我停车的地方。

“没有得到我们允许不要离开本市。”善楼警告道:“我们可能随时会找你的。”

“放心,你找得到我的,”我说:“枫叶汽车旅馆,七号房子。再不然也在这附近。”

“一点也不错,我们一定找得到你,”善楼说:“只是不要叫我们太困难就好了。”

我爬进公司车,想用光脚来驾驶,但是太痒了。

我在最近的加油站停车,用冲水的笼头冲我的脚。加油站服务的人以困惑的表情看着我。

“我把脚弄脏了。”我告诉他。

他摇摇头说:“真是无奇不有。”

我没有把袜子穿湿脚,只是把鞋子套上,开车回到第安萨大旅社。顾梅东住三六六房,我找到房间,在门上敲门。顾梅东急急地过来开门。

开门看到是我,明显地看到大失所望。“又是你。”他说。

“又是我。”我说。

我的脚已经干了。我走进去,坐在一张椅子上,自口袋拿出袜子,把鞋子脱下,穿起袜子来。

“这是什么意思。”梅东说。

“我到案子现场去了。”我说。

“你是说谋杀案?”

“还有什么案子?”

“毒品走私呀。”

“两个是一回事。”我说。

“有什么发现?”他问。

“警察出了个愚蠢的大错误。”

“怎么样?”

我微笑地说:“密善楼远从洛杉矶来。他是高级的联络警官,是调查谋杀案的专家,他在当地警察众目昭彰下,出了个大洋相。我相信他现在窝囊的不得了了。”

“他出了什么洋相?”

“没有在现场附近找凶器。”

“你说他们没有……”

“有,他们现场查得很仔细,他们对拖车查得最仔细,他们查了拖车四周脚印。”我说:“但是那附近有一片金花菜田。田和公路间还有条都是污泥的排水沟。有人要爬过水沟一定会留下痕迹。”

“那些警察看看那里,没有痕迹,想象中没有人爬过金花菜田去,所以没过沟去搜。”

“又怎样呢?”梅东问。

我说:“警察课本上一再规定,现场附近一定要彻底搜索。不但是直接有关的环境,而且要看凶手可能站起把对象抛出去的范围。凶器当然更是搜索的对象。”

“你的意思,还真有一把枪?”顾梅东问。

“真有一支枪,”我说:“一支点三八口径转轮,蓝钢,鼻短,鼻尖上翘那一种。我看来是支很值钱的枪。现在在警察局,相信他们在猛用电话。

“再过两分钟,他们会从枪号查到枪主。然后他们会查指印……这一点可能什么也查不出来。枪上查到指纹的机会在各案中都是很少的。”

“但是枪号都可以查到枪主吗?”

“当然。每支枪都有售出记录的。这,不会是你的枪吧?”

他强调地摇摇头:“绝对不可能。我知道我的枪在哪里。”

“在哪里?”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家里。”

“我看不见得。”我说:“你也许不知道现在枪在哪里,但是你说谎的本领的确不高明。”

他深深吸口气:“好吧,在南施那里。”

“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亲手交给她的。可怜的孩子耽心死了,也怕极了。我不知道她会试着逃走。我认为她会硬撑到……|我告诉她上床的时候门窗都要关好,什么人来敲门都要先问清楚,我叫她把这支枪放枕头底下,要用的时候不必犹豫。”

“之后呢?”我问。

“我教她怎么用这支枪。”他说:“你知道这种枪是自动撞针的枪,花不少次试验,她才能了解。”

“你认为你的枪还在南施手中?”

“那是一定的。”

“有没有机会,”我问:“南施混进这件案子,在船宅里,是她开的枪?”

“不可能,”他说:“绝对没有这个可能。”

我又想了想说:“也许你是对的。我同意机会不多,因为南施自己没有车子,她不可能雇一辆出租车去跟踪那辆走私车,一直跟到出事地点,叫出租车等候,她自己进船宅去,把舒爱迪解决掉。”

“你是个无中生有的呆蛋。”顾梅东不耐烦地说:“南施绝无可能……|”

有力而等不及的敲门声在门上响起。

我耽心地说:“这一定是宓警官,你最好去放他进来。”

顾梅东把门打开。善楼看我一眼说:“好呀,好呀,小不点。脚踏风火轮赶来给你客户报信,是吗?”

“我已经向他报过信了。”我说。

善楼对顾梅东说:“你有一支史密斯华生三八口径转轮,一又八分之七寸枪管长,枪号一三三三四七。现在在哪里?”

“你回答呀。”我告诉顾梅东:“他现在是怀疑你犯了一件特定的罪案,在问你一个特定的问题。他没有警告你,你应有的宪法权利。那就是不论你说什么,他都可利用来对你不利……|”

宓警官用轻到听不见的声音咕噜着三字经,伸手自口袋中掏摸出米兰达卡片。

米兰达卡片是著名的米兰达案,自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后,每一个美国警官必须带在身边的东西。米兰达卡上印好对人权的种种保护警告。当警方要逮捕一个人,或是当警方对一个人的普通问题问完,要另外进入一个特定罪案的特定问题前,必须拿出来,向对方读一篇,以保护每个美国公民的人权。

善楼开始公事化变得一本正经。

他用单调的声音说:“我们现在怀疑你有谋杀一个舒爱迪的可能性。所以警告你不论你说什么,将来都可能利用来对你不利。相反的,我们建议你可以什么话都不说。也建议你可以自己选一个律师,让律师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来代理你。假如你请不起律师,我们州政府会指定一个律师来代理你。”

善楼把卡片放回口袋。“好了,”他说:“你最后一次什么时候见到这支枪。”

我对顾梅东说:“你有权在全案过程中请个律师代表你。你有律师吗?”

“这里没有。”顾梅东说。

“你少夹在里面搅乱。”善楼对我说。

“你的意思是他没有资格找个律师?”我问。

“我已经告诉过他,”善楼说:“他有资格找个律师。”

我捉住顾梅东正在看我的机会,把食指竖直起来,放在紧闭的嘴唇前面。

顾梅东说:“我不想说什么话

,我要请个律师。”

“你可以请个律师。”善楼说。

顾梅东吞了口口水,考虑了一下,突然转头向我。“赖,”他说:“我要一个律师。”

“你不是本来有……|”

“本来有的,对这种情况不见得能处理。”他说:“我要一个当地的,要一个全国最好的……最好的刑事律师。”

顾梅东伸手向裤袋拿出他的皮夹。开始数出全新的五十元钞票。但又改变初衷,看看皮夹的另一面,拿出五张一百元的钞票交给我。“三百元是给你的,”他说:“两百元是请律师的定金。把他弄到牢里来看我。我自己来给他定律师费。

“同时,你继续这件案子的调查工作。照我们约定的钱,我会照付的。”

“开支会相当大。”我说。

“该付的不要省。”

“什么时机停止呢?”我问:“总有个限制。”

“没有限制。一直花下去。”顾梅东提高声调说。

善楼说:“顾先生,我也不想这样对待你。但如你肯和我们合作,可能不需要把你带走。事实上我们目前只要知道枪的来龙去脉和你昨晚的动向。”

顾梅东看看我,我摇摇头。

“小不点!你不是他的律师。”善楼气愤地说:“用不到你来给他建议。”

“我是他请的私家侦探。”我说。

“那你最好自己手脚干净点,否则我把你们两个关在一个监牢中,让你们聊个够。”

“装上窃听器?”我说。

“你总算猜对了一件事,”善楼生气地说:“窃听器是一定要装的。你认为我们是干什么吃的?”

“这一点,我早就见到过。”

善楼转向顾梅东,他说:“我目前决定不用手铐来铐你。但是不要误解,你是已经被我逮捕了。不要有什么特别的行动。我们走。”

他们走向门口,我们大家出去。梅东把门锁上,我送他们到大厅上。善楼带顾梅东到门口有位警察驾车在等的一辆警车里,他们开走。我走向大厅的公用电话,打电话给白莎。

“我还在加利西哥。”我说:“我还住在枫叶汽车旅馆七号房子。我可能还要在这里很久。我们客户才给我一点钱,叫我继续下去……|”

“客户给你钱!”白莎叫道:“他在哪里?怎么可能?”

“他也在这里。”

“他要耽多久呢?”

“可能要些时候了。”我说:“宓善楼和这里的警方刚以谋杀罪将他逮捕了。”

“他奶奶的!”白莎说。

“这里我负责就是了。”我趁白莎还在咕噜不清的时候,把电话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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