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欧洲的多样性

我们的确智慧过人，所以能洞悉我们的时代；因为知道它的不足之处和优势所在，因为聪慧，我们调整自己在其中的位置。我们不要毫无目的地一味凝视渺茫的前方，要保持头脑冷静，稍稍环顾四周，看看我们所处的复杂形势。

——托马斯·卡莱尔

造物主造出面积不大的欧洲，甚至又把她分成更小的部分，让我们高兴的不是她的面积大小而是她的多样性。

——卡雷尔·恰佩克

在欧洲，我们是亚洲人；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共产主义在欧洲失败了，苏联分崩离析，随之而去的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体系，还有整个大陆的政治体制和地理形态。45年来——大多数欧洲人已经没有印象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带来的令人心神不安的阴霾挥之不去，欧洲的意外分裂和随之而来的一切似乎都是不可避免的。而现在这些影响已被一扫而空。回顾战后的几十年，欧洲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把战后这几十年看成是新时代（意识形态长期两极化）开端的话，战后这几十年其实就是延续始于1914年欧洲内战的尾声，从阿道夫·希特勒战败，到最后裁决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未尽事宜之间的40年空白期。

随着1945-1989年这段历史的逝去，人们的期待也越来越美好。战后西欧“经济奇迹”令人欢欣鼓舞，它让该地区重返其曾在1914-1945年期间失去的世界贸易和生产的舞台。其经济增长率堪比19世纪末期。这的确是不小的成就，但也绝不是当代人所幻想的突飞猛进，一片欣欣向荣。

冷战是战后复苏的原因而非障碍。就像当年奥斯曼帝国的威胁一样，苏联帝国的阴影在震慑欧洲的同时，也让幸存的欧洲残余力量团结起来。当东欧国家解体时，西欧繁荣起来：西欧免于承担帮助曾经是古老大陆帝国的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义务；并且有美国军事大伞的保护，可以防止有人在政治上卷土重来。不过，在东欧国家看来，这向来都是井蛙之见。随着欧洲共产主义失败和苏联的解体，这些都不复存在。

与此相反，作茧自缚却又洋洋得意的战后西欧——有经济区和自由贸易区，有可靠的外部联盟和众多的内部盟国——突然显得脆弱起来，一方面需要回应它东边的未来“欧洲居民”的受挫的期待，而同西边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之间也不再是那种不言自明的依附关系。在描绘欧洲共同的未来时，西欧人不得不再一次承认欧洲大陆的大步向东迈进，他们必然会回归到欧洲共同的过去。

1945-1989年这段历史很能说明问题。300年来，国家之间的战争一直都是欧洲的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特征在1913-1945年间达到了灾难性的程度：20世纪上半叶，大约有6000万欧洲人死于战争和国家发动的杀戮。而在1945-1989年，欧洲大陆没有爆发过国家之间的战争。两代欧洲人至今都难以想象，和平是这么自然的事情，他们就是在这种和平环境下成长的。作为政治的延伸，战争（和意识形态的对抗）“外包”给了所谓的第三世界。

值得回忆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在与邻国和平共处的同时，在国内却开展了一场形式独特、旷日持久的斗争：在多数情况下是严厉的检查制度，强加的匮乏和强行管制，但偶尔也会爆发公开冲突。值得一提的有：1953年的柏林冲突，1956年的布达佩斯冲突，1968年的布拉格冲突，1968-1981年在波兰零散发生的冲突，以及在随后的军事管制下发生的一些冲突。因而战后几十年的东欧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是不尽相同的（不过还是有说明作用的）。与过去相比，东欧也经历了一段不同寻常的平静时期，尽管是无意而为的。

随着新世界秩序（或混乱）的问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很快成了人们的回忆。这个时代能否让人怀念，能否让人感到遗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生于何时何地。铁幕两边生活在60年代的孩子——他们是1946-1951年间出生的婴儿潮那一代人的代表——肯定会饱含感情地回顾“他们”那10年的美好记忆，并认为它意义非同一般，尽管这有点夸张。在西方，与以前的恐怖相比，至少他们的父辈对这个时代的政治稳定和物质保障心怀感激。

但在对于60年代没什么印象的年轻人眼中，逐渐老去的一代对那个年代念念不忘，他们自我中心式的自夸令人反感。而许多在共产主义下度过一生的年长者所记得的，不仅仅是铁饭碗工作、低廉的租金和安全的街道，人才的浪费和希望的破灭更让他们记忆犹新。铁幕两侧的双方要从20世纪的瓦砾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和平、繁荣和安全是有的，但是人们先前乐观的信念却永远消失了。

维也纳小说家、文艺批评家斯蒂芬·茨威格在1942年自杀前，曾写到对已经逝去的1914年前的欧洲的渴望，并表达了对“在信心时代尾声已不再年轻的人们”的同情。60年后，即20世纪末，几乎一切都已恢复或重建，但唯独茨威格那一代欧洲人带到20世纪的信心永远无法完全重建：因为发生了太多的事情。经历战争的欧洲人在想起巴黎“美丽时代”时，或许会低声抱怨“要是……该多好”；人们每每想起欧洲所经历的持续30年的灾难，绝大多数人的感觉就是“永远不要再有战争了”。

简而言之，开弓没有回头箭。东欧的社会主义是解决现实问题的错误答案。西欧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即如何处理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这场战争灾难。西欧是这样做的：把近代历史全然抛在一边，扼要概括了19世纪下半叶所取得的一些成绩，比如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生产逐步增长、对外贸易稳步扩大，然后冠以“欧洲”之名。然而，1989年后，繁荣的“后政治”的西欧又一次面对它的孪生兄弟东欧，“欧洲”不得不重新思考。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人们并不一致赞成放弃“茧壳”。1993年，雅契克·库伦在为波兰杂志《政治》撰文时推测说“某些西方政治人物对旧世界秩序和苏联还是很怀旧的”，他并没有夸大其词。但“旧世界秩序”——人们熟悉的过去40年的停滞不前——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欧洲人现在面临的不仅是未卜的前途，还有变幻莫测的历史。近来曾经简单明了的事情现在又一次变得复杂难懂了。到了20世纪末，在欧亚大陆西部海角的5亿人口中，越来越多的人集体质疑他们的身份。谁是欧洲人？做欧洲人意味着什么？什么是欧洲？欧洲人想让欧洲成为什么样？

分析“欧洲”的本质不会有多大收获。“欧洲”这一概念本身就是颇具争议的话题，且历史久远，有些概念还颇负盛名。在各种会议和条约中反复重申某一欧洲“概念”，虽然表示今天大多数欧洲人属于欧盟，但是通过欧盟还只能了解到欧洲人生活的一部分。在如今这样一个人口变迁、调整和移民时期，欧洲人口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更具多样性。也只有在承认这种多样性并绘制出他们共同的轮廓，划定他们是否具有欧洲身份和欧洲经历的分界线之后，才能去描述21世纪初期欧洲人的共同特点。

“绘制”一词需慎用，因为欧洲毕竟是一个国家间的边界一直都处于轻微变动中的地方。罗马和拜占庭，神圣罗马帝国和基督欧洲这些古代帝国的边界和后来的政治分界线密切吻合，这表明了真实的连续性：日耳曼民族统治下的欧洲和斯拉夫民族统治下的欧洲相通的地方，对此我们和诸如11世纪不来梅的作家亚当一样地熟悉；中世纪罗马天主教和东正教统治下的边界从波兰延伸至塞尔维亚，这和我们今天看到的景况并无二致；易北河把欧洲一分为二，分成东西两部分，如果9世纪加洛林王朝的行政官员按照这种方法思考的话，他们对这一概念也不会陌生。

这些设定已久的边界线是否能够引导我们去探寻欧洲，总是取决于你站在何处。18世纪前，数百年里大多数匈牙利人和波希米亚人都信奉天主教，其中很多人讲德语。但对于开化的奥地利人，“亚洲”一词在向东驶出维也纳的联邦公路上就出现了。1787年，当莫扎特从维也纳行进，通往布拉格的时候，他在描述说，他正跨越东方边界。东方和西方，亚洲和欧洲，这一堵墙就像地图上的分界线一样，在我们的头脑中挥之不去。

欧洲的大部分区域是到了近代才被分裂成不同国家的，之前是统一在不同的帝国之下。知道这一点，将有助于理解为什么欧洲大陆的外部标志并非边境线，而是不确定的边界区域——有争议的边界地区（marches，英语），罗马帝国的长城（limes，法语），军事边界（Militärgrenze，德语），地区（krajina，捷克语）。皇家征服区和殖民地，虽然在地形测量上并非总是毫厘不爽，但在政治和文化上却界限森严。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半岛，这些地区是既脆弱又敏感的区域，其居民数百年来一直都把自己看作是文明的前哨阵地保卫者。在这里，熟悉的世界到此为止，未开化的人被拒之门外。

这些边境地区经常随时间和环境而变迁：地理标志也具有迷惑性。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在历史文献和政治神话中都是以欧洲（或者基督教）保卫者的身份出现的。稍微看看地图就知道他们的说法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都是对的。无独有偶，匈牙利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互竞争的故事也是如此。同样，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都坚持认为是他们自己的南部边界构成文明欧洲的外部防御线。

这种争执不下的状况，恰恰表明了欧洲的外部边界在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感兴趣的政党意义非凡，在他们的竞选宣言中都表示了要把这部分边界归于本国的紧迫性。身处欧洲有一种安全感：它是一种避难和包容的保证，至少是一种承诺。几个世纪以来，欧洲越来越成为一种集体身份。作为一个边界国家，作为一个欧洲文明核心价值观的榜样和保卫者，它既脆弱又让人感到自豪，这就是为什么被欧洲排斥和遗忘的感觉，加上苏联的统治，对中欧和东欧的知识分子构成了奇耻大辱的原因。

与其说欧洲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绝对版图，还不如说它是相对的，因为他们都相互关联。20世纪末，来自摩尔多瓦、乌克兰或者亚美尼亚的作家和政治家们都宣称自己有“欧洲属性”，这并非基于历史或版图的考虑（似乎有道理，也许没道理），准确地来讲是基于对历史和版图的保卫。总之，摆脱了前苏联的统治，这些像后帝国孤儿一样的国家在寻找另一个“帝国”首都：布鲁塞尔。

这些外围国家渴望从新欧洲的包容中得到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果被欧洲排斥在外，他们能承担起多少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在21世纪初的几年，甚至连最普通的游客都已很清楚地感受到了被欧洲排斥的种种迹象。在纳粹和苏联统治下，欧洲一些像乌克兰的塞尔诺维茨和摩尔多瓦的基希讷乌一样的城市里，曾是国际和欧洲共有的一切早已消失殆尽。周围的乡村呈现出一片进入现代化之前的社会状态——路是土路，车是马车，饮水来自户外水井，脚上穿的是毡靴，四周一片寂静，夜空一片漆黑。认同欧洲，不是认同那一段早已被完全破坏了的历史，而是认同欧洲共同的未来，不管它的希望多么渺茫。

担心被欧洲遗弃的不限于欧洲大陆外围国家，从讲罗马尼亚语的摩尔多瓦人的角度看，他们罗马尼亚西部的邻居算是受到了历史的眷顾。不像摩尔多瓦，如果它们不是加入欧盟的强有力的竞争者，西方会认为他们是合法的，因而确保了成为欧洲一员的希望。但在布加勒斯特看来却不是这样的：处于被欧洲遗弃的危险之中的是罗马尼亚自己。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同事们终于开始反对他，他们写信控诉领袖试图把他们的国家从欧洲分裂出去：“罗马尼亚现在是，将来也是一个欧洲国家……你已经开始改变乡村地区，但是你没有能力把罗马尼亚搬到非洲去。”同年，罗马尼亚年迈的剧作家尤金·尤奈斯库这样描写他所出生的国家：“即将永远离开欧洲，这意味着远离历史。”这种担心并不是现在才有的，1972年，齐奥兰在回顾本国令人忧郁的历史时，对罗马尼亚普遍的缺乏安全感的回应是：“让我最沮丧的是奥斯曼帝国的地图。看着它我就想到了我们的过去和其他的一切。”

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及其他人一样，罗马尼亚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核心”欧洲把他们看作局外人（当从整体上看时）。他们一边保护性地声称自己有原本欧洲的特点（在文学、建筑、地貌等方面）；一边又承认他们的事业没有希望，会逃往西方。在东欧共产主义之后的一段时期里，这两种反应都很明显。2001年7月，当罗马尼亚前总理纳斯塔塞在为法国《世界报》的读者描述罗马尼亚人带给欧洲的“附加价值”的时候，因非法穿越波兰——德

国边界而被捕的外国人中，超过一半都是罗马尼亚人。21世纪初进行的民意测验显示：52％的保加利亚人说（绝大多数都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有机会，他们愿意从保加利亚移民出去——最好去“欧洲”。

这种成为别人中心的边缘的感觉，成为二流欧洲国家的感觉，大多是前社会主义国家才有的，他们几乎都在托马斯·马萨里克所预见要形成的小国家区域内，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北角到马塔潘角。但这种情况并非向来如此。在近代，欧洲大陆其他国家至少在经济上、语言上、文化上也曾处于边缘化。诗人爱德温·缪尔童年时期，于1901年从奥克尼群岛迁到格拉斯哥，他这样描述这次搬迁：150年的历史在两天的旅程中一掠而过。这种情愫在半个世纪以后的今天仍不过时。到了20世纪80年代，欧洲边缘上一些包括西西里岛、爱尔兰岛、北苏格兰岛和拉普兰在内的高地和岛屿彼此之间和与自身过去的共同点要多于它们与欧洲中心繁荣的大都会地区之间的共同点。

甚至现在——尤其是现在——把国家边境作为分界线和边界也是靠不住的。波罗的海国家议会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波罗的海国家议会成立于1992年，它涵盖的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员有：丹麦、芬兰、挪威和瑞典；3个波罗的海的前苏联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还有德国、波兰、俄罗斯（从1995年起，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坚持下，冰岛也加入了进来，尽管这公然违背了地理邻近原则）。这种具有象征性地重申古代密切贸易关系的做法，受到曾经是汉莎同盟（商业同业公会的）成员的城市（例如汉堡市和吕贝克市）的欣赏，甚至更受塔林和格但斯克的市政首长们的欢迎，因为他们都急于把自己置于重建的（这是西方的口吻）波罗的海共同区域的中心位置，并远离欧洲大陆腹地和近代历史。

对一些成员国——特别是德国和波兰的其他地区——来说，波罗的海的意义微不足道。相反，例如近些年来，从旅游业挣外汇的前景诱使克拉科夫不得不重视南部的定位：将自己视为哈布斯堡王朝时期“加利西亚”首都的化身，并以此在旅游市场推广。慕尼黑和维也纳虽然都在为跨界工业投资而竞争，但它们却发现了一份共同的阿尔卑斯山遗产，这得益于南巴伐利亚、萨尔茨堡和蒂罗尔之间边界的消失。

很显然，地区文化差异很重要，但是经济差距更重要。奥地利和巴伐利亚所共有的不只是德国南部的天主教和阿尔卑斯山的风景：近几十年来，二者依靠科技而非劳动，转变为高工资收入的经济模式，在生产力和经济繁荣程度上已经超过了更北方的老工业区。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地区、意大利的伦巴第和埃米利亚——罗曼尼亚、法国的罗讷——阿尔卑斯山地区和法兰西岛、德国南部、奥地利、瑞士、卢森堡、比利时的佛兰德斯的部分地区共同构成了欧洲经济特区。

尽管东欧集团的绝对贫困水平和经济劣势仍是最高的，但最鲜明的对比是在国内而不是在国家之间。这种情况就像在西班牙的南部一样，意大利的西西里以及南意大利，他们和过去几十年一样，仍旧远远落后于蓬勃发展的北方：20世纪90年代末，意大利南部的失业率是佛罗伦萨北部的3倍，而南北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事实上比20世纪50年代还要大。

英国同样如此，富裕的东南部和北部的前工业区之间的差距近年来正在逐步扩大。当然，伦敦是迅速发展了。虽然不属于欧元区，但英国首都仍是欧洲大陆无可挑战的金融中心，并呈现出一副光鲜耀人、高科技的景象；相比之下，其他欧洲城市显得寒酸邋遢而且像中世纪一样破旧不堪。与其他欧洲国家的首都相比，伦敦到处都是年轻的职业人士，对国际文化和语言的变化更加开放。20世纪末的伦敦似乎有重返60年代多姿多彩光辉的趋势，这主要体现在布莱尔政府把英国重新打造成“酷不列颠”。

但是光鲜如薄纸。在这个欧洲最拥挤不堪的大都市里，房地产市场充满泡沫，公交车司机、护士、清洁工、中小学教师、警察，这些曾经为大都市新英国人提供服务的人再也买不起他们附近的房子了，只能去越来越远的地方寻找安居之所，这些人充其量也就是能沿着欧洲最拥挤的道路上下班，或是去乘坐既昂贵又破旧的轨道交通。在大伦敦区外围以外，它的触角已延伸到偏远的东南部乡村地区，这里出现了英国近代历史上最严重的地区差异。

20世纪末，英格兰10个行政区中只有3个（伦敦、东南区、东英吉利亚）达到或超过人均国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全国其他地区相对贫穷，有的更是穷得厉害。英格兰东北区曾经是英国矿业和航运业的心脏地带，该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伦敦的60％。在希腊、葡萄牙、西班牙乡村地区、意大利南部、德国前社会主义地区之后，英国是2000年欧盟结构基金的最大受益者——也就是说，英国的部分地区也在欧盟最贫困的地区之列。英国的较低失业率是撒切尔和布莱尔政府大肆宣扬的值得骄傲的地方，但繁荣的首都发展不均衡，英格兰北部的失业率几乎接近欧洲大陆的最高水平，这使得让人骄傲的地方顿然失色。

公共政策方面的考虑不周，使英国本来就明显的地区贫富差距更加扩大；但这也是工业时代末期可以预见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些结果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在德国，类似的差距是政治决策的直接结果，即便不是有意为之的。吸收民主德国加入统一的德国，从1991年到2004年，花去了联邦德国1万亿欧元的迁移和经济援助费用。到20世纪90年代末，德国东部地区远远没有能够企及西方国家的发展水平，事实上比西方国家更加落后。

当德国私有公司在斯洛伐克或波兰能找到更好的、工资更低的工人时（还有更好的交通设施和地方服务），他们是不想落户东部的萨克森州和梅克伦堡州的。老龄化的人口、糟糕的教育、低下的购买力、熟练工人的西飞，遗留下来的那些人又对外国人充满难以改变的敌意，这一切都意味着东部德国对于国外投资者没有吸引力，更何况这些投资者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可以选择。2004年，前联邦德国的失业率是8.5%，而前民主德国超过了19％。同年9月，新纳粹国家民主党赢得了9％的选票，并在萨克森州的议会夺回了12个议席。

在德国把联邦德国人和民主德国人分开的、相互憎恨的鸿沟不仅仅是有无工作或者穷与富，但是在东部人眼里，这是最明显的也是最痛苦的地方。和新欧洲的其他人一样，德国人越来越被一些新奇的差异区分开来，这些差异打乱了传统上的地界和经济划分。站在分界线一侧的是老练的欧洲精英：主要是年轻人，不分男女，他们去过很多地方，受过良好的教育，也可能在欧洲的2个甚至3个不同的大学学习过。他们的素质和专业能够让他们在欧盟的任何地方找到工作：从哥本哈根到都灵，从巴塞罗那到法兰克福。高收入、低飞机票价、开放的边界和综合性轨道交通网络（参见下文）使得流动变得容易而频繁。为了消费、休闲、娱乐和就业，这些欧洲新人类在欧洲大陆四处游走，轻松自在，信心十足，就像游走于波洛尼亚、萨拉曼卡和牛津的中世纪教士一样，他们用一种国际通用语交流：在当时用拉丁语，现在用英语。

在分界线的另一侧，绝大多数人仍旧是那些不能成为美好新大陆成员的人们，或许他们不想加入（或者还没有决定加入？）——千百万欧洲人因缺乏技能、教育、训练、机遇和方法，而只能固守原地。这些男男女女就像是新的中世纪式的农奴一样，无法轻松地从欧盟市场提供的商品、服务和劳动中受益。相反地，他们只能停留在本国或当地的社区；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熟悉，又不懂外语，这些情况都对他们造成了条件限制。他们通常比那些国际大都市的同胞们对欧洲怀有更多的敌意。

这种新的国际阶级界限使得旧的民族差异开始模糊起来，而这种新界限有两个明显的例外。对于来自东欧做零活的工匠和劳工们来说，伦敦或汉堡或巴塞罗那的新工作机会和早已形成的使用流动工人和季节性海外雇佣的传统密切相连。向来都是男人（主要是男人）到遥远的国家去找工作：不懂外语，雇主对他们充满敌意，抱有怀疑，无论如何也要把千辛万苦积攒下来的钱带回家。这并非欧洲所独有的特点，就像土耳其的汽车工人或塞内加尔的小商小贩一样，斯洛伐克的油漆工也不大可能在布鲁塞尔外出就餐、在意大利度假，或在伦敦购物。即使如此，这也是一种特殊的欧洲生活方式。

另一个例外是英国人，更确切地说是反对欧盟整合、反对英国加入欧元区的臭名昭著的英格兰人。由于本国糟糕的天气状况而向往国外，加上后撒切尔时代费用低廉的航空公司能把他们运送到欧洲大陆的任何地方，其费用之低，有时候还不及小酒馆的一顿午餐，他们所受的教育虽然不见得比父辈好，但是21世纪的新一代的英国人在欧洲人当中，他们如果称不上跑遍全世界，也算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了。英国人普遍蔑视、不信任欧洲的公共机构或雄心抱负，而英国人又想在欧洲的这些地方欢度时光、购物消费，这两种现象并存所形成的种种讽刺，在观察家们看来并没有消失，而且依然是复杂难懂、奇异古怪的。

但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一样，用不着学习外语，因为他们讲的就是英语。欧洲其他地方语言资源十分丰富（如上文提到的），这很快成了欧洲的首要身份标签、个人社会地位和集体文化力的衡量标准。在丹麦或者荷兰这样的小国家，很久以来人们一直认为几乎没有外国人讲的单一语言，成了该国发展的最大障碍。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生正在用英语学习，而丹麦地方小镇上银行的大多数年轻职员必须达到用英语顺畅处理事务的水平。和很多欧洲小国家一样，在丹麦和荷兰，学生和银行职员通过收看没有配音的英语电视节目，他们早就能流利地使用英语了，至少是能被动地使用。

在瑞士，凡是达到中学学历的，通常都会掌握三四种地方语言。但是当他们和来自本国其他地方的人进行交流时，还是用英语（非母语）更容易也更熟练。同样，在比利时，很少看到瓦龙人或佛兰芒人能用对方的语言很舒畅地进行交流，双方都会很自然地把英语作为通用的交流媒介。

有些国家，政府出面要求学习地方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或巴斯克语。在这样的国家，年轻人（在欧洲，都知道他们是“E一代”）出于责任去学习地方语言，但是在自由时间里仍讲英语，以显示青少年的叛逆、愤世嫉俗和文明的个人兴趣。失败、落寞的是本国的民族语言，而不是少数民族语言或方言，它们在本地早已式微，在国际上也没有什么未来。当英语成为交流媒介的默认选择时，主要语言只好退居二线了。西班牙语曾经是显赫的欧洲通用语，现在却和葡萄牙语或意大利语一样，已不再广泛地被西班牙人以外的人们所学；西班牙语能在比利牛斯山脉以外的地方作为一种交流工具得以保留，还多亏了西班牙语作为欧盟官方语言之一的地位。西班牙语作为从圣地亚哥到旧金山的几千万美洲人的通用语言，它的国际地位还是安全的。葡萄牙语也如此，至少是独特的巴西式的葡萄牙语。

德语在欧洲语言联盟中也很快失去了地位。曾几何时，凡是参加国际科学或学术团体的人都必须能用德语阅读。德语和法语一起，曾是文明欧洲的通用语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那时，在日常生活中，从斯特拉斯堡到里加，德语的使用一直都比法语更广泛。然而随着对犹太人的迫害，德国人被驱逐出去，然后苏联人来了，中欧和东欧突然也不再使用德语。城市里老一代人虽然还继续阅读德文、说德语，但只是偶尔使用。在特兰西瓦尼亚偏僻的德语社区和别的地方，德语已经沦为边缘语言，实际使用频率非常有限，因为其他人都在学习俄语，或在教授俄语。

一旦把俄语和苏联入侵联系起来，俄语的吸引力就会被大大降低，即使在捷克斯洛伐克或波兰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和俄语很相近，他们学习俄语还是很容易的。作为苏联附属国的居民，学习俄语纯属被迫，大多数人并未努力去掌握这种语言，而用俄语口头交流的更少，除非是不得不说。在社会主义大厦倒塌后的几年里，被德国和苏联侵占所造成的一个矛盾的的后果日渐清晰：曾被侵占过的国家都不再学习德语和俄语。在这些被苏联和德国长期侵占的地方，现在只有一种外语最重要。在1989年后的东欧，要想成为“欧洲人”，必须讲英语，对于年轻人尤其如此。

即使在以德语为母语的奥地利、瑞士或者德国，德语的地位也正在逐步降低，被逐步地方化。即使是从德语派生出来的其他语言，比如荷兰语，也因此受到牵连，而不再被人们广泛地学习和使用。这已经成为一个既成事实，为此悲伤毫无意义。在90年代，像西门子

这样的德国大公司，也不得不将英语作为公司的工作语言。德国的政治家和企业老总因为能在以英语为母语的社交圈中应对自如而令人刮目相看。

法语的衰落则另有原因。作为最普通的日常语言，自从王室贵族统治结束后，法语在欧洲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在法国本土以外，只有比利时人、卢森堡人、瑞士人，再加上意大利阿尔卑斯山和西班牙比利牛斯山的一些袖珍型社区的居民——区区几百万人口——把法语当作母语，况且他们多数是以方言的形式讲法语。这种方言受到了法兰西学院官方人士的鄙视。按照严格的统计数据，和德语或俄语相比，法语早已沦落在欧洲语言圈的边缘了。

但自从拉丁语衰落之后，法语就成了国际都市精英的语言，因此也是最著名的欧洲通用语言。然而在20世纪初，当第一次有人提出把法语教学作为牛津大学现代语言教学大纲的一部分时，不止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反对这一想法。他们反对的理由听起来很有道理：凡是能进这所大学的学生，其法语都已经很流利了。到了20世纪中期，在研究院和大使馆，很多人仍旧广泛地提出类似设想——如果算不上大胆提出的话。而笔者也可以保证，直到1970年，可以保证法语仍有必要、也有能力作为从巴塞罗那到伊斯坦布尔的学生之间的交流媒介。

不到30年时间，这一切都变了。到2000年，法语不再是确定的国际交流的媒介，甚至在精英们之间也是如此。只有在英国、爱尔兰、罗马尼亚，法语才作为第一外语被推荐给中小学生，其他人则都在学习英语。在前欧洲哈布斯堡王朝的一些地方学校，法语甚至连第二外语都排不上，取而代之的是德语。在存在多种通用语言的国度里讲法语的人——也就是世界范围内的讲法语的团体，他们大多来自以前的殖民地——在世界舞台上还使用法语；但是在法语的故乡——欧洲，法语的衰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可能也是无可挽救的。

设在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早期曾将法语定为它的官方语言，在该委员会中，母语是法语的人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心理优势和实际应用的优势，但是如今这里的情形也不同了。这一改变的原因，与其说是英国的加入——这些来自伦敦的、临时调任的公务员都能流利地讲法语——还不如说是能流利地讲英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到来，讲德语的团体的扩张（多亏了德国统一和奥地利的入盟），他们打破了战后的沉默；再有就是来自东欧的未来的新成员。尽管有同声传译（覆盖25个成员国之间420种可能的语言组合），但是对于希望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施加影响的成员国来说，在欧盟3种核心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是必不可少的。而法语现在正处于次要地位。

然而法国人不像德国人，法国政府不会为了确保自己在商业和政治上的影响力，转而使用英语。虽然越来越多的法国年轻人学习英语，并且为使用英语还去国外旅游，法国官方的立场仍是毅然决然地防御。毫无疑问，部分程度上是由于法国国际地位的下降而导致该国语言的衰落；而英国却免遭此难，因为美国人讲的也是英语。这是一种令法国人尴尬的巧合。

面对法语地位降低的种种迹象，法国人最初的反应是，坚持认为其他人还继续讲法语：正如总统乔治·蓬皮杜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说的：“如果法语不再是欧洲的主要工作语言，那么欧洲本身将不再是完整的欧洲。”然而，事实很快证明这是注定要失败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选择了“围困精神”：如果在法国以外没有人再讲法语的话，那法语至少在法国本土应该有绝对的垄断。1992年7月，包括作家雷吉斯·德布雷、阿兰·芬克尔克罗、让·杜图尔、马克斯·加洛、菲利普·索莱尔在内的250位知名人士联名签署了一份请愿书，请求法国政府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在法国本土召开的各种大小会议上使用法语，由法国投资拍摄的电影要用法语，等等。他们还告诫说，若不这样做的话，“英国佬们”就要让我们都说英语或者“美语”了。

如果只是为了面子，任何有说服力的法国政府都不会通过立法来强制使用法语。社会党文化部部长凯瑟琳·塔斯卡曾断言：“在国际组织中，在科学领域，甚至在我们城市的墙上，一场为法语进行的战斗是必不可少的。”两年后，一位保守的文化部长雅克·杜邦继承了这一主张，并把塔斯卡留下的未被提出的主张明确无误地提了出来：让人焦虑的不仅仅是法语的衰落，而且还有英语的霸权，而后者最为重要。如果法国人学习英语之外的别的语言，哪怕是任何一种，都可能会好些：“当我们的孩子们应该去深入理解德语、西班牙语、阿拉伯语、日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或者俄语时，他们为什么要去学习在任何年龄都能学会的贫乏的英语呢？”杜邦曾这样质问。

杜邦把英语轻蔑地称为“商业英语”，而正是这“商业英语”正在取代法语的地位（法语是“最重要的资本，是法国人民尊严的象征”）。但是当杜邦瞄准他的靶子——英语时，英语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之外了。像米歇尔·塞尔这样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有预见性地抱怨，巴黎在被德国占领时期，其街头的德语名称还不及现如今英语名称多，但是在电影、各种电视秀、电视电脑游戏、互联网和国际流行音乐的影响下长大的年轻一代对法语的关心少得不能再少了，他们即使用法国俚语进行手机通话，其中也充斥着舶来语或改编过的词汇。

法律试图强制法国人之间相互讲法语，这或许是可以的，虽然大多是在被违反时才被重视。但当外国学者、商人、智囊团成员、律师、建筑师和其他人聚集在法国时，也要求他们用法语表达他们的想法或者去理解别人用法语表达的想法，只会产生一种结果：他们会把生意和自己的想法带到别的地方去。在新旧世纪之交时，现实才被了解，而大多数（当然绝对不可能是所有的）公众人物和政策制定者也不得不接受21世纪欧洲的残酷现实：新欧洲的精英们，无论他们是谁，过去未讲法语，将来也不会讲法语了——“欧洲”不再受法国的掌控。

在第二个千禧年的末尾，为了弄清欧洲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我们和以前一样，很容易被诱惑去追溯它的内部分割、不和、决裂——不可避免地反映出欧洲大陆分裂较深的现代历史和相互重叠的团体、身份、历史的多样性。欧洲人对自己身份和生活的看法取决于让他们团结的事情，也同样取决于让他们分裂的事情——而且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团结。

凭借这种“长期亲密联盟”，欧洲人把自己捆绑在一起，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开明的领导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这种联盟的一个最好例证是结成联盟以后产生的、比以往更密集的交通网络。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里，包括桥梁、隧道、公路、火车和渡口在内的欧洲内部交通基础设施被新建或扩建，其变化之大让人难以辨认。现在欧洲人拥有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最安全的铁路系统（饱受诟病的英国铁路系统除外）。

欧洲大陆比较拥挤，城市间距相对较短，与空中交通相比，地面交通更受欢迎，所以铁路成为无可争议的持续的公共投资目标。就是曾经聚集在申根的那些国家，现在正在欧盟的强力支持下，合作铺设一条延长的、改良的高速铁路，从马德里到罗马，再到阿姆斯特丹和汉堡，计划向北延伸到斯堪的纳维亚，向东横穿中欧。即使在永远不会赞成法国高速列车、德国城际快车和意大利欧洲之星列车的地区和国家，欧洲人现在也可以通行全欧洲大陆了——不一定比一个世纪前快，但是障碍比以前少多了。

和在19世纪时一样，欧洲铁路改革是以享受不到铁路服务的城镇和地区为代价的，这是冒着失去市场和人口的危险，也冒着落后于比他们更幸运的竞争对手的危险而进行的改革。但现在也有一个广阔的高速公路网——除了前苏联、南巴尔干、波兰和罗马尼亚最穷困的省份，大部分欧洲人都可以使用小汽车。加上水翼船渡口和解除管制的航空公司，这些变化让人们在一个城市居住，在另一个城市工作，在别的地方购物、娱乐的远景不远了——费用并不总是很低廉，但效率是前所未有的。例如，欧洲的年轻家庭想在马尔默（瑞典）居住、在哥本哈根（丹麦）工作；或者往返于弗莱堡（德国）和斯特拉斯堡（法国），或者甚至跨越大海，往返于伦敦和鹿特丹；或者从布拉迪斯拉法（斯洛伐克）到维也纳（奥地利）。这让曾经平淡无奇的哈布斯堡王朝时代复苏了，一个真正完整的欧洲正在形成。

由于移动性越来越强，现在欧洲人比过去更加了解对方。他们可以在同等条件下旅游、交流，但是有些欧洲人比其他人更平等。两个半世纪以前，伏尔泰曾经把欧洲人分为“主动去了解”和“等着被了解”两类，这种区别延续至今。权力、繁荣和各种机构在欧洲大陆最西部的角落里聚集。心理上的欧洲版图——欧洲人头脑里的版图——有一个由“真正”的欧洲国家（其中有些国家地处边缘，如瑞典）形成的核心，这些国家的宪法的、法律的和文化的价值观被视为次要的但是有抱负的欧洲国家的典范：找回过去的、真正的自我。

人们期待着东欧人去了解西欧。而事实正好相反，是西欧人去了解东欧了，但是了解的方式并不总是受人欢迎。并不只是贫穷的东欧和南欧人一路向北、向西去出卖他们的劳动或者身体。20世纪末，某些东欧城市作为重新被发现的、迷失的中欧前哨的吸引力已经消失殆尽之后，它们又重新投身于有利可图的、瞄准机会的市场，如廉价而花哨的度假胜地，接待来自西欧的低档次的旅游团。塔林和布拉格是英国“全男人航班”的聚集地，只需带简单行李去度周末，花费不大，英国人可以在此饮酒作乐，花天酒地，享受廉价的性服务。塔林和布拉格这样的名声并不值得羡慕。

旅行社和旅游组织机构报告说，曾经满足于旅游景点黑泽或者更近些时候的旅游热点本迪铎的游客们，现在对于东欧异国情调的款待可谓是兴高采烈，热情高涨。当然英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处于欧洲的边缘——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很多国家对他们而言仍有异国情调。1991年，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一家名为《文化报》的周报对保加利亚人对于哪国的文化感到最亲近这一问题进行问卷调查：18％的人回答“法国的”，11％的人回答“德国的”（15％的人回答“美国的”），只有1.3％的人承认对“英国文化”有亲近感。

尽管统一带来创痛，无可争议的欧洲中心仍旧是德国：在人口和工业产值上德国都是欧盟最大的国家，它才是“核心欧洲”的核心，从阿登纳到施罗德每一位总理都坚持这样认为。德国还是唯一一个对以前的分割持观望态度的国家。多亏了两德统一、移民和联邦政府的形成，大柏林地区的面积目前是巴黎面积的6倍——这是欧盟两个领袖成员国相对地位的象征。德国主导欧洲经济，它是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有2/3的净收入来自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尽管是主要的收入来源——或许也就是因为这一点——德国人是欧盟中最忠诚的居民。德国的政治家们周期性地建议建造国家间的“快速通道”，用于欧洲完全一体化，实现联邦欧洲，但对它的合作者们的一再拖延也只能表示出毫不掩饰的沮丧。

如果德国是最“了解”欧洲——将伏尔泰所说的比喻继续深化——的国家的话，那么在21世纪初期，另外两个前帝国主义国家最应该一直坚持被“了解”，这也没什么不合适。和德国一样，俄罗斯和土耳其在欧洲事务中也曾发挥过巨大的作用。现在，许多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也变得和欧洲的日耳曼族群同病相怜：作为专制政权的弃儿，他们背井离乡，沦落为其他民族的国家中不受待见的弱小少数民族，成了帝国退潮后的渣滓。据估计，在90年代末期，有1亿多俄罗斯人生活在境外，生活在东欧的独立国家里。

但是相似点到此为止了。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是亚欧帝国，而不是欧洲国家。俄罗斯忙于应付高加索地区的暴力叛乱，而由于新诞生的白俄罗斯、乌克兰和摩尔多瓦的阻隔，加之其越来越不自由的国内政治，它与欧洲渐行渐远。俄罗斯加入欧盟是不可能的：欧盟新成员必须在法律规则、公民权利和自由、公共机构透明度上与“欧洲价值观”保持一致，而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下的莫斯科根本不承认这些价值观，也更少执行它们。不管怎样，与加入欧盟相比，俄罗斯当局更感兴趣的是铺设管道，向欧盟出售天然气。很多俄罗斯人，包括西部城市的居民，并不是本能地认为他们是欧洲人：当他们去西方国家旅游时，（和英国人一样）他们说“去欧洲”。

不过，300年来俄罗斯一直都是一个喜欢“插手”欧洲事务的国家，这一遗产被继承下来了。拉脱维亚银行是俄罗斯商人接管的目标。2003年，立陶宛一位名叫罗兰达斯·帕克萨斯的总统因被怀疑与俄罗斯黑手党关系密切而

被迫下台。莫斯科保留了加里宁格勒周围的波罗的海的飞地，继续要求俄罗斯货物和军需运输可以从立陶宛无条件地通行，并且俄罗斯居民可以免签证经过这个国家去欧盟旅游。由俄罗斯寡头政治执政者的商业企业洗出来的黑钱，从伦敦和法国里维埃拉的地产市场流出去。

从短时间来看，俄罗斯居于欧洲边缘无疑是令人不舒服的，但它并不是威胁。俄罗斯军队忙着别的事，而且不管怎么说，俄罗斯军队已破旧不堪。俄罗斯人的健康令人深感担忧，尤其是男性寿命急剧减少，国际机构有一段时间一直警告说，肺结核正在俄罗斯复苏，俄罗斯处于艾滋病蔓延的边缘，但为其操心的主要是俄罗斯人自己。在不久的将来，俄罗斯肯定会只忙于自己的事务。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与欧洲比邻，它幅员辽阔，化石燃料储存无人可及，就这一件事实，就不可避免地给能源匮乏的欧洲大陆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波兰在2004年就已经有一半的天然气和95％的石油是来自俄罗斯了。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当局和俄罗斯人期望从欧洲得到的是“尊重”。莫斯科希望能以一种更加亲密的方式参与欧洲内部事务，不管是在北约还是巴尔干地区的管理，或者是贸易协议的制定（包括双边协议和由世界贸易组织制定的协议），这并不是因为俄罗斯不在场时做出的决定就一定会有损俄罗斯的利益，这是原则问题。

在很多观察家看来，欧洲历史完全是循环发生的。21世纪如同18世纪：俄罗斯既在欧洲之内，又在欧洲之外，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欧洲民族”，吉本所描述的“斯基泰人的蛮荒”。对于俄罗斯人而言，欧洲西方和几个世纪以来一样，是一个矛盾集合体：既魅力无穷又令其极度反感；既令其赞叹不已又无名怨恨。俄罗斯统治者和人民对外界的评论始终极度敏感，而同时又表明对所有国外的批评和干涉都持怀疑态度。俄罗斯是历史和地理遗留给欧洲的一个邻居，欧洲既不能忽视它，也不能接纳它。

这一情况对于土耳其也是如此。有将近700年历史的土耳其人是欧洲的“异类”，之前这一角色被阿拉伯人占据500年。几个世纪以来，欧洲从土耳其人结束的地方开始（这就是为什么一提到罗马尼亚长期在土耳其帝国统治之下，齐奥兰就沮丧不已）；人们经常说起基督教欧洲被多次从土耳其伊斯兰的虎口中“拯救”下来——不管是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的大门口，还是在1571年的“勒庞多战役”中。从18世纪中叶开始，由于土耳其帝国开始衰落，“东方问题”——即如何处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衰败，怎样解决从几个世纪土耳其统治下衍生出来的领土问题——是对欧洲外交官们最紧迫的挑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土耳其战败，土耳其帝国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凯末尔·阿塔土尔克的爱夸耀的、非宗教的、迈向现代化的国家，这一切都把东方问题从欧洲的日程表中取消了。在安卡拉政府的统治下，土耳其人自己的麻烦就够多了。土耳其从巴尔干和阿拉伯人的中东脱了身，这却遗留下了一张复杂的冲突网，同时也留下了能对欧洲和世界产生长期重大影响的抉择。不管怎样，土耳其人不再深陷其中了。土耳其横跨苏联通往地中海的海上航道，要不是这一战略位置，这个国家很可能就从西方人的脑子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与此相反，在冷战期间，安卡拉成了西方联盟的调解员，成了北约一支很重要的分遣队。美国在土耳其建立导弹和军事基地，形成了封闭线的一部分，来包围苏联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的边境。西方各国政府不仅向土耳其提供丰富的援助资金，而且对其不稳定的独裁政权（经常是军事政变的结果）和颜悦色、不加指责，对其滥用少数民族权利的态度也是如此（主要是该国在远东的库尔德人，占它的总人口的1/5）。与此同时，就像地中海盆地的剩余乡村人口一样，土耳其“外籍劳工”为了寻找工作而大批移居到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

但是奥斯曼帝国的遗产会重新在新欧洲弥漫。随着冷战结束，土耳其独特的位置呈现出了不同的重要意义。在国际地缘政治的对抗中，土耳其不再是边防前哨和屏障国家了。相反，它现在是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通道，同两方都有密切关系。虽然土耳其在形式上不是宗教共和国，7000万居民中大部分都是穆斯林。很多年长的土耳其人不是特别正统，但是随着激进的伊斯兰教的兴起，新一代土耳其人反抗他们已经世俗化的父母，他们从奥斯曼帝国伊斯兰教的遗产中寻根问祖。人们越来越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阿塔土尔克那样无情地强制实行的非宗教国家，也会变得异常脆弱。

但是，土耳其大批受过教育的商务精英们生活在面积不大的欧洲城市伊斯坦布尔，他们很认同西方的服装、文化和习惯。和其他有理想的东欧人一样，他们把欧洲——包括欧洲的价值观、欧洲的机构、欧洲的市场和职业生涯——看作自己唯一可能的未来，也看作他们立场摇摆不定的国家的唯一可能的未来。他们的目标很清楚：逃脱历史，进入“欧洲”。而且，有着传统影响的军官团也有这一目标，他们全心全意地认同阿塔土尔克的非宗教国家的梦想，并且对土耳其公众生活中悄然发生的伊斯兰化也曾公开表示过愤怒。

然而，欧洲，或至少是布鲁塞尔，还是犹豫不决：土耳其加入欧盟的申请多年悬而未决。有充足的理由对此小心谨慎：土耳其的监狱、对待国内批评者的态度、不充分的民法典和经济法典，这些只是有待解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部分。解决了这些问题，它才能有希望去打破与欧洲伙伴之间的严格的贸易关系。欧盟高级委员如奥地利的弗朗茨·费什勒曾公开对该国的长期民主信心表示怀疑。然后还有现实困难，作为成员国，土耳其将是仅次于德国的第二大欧盟成员国，也是最穷的，其繁荣的西部边缘和广袤的、贫穷的东部之间的差距十分悬殊。即使加入欧盟，众多的土耳其人也有可能向西涌向欧洲，寻求一份最低生活工资。这些对国家移民政策和欧盟的预算造成的影响几乎是不能忽视的。

但真正的障碍还在别的地方。如果土耳其加入了欧盟，那欧盟将会有外部边界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相比邻。从地理上讲，它把“欧洲”延伸到了离摩苏尔100英里以内的地方，不管这是不是一个合法性的问题，在当前的环境下，这无疑具有安全隐患。并且，欧洲边界延伸得越远，包括2004年宪法文件的起草者在内的很多人就越会觉得欧盟应该明确声明，是什么在界定他们共同的家园。这反过来已经促使波兰、立陶宛、斯洛伐克和其他国家的政治家们——更不用提罗马的波兰教皇了——在新欧洲宪法文本的序言中提醒人们，欧洲曾经是基督教的欧洲，尽管这样做并不成功。捷克前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于1994年在斯特拉斯堡的演讲中不是曾经提醒他的观众们吗？——“欧盟是建立在一大套价值基础之上的，它根植于古代的风俗习惯、制度和基督教。”

不管他们是什么人，土耳其人绝对不是基督徒。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恰恰就是因为他们不能把自己界定为基督徒（或者犹太教基督徒），属于“准欧洲人”的土耳其人甚至比其他欧洲人更有可能去强调自己欧洲身份的非宗教、宽容和自由的特点。他们还越来越急于把欧洲价值和标准作为杠杆，来对抗土耳其公众生活中的反动影响，这一目标也是很多欧洲成员国一直赞成的。

2003年，尽管在欧盟的吩咐下，土耳其议会最终取消了对库尔德文化生活以及人们发表政治意见的长期限制，布鲁塞尔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表演的漫长的、犹豫不决的华尔兹舞步也开始强行加价了。对加入欧盟持反对态度的土耳其国内的批评家们坚持认为，这是对曾经是帝国的土耳其的羞辱，它现在已降至在欧洲大门口恳求，纠缠那些曾是土耳其附属国的国家来支持土耳其入盟的地步了。此外，土耳其持续增长的宗教情绪不仅能够促使本国温和的伊斯兰教政党获得选举胜利，而且还鼓励国家议会又一次就把通奸作为犯罪的提议进行辩论。

布鲁塞尔直率地警告它，这绝对会危害到安卡拉加入欧盟的申请。作为对该警告的回应，上述提议被放弃，而欧盟最终也于2004年12月同意开启与安卡拉的入盟谈判。然而，危害还是出现了。土耳其入盟的反对者——其中很多是来自德国、法国以及地处希腊或保加利亚周边的国家——能够再次指出土耳其入盟的不适当性。2004年即将离职的荷兰籍欧盟委员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告诫说，要警惕欧洲的“伊斯兰化”倾向。继续顺利谈判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欧盟扩展事务委员君特·弗尔休根承认，他并不指望土耳其能在“2015年前”成为欧盟成员国。同时，将来拒绝土耳其入盟或将其进一步搁置的代价，是对土耳其的自尊以及作为欧洲脆弱边缘的该国政治稳定的一大伤害。东方问题又回来了。

鉴于历史对当代欧洲人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要是再期待它能对21世纪之初的欧洲事务产生重大影响，无疑是具有讽刺意义的。与其说这是教育的问题——当然，东南欧部分地方的历史教育，或者是错误的历史教育，也是让人担心的地方——还不如说是因为历史在现在被用于公共事务。当然，这在独裁社会里并不新鲜，但欧洲自称是“后独裁”社会，政府对知识不再实行垄断，历史也不再因为政治而被轻易篡改。

绝大部分历史并没有被篡改。在欧洲，对历史的威胁不在于为了不真实的目的而故意歪曲历史，而在于怀旧——这个历史知识的天然属性。在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公众对历史日益升温的迷恋已成为一个独立的人工制品，它封存在内部的并非最近的记忆，而是失去的记忆：历史不再是启迪、教化现实的镜子，而成了展示一个与当今有区别的注解。电视上的历史（无论是以讲述的形式，还是表演的形式，主题公园里的历史，博物馆里的历史），所有这些强调的都不是人们与历史的密切联系，而是把人们与历史隔离。“现在”已被描绘成一个“历史”的孤儿，而不是它的继承人，这就切断了与事物本质的联系，也切断了与我们失去的世界的联系。

在东欧，虽然社会主义的负面影响已不复存在，但怀旧还是直接引起了对逝去的社会主义的遗憾。2003年，布拉格装饰艺术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前革命时装”展，展品包括靴子、内衣、礼服等等，这些虽然属于结束只有14年的那个世界，但是已经让人流连忘返。展览吸引了很多老人，这些劣质的千篇一律的灰色展品勾起了他们最近的回忆。而参观者们的反响却显示出了某种程度的喜爱甚至遗憾，这让馆长大为吃惊。

民主德国人的怀旧病在德国家喻户晓，也同样是忘却的记忆。借用米拉波对德国霍亨索伦王室治下的普鲁士的描述，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仅仅是掌握政权的间谍组织。但在回忆中，它却在激发人们的感情甚至是渴望方面表现出了非凡的能力。当捷克斯洛伐克人对他们的旧服饰赞美不已时，德国人却对电影《再见，列宁》趋之若鹜，该电影对埃里希·昂纳克时代生活的物质匮乏、教条主义和普遍的荒谬性进行明显的嘲讽，但由于观众对那个时代的主题抱有某种同情，而它的突然终结又令他们非常不知所措，影片的嘲讽效果大打折扣。

同其他中欧人一样，德国人和捷克人都有很多对满目疮痍的家园进行重建的经历。为挽救遗失的历史碎片而产生的有选择性的怀旧颇具意义。1984年，艾德加·赖兹的《故乡：德国的历史》在电视台播出时，平均每集有900万联邦德国人观看，这绝非偶然。这种对怀旧的着迷在20世纪最后几年同样席卷了西欧的其他国家，它进而导致了遗产行业、纪念馆、重建、重新立法以及改革的兴起，而人们却很难解释这种对怀旧着迷的现象。

历史学家埃瑞克·霍布斯鲍姆1995年所描绘的“历史神话的伟大时代”并非史无前例。霍布斯鲍姆自己曾就民族时代之初19世纪欧洲的“传统的创造”写过精彩的文章，爱德温·缪尔（1941年在苏格兰著有《彭斯与司各特》）把这种人造文化解释为“虚假民族的虚假诗人”。但是在20世纪末法国和英国出现的对民族历史创造性的再想象则完全是另一种不同的景象。

“历史即怀旧”在这两个国家尤其发出最强音，并非偶然。法国和英国以高傲帝国的身份进入20世纪后，两国都在战争和非殖民化进程中逐渐丢失了领土和资源。昔日作为全球帝国的自信和安全感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不堪回首的记忆和未卜的前途。法国人或英国人虽然曾风光无限，但是风光不再。是否要成为热情的“欧洲人”，对于比利时和葡萄牙这样的小国家或者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样在近代史上有巨大阴影的国家倒容易得多。但对沐浴在伟大和光荣的记忆里的国家而言，“欧洲”总是一种不愉快的转换：它是一种妥协，而非选择。

从社会公共机构的角度来看，英国几乎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就开始怀旧了。为获得“美与历史”的场地和建筑，劳工部长休·达尔登设立了“国家土地基金”，并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一大批由国民信托银行管理的财产——公园、城堡、宫殿和“杰出的自然美的地方”成为重要的旅游胜地，其中有些仍由原主人拥有，他们将这些祖传遗产赠与国家，以此换得巨额财政减免。

从50年代到70年代，让人重获信心的近代史版本以战争题材的电影、古装戏、服饰的形式得到再现。从男阿飞到多毛的面部装饰，爱德华国王时代的风尚再度流行，就是这股潮流的特点。它在1977年达到顶峰，人们举办街头舞会和摄影展，举国上下都在祈祷重回昔日美好时光，人们就是以这种自觉的“回忆”和怀旧的方式来庆祝女王登基25周年。但是，80年代的撒切尔改革之后，这种元素的连续性就中断了。在那10年间，回首40年代，甚至回首1913年，大不列颠——更准确地说是英格兰——能从别人的赞誉中感受到一丝温暖，但是这种感觉现在一扫而空。

在那片土地上出现了一个国家，它让人无法回顾它的近代史，除非是无意地讽刺它对历史的否认，或是将其作为一种被清洗干净的、无实质内容的“遗产”。这种对历史的否认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这样古老的教育机构的不安全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两所大学在布莱尔新政府的平等机会主义的氛围中被迫宣扬“反精英主义”，这对它们可谓奇耻大辱。这种否认还体现在一些文化机构的奇异的自我否定上，例如伦敦的“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在20世纪90年代，它们已经沦落到了要不断讨好、招揽客人才有生意，可算是“配有上等博物馆的一流咖啡馆”了。

民族遗产已经公然演变成了一个商业计划，即“遗产行业”，由“民族遗产部”这个新政府部门负责筹划和经营。这个新部门于1992年由保守党政府设立，这与原本工党起草的计划是一致的，后来被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合并成“文化传媒和体育部”。这在全球背景下的意义是重大的——遗产不是政党工程。历史不再被滥用或用以自肥，它已被净化并被赋予了愉悦的面孔。

地处已被废弃的南约克郡的煤田中心位置的巴恩斯利就是最好的例证。巴恩斯利曾是重要的矿业中心，但在“后撒切尔”时代，它已经变得面目全非，让人难以辨认。镇中心的精华部分已不复存在，市民中心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被混凝土停车库包围的华丽的商业步行街。残存下来的仅有镇礼堂和几幢相邻的建筑，他们是代表19世纪巴恩斯利荣誉的建筑遗产，是指引游客的伪古代、“老式”的地标性建筑。同时，当地书店现在专门把介绍本地历史的书籍销售给本地居民（巴恩斯利当时不在已开发的任何旅游路线上），这包括深褐色照片和出版物，以及像《巴恩斯利黄金时代》或《古唐开斯特的回忆》一类的书籍，这些出版物能让人勾起对刚刚逝去的、几乎被遗忘的世界的回忆。

2001年，距巴恩斯利仅几英里之遥，靠近欧格里夫村，“欧格里夫暴力冲突”在电视上重播。1984年6月，在此地，罢工矿工与警察之间爆发了武装冲突，它是暴力程度最高、最猛烈的一次冲突，也是当年玛格丽特·撒切尔与全国矿工联合会之间冲突的标志。此后，大量矿工失业，有些失业矿工（为挣钱）穿着“特定时期”的服装重新演出了这场冲突。这种对著名暴力冲突的演出是英国既定的一种娱乐方式。但本该一直享有“遗产”待遇的欧格里夫是正在进行中的加速历史化的例证。毕竟，在距南部仅两三个小时车程的内斯比发生的内战，过了300年以后英国人才考虑重新演绎；而欧格里夫冲突发生之后仅17年即被搬上荧屏。

巴恩斯利镇在《通向威根码头之路》一书中非常出名，在该书中，乔治·奥威尔描述了英国工人阶级在冲突中失业的悲剧，令人难以忘怀。威根码头自身历经70年的变迁，现在不仅是一个码头（奥威尔曾对它未能列入遗产名单而发表过著名的评论），而且在附近的高速公路上还树有路标，以鼓励人们来此地参观。清澈的运河旁，已建成名为“历史之路”的博物馆，以及名为“奥威尔在威根码头”的很普通的现代酒馆，出售汉堡和薯条。奥威尔笔下可怕的北部贫民窟的确是不复存在了——不仅从地面上消失了，而且还被本地人遗忘了。《1930-1970年的威根记忆》是一本在博物馆打折出售的指南书，书中印有漂亮的深褐色图片，有端庄的女售货员和精巧的但已被遗忘的商店。但对于吸引奥威尔来到威根，并为当地带来意义不明的声望的矿坑和矿工，书中并未提到只言片语。

享受遗产待遇的不仅仅是北部地区。在英国中西部制陶地区，游客和当地的小学生都被鼓励去学习18世纪陶器制作商约书亚·威治伍德是如何制作他那些著名的陶器作品的。他们寻找有关制陶工人是如何生活的，以及这个地区为何被称为“黑色乡村”的证据（奥威尔曾经描述过，甚至白雪都因为上百个烟囱冒出的滚滚浓烟而变成黑色），但却无功而返。很多事物本来的面貌已被过去的（或现在的）面貌所取代，这样的例子可谓俯拾皆是，不胜枚举。

现实存在的英国铁路是一桩公认的国家丑闻，但截至2000年，大不列颠所拥有的蒸汽机铁路和蒸汽铁路博物馆的数量超过所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总和：整个欧洲此类博物馆有120个，而英国就占了91个之多。大部分火车都不再上路运营了，即便是那些能够上路的，也满不在乎地试图将现实与虚幻交织在一起：为参观约克郡而坐上“西行列车”的夏季游客受邀乘坐托马斯蒸汽机火车，沿基思利到豪沃斯的路线去参观著名女作家勃朗特三姐妹的故居。

在当代英国，历史和小说结合得天衣无缝。工业、贫困和阶级冲突已被淡忘和平息。深刻的社会对比差距被否认或和谐。即使是最近的饱受争议的历史，也只能在怀旧的电影作品中看到。这种全民族的记忆的大删除，是英国新政治精英们的标志性的成就。依靠撒切尔夫人的声望和影响力，新工党成功地废弃了历史，而英国繁荣的遗产行业却适时地变成了“历史”。

英国人种植和培育“遗忘花园”，在援引历史的同时又竭尽全力否定历史这种能力上，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方面，法国对民族遗产的着迷可与英国一较高低，但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在法国，对确认和保护民族历史上有价值的物品和场所的着迷，可以追溯到很多年以前。它开始于对逝去的1914年前的世界表示出怀旧的农业展览，并且在维希政权做出努力，用过去理想化的乡村取代当时生活不方便的都市之后，又得到了加速发展。

战后，在第四共和国与第五共和国时期，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到对民族历史和地方历史保护中，累积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有形的教育，即作为当代一种长久的、对民族独特历史（在痛苦不堪和动荡不安的世纪之后）的警醒。但在20世纪最后几十年，法国，确切地说是密特朗和希拉克总统时期的法国，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引发评论的已经不是昔日的荣耀——或者说是昔日的悲剧——的延续，而是它的中断。过去——过去的革命，过去的农民，过去的语言，而首先是不久前的过去，从维希政府到阿尔及尔——对未来几乎不提供任何指导。经历了人口变迁和两代人的社会地理变动，曾经毫无断裂的法兰西历史似乎注定要在民族的整体记忆中消失。

对记忆消失的焦虑产生了两种结果。其一是官方宣布的遗产、大量由公众支持的遗迹和由国家贴上“遗产”标签的人工制品越来越多。1988年，依据密特朗政府文化部长雅克·朗的要求，法国文化遗产中受官方保护的项目名录急剧扩大，而以前该名录仅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遗产，如尼姆附近的嘉德水道桥或位于埃格莫特的“勇敢的菲利普的堡垒”。

雅克·朗和他的继任者所采取的方法很具有启发意义。在法国的新“遗址”中，位于巴黎热马普码头有着碎块状外墙的“北方旅馆”就是其中之一，并特别声明是向马塞尔·卡内于1938年拍摄的经典电影表达怀旧式的敬意。但是卡内的拍摄全部是在摄影棚进行的。对电影中从未出现过的建筑物（或建筑物外观）的保护，依据个人好恶，可以被看作一种微妙的法国式“后现代”讽刺，也可以被看作在官方以假乱真的做法下出现的、注定虚假的事物的表现。

密特朗个人对国家遗产的突出贡献，与其说是保护遗产或对遗产分类，还不如说是在现实中制造了遗产。自路易十四以来，还没有别的统治者在其任期内留下数量如此众多的建筑和典礼。密特朗在任14年的政绩，不仅仅体现在越来越多的博物馆、纪念堂、庄严的就职典礼、名人下葬和重新下葬，还体现在通过巨大的努力，确保了总统自身在国家遗产中的位置：从巴黎西部拉德芳斯雄伟的凯旋门出发，到卢浮宫优美的金字塔和巴士底狱旁边盛气凌人的现代主义歌剧院，再到塞纳河南岸饱受争议的新国家图书馆。

在密特朗忙于简洁优雅的纪念碑式建筑、让国民真实地记住了自己的同时，人们也感觉到国家正在隔断与祖宗的联系，正是这种令人痛苦的感觉，促使一位杰出的巴黎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主编了《记忆中的地方》，该丛书是一部巨型文集，包含三个部分，共7卷，长达5600页，在1984-1992年间陆续出版。这部巨著旨在辨认和阐明法国人集体记忆中的地方和范围：名称和概念，地方和居民，现在是或曾经是法国的工程和象征，包括从大教堂到美食烹饪，从国土到语言，从计划中的城镇到法国人心目中的法国版图。

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什么出版物可以与这本书相媲美，很难想象这本书是如何写成的。诺拉的《记忆中的地方》一方面记录了全体法国人的一种令人惊讶的自信，那就是人们坚信800年的历史留给法国的是少有的集体遗产，并且将它以这种方式来回忆和展示；另一方面，正如主编在前言中所阐明的那样，该书还表明了一种焦虑感，担心这些集体的、共同经历的标志即将永远被人们遗忘。

这既是怀旧，也是不安。担心总有一天——而且很快地——风景优美的高速公路两旁的泥土色信息指示板对法国人将不再有任何意义。如果委婉提示——起初是标志，然后是名字——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兰斯的大教堂、尼姆的古罗马圆形剧场、沃日奥葡萄园的葡萄树、圣维多利亚山或者凡尔登战场，又有何意义呢？如果偶遇这些名字的普通游客想不起来它们原本的含义，也唤不起他们打算唤起的感情，法国人还能得到什么呢？

英国的遗产行业表明了它迷恋的并非是事物的本质——怀旧是真的，而它所纪念的“过去”却是赝品（对虚假历史的真实怀旧）。相比较而言，法国人对其精神遗产的迷恋还是有一些文化真实性的。“法国”总是以一种隐喻的方式表现自己，比如作为共和国象征的各种“玛丽安娜”的形象和化身。法国人用大量物质的或者精神的象征形式，集中表现对失去的法国本性的遗憾，这样做倒是比较恰当的。这就是法国。如果它们被放错了地方，或者不再让他人共享，法国就不成其法国了——这就是夏尔·戴高乐所说的“没有荣耀，法国就不成其法国”的含义。

这类假设是政客、知识分子以及各种政治信仰派别的人们的共识，这也是《记忆中的地方》如此成功的原因所在。它让成千上万的法国读者深深地感受到了法国特质的存在，而这种特质在渐渐消失，在日常生活中也被法国人慢慢淡忘。在诺拉的这本大部头的书中，基督教的精神——基督教的思想、基督教的建筑、基督教的实践和标志——浓墨重彩，占据主要地位，关于“犹太人”只有简短的一个章节，而且大多作为被同化、排斥或迫害的对象出现的，而对“穆斯林”却只字未提。这就非常说明问题。

这并不是由于疏忽。法国人的记忆殿堂里没有为伊斯兰教预留位置，如果事后再创造出一个位置来，这将与这个项目的目标背道而驰。“疏忽”不过是表明了法国与它的邻国一样，很难容纳数以百万计的新欧洲人。肩负起草欧洲宪法任务的“欧洲大会”的105个代表无一不具有欧洲背景。从葡萄牙人到波兰人，和欧洲大陆的其他政治精英一样，他们首先代表的是白人的、信奉基督教的欧洲。

或者更准确地讲，这是原来信奉基督教的人们的欧洲。虽然欧洲基督教分支众多，从乌克兰的东仪派天主教到威尔士的卫理公会教派，从横穿喀尔巴阡山脉的希腊天主教到挪威的路德教会，但真正实践他们信仰的基督教徒的人数却在日益减少。在20世纪末，西班牙鼓吹仍有900座女修道院和寺院，占全世界总数的60％，但实际信仰人数也一直在下降，这种状况与修道院地处偏僻的乡村落后地区以及老龄化不无关系

。在法国，仅1/7的成年人承认会去教堂，但平均每月只有一次。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英国，这个数字甚至会更低。甚至在波兰，基督教也在日趋衰落，全体公民对曾经非常强大的天主教等级制度的道德训词越发是充耳不闻了。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超过一半的波兰人（其中绝大部分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赞成堕胎合法化。

相比之下，在阿拉伯、土耳其或非洲裔居民仍被广泛视为“外国人”的国家里，伊斯兰教的吸引力在不断扩大，特别是对年轻人。对于他们而言，伊斯兰教越来越成为他们的团体身份和集体自豪感的源泉。然而他们的父辈和祖辈曾极其努力地想融入本地、入乡随俗，安特卫普、马赛、莱斯特的年轻男女叫嚷着说，他们既认同比利时或法国或英国是他们的出生地，也认同他们的宗教信仰和家族根源，尤其是女孩子，她们开始穿戴传统服饰，佩戴宗教标志，这样做有时是迫于家庭压力，但更多时候是对上一代人的妥协态度的一种抗议。

正如我们所见，政府当局的反应也因地方传统和环境而异，只有法国国民大会凭借世俗共和主义的正义热情，以494∶36的投票结果，选择禁止在公立学校佩戴任何宗教标志。但此项启动于2004年2月、以薄纱（信仰穆斯林的女性头饰）为目标的举措，应该放在更广阔也更复杂的背景下理解。在很多地方，种族偏见正在被极右派转变成一种政治利益；欧洲的反犹主义40年来首次出现上升势头。

在大西洋彼岸，反犹主义已经成为对欧洲怀有恐惧症的政客和新保守派的博学者们讲话的主要内容，他们认为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的反犹主义复辟了欧洲的黑暗历史。在2002年2月刊登于《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中，很具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乔治·威尔甚至将欧洲再次出现反犹主义表述为“为‘犹太问题的最终解决’而进行的第二阶段的战斗——也是最后阶段？”美国驻欧盟大使洛克威尔·施纳贝尔在布鲁塞尔的一次特殊集会上告诉美国的犹太问题委员会说，欧洲的反犹主义“正在向1930年的糟糕形势发展”。

这是很具有煽动性的言辞，而且是被深深误导了。在当今欧洲，人们还感觉不到反犹的情感，但穆斯林和阿拉伯裔的欧洲人除外，因为他们是中东危机的直接受害者。通过卫星转播，在整个欧洲都可以看到阿拉伯电视台经常播放加沙和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的报道。巴黎、里昂、斯特拉斯堡（主要是）郊区的年轻人被所见所闻激怒，同时也受到阿拉伯和以色列当局鼓励要把他们当地的犹太邻居和以色列人一样看待的刺激，他们开始攻击他们的犹太邻居：在犹太社区建筑物上涂鸦，亵渎他们的公墓，向学校和犹太教会堂投递炸弹，甚至还有袭击犹太青少年或犹太家庭的情况。

在21世纪的前几年，对犹太人和犹太组织的攻击之所以引起关注，不是因为他们攻击的规模，或者是其种族主义特征，而是因为他们所固有的种族对立的特性。这与过去欧洲出现的反犹情形不同：对于因为情绪不满而要寻找替罪羊的人们而言，犹太人不再是选择的目标。事实上，犹太人远非最受歧视的种族。2004年1月进行的一次法国民意测验发现，接受问卷调查的人中虽然有10％的人承认不喜欢犹太人，但是不喜欢“北非人”的比例更高，达到23％。对阿拉伯人的种族攻击，包括对来自其他国家（例如土耳其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孟加拉国人、塞内加尔人等等）的阿拉伯少数民族的攻击，要比对犹太人的攻击多得多。在有些城市，这种种族攻击甚至在当地蔚然成风。

新型反犹太主义的麻烦一面是，当犹太人再一次成为受害人时，这次的凶手却是阿拉伯人（或穆斯林）。唯一的例外出现在德国，在德国复活的极右势力没有费心去区分德国的移民，即犹太人和其他“非德国人”。显而易见，德国是个特例。在其他国家，当局更担心的不是所谓的法西斯主义的复兴，而是当地的阿拉伯人和其他穆斯林族群与社会日益格格不入。

美国仍将“伊斯兰教”和穆斯林视为遥远的挑战、异端和敌人，这一点可以从它提高安全等级并且抢先发动战争得到说明。与美国相比，欧洲政府有充足的理由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一问题。尤其是在法国，中东危机不再是外交政策的问题，它已经成为一个国内问题。在巴勒斯坦遭受迫害的阿拉伯人的愤怒和失败情绪转移到了生活在巴黎的、愤怒的、沮丧的同胞们身上，这种转移不足为奇——毕竟它是另一种帝国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