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我康复得很快,他们在我的伤口上涂上一种腥臭的膏药,似乎非常见效。

后来我又得知,那些经历了列车脱轨和纳粹屠杀而幸存下来的少数人里,也包括小伊洛,这个好消息也促进了我的康复。而果尔达却不在我们这批幸存者里,我只能猜测她或者是死于纳粹的枪口下,或者是在途中就已经罹难了。

哈伊姆,还有我的母亲,他们是生是死,我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否在同一列火车上,尽管目的地是相同的。当然,对于双亲可能遭到的命运,小伊洛还蒙在鼓里。而现在照看她和尼古拉就成了我的责任。

如果当时的我明白这责任意味着什么,很可能便会退缩的。但在我康复期间,尼古拉和伊洛已经重拾了他们结下的友谊,现在谁也无法拆散两个孩子了。而且有了彼此作伴,他们就不会一直惦记着父母的下落,我心虚地保证他们很快就会和父母重逢,这样似乎就令他们他们满意了。

于是,当我们的救助者宣布离开时,我不可避免地发现自己成为了尼古拉和伊洛的唯一监护人。其中主要的缘故,就是在所有幸存者当中,只有我们三个的国藉是罗马尼亚。余下的则是保加利亚人、匈牙利马扎尔人和其它斯拉夫民族的人,他们全都是犹太血统。除了这些寥寥无几的幸存者,那列火车上无数的乘客不是死在途中,就是在列车翻倒后,被纳粹屠杀了。

在我休养康复期间,算是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那些救助者在有限的条件下对我们照顾有加。

我的伤势和一些人比起来还算轻的,但也有另外一些幸存者,比如尼古拉和伊洛,因为翻车时被埋在了其他人的身体下面,因而躲过了纳粹的毒手,竟奇迹般毫发无损地生还了。尽管如此,我知道还有几百人……也许是几千人都在途中或者枪口下丧生了,这件事实叫人心头压抑。我还听说,从残骸中救出所有幸存者后,抵抗军士兵们决定将无数的死难者一同火化。他们从先前劫获的纳粹运输车上搬来燃料,将列车和尸堆一起点燃,化作了烈火熊熊的地狱。

这些信息,是在之后不多的几次谈话中,凯罗告诉我的。当我能够开口说话时,便打听出了克拉科夫的大致方位。

我开始为尼古拉和自己计划去寻找妈妈的下落。但还有伊洛,现在我知道,我们必须带上她了。凯罗试图说服我回到罗马尼亚才是最好的选择,但我不肯接受这个建议,最后他只好妥协了,又将自己所知不多的信息尽数告诉了我。

对于前途我并不乐观。我要带着两个幼小的孩子前往远在几百公里之外的克拉科夫,比现在更加深入波兰境内。而我的肩膀受了伤,抱不动他们,两个孩子只能自己走路。

我们没钱买吃的,也没钱住宿,仅剩下身上的衣服,虽然清洗干净了,但一路上已经磨得破旧不堪。加上我们听不懂也说不来这里的话,连求助问路都困难。

但除了凯罗,其他人都没有异议,事实上,他们自己也不想承担三个孩子的负担。

于是,我们的救助者和我们道别,留下他们的祝福,然后消失在了森林之中,继续履行他们对抗纳粹的使命。而我则带上尼古拉和伊洛,战战兢兢地开始了漫长的旅途,向着北方,去寻找我们挚爱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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