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从二楼落下。

多数人都会对我的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他们或许会指责我用辞冷僻,误以为那是我故意要标新立异的比喻手法;要不就带着同情的目光教导我:“季节可不是那种会突然凭空而降的玩意儿。”

春,是我弟弟的名字。而从我上方落下的“春”指的正是我弟弟,而非那落英缤纷、樱花花瓣飘荡在河面的美好季节。他比我小两岁,生日恰巧是巴勃罗·毕加索因急性肺水肿身亡的忌日——1973年4月8日。

弟弟出生的时候,我很兴奋。虽然我脑海中的记忆很模糊,但想必是如此吧。至少,我并不曾留意到当时缠绕在父母心头的烦恼,也不可能理解周遭人们为什么会冷眼以对。

而我那弟弟从二楼落下则是在他出生的十七年后,也就是他高中的时候。

当时,已经在大学就读的我正懒散地呆在家中,电话却突然响起,应该是在傍晚六点左右。

“大哥,我有事求你。”

弟弟以前从来没有求过我。

“我要你带样东西来。”

“带什么?”

“乔丹球棒。”

一时间我感到茫然而不知所以,细细地追溯了脑海中的回忆后才恍然大悟:“啊,乔丹球棒啊。”

曾经有一个叫迈克尔·乔丹的美国职业篮球运动员。不,或许他至今都还在。

从80年代后到90年代前期,乔丹是真正的、名副其实的神——得分王、MVP、NBA总冠军、随心所欲、自由自在,在球场上,他几乎无所不能。

在神还是菜鸟的时候,父亲曾经跟他的同事们一起去美国旅行。当时的父亲,身体还没有被癌细胞所侵蚀;母亲也尚在人世。

从美国回来的时候,父亲取出了那让他很是自豪的纪念品,却是一根写有迈克尔·乔丹签名的木制双色球棒。我们兄弟俩对棒球并谈不上有什么狂热的爱好,并不能理解为什么给我们的纪念品会是一根球棒。而至于为什么会请人在打棒球的球棒上签名、签名的又为什么会是迈克尔·乔丹,则愈发成为了无解的谜团。但想必是不会有什么理由的吧。

要说起来,这签名是真是假无从分辨,但我跟春却都很有教养地作出了欣喜的模样——虽不至于你争我抢,我们还是拿着球棒走到室外,饶有兴致地轮流挥舞着球棒。扭腰、挥臂,手中的球棒振出响彻宇宙的声音,一次又一次沉浸在那声响中,我们精疲力尽。其实,那真的是令人心情愉快的运动,永不生厌。

几年后,当传出有关迈克尔·乔丹退役后开始打棒球的新闻时,我很震惊。一方面我很难想象“神”挑战新领域并努力练习的身姿;更重要的是,父亲带回来的那根有着乔丹签名的球棒,不得不让我佩服其先见之明。

“是啊,就是那根乔丹球棒。”春的口吻似乎很轻巧,声音却是紧绷的,“大哥,你现在立刻把它带来,开车来。我现在在学校,校门后面那个面包店你知道的吧。拜托,我只能靠大哥你了。”

“我立刻就来。”

从后院的仓库里翻出乔丹球棒后,我对母亲随口敷衍了几句,便开着父亲的车出发了。

在路边停下车,我拿着球棒走进校门,春正站在面包店前:“太感谢了。”他微笑着,“那么我们走吧。”

“哎?”我发出无可奈何的声音,“去哪儿?”

“去教训下他们。”

弟弟无视我的追问,抬腿就走。我慌忙追了上去。春目视前方,笔直前进,只有对自己的目的地、该完成的使命有着深刻把握的人才会有那样的步伐,那是如春天一般的勇气——寒冬之后便该是自己登场。

进入高中校园内,他简单地说了句:“去体育仓库。”便握紧球棒加快了步伐,然后他向我简单说明了下大致情况:在他们班级里,有一个女学生,由于父亲是县会议员便轻视所有的同学,据说长得还不赖。不少男生对那个女生愤慨以及不爽,并且无法平息心中不满,此刻他们正聚集在一起,谋划着要干一番。

“谋划什么?”

“袭击那个女生呗。”

“怎么袭击?”

“自然是强奸咯。”

我先是一阵吃惊,怒火随之油然而生,似乎脑管中的血液都已沸腾,咕嘟咕嘟地冒着泡。“你说的是真的?”

“他们说要上了她。”春很反感用“上”这么一个抽象的动词来暗示性方面的事情。

“这跟乔丹球棒有什么关系吗?”

“用来惩治。”

体育仓库,就是在校舍西侧背面的一栋破旧小屋。被春带领着走近,我发现窗户的木框已然腐朽、墙上的白铁皮也早己开裂。或许是我的错觉,我感到一股石灰的味道扑鼻而来,石灰粉从建材之间的缝隙中弥漫开,整个仓库似乎都是灰蒙蒙的。在小屋的外侧有楼梯通往二楼的门。从那里似乎也能进出。所谓体育仓库的二楼,其实也就是沿着墙壁以栏杆围起的、一条不知道是否能称之为走廊的小道而已。

一走近,屋内女学生含糊不清地悲鸣声便传到我们耳中,此外还有几个男学生的声音。他们的声音因兴奋而显得尖锐,是如此活灵活现栩栩如生,我的胃不由感到刺痛,我的脑中一片灼热。

春冲了上去,我一愣。若是窥觎猎物的猛兽,理当更为慎重。他登上体育仓库旁边的楼梯,一口气上到二楼。

我没有就这么跟着他上楼梯,因为我觉得反正也追不上。不,其实是我害怕了。我靠近窗户上的玻璃,努力地想要一探仓库中的动静。

春从二楼落下。

我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幕。我的弟弟从二楼的门进入后,就立刻跨过栏杆,双手举着乔丹球棒,丝毫不见犹豫地纵身跃下。落地的时候,他的双膝微弯,仿佛落在高级绒毯上那般轻柔地着地。

一直起上半身,浑身就如上了发条,挥舞起球棒。

他依次用球棒殴打三个男人。男人们顺势倒在地上,不知是否出于巧合,他们倒下的顺序从高到矮,井井有条。场内扬起一片烟雾,不知是尘埃还是石灰。然后,对于想要起身的男人,春毫不留情地又是一棍敲了上去。球棒砸到男人的后脑勺上,轻轻地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我注意到胸口一阵骚动,心跳加速,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

不到一分钟,就只剩春一个人站着了。我因被恐怖和兴奋冲昏了头,怎么都移动不了自己的脚步。过了好久,我才踏进仓库里,口中说道:“好厉害啊。”

三个男人歪扭着身体,在地上痛苦得满地打滚,其中一个男人已经把裤子脱到了膝盖,尤为不堪入目。

春很泰然。他连大气都没喘一下,只是右手拿着乔丹球棒站在那里。

“春君,谢谢你。”刚才倒在一边的女学生走近春。就在几分钟前她还被一群男人袭击,此刻却不见半丝怯弱与动摇。她连被翻起的裙子都不及抚平,一脸含情脉脉地握住春的手说,“是你救了我。”

春的反应很迅速。忽地一声,他拿乔丹球棒转了个向,将握柄一端对准她,如同手握长枪一样,毫不客气地用力刺向她的腹部。

女学生捧着胸口倒在地上,像是不能呼吸,只是在口里闷闷地发出“哦”的声音。等呼吸顺畅以后,她立刻开始破口大骂。

弟弟的表情没有改变,只是冷冷地甩出这么一句话:“我不是特地来救你的。”

当我们走出体育仓库后,我不由对春说:“你还真冷酷。”

“是那女人讨人嫌。”

“我能理解。”我同意他的说法。

“如果不是他们采取的手法太没格调,我才不会阻止他们。”

“那什么才是有格调的手法?”

“比如用球棒揍人啊,这种手法多得去了吧。”

“这算是格调吗?”我不由发怔,突然觉得心情不像刚才那般痛快,反而开始担心并同情起他。

对春来说,有格调与没格调的区别,大概只关乎是不是与性行为有关吧。

其实在那之后,我一直都会担心春会不会遭到报复。那几个被春用球棒揍趴的男学生的伤势虽然不至于住院,但毕竟还是在医院里出入了好几回;何况,血债血还也比较符合这班不良少年的原则。

就算是夜里入眠时分,我也常会因为担心弟弟会不会被叫出去施以私刑而惊醒;我记得,我还因此得了慢性睡眠不足。

不过,至少就我所知,春并没有遭到报复。我不是很清楚理由,或许是应该庆幸他当时除了用棒球棍殴打了男人们以外,同样也揍了那个女学生吧。对人公平这事可不容小觑。

就算这样,我依旧很难相信,那竟然已是十年前的事了。

春对性这档事有着近乎怨念的反感是有理由的。很容易理解的理由。

我和春,只有一半的血脉相同。我们虽然有着共同的母亲,父亲却不是同一人。

在我一岁左右的时候——应该是快到夏天的时候吧,母亲被一个突然将其强行推搡进屋的男人所袭击,而春,就是在那时怀上的。我没有当时的记忆。或许曾有过,但也已不复存在。不知为何,在我的脑里只留下如同覆盖在热汤上那层厚厚的油,令人感觉闷热厌烦的蝉叫声,那个季节本不该有蝉的——果然是我的记忆混乱了吗?

事发十天后,犯人被捉捕归案。是一个未成年的惯犯。在那样的年纪,却已是个老道的强奸犯。他瞄准家有小孩的年轻母亲,在其开门的瞬间强行闯入。然后借口威胁孩子的生命安全以达到侵犯女性的目的。手法老套却有效。据说他有时候还会把小学生当成目标,虽跟“强奸魔”还有点差距,但情节却也是相当恶劣。

那个犯人自然受到了惩罚——被送往少年收容所。他袭击了三十人以上的女性,其中被他强暴的受害者甚至包括了十岁的少女以及近四十岁的孕妇。他所犯下的罪孽被放在了天平的右端,而左端则呈上了“数年的收容所生活”。这不公显而易见,但当在天平左端再压上一块沉重的、写有“未成年”的砝码后,天平的指针却巧妙地指向了零刻度线。当时的事情似乎就是这样。

按照当时的机制,少年犯罪者的情报是不会告知受害者家属的,连名字都不知晓。

在我满二十岁时,曾经阅读过当时的报纸报道。为什么会做那样的事呢?当看到报纸上刊载着的案发地点的现场地图时,我相当错愕。强奸案发生的所有地点全都绘有旗帜的标记,就如同在记录游戏中的完成进度一样。那多达三十多处的犯罪现场标记,似乎正在为犯人的丰功伟业摇旗呐喊。看着那没心没肺的记事报道,我不由怀疑,莫非我们真正的敌人除了犯人以外还有其他人?

但是,如果性不存在,那么春也不会诞生到这个世界。

抱着球棒从体育仓库里走出来的时候,春并不是神清气爽。虽然他笑着对我说“如果大哥你不在我就麻烦了”,但他的眼神却飘在远处,仿佛正在极力地压抑住胃中那翻滚的呕吐感。

春所崇拜的甘地曾经这么说过——

“禁欲当先限食、断食。”

而那时,春不是以食物,而是用球棒阻止了欲望。当他抱着乔丹球棒纵身跃下的时候,脑海中大概也只有“消灭性欲这一人间至恶”的念头吧。

有时候,我会做梦。梦中的春手持乔丹球棒穿越了时光,来到了事发时的床前,对准正趴在母亲身上的男子后脑勺正要奋力一击。

而每一次在梦中,我都会采取相同的行动。“等一下!”我提高嗓音,企图阻止球棒的方向,“这么做你自己就不会诞生了啊!”梦中的我声嘶力竭。从另一面来说,那也是充满羞愧的声音。

回头望向身后,连衣裙被撩起的母亲正被侵犯。我交错着望向春与母亲,因矛盾而猛力摇头;捂着耳朵拼命叫唤;对着那并不存在的不知何人大声咒骂。然后我睁开眼醒来,走到洗手间,啐出粘浊的唾液。

没想到我们公司竟然真的着火了。当然,一座已经建成5年的20层建筑是不可能因为垃圾袋被点燃而轻易付之一炬,火势也在扩大之前便被扑灭,但我却仍旧感到一阵不安——有人蓄意对我们公司纵火,这是不争的事实。可能他认为我们这公司“烧了也无所谓”;也可能,他是衷心希望我们公司葬于火海。

在大楼的东侧出入口设置了专为公司职员提供的自行车停放场,而纵火现场正是在那停车场的深处。那里堆放着装有可燃垃圾的垃圾袋。我们公司由于平时会处理大量的个人情报,各类书面文件常常如山高。我们通常会将废弃的文件扔进碎纸机,然后堆在大楼内侧的墙边等相关人员去回收。而被烧毁的正是这些废弃文件。

起火范围约三张榻榻米大小。到处都拉起了黄色的绳子,一些不知道是警察还是什么的制服男子守在场外,提醒着众人此处禁止出入

“哟!”突然有人对我打招呼,我回头一看,却见跟我同期进入公司的高木站在我身后,“放火啊,放火。”

“你为什么看上去很高兴?”

“最近这话题不是很热吗?仙台市内的连续纵火。大概就是那个吧。这也算是其中一件吧。我看了新闻就兴冲冲地打算一早就来公司看看烤得如何了。”

烤得如何了……这听上去像是该在日光浴沙龙或者烤肉店说的话。

“所以你今天才没有迟到?”虽然我跟高木不在一个部门,但是他老迟到的名号却是相当响亮。

“是啊,我很厉害吧?”

“没觉得厉害。”

我又一次将目光投向那片烧焦的墙。实际上,比起公司失火来说,还有一件事更令我吃惊。昨天晚上,我公寓的留言电话里,赫然有春的留言:“哥哥的公司可能会被人放火,小心为妙。”

“竟然被他说中了……”

“怎么了?”高木听到后问我。

“没什么。”我敷衍地回答,“虽然没什么关系,不过,这墙壁感觉很像被烤过的土司面包呢。”

“听说是先泼汽油再点火。好在警卫立刻就察觉到才及时控制了火势。动机应该是精神压力大吧。”他说得很肯定,“自古以来,纵火的原因大都出于怨恨或者精神压力。搞不好是遗传因子作祟哦,纵火犯的遗传因子。一定是这样……或许吧。”

“遗传因子啊……”

我们公司是专门处理“基因情报”的企业。这幢二十层高的建筑顶楼的天台附近,绘有一个英文字母“G”的记号,正是“基因”——“GENE”的第一个字母。

“纵火犯的基因可不会遗传。”

“开个玩笑嘛。”高木耸耸肩,“别摆出那么可怕的表情啦。”

“我不喜欢把什么好事坏事都归因于基因的想法。”我很坦白地回答后,指着墙壁说,“我们大概也是被什么人怨恨吧。”

“如果是连续纵火事件的话,应该也不是特定怨恨谁了吧?反正也就是随便放几把火。啊,说起来,你有听说过吗?药房失窃了呢。”

“哎?”我假装很有兴趣。一星期左右前,公司内部的配药房遭窃,被偷的是催眠药——正式说法应该是镇静催眠药吧,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三唑仑呀、氟硝西泮呀,量很大呢。”

“也谈不上是大量吧……”我心里反驳道。

“那说不定是什么预告呢——盗窃之后是纵火,接下去就会发生更恶劣的犯罪了——就是类似这样的预告吧?”

“安眠药肯定是那些因为失眠而苦恼的同事偷走的啦。”

“我可是只要呆在公司里就睡得着哦。”

“别人是别人!又不是人人都能拥有你这么良好的体质。”

“说得也是。”

“我是在讽刺你啊,讽刺!”

“啊,我的耳朵可是能自动过滤掉各类嘲讽挖苦的哦。”

“被过滤掉了……”

“去喝一杯吧,好久没去了呢。你请。”

“没见过像你这么大言不惭要人请客的家伙。”

他嘟起嘴:“之前我不是给你介绍过一个侦探嘛。”

“……是有这么回事。”

我的公司跟征信社还有侦探事务所有着密切的关系。基因检查或者亲子鉴定当然并不奇怪,但前来委托我们公司的人则无法保证个个可靠,我们多少会碰到那么几个客户,从他们提供的文件、甚至每一次的呼吸都能让人感到危险的企图。

因此,我们无法避免对委托客户进行调查。我们会请好几个征信社来调查客户是否可信,这虽不是明文规定,却也是家常便饭。

高木所在的部门正是负责和征信社签约以及交涉的,大约在两个月前,我请高木介绍一个干这行的人,而他则通过他那广泛的人脉,介绍给我一个优秀且价格优惠的侦探。

“我可没有问你收介绍费哦。就算是我自说自话你也会答应我的吧?”

“请你啦。”他介绍给我的侦探不但优秀,而且讨人喜欢,所以我还是很感谢他的。

我扭头又看了眼身后。墙上的焦黑色真的很像烤过的土司面包。

春在那天傍晚打电话到我公司。“你没事吧?”他的语气淡淡的。这是他第一次直接打电话到我工作的地方,我除了小小地吃惊,也不由唏嘘地回忆起十年前那乔丹球棒事件。

“为什么你会事先知道我们公司会起火的事情?”

“我也没说一定会起火啊。”

“你是觉得有这个可能吗?”

“明天能见个面吗?正好星期六,一起去看爸爸吧?”

我问他是不是有关纵火的事情到时也可以再解释清楚,他却自顾自地说了碰头地点便挂了电话。

“泉水先生,刚才是你弟弟打来的吗?”

坐在我旁边座位、从事事务工作的女子对我微笑。她约莫二十出头,虽然在传达电话留言的时候经常会弄错对方的姓名,却从不会因此挨批评——但我却会被骂。有一次,我曾询问过上司为什么会被这么区别对待,上司理所当然地回答我说:“因为她很可爱不是吗?”而我却也以一句“既然这样那也没办法了”接受了这个理由。

这不,她现在正趁着上班时间翻看海外旅行的宣传册,也同样不会有人去责备她。

我望向办公室的墙上,那里悬挂着一副写有可称为标语或警句字样的竖幅,上面大刺刺地印着如下字句:“工作须分清轻重缓急,依序进行。”

“你跟弟弟的关系好吗?”

“嗯,关系很好。”我立刻回答。

“好羡慕啊……像我就是独生女。你弟弟是什么样的?”

“很帅,而且运动能力超群。”从二楼掉下来都没事。“而且不乏幽默感。”

“那不是很厉害吗!”为什么她两眼放光?是觉得我在开玩笑吗?

“而且很会画画,在艺术方面很有天赋。”

“这样的男人一定很吃香吧。”

“很吃香。”我对于“吃香”这个词语是否算是正式的日语持怀疑态度,但依旧点头表示同意,“不过,他可能对女人没什么兴趣。”

“难道他是……”是想问是不是同性恋吧。

“比较复杂。”

“人生就是要复杂才好。”她若有所思。或许她想到了自己碌碌无为、每日忙于事务工作的人生吧?

我不由联想起芥川龙之介写的《轨道列车》。那本小说的最后,写有感叹人生无聊的句子。高中老师对我们说:“芥川想写的,简而言之就是这最后一段吧。”而我们则怒从中来:“什么嘛!那么我们只读这最后一段不就好了!”

“我的名字是泉水,而弟弟的名字则是春。”

“写成英语都是spring呢。”看上去很可爱的她头脑也很灵活。

“答对了。”

我从未正面问过父亲与母亲究竟是怀着什么样的打算来为我们取名的,但可以推测的是,他们大概是想让我和弟弟之间有着某种连续性吧。毕竟所谓命名,其实跟许愿也差不太多。在我们还小的时候,母亲逢事必言:“因为你们是兄弟。”而每次我都会很恼火:“这种没必要说的事情不要特地挂在嘴上!”

“说起来,”她忽然换了话题,“昨天的火灾果真是纵火吗?”

“实际上我没看新闻,早上到了公司才发现的。”

“我奶奶说,电视会让人看傻的。”

“我也这么想。”

“社长好像对被人放火的事情很高兴。今天早上去开全体会议的课长说的。好像是说我们大楼上了电视,起到了宣传的效果。”

“看电视的明明都是傻子。”

“我觉得犯人一定很年轻,比如是个高中生。”她毫无根据地下着结论,“因为最近的未成年人都有暴力倾向嘛。”她鼓着脸,“大概因为无聊才放火的。”

我想到了那个侵犯母亲的未成年犯。自然,如今他早已不是未成年人,应该还泰然自若地成长为一个四十四岁的中年人。在那些专家眼里,似乎看不到少年犯罪增加的事实以及恶化的事实。有人还说:“所以,没必要修正少年法。”其实这种事情对我来说根本无所谓。犯罪数量的增加与统计结果无法改变母亲曾被人像玩耍般侵犯的事实,也同样丝毫无法变更那犯人如今逍遥自在的生活。

这不过是社会上的又一起强奸案而已——有些人会这么说。就算没有说出口,也有多得超乎想象的人抱着这种想法。

实际上,在我的亲戚当中,也有人曾这么说过:“少年犯罪中性犯罪是比较常见的,反正也没死人不是吗。”说这话的人是我叔叔,“命还在就好。”他这话说得似乎比我们当事人要更精通有关少年犯罪的事。在我看来,身为高中教师的叔叔是那种坚信世间一切都能以书本中的条理、法则之类的东西来解释清楚的人。

“但是,”我却是这么想的,“不管是多么普遍的犯罪,都会如地震一般改变只此一次的人生;不管是多老套的案件,都足够给人带来不幸。”顺带一提的是,从那以后,我就当没了那个叔叔。

“你想去国外旅行吗?”我指着她手上的小册子不怎么感兴趣地问道。

“是啊,”她说,将小册子的封面对着我,“想去摩洛哥。”

我刚刚还在想芥川龙之介的《轨道列车》,此刻却轮到我小小地惊讶了。

“还真像呢。”

“像什么?”

夜幕降临,我前往和高木约好的居酒屋。他应该早已结婚生子,却带着个素未谋面的女子出现在我面前。

“她是谁?”

“刚才在这里认识的。”他回答,然后望着女子道,“是吧?”女子也侧着头回答:“是啊。”那女子穿着几乎可以看到内裤的超短裙,领口也开得低低的,让人不知该把眼光放哪里。我又困又窘,不由得小人之心地怀疑刚才点的炸鸡块一直没端上来也得归咎于这个女子。

“你别一看见女人就想着搭讪嘛。”

“我知道,别这么死板啦。”高木举着筷子伸向生鱼片,“我呀,不过是在找最合适的二十三条。”

这番说辞是他所喜欢的调调,我已经听得烦了。

“什么二十三条?”女子把脸凑近,身上浓烈的香水味混合着高木的吞云吐雾,几乎可以喷出火来。

“我们的工作是跟遗传因子有关的。”高木一说起这个话题,鼻翼便鼓了起来,他真的很喜欢介绍自己的公司。

“遗传因子?”

“就是人类基因组啦。”高木的声音抬高了,“你有听过DNA吧?在细胞核里,有一种名叫DNA的双螺旋分子聚合物。”他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作出螺旋状转动,“就像这样两条细长的带子。而染色体就是由DNA和蛋白质构成的。”然后他突然露出苦恼的表情看着我,“我突然在想,这螺旋的间距是不是固定的?”

“间距?”

“DNA不是呈螺旋状旋转吗,那么每个旋转之间的间距是不是固定的呢?大概有多长呢?进公司培训的时候好像有教过吧?”

“这就是遗传因子?”

“确切地来说并不是。遗传因子是DNA中的一部分。”我教条似的补充道。

“一部分是什么意思?”

“管它是什么。”高木挠了挠头,“简单地说,对了,就把DNA当成是一本厚厚的电话簿吧——是两本一套的那种,因为是双螺旋嘛。”

“就像黄页本和人名本是吧?”这女的说话还挺风趣。

“对的对的。然后你看,电话簿一般就是罗列地址以及电话号码吧?很无聊吧?所以,电话簿当中每隔几页就夹杂着些有趣的文字。这些有趣的部分就像是遗传因子。而DNA当中,有着特殊意义的部分就是遗传因子。”

“听不懂啊。”

“不懂这个也没关系。重要的是,人类的细胞里有46组DNA,也就是46条染色体。”

“你刚才不是说23条吗?”

“你很敏锐嘛。”高木愉快地笑了,“听好,人是由男人和女人生出来的。”不知为何他笑得眼都眯起来,连嘴唇都笑歪了。才继续道,“所以呢,男人的遗传因子和女人的遗传因子各取一半,分别组合后,才形成了46条染色体。”

“所以才是23?”

“对的对的。我和你来做人吧!”

“那就做吧。”女子妩媚地扭动着蹭过身来。她故意将双臂夹紧胸部,突出高耸的乳房。

高木那得意忘形的脸实在让我看不下去。

“我正在寻找能够和我的染色体完美组合的23条基因。那——

”他像是演戏似的顿了顿,然后揭开谜底,“那或许就是你哦。”

高木自我感觉良好到令人由衷佩服,如果这时有人问我:“你尊敬的人物是谁?”,我想我大概会说出他的名字。

这时,女子像突然想到什么似的盯着我,问道:“那么,你们是什么公司?刚刚说是跟遗传因子有关的工作?”

“万能基因公司。”我随口回答。实际上,我们公司的业务范围并没有太明确的规定。只是个讨厌研究的学者,因为碰巧是资产家所以就开了间公司。社长的名字叫“仁”。

小说和电影里经常出现“GENE-RICH”这个单词,指的就是将人类的遗传因子组合成优秀的基因。“GENE”就是指遗传因子,而“RICH”则是“丰富”的意思。社长在向别人介绍自己名字的时候,会叫自己为“仁RICH”,然后暗自窃喜。他的意思自然是在称自己是“富翁仁”。对于有着这种冷幽默、还自赞自己有钱的性格,实在很难让人夸他好,但我却不讨厌社长。

高木仍在得意地继续着话题:“比方说,可以利用DNA来进行亲子鉴定吧?就是用来鉴定这个小孩是不是我亲生的,或者这人是不是真是我父亲,这一类的调查。”

说到亲子鉴定让我的心跳漏了一拍,但我丝毫不动声色。

“还可以通过DNA来调查有关遗传性疾病。”

“好厉害啊,那么,可以在小孩生下之前就查出是否有罹患疾病的可能咯?”

“差不多吧。”

他装模作样地搪塞了过去,实际上那是夸张的说法。没错,何种遗传因子跟何种疾病的关联正逐渐被判明:即使在烟雾缭绕的居酒屋里饮酒的当下,造成遗传性疾病的基因也正陆续在地球上的研究室里被发现。

但是,现在的技术还不可能对孕妇体内的胎儿异常进行彻底检查,更别说是进行修复,这就是现实。或许有一天,我父亲体内的癌症可以通过服药而治愈,但现在却是不可能的——这就是现实。

“提供一切与未来相关的检查。”这是社长总是挂在嘴上的口号。他还模仿以前流行的电影宣传语,在公司的广告上写下如此字样煽动顾客——未来由你选!

总之,我们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多数都和未来有关。如DNA检查、产前检查、不孕治疗还有精子银行、DNA银行等等。

“所以,我可不是一般的花花公子哦。”

“听上去好有使命感。”我咕嘟咕嘟地喝了口早已消泡的啤酒。

“寻找那23条就是使命呀。”女子嗤笑着站起身,膝上的迷你裙让我极其不爽。真受不了,我不悦地皱起眉。

“咦,你想去洗手间吗?”高木问那女子。

“我改变主意了。我打算回家。”

“啥?”

“差不多男朋友也快到家了。”她振振有词。

高木登时呆若木鸡,怔怔地目送女子走出店门。她连挽留的机会都不给,干净漂亮地离场。不过,途中女子曾经折返回来。

我本以为她有东西遗忘,未料她却飞快地说:“对了对了,就是刚才说的,双螺旋是每34埃一次螺旋重复。埃就是埃格斯特朗,具体长度是百亿分之一米,这你应该知道吧?不过这个单位是以瑞典物理学家的名字命名的,这你知道吗?”

“啊?”

“刚才看你似乎不是很懂,所以仅供参考啦。”她调皮地眨了下眼,随即又回复到之前艳丽的眼神,露出足以勾起男性欲望的性感笑容。然后,她挥着手,扭着臀,消失了踪影。

之后,我们大眼瞪小眼,两个人对饮到停业时间。“只能喝酒了啊。”高木苦着一张脸。“是啊。”我回答。

周六和弟弟碰面。虽然一早就晴朗无云,我却站在与天气毫无关系的地下道里望着春,这条地下过道的墙上布满了散发着稀释剂气味的涂鸦。

“大哥,好久不见。”他手拿拖把靠在墙上。

“差不多有半年没见了吧。”

“错了,之前不是见过一次嘛。就是给你做遗传因子检查那玩意儿的时候。”

“哦对。”简单的遗传因子检查,只需要用棉签一类的东西擦拭口腔获得细胞就行。在我的劝说下,春接受了这个检查。说服他的理由很简单,我向他解释了这个检查能够查出阿尔茨海默病、过敏之类疾病的病原,以及能了解他是否容易得癌症。

“那个检查结果什么时候能知道?”

“再多等等。”我暧昧地回答。

这是一条专供行走的隧道,横跨头顶上仙台站的在来线铁轨,以连接东西两侧的道路。

春正在清理一整面墙上的喷漆涂鸦:“小孩子啊,就是不管你再怎么擦,都会重新画上去。”

“这样你就不会失业了,多好。”

“我经常会想到某个战地摄影家曾经这么说,‘我热切期待着失业那天的来临’。”他拿起拖把,浸入桶里的液体。

液体挥发出的气味在不经意间飘到脸前,我的眼鼻顿时感到一阵刺激。眼前如被光直射般晃眼,我忙用袖子掩住半边脸。

他在清除的,就是被称为街头涂鸦的东西。在电视新闻里经常可以听到。简单来说,就是用喷漆在公共的墙壁或者看板上胡乱作画。

本市似乎已经有多处墙壁深受其害,几乎可以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街头店铺的墙壁以及卷帘门上、高层建筑的看板、人行天桥的外侧、红绿灯旁的岗亭,到处都充斥着年轻人随性的涂鸦。

“似乎有好几个帮派呢。”春苦着一张脸,“有的写‘XX到此一游’、有的写‘这是XX的地盘’等等,都是些标榜自己的无聊玩意。”

“跟公猫撒尿占地差不多嘛。”

“猫撒尿占地盘不是又叫‘喷尿行为’吗。”

那些年轻人似乎都是背着塞满喷漆罐的背包聚集在深夜,开着车引擎,匆匆忙忙地喷绘着涂鸦,然后立刻离开。

“捉不到他们吗?”

“实际行动起来会很困难。他们一般都是突然出现,做完后立刻就走;而且那些年轻人都互相包庇。没有证据也就没有理由逮捕他们。有些人出于无奈只能安装了防盗摄像头,但是也不可能会起到多大效果。”

“这还真恶劣。”

“其实涂鸦这玩意自古就存在。像古罗马那个被火山淹没的庞贝城,其实墙上也到处都绘有涂鸦。内容有诽谤中伤的、为选举拉票的……跟现在没什么区别。比如‘佩拉利吾斯,你这个小偷!’,或者‘选萨比奴斯为兴建委员!’。这也太可笑了。会是真的吗?那可是公元前的城市啊。”

清除涂鸦是春的工作。可能因为他是本市最早致力于清理涂鸦的,因此在这一行可说是小有名气。因为一般的清洗剂无法彻底清除,春还自行研发出了颇具效果的清洁液。他曾自吹自擂地说过:“我大概是日本清理涂鸦的第一把手哦。”

拖把轻轻挥动,像是合着节奏擦拭着墙壁,而涂鸦也奇妙地随之消失。我的鼻子大概已被刺激到麻痹,渐渐习惯了这液体的味道,只是觉得鼻头还有点沉重。

我无意间瞥向脚下那一排装有清洗剂还有涂料的容器,不由笑了。那些容器从左往右,由高至矮依次排列。

春在这方面的性格可谓是执拗。一旦自己制定了某种顺序或规则,便会非常忠实地执行下去。

比如父亲书房里的书必须按照作者名的五十音顺摆放,不然他就会因看不惯而花费数日重新整理;又比如他坚持贺年卡的号码必须从小到大放好,这样在找中奖卡片的时候才会比较容易。总之他的牛脾气一旦起来,便再也听不进入劝。

小时候,他号称如果过斑马线时踩到黑白部分的步数不一便会浑身不舒服,总要匆匆忙忙地调整步伐,让牵着他的母亲好不劳累。凡事都要讲究趋吉避凶,并为此不遗余力。

“最近仙台电视台曾经做过一个有关街头涂鸦艺术的特集呢。”

“电视看多了人会变傻的。”

“你看不起电视嘛。”春笑着说,“我是因为跟街头涂鸦艺术有关才特地看的,节目里还找来一些画涂鸦的年轻人作访问。”

“电视台的人把他们抓起来了吗?”

“大概是认为做访谈比逮捕他们更有意思吧。”春耸耸肩,“电视台里的一个男人这么问他们,‘这家店里的人经营起来十分不容易,你认为重新粉刷这墙会浪费多少财力物力呢?’这个道理还不错吧。”

“虽然普通了点,是还不错。”

“然而那个年轻人却这么回答:‘不想店面的墙被乱画就雇几个保镖守着好了。如果真是那么讨厌的话。自己不好好保护才被画到,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这词还真不是这么用的。”

“我听他说得那么过分,忙把音量调大。”

“说明你生气了咯?”

“我讨厌那种强词夺理的小屁孩。非常讨厌。”春挠了挠头,“照他这么说,我几乎想去他家的墙上涂鸦。”

“这招不错。”我轻率地表示赞同,完全忘记了春在说这类话的时候通常都很认真。两个人不约而同地笑出声来。“不过就算是为了占地盘,这画也能算是艺术品吧。”我敲了敲墙上的涂鸦。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这被称为街头涂鸦艺术,那么自然就能称之为“艺术品”。

“才不是什么艺术呢。”春立刻否定了我的说法,“你知道街头涂鸦艺术的规则吗?”

“这都有规则?”

“当然有规则。”春弯起手指,“第一条,绝不能被人发现;第二条,尽快完成;第三条——不得在比自己优秀的作品上作画。”

“‘尽快完成’听上去感觉怪怪的。”

“不愧是大哥。”

“是吧。”

“我也很不赞同这点。‘尽快完成’……这跟‘艺术’不是对着干吗。”春举着拖把,声音铿锵有力,“我认为,像这样草草完成、为了逃跑而求快的作品不是‘艺术’。害怕被警察捉到而妥协的作品哪里是艺术了。要我说,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表现欲而模仿艺术。只不过是为自我标榜找借口。”

“你一说到艺术就很啰嗦呢。”我揶揄道。

春露齿而笑:“我体内的毕噶索之血无法容忍嘛。”

他放下拖把,沿着隧道前进。

春一边依次指着墙上的涂鸦给我看,一边说:“大哥,我无法容忍画出这种臭水平作品还洋洋得意的家伙。我无法相信干这事的竟然跟我一样都是人类。”

“比起涂鸦行为,你似乎对涂鸦作品的水准低下更义愤填膺?”

“没错。”春自若地点了点头,“看见这种臭水平的乱画一通就生气。在我眼里这群家伙简直就是尼安德特人。”他用下巴比了比墙。

“尼安德特人?”

“大哥以前读书时也学过的吧,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我们小时候学校里一般都是教‘克罗马农人是由尼安德塔人进化而来’的,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学校教育我们不要轻易相信物事。”

“尼安德特人和克罗马农人是不同的,比较可信的说法是他们发生了势力交替。虽然不清楚具体缘由,但总之尼安德特人灭亡了。也就是说,现在的人类是克罗马农人、也就是被称为智人的后裔。”

春经常会知道些连我都不懂的事情。

“你知道尼安德特人跟克罗马农人的区别吗?他们都精通狩猎也都会使用工具。唔,不过也有人说克罗马农人还会种田。但是,在几万年前,这两种生物曾经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虽然是两种不同的生物,却是共存的。不过,他们有着一个决定性的区别。”

“是什么?”

春挺起胸膛,对我摊开手心;“克罗马农人热爱艺术,大哥。”

当我升初中的时候,春还在读小学五年级。当时春就读的小学里,有一位老师坚信油画比起水彩画更能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因此即使学生们的衣服会弄脏,他依旧坚持让他们画油画。

有一年,春的作品得到了县里竞赛的大奖。

这时我们一家才第一次注意到春在艺术上的天赋,并为他感到高兴。听到捷报时,母亲不安地说着:“怎么办怎么办。”而我则不由大声叫道:“好厉害啊!”下班回来的父亲用右手比出了一个胜利的姿势。

自然,在那个周末,我们举家前往县厅的展览会场。

春的作品被醒目地摆放在了正中。我至今依旧记得当时的情景。在房间正中的墙壁上挂着我弟弟的画,这让我深深地引以为傲。而标题的一旁还装饰着人造花,宣告着这是夺得大奖的作品。

然后,当我不经意地望向那幅作品时,却被震动地张大了嘴巴,无法动弹。

那是幅风景画。

左侧画着悬崖,那质感以及立体感让人为之颤栗。台风舞起黄沙,悬崖下是被吹倒的大树,沾满淤泥的岩石正滚滚落下。春运用了大量的棕色还有土黄色,使得那座绝壁有着粘土的厚重感,仿佛随时都会坠裂。色彩的凹凸表现出危崖悬然欲崩的感觉,令人身临其境,甚至像是能够听到狂风的呼啸,大地的号叫。

而画的左侧则描绘着一片水田。刚收割的稻子堆积得有如一座小山,虽然画得并不是很精致,却依旧可以清晰地看出金黄稻穗那一棵一棵的轮廓,也同样很好地表现出被雨打湿的茎叶部分,水田上甚至能看到小雨落下的粼粼波纹。

当然,这副画绝对称不上是栩栩如生。构图上有着偏差不说,远近法的运用也几近疯狂。但也正是这似乎被压瘪的临场感,却更好地突出了台风来临时那不安定的气氛。

在那以后,当我有幸目睹岸田刘生的作品《道路、河堤、墙》,也曾涌起相同的感动。那是同样比起照片更具有表现力的作品,让人不由感叹“这不只是单纯的风景画”。

比我晚到的父母也站在画前许久。或许他们一开始还以为春的作品无非是一个小学生的作品,所以见到这幅比起预想要相差太多的画时,他们也只能错愕得不能自己。

我们三个人在画前入了迷,等回过神来周围已经站了很多人。大家都震惊于这幅画的意境,有些主妇甚至惊讶得问出声:“这真是一个小学生画的吗?”

最近,我看过些毕加索在十二、三岁时作的画,那构图精妙得令人为之惊叹,但在我眼里,春的风景画并未输其分毫。事实上,相对于说出“我小时候就能画得跟拉斐尔差不多”这一诳语的毕加索,弟弟的低调反而更胜一筹。

当时会场里的春被一片赞美声所包围,显得十分羞涩。

过了不久,一个自称是评委的女人走过来说:“搞不好你家的孩子真的是天才。”她说这话的时候似乎很认真,并不像是在客套。

父亲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微笑道:“其实我们做父母的才是最吃惊的。”

“那一定是遗传吧。”女评委晃动着如酒桶一般的肥硕身躯。

“没有没有,我们夫妻完全不行,对这方面可以说是没有半点才能。”

实际上,我的父母就连要他们画出车站前的地图都很费劲。我也好不到哪里去,曾经画过带握把的杯子,却被认为是大象。

“不是说你们,我是说他父亲的遗传。”女评委放低了声音。

就连还是初中生的我都感到了她话中所带的恶意,那是充满轻蔑的口吻。父母的脸色顿时一片惨白。

那时虽然我还不知道春的身世,但街坊邻居却总有几个知情人。所谓八卦就是用来娱乐除了当事者以外的人,因此这蜚短流长很快便见缝插针地传遍了大街小巷。

当我和春在街道上玩接抛球的时候,推着自行车经过的老太婆们便会看着我们窃窃私语;一起去买东西的时候,素不相识的一对夫妻却像是看见什么不祥之物似的沉下脸。流言的传播就像传话游戏一般,人前人后,我们都被指指点点。

当时的强奸犯曾经离开过这片土地,不过最后据说还是回到了这个城市;但别人讥笑的,却只有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

“您说得可真奇怪,泉水和春都是我的儿子。”父亲丝毫不动摇,和女评委对峙着。

“我很明白,很明白。”女评委的眼光来回停留在父亲和我们的脸上,却一点也看不出她有明白的样子,“毕竟跟您都像从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嘛。”

春的外表跟父亲一点都不像,毕竟春体内的DNA里并不存在父亲的基因,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个女人却是第一个公然将此事说出口的。

“大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会把他生下来呢?”女评委继续说着。年幼的我觉得她很狡诈,竟然随便搬出一个泛指的“大家”来为自己撑腰。

“没有什么为什么。”父亲的表情依旧很从容,甚至可以说是温和坚毅,我只记得他是这么说的,“父母与即将出生的孩子见面需要什么理由吗?”

之后的事情都是父亲告诉我的。

“那个评委实际上也不是坏人,后来我们才知道,她跟她老公离了婚,女儿还得了肾病,一个人压力很大。”

“自己压力大就可以讽刺别人吗?”我毫不留情地说。

“另外,她似乎自己也开了绘画教室,大概春画得比她的学生要好得多,让她感到不爽了吧。”

“虽然值得同情,但我不会原谅她的。”

“所以那时春也生气了。”

当时,春挺着胸膛站到了女评委的面前:“我跟我哥哥还有爸爸长得不像不行吗?”

“当然不是。”女评委耸肩。

“那就是说你对我和哥哥有什么不满咯?”春抓住挂在墙上自己作品的画框,坚定地取了下来。

我还没搞清楚状况,只能在一旁傻站着,春已经拎着画回到了女评委的面前。

然后,他毫不犹豫地挥起手中的画,狠狠地砸向了那个女评委的屁股。“啊!”只听到一声惨叫。

就像是在砸棉被一样……当时的我没能反应过来,在一旁不知所以。而母亲却早已高叫着“住手”,一边用力按住春。

春继续用画砸了好几下,女评委失去平衡,一下往前摔倒在地。而这时,母亲也终于抢过画框,对着春又呵斥了一声:“住手!”

但母亲似乎并不像是她表现的那般生气。她举起画框时对着父亲的莞尔一笑便是证据。当时我正“咦?”感到不可思议时,母亲却已经拿着从春手上抢来的画框再度砸向趴倒到在地面上的那个女评委的屁股——这次竟然轮到母亲动手了。

“不可以这样做!”于是春则扮演起阻止的角色。

最后,我们被县厅内的工作人员带到一间小房间里,进行了好一通教训。而春所获得的大奖也被取消。但我们没人对此感到丝毫惋惜。

春负责带回自己的作品。“这种东西我随时都画得出来。”他小声地说。

回家的车上,春频频问我:“我们是兄弟吧?”而我却未能领会到他的不安从何而来,反而坏心眼地捉弄道;“不知道耶,我的画可没你那么厉害。”而他听了,则呜咽着“什么鬼画”纵声大哭。那之后的好几年里,春连在出墙报等班级工作或者美术课上都拒绝再提笔作画。

弟弟或许在那时就隐隐察觉自己的生父问题了吧。当我这么问父亲的时候,他回答:“应该是不知道的,但可能有了某种预感——跟你可能只有一半血脉相连,这种讨厌的预感,八成是这样。”

“但是,”我突然笑了起来,“妈妈竟然会拿画框砸那个女人,真是太令我吃惊了。”

“我也很吃惊啊,这对母子真夸张。”父亲说这话的时,眼角闪现着泪花,脸部和嘴角的神经都在微微抽动,旋即便呜咽起来。但他却又立刻裂开了嘴,给了我一个很勉强的笑容。然而最后,却依旧流下泪水抽泣起来。这段对话发生在母亲的葬礼之后。父亲举起杯中的啤酒对我说:“干杯!”——父亲很喜欢说“干杯”这个词语,就像他也很喜欢握手这个说法一样,我也举起杯,回应道:“干杯。”

现在,我那二十多岁的弟弟正在我面前为了涂鸦而义愤填膺:“根据现在的研究结论,尼安德特人应该不会作画。而相较之下,克罗马农人所留下的壁画则显得美轮美奂。像留下这种拙劣涂鸦的家伙,明显就是尼安德特人嘛。”

春兀自喋喋不休,然后再次擦拭起墙壁。

“真是稀奇。”

“怎么了?”

“你一直都是同情弱小的,我还以为你会支持已经灭绝的尼安德特人呢。”

“这么一说倒还真是这样。”春大方地承认了,“从感情方面来说,我的确是支持已经灭绝的那一族。”

“但牵扯到美术的时候就有例外了?”

“这种事我自有分寸。”

在拖把的反复擦拭下,用喷漆完成的涂鸦画渐渐溶化,进而像是从墙壁上蒸发一样消失不见。

“再等我十分钟左右好吗?估计应该快清理干净了。然后一起去看爸爸吧。”

于是我便耐心观察起弟弟在墙前工作的身影。其实在我眼里,他有节奏地挥动着拖把,时而将其浸到桶里,时而移动身姿,又何尝不是一种自我表现。有时候走过一两个看上去像销售员的男人,或者是一群高中生,大家都会不由自主地被春的动作所吸引。一开始往往会皱眉,似乎认为春的样子过于嚣张,但在发现他其实是在清除涂鸦之后,却又会露出佩服的表情。

“刚才你说吧,街头涂鸦的规则里有一条是‘不得在比自己优秀的作品上作画’?”

“是啊,这是基本守则。如果连这条都不能遵守的家伙,那真是没得谈了。”

“那样的话你去画不就好了?虽然这话可能你不爱听,不过就算你这次擦掉了,早晚还是会被人再画上的吧。说不定他们还会说‘哇,擦得真干净啊,太感谢了。既然给了我一块新地方,那就再画一幅新作吧。’既然这样还不如你去画呢。”

“大哥你真犀利。”春转过身,“基本上我已经得到许可了,他们同意我在这地下道作画哦。”

一瞬间,我的脑中突然浮现起十年前的那幅风景画,摇摇欲坠的黄沙与收割后的稻穗至今充满着栩栩如生的立体感,而那台风的威力也依然不灭。

“政府居然会同意……”

“勤勉的人就能得到报酬、机遇还有信任。他们很相信我。而且还跟我达成一致:万一我画的画他们不喜欢,我就得自行清理掉。我还真是自私,一旦轮到自己,就丝毫不介意这样会弄脏公共财产。”

“自私的家伙。”

“是啊,我是这么说的。”春一笑起来眼角就会弯弯的,显得很温柔。以前,只要春一笑,全家都会觉得很幸福。

“你呀,还真是个过分的家伙。”我忍不住从一开始的戏谑转成了唠叨。

“其实我是个坏人。”听起来春很认真,“请不要忘记这件事,绝对不要。我是货真价实的坏人。”他细细叮嘱后又说,“等这里弄干净了,我要好好地画一整面。”

春张开双臂,那一片狼藉的墙壁瞬间似乎变成了洁白的画纸。

“打算什么时候画?”

“今晚也可以啊。”

“一晚就能画好?”

“一晚足够了。”

“是哪个年轻男人刚才还在为‘尽快完成’这话发怒的?”

“大哥,可不要相信年轻男人所说的话哦。”

一群女高中生推着自行车走入地下道。她们刺耳的嬉笑声直窜入耳,我不由皱起了脸。而春则站在一边闭上双眼,仿佛在静候暴风雨过去的那刻。她们从我们身边走过的时候瞥了一眼春,然后心领神会地互相点头。不用说我也明白,春的外表是十分具有魅力的,可谓玉树临风。能见到他都足以令人感到幸运。

等到她们身影消失,我终于进入主题。我们兄弟,不,或许应该说我们全家都有着这种习惯,一旦有非常挂心的事情,往往都不会开门见山地提出,而是会在一番迂回寒暄之后,才假装顺带一提地问出最关心的话题。

“你前天打给我的电话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你会知道我们公司会起火?”

“因为我注意到一件不得了的事。”春走近我。

“你注意到不得了的事?”

“你也知道最近在仙台频频发生的连续纵火案吧?实际上我发现了其中的规律。”

“规律?”我眯起眼,似乎想要在这昏暗的隧道中寻找光亮。

“嗯,纵火的规律。”

“那是什么啊?”

“虽然还不能完全肯定,但我觉得那附近建筑起火的可能性很高,这才打电话给你的。”

“因为哪个规律?”

“在连续纵火的现场附近,一定会有街头涂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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