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旧欧洲——新欧洲
你一定想知道为什么欧洲在自己的舞台上似乎很难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理查德·霍尔布鲁克
假如重新开始，我会从文化入手。
——让·莫奈
用爱把很多人凝聚在一起总是可能的，只要仍然有人接受他们的各种咄咄逼人的表现形式。
——西格蒙·弗洛伊德
绝大多数人的相对富裕和11%的永久性人口失业率，该如何解释这种奇怪的组合现象呢？
——比阿特丽斯·韦伯，1925年
90年代的政治分裂情绪不仅限于原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西欧国家同样具有摆脱中央统治的强烈要求——或者说是为了摆脱承担偏远省份贫困人口的责任。从西班牙到英国，西欧已确立的各国领土遭受大范围的行政分权，虽然这些区域在表面上仍然维持民族国家的形式。
我们在本书卷三第3章里看到，西欧某些地区的离心倾向在数十年前就已经浮出水面。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一直要求自治，西班牙在新宪法中已经给予承认。特别是加泰罗尼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它就已经成为国中之国，拥有自己的语言、公共机构和统治机构。1983年颁布的《语言标准化法》使加泰罗尼亚语迅速成为具“支配地位的授课语言”；10年后，加泰罗尼亚议会规定幼稚园和学前班内只允许使用加泰罗尼亚语。所以毫不奇怪，即使卡斯蒂亚西班牙语仍然在各地使用，很多年轻人还是习惯于说自己的加泰罗尼亚语。
西班牙其他地区都未达到民族独立的程度；但若是按实力，其他地区的确也望尘莫及。1993年，作为西班牙7个行政区域之一的加泰罗尼亚，其国民生产总值已占全国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5。其中超过1/4的外资直奔加泰罗尼亚，大部分又投资在其富庶的省会城市巴塞罗那；该省的人均收入高出国内平均水平20％。如果加泰罗尼亚获得独立，毫无疑问它将迈入欧洲大陆富庶国之列。
导致加泰罗尼亚人萌生独立意识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反感对国家财政部的巨额资助。这项资助主要是指1985年西班牙政府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地区性补偿基金。但是和巴斯克地区、加利西亚省、纳瓦拉省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自治省一样，加泰罗尼亚也同样从“西班牙”这个大整体概念中受益。佛朗哥对传统意义上民族名义的利用已经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无论是帝国的光辉、军队的荣耀，还是西班牙国教），等他一下台，很多西班牙人对传统和天赋权力等豪言壮语已经没有兴趣了。
事实上，和上一代“后独裁时期”的德国人一样，西班牙人是严厉禁止“谈论民族”的。另一方面，地区性或是省份的定位没有受到极权组织的玷污和否定，相反，地区性身份曾经是旧政权最钟爱的目标，它被认为是向民主过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在巴斯克这个例子中，自治、分裂主义和民主之间的联系就不是很明显，巴斯克的“埃塔”组织由此走上一条危险之路（他们甚至还策划了1995年刺杀国王和首相的行动）。此外，600万加泰罗尼亚人走上一条康庄大道时，巴斯克地区的老工业区却日渐衰弱。巴斯克地区普遍存在失业问题，收入水平比加泰罗尼亚地区低，只在国家平均水平上下波动。
如果巴斯克民族主义者没能利用上述条件，那么多半是由于该地区200万居民中有很多新居民（到1998年，只有1/4的居民会说巴斯克本地语）。所以居民们对分裂活动毫无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只有18%的巴斯克人支持独立，更多人选择已受法律保护的地区性自治。即使是在巴斯克民族党内部，大部分成员也持相同看法，选择地区自治。对于“埃里·巴塔苏纳党”这个“埃塔”组织的政治分支而言，它的选票正在流向温和自治党派甚至主流西班牙政党。到20世纪末，埃里·巴塔苏纳党已经成为包括对政府当局不满的绿党人士、女权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反对全球化论者的多元在野党。
如果说，推动西班牙民族国家分裂的是对过去的记忆，那么在意大利，分裂更多是由对现状不满引起的。从传统的角度来看，意大利持不同政见的地区位于北部偏远地方：该地区的人们对自己被迫接受意大利人这个身份仍然记忆犹新（他们往往因为战争原因，而非自愿认可意大利人身份）。和意大利语相比，当地人更喜欢说法语、德语或者斯洛文尼亚语。所幸的是一系列新的自治区协议的颁布使这些地区的不满情绪得到缓和：瓦莱达奥斯塔自治区位于阿尔卑斯西北部的意大利、法国和瑞士的交界处；特伦蒂诺——上阿迪杰自治区位于邻近奥地利的蒂罗尔地区；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亚区则在种族模糊的南斯拉夫（之后成为斯洛文尼亚）边界地区。这些地区（正如我们在上阿迪杰地区这个例子中看到的）也从来自欧盟布鲁塞尔的地区性补助和其他帮助中获益。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阿尔卑斯地区旅游业的发展，意大利北部边境地区逐渐淡出了人们的政治视线：它们成为这个区域化大陆里的区域性地区。
但是，取而代之的地区分裂主义却更具威胁性。1970年之后，按照战后宪法的规定，意大利在原有5个自治省（3个边境地区、撒丁岛、西西里）的基础上被细分为15个区。这样做，当然有充分的先例：比如皮埃蒙特区、翁布里亚地区或者艾米利亚，这些地区都和加泰罗尼亚和加利西亚一样，因为历史特殊性而产生强烈的独立愿望，虽然几十年前这些地区非常明显的语言差异已经慢慢减弱，但是这样的差异性并没有完全消失。
与西班牙相比，意大利的新自治区大部分只是行政上的虚构单元。虽然这些地区吹捧自己选出来的议会和领导人，并且招募了很多官员，但是这些地区单位既不能克服他们的意大利人身份，也无法与中央政府切断政治上、首先是财政上的联系。不过这些自治区的存在，倒是提醒意大利人：富庶的北部与靠救济的南部地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和持续的差别，同时也为南北部地区之间的仇恨提供了一种政治上的解释。
这种结果至少在意大利导致一些新情况的出现：富裕地区出现分裂主义。几十年来，意大利北部地区（特别是皮埃蒙特区和伦巴第区的工业化城镇、博洛尼亚省及其腹地的富裕农场和小型企业）明显比意大利其他地区富裕，与别的地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到20世纪80年代末，米兰周边的伦巴第区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已经是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132％；而位于意大利“靴子”地形的“脚尖”部位的卡拉布里亚区，其人均生产总值是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56％。80年代梅索兹阿诺的贫穷率是意大利北部的3倍。一方面，意大利北部和中北部在富裕程度和公益设施方面已经可以和法国或者英国相比，另一方面，意大利南部地区远远落在后面，巨大的差距只好部分地通过巨额财政汇款来弥补。
20世纪80年代，一个新的政治联盟——伦巴第联盟（之后改称“北方联盟”）开始崛起。它正是利用了人们认为意大利“南部地区”依靠北部财富占了太多便宜的共识而慢慢发展起来的。根据北方联盟党创始人和主席翁贝托·博西的意见，解决方式是剥夺罗马的财政权力，将北方地区从其余地区中分离开来，最终保证伦巴第及其周边地区的独立，同时让那些贫穷的“寄生”地区自食其力。这与加泰罗尼亚（或者斯洛文尼亚，或者是瓦茨拉夫·克劳斯领导下的捷克共和国）何其相似。
在90年代的大选中，北方联盟在伦巴第区和威尼托区获得了足够多的选票，使其能在保守的政府联盟中占有一席之地。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联盟党在政府中的席位靠的是与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领导的意大利力量党以及前法西斯主义者詹弗兰科·菲尼的国家联盟党的联合获得的。这两个政党（尤其是后者）主要依靠受政府资助的贫穷的意大利南部人民，而这些人正是北方联盟党非常鄙视的。虽然两党相互敌视，联盟党领导人博西的支持者们仍心存幻想，但是意大利不存在严重的分裂问题，也没有哪个省会独立。
法国的情况也大致相似，在密特朗担任总统期间，实行了有限的非中央化治理，并且漫不经心地着手将某些机构和资源分给各省。在法国新建立的各个地区单位中，不光是阿尔萨斯或者法国的巴斯克各地区有兴趣切断它们同巴黎的联系，而不管它们之间的历史同一性。只有科西嘉岛基于真正意义的语言独特性和历史独特性而掀起了一场民族脱离运动，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宣称说，科西嘉岛只要独立于大陆，就能繁荣。但是科西嘉民族主义者对暴力（和解决家族之间的宿怨）感兴趣，就像“埃塔”组织一样，所以始终只限于吸引少数人。
法国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当其他欧洲国家都在大肆谈论自治和地方自治的优点时，在法国即使是最轻微的骚动，也会在巴黎政治界掀起对新雅各宾派的突然涌现出来的普遍敌视。此外，法国那些特征最为迥异的省份（例如布列塔尼和人口稀少的郎格多克高山地区）几十年来一直是法国政府的重点扶持对象。从高速铁路干线的基础设施建设，到内部投资的税收优惠，都来自法国政府。支持布列塔尼和欧克希坦分裂分子的人寥寥无几，这部分支持者大多数是60年代那个时代的狂热退潮之后仍然于心不甘的、上了年纪的好斗之士。相反，里昂和格勒诺布尔周围的罗纳——阿尔卑斯地区等富裕的地区即使只靠自己也能发展得很好，但是他们关于独立的记忆却尘封已久，并且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有政治野心想要恢复这种记忆。
但是在英吉利海峡的对岸，凯尔特人虽然在经济上严重依赖伦敦政府，但是他们仍然希望民族复兴。在威尔士，这种复兴意识体现在文化形式上，威尔士人在教育和媒体方面加强了语言的使用。正如民族主义政党“威尔士民族党”领导人所说的，只有在山区和人口稀少的北威尔士，人们才要求完全独立，实际上也只有在那些地方，要求独立的呼声才找得到共鸣。威尔士的南部城市与英格兰有更加便利的交通联系，与全国工会组织、工党、自由党都有完善的政治联系，所以他们对主张建立小国家的威尔士民族独立分子一直非常地警惕。
所以，虽然威尔士民族党候选人在1974年的全国大选中首次实现突破，并且之后一直存在并保持其微弱地位，但该党从来没能使民族独立的提案获得通过。1979年3月参与投票的一小部分威尔士人中，只有小部分人同意成立地方议会，大部分人投了反对票。20年后，威尔士终于开始实施分权制，但促成这个结果的不是当地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托尼·布莱尔第一任期内工党新政府的行政重组计划——在推行这项计划时，精明的布莱尔早已胸有成竹，因为他赋予加的夫新威尔士议会的有限权利同样会落入现在正行使着它们的威斯敏斯特的议员手里。
结果，威尔士国民大会虽然拥有大量象征性权力，但是几乎没有实权，它们只是在表面上满足了民族分裂者们对于认同威尔士最高权力的需求。毕竟，威尔士从1536年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起就处于英格兰统治之下，而亨利八世本人也是威尔士王室的后裔。在语言和历史方面，威尔士的复兴已经足够，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威尔士全面民族意识的复苏，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威尔士公众生活表面之下的愤怒和仇恨出于经济上的苦恼，而非民族独立的野心。假如有两个选择，一是威尔士独立，二是必须处在英格兰的统治下，但恢复受工业化破坏的矿区、城镇、港口以及解决失业问题，那么很少会有威尔士人犹豫不决。
苏格兰的情况则另当别论，苏格兰同样因为老工业的衰落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是成立于70年代的“苏格兰民族党”在当地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比他们的威尔士同行高出4倍。20年之后，苏格兰民族党作为“单一目标”党在1974年的大选中实现了突破——该党在议会中重新获得11个席位——此成绩已超过保守党，并对传统的工党大本营造成严重的压力。和威尔士人不同，苏格兰公民真正赞成权力下放；虽然他们在1997年才真正享受到这种权力，并且无可置疑地在为一个国家说话。即使苏格兰不是以一个国家的名义在为自己说话，位于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无疑是以一个独特和分离的民族的身份在说话。
苏格兰民族主义从两处受益，一是幸运地发现北海油田和天然气（它为阿伯丁和东北部地区带来财富）；二是从欧盟委员会的地区政策中受益，这使苏格兰行政官员和商人能够绕开伦敦，与布鲁塞尔总部建立直接联系。苏格兰虽然在1707年的《统一法》中加入了英国，但是它一直保持了一定距离。与其说它的自我意识建立在语言或宗教的区别之上（尽管这些区别是真实存在的，但在大部分苏格兰人身上已经变得模糊），不如说建立在优越感和怨愤的奇异组合之上。
正如很多现代英
国文学的经典之作实际上出自爱尔兰人之手，一些自启蒙时代以来的杰出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来自同样使用英语的苏格兰人，从大卫·休谟到亚当·斯密，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后来的一些名人，其实都是苏格兰人。从某种程度上讲，不仅爱丁堡是英国早期工业化时代的知识中心，格拉斯哥是20世纪早期英国工党运动的激进中心；而且苏格兰的商人、经理和移民都担负着建设、开发和管理英格兰帝国的大部分领地。此外，苏格兰一直坚称并始终保持自己的独立身份：即使在伦敦的集权统治下，它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教育和法律系统。
那么，建立一个独立的苏格兰似乎是一种完全合理的建议，特别是在欧盟这个大集体中，苏格兰绝对不会是最小、最贫穷的民族国家。当然，是否大部分苏格兰人在确保形式上以及某些方面的实质性独立后还希望走得更远，不得而知。地理、人口和资源方面的限制都使得苏格兰仍然依赖英格兰；所以到90年代末，似乎有理由相信苏格兰和其他一些地区一样，它的民族独立运动的引擎会很快失去动力。
这种情况对于那些苏格兰人在爱尔兰移民的后代是否属实，那就说不清楚了。虽然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仅仅隔着50英里不到的海峡，但是两个民族在意识和感受上仍然存在鸿沟。苏格兰民族主义首先来自抵抗和排斥英格兰人的那种欲望，而北爱尔兰新教的民族爱国精神则来自强烈留在“联盟”内部的决心。爱尔兰“问题”的悲剧在于双方极端分子有着相反的、在某些方面又相同的目标：临时爱尔兰共和军希望将不列颠当局从北爱尔兰赶出去，成立重新统一的、独立的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而新教统一党成员以及他们的准军事志愿者则将目标定在压制“天主教徒”并且继续保持与伦敦历时300年之久的联系。（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
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临时共和军和统一党能够最终达成妥协，这不是由于双方阵营中的极端主义者不够有决心，而是双方都受到压力。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大屠杀中，外国势力纷纷介入，所以，看来似乎无休无止的北爱尔兰暴行和反暴行，不仅使当地的人们失去对号称是他们的代表的军事武装力量的同情，而且迫使伦敦、都柏林、华盛顿都以比以前所能召集的更多力量，介入和迫使双方至少能达成暂时的停战协议。
但是，1998年4月签订的《耶稣受难日协定》是否能解决爱尔兰民族问题，仍然不是很明朗。双方勉强签订的停战协议在很多方面都没有解决问题。这个协议是在多方努力下达成的——爱尔兰和英国的两国首相以及克林顿总统的努力；爱尔兰自治政府议会对当地天主教少数派的担保；结束新教秘密机构和其他组织的活动；双方的信心建立措施以及长期的政府间会议，用以监督这些措施的实行。所有可以想到的措施都在实施，多方力量的善意举措早在20年前就开始了。但是作为爱尔兰百年战争的停战协议似乎支撑不了多久。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领导起义的年长激进分子似乎很有可能执政。
此外，爱尔兰共和国自身在90年代实施了前所未有的社会政治经济改革，所以现在和“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的形象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在后民族时代的欧洲繁荣中，通过鼓励多元文化和推行低税收，年轻的都柏林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对它来说，临时爱尔兰共和军的分裂主义观点是另一个时代的怪异老古董，就像伦敦人眼中的执迷于帝国统一梦想的“奥兰治社”——另一个时代的怪异遗物。
对于熟悉西欧大国早期历史的人而言，在西欧的大国里实施“准民族特殊论”的新政治，似乎是对19世纪的中央集权模式的颠覆。即使在与众不同的现代欧洲，这一模式的例外之处还是证实了以下规则：德国作为前苏联的最大的欧洲西邻，其分裂势力并未苏醒。这不是因为其历史特殊性，而是因为纳粹德国战后已经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共和国了。
无论德国是直接以古代邦国为基础（例如巴伐利亚），还是将曾经独立的公国和共和国重新组成地域联合（例如巴登——符腾堡，或者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现代德国在很多直接影响人民的日常生活的方面都实行相当程度的财政和行政自治：教育、文化、环境、旅游和当地公共电台和电视台。在有限范围内，以地区界定的身份政治对德国人也许比较有吸引力（德国历史的特殊性也许的确起到抑制作用），所以地区发挥了替代治理作用。
事实上，民族分裂主义最集中的政治形式并没有出现在西欧最大的国家，而是出现在欧洲最小国家比利时。它的国土面积与威尔士差不多，人口密度只超过邻国荷兰，但是这个西欧国家的党派林立状况却能与东欧的“后共产主义”发展状况相比。比利时这个例子可以说明为什么在20世纪晚期分裂主义浪潮消退后，西欧的民族国家仍然完好无损。
到20世纪90年代，瓦龙尼亚的城镇和其他区域都陷入后工业时代的经济衰退中。采煤、炼钢、石板制造、冶金业、纺织生产这些传统的比利时工业财富的摇篮实际上已经消失：比利时的煤产量从1961年的每年2100万吨下降到1998年的年产量少于200万吨。欧洲曾经利润最高的工业区，只剩下位于列日省北部默兹河流域的旧煤矿区，此外还有在蒙斯和沙勒罗瓦的一些设备落后陈旧的煤矿。该地区先前大部分的采煤工、炼钢工和他们的家庭，现在都靠双语首都的政府福利制度由就业收入较高的北方人的税收来支付（在佛兰德斯民族分裂分子看来是如此）。
佛兰德斯经济繁荣。1947年，佛兰德斯有20％的人口仍然从事农业；但是50年之后，操荷兰语的佛兰德斯人中，靠土地为生的人占总人口的3％不到。1966年到1975年的10年间，佛兰德斯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达到前所未有的5.3%；即使是在70年代晚期和80年代初期的经济低谷，佛兰德斯的经济仍在持续发展，其速度是瓦龙尼亚的两倍。由于没有老旧工业和工人失业问题的羁绊，像安特卫普和根特这样的省份随着服务业、科技和商业的发展而实现了经济繁荣。它们的发展还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即位于从米兰到北海的“金色香蕉”地带。在比利时，说荷兰语的人比说法语的人多（人口比例为3∶2），前者比后者的人均收入高。与南部地区相比，北部地区更具优越性，占绝对支配地位——这种变化导致北方佛兰德斯人强烈要求与其新的经济实力相符的政治地位。
简言之，比利时具有欧洲一切民族主义和分裂主义运动的构成要素，如古老的地域区分，历史悠久且似乎无法克服的语言鸿沟（虽然很多说荷兰语的居民至少会一点法语，但是大部分瓦龙尼亚人不说荷兰语），而经济实力的巨大差距又使情况加剧。更为复杂的是：在比利时短暂的历史中，生活在贫穷的居住区的佛兰德斯农民一直受到实现工业化的、说法语的瓦龙尼亚城市同胞们的控制。佛兰德斯民族主义一直是在多方面的因素下形成的——对强制使用法语的憎恨，说法语者在权力和影响力上的明显垄断，说法语的上层精英阶层在文化和政治权威等各个方面的霸权。
佛兰德斯民族主义者在传统上一直将自己视作与之前未分裂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洛伐克人的角色类似（为此甚至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处于希望渺茫时同占领者合作，希望能从纳粹的版图上求得分裂自治）。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经济角色逆转：佛兰德人现在看到的民族主义政治家不再是贫困的斯洛伐克人的那种形象，而是斯洛文尼亚形象（或者是他们自己更喜欢的称呼——伦巴第）——一个落伍的、体制运转不灵的、充满变数的现代化国家。
这两个自我归属的身份认同——受压制的按语言划分的少数民族；受挫折的经济地区——此时都已交织成佛兰德斯的分裂的政治势力，其程度之深，即使旧有的不公正能够一扫而空，并且北方荷兰语省份能赢得盼望已久的、在公共事务中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力，然而记忆中的憎恨和受蔑视也会很容易地变成新的顾虑，这种顾虑不仅会加剧比利时公共政策争论的激烈程度，还会产生新的仇恨，而那些公共事务本身也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其中在“语言战争”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发生在60年代——当时距离荷兰语正式被官方承认，被允许在佛兰德斯的学校、法庭和当地政府中使用已经整整50年，同时从荷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开始，也已经过去40年了——当时讲荷兰语的学生在位于荷兰语区的佛兰德斯——布拉班特省的鲁汶大学反对说法语的教授出现在校园里。学生们喊着“瓦龙人滚出去！”的口号，在学校游行。最后，学生们达到了目的，学校被一分为二，那些说法语的教师只好跑到南部说法语的布拉班特——瓦龙地区，并在那里建立新鲁汶大学（不久后，图书馆也被一分为二，其图书馆资源也重新分配，这对双方都不利）。
发生在鲁汶大学的戏剧性事件（以及之后在其他地区发生的同一时期学生相互呼应的盲目而狭隘的爱国运动）导致政府下台，并直接导致之后30年一系列宪法条款的修改（共计7条）。虽然温和的政治家们希望以此满足分裂主义者的要求，但是比利时的机构重组在后者看来只是他们实现最终决裂的一步。最后，双方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他们在解除比利时单一国家体制的问题上却越走越近了。
其结果就是导致拜占庭式的复杂局面。比利时被划分为三个“地区”：佛兰德斯、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首都，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的议会（除了全国议会以外）。此外，这里还有3个正式的“社群”机构：荷兰语区、法语区和德语区（德语区大致包括6.5万居住在瓦龙尼亚靠近德国边境地区说德语的居民）。这些聚居区同样也有自己的议会机构。
这3个地区和语言社区并不完全一致——比如在瓦龙尼亚也有说德语的居民，在佛兰德斯同样也有一些说法语的小城镇（或者城镇的部分地区是说法语的）。这些地区存在的特权、让步政策和保护措施都成为各方仇恨的源泉。其中的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这两个地区除了上面提到的情况外，实际上只使用一种语言。虽然布鲁塞尔至少有85%的人是说法语的，但是它的官方语言是双语。
除了地区和语言社区之外，比利时又分为10个省（佛兰德斯和瓦龙尼亚各5个）。这些省份同样行使行政和管理职能。但是在形形色色的宪法修正案中，真正的权威越来越多地出现一边倒倾向：或者是倒向地区（比如在城市化、环境、经济、公共建设、交通和对外贸易方面），或者就是倒向语言社群（比如教育、语言、文化和一些社会服务方面）。
由此带来的麻烦颇为滑稽。比如，语言原则上（也是宪法上）现在要求所有的国家政府机构，无论它们的政治色彩如何，都必须在部长人选上实现荷兰语和法语的平衡，同时，总理必须能使用双语（因此总理人选非常典型地就来自佛兰德斯地区）。在宪法法院人事任命上也同样要求语言上的平等，每年按照不同语种轮流更换任期。在布鲁塞尔地区，由4名行政官员一起（可以自己选择语言）决定公共大事；但如果是处理佛兰德斯区或者说法语地区的事务，他们会两两分开坐。
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比利时不再是一个（甚至也不是两个）国家，而是不平衡的、权力互相重叠的一个政权。组建比利时政府是困难的：它需要地区内部和地区间的多党协商，需要在民族、地区、语言社群、省份和当地的政党联盟之间实现“平衡”，需要主要的和同等的语言群体在政治和行政层面上实现合作。当政府形成时，它是缺乏主动权的：即使是外交上的权力（在理论上，这是一个国民政府仅剩的职责之一）实际上也掌握在地区手里，因为对于当代比利时来说，大部分外交即外贸协定，都是掌握在地区手里的特权。
宪法本身的巨大变革和机构改革一样是复杂的政治。佛兰德斯地区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和分裂分子施加压力，想从他们制造的变革的新机会中获取利益。当弗兰芒集团成为战时民主主义激进分子的精神领袖，成为安特卫普和布鲁塞尔北部某些荷兰语区的重要政党时，那些相对比较传统的荷兰语政党为赢得竞争，决定接受分裂立场。
同样，在瓦龙尼亚和布鲁塞尔，操法语的主流政党的政客们采用强硬的“共产主义”路线，以迎合那些憎恨在政治领域占统治地位的佛兰德斯的瓦龙尼亚选民。结果迫使所有的主要政党都按语言和社群两条线划出分水岭：在比利时，基督教民主党（成立于1968年）、自由党（成立于1972年）和社会党（始于1978年）都一式两份，分别对应不同语言社群。这种做法导致一种不可避免的后果，由于政客们都只忙于自己的政党，各社群之间的不和状况就加剧了。
比利时为安抚语言和地区的分裂分子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是经济
代价。到20世纪末，比利时在西欧的公共债务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最高的，这一现象并不偶然，要知道，重复每一种服务、每一笔贷款、每一笔经济补助、签署每一份协议的代价都是非常昂贵的。按照比例将公共经费（包括欧盟拨款）分拨给各社群“骨干”代理人的惯例现在被应用到语言社群的政治上：和其他地方一样，这里也有部长、部长秘书、他们的工作人员、预算和朋友，但只有在比利时，它们各自从属于某个语言区。
到20世纪末，“比利时”在外形上已经发生改变。走在乡间路上，旅行者若是没有留意用荷兰语或法语刻着“比利时”一词的不显眼路标，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他绝不会错过彩色的标语牌告诉他们所进省份的信息（例如列日省或者西佛兰德斯省），有时，他也会看到信息栏（用荷兰语或者法语写的，但不是两种语言皆有）上告诉游客在佛兰德斯或者是在瓦龙尼亚的信息，但次数要少得多。传统的做法似乎已经颠倒了：比利时的国际边界只是一种形式，但其内部边界的区分却是真实存在并让人印象深刻的。那为什么比利时没有分裂呢？
比利时仍然没有分裂的原因有三点，从广义上讲，这三个因素同样适合解释所有西欧国家为什么会坚持统一。首先，随着宪法改革方案的实施，以及几代人时间的流逝，分裂主义者慢慢失去了追求独立的迫切性。老一代共产主义“精英分子”（他们希望建立等级社会和政治网络，用以代替民族国家）已在走下坡路，而比利时的年轻一代不容易受到党派亲密性的感染，即使是老一辈的政治家们，对这样的事实也还需要慢慢接受。
常规宗教活动的减少、高等教育的普及，以及从农村迁移到城市，使得传统政党影响力减弱，对新“比利时人”来说尤其如此：成百上千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民从意大利、南斯拉夫、土耳其、摩洛哥或者阿尔及利亚来到比利时。和新巴斯克人一样，这些人对老掉牙的分裂主义者的议事日程毫无兴趣。20世纪9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即使在佛兰德斯，大部分人也不再把地区或者语言的问题放在心上。
其次，比利时很富有。其他欧洲国家的民族主义者可以成功地利用那些并不富裕的国家中人们希望共有财产的想法来从事分裂活动，而比利时比较幸运，人们生活平静安逸，物质条件优越。比利时国泰民安（即使国内不是那么太平，至少可以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梦想有朝一日另一个“佛兰德斯奇迹”创造同样的财富，减少政治上由于语言问题产生的仇恨。这种结论同样适用加泰罗尼亚甚至苏格兰的一些地区，当地的极端民族独立分子发现，他们的论点会因为异乎寻常的富裕所带来的破坏性力量而慢慢变得毫无说服力。
最后，比利时和其他内部搞分裂的西欧民族国家得以存在的第三个原因是人口因素，它比经济因素更重要，虽然两者是紧密联系的。佛兰德斯或者苏格兰如果最后还能惬意地留在比利时或者英联邦，不是因为以前出现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民族情绪在这些国家不够强烈，恰恰相反，加泰罗尼亚比其他地区（例如波希米亚）的自治愿望更强烈，佛兰德斯人与瓦龙尼亚人之间的鸿沟远比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要深，甚至也比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鸿沟要深。但是，与它们不同的是，西欧各国不再是靠独揽大权就可以对公民进行统治的自立自足的民族团体，它们已经而且越来越成为另外一种机构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向完整的欧盟迈进的正式机制由1987年的《欧洲一体化法案》开始启动，但是真正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却是冷战的结束。1992年签署《欧洲一体化法案》的12个成员国在商品、服务、资金和人员流动上实现了全面自由流通。不过这还不能算是一项突破，类似目标在几十年前已在原则上通过。外部环境的巨大变化直接导致同一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颁布，它和5年之后的《阿姆斯特丹条约》都使欧盟成员之间建立了真正新型的机构和财政框架。
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吸引公众注意的一项条约是建立欧洲的单一货币。出于对统一后德国的顾虑，法国希望通过让德国同意放弃德国马克，实行单一货币欧元，而将联邦德国紧紧捆绑在“西方世界”，同时还希望通过欧盟网罗密布的各项法律，将一系列的限制扩大到德国的法律、规章以及各种协议之中。而德国则坚持要求欧元必须是德国马克的翻版：和德国马克一样，欧元必须有一个由中央银行家们组成的自治监管会，必须服从德国中央银行的财政政策——低通胀，紧缩银根，赤字最小化。德国欧盟谈判专家们对“地中海俱乐部”成员中具有铺张浪费倾向的国家（像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非常谨慎，因此对新货币的成员资格设置苛刻条件，同时要求欧盟委员会对那些缺乏道德观念的政府行为实行处罚。
在德国政府的要求下，欧洲的财政部长们像奥德修斯一样，被绑在欧元这根桅杆上，置选民和政治家们关于银根松动和公共开支增加的警告于不顾。但旨在保证新欧元与德国马克一样低通胀的条款，并没有受到普遍欢迎。一些相对贫穷的成员国普遍担心这会影响它们的公共政策，甚至还有可能阻碍经济发展。为使《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条件更合乎人意，欧盟对那些持反对态度的政府进行现金奖励，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贿赂”了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的财政部长们，允诺如果他们在条约上签字，就可以保证在欧盟内部大大增加结构性基金。
同时，英国和丹麦仅仅就条约主体部分签了字，但没有在单一货币的文件上签字，这部分是由于经济方面的限制；另外的原因则是象征性反应，表明这些国家在放弃主权转而进入跨国体制的过程中显得很勉强。英国和以前一样，认为向欧盟迈进就是向欧洲超级大国迈进一步，为此英国非常担心。
当然，《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在“辅助条文”上做了很多文章：它对欧盟官员实行“奥卡姆剃刀定律”，指出“欧盟不得采取行动（除非属于垄断性竞争）”，除非此行动比当地、地区或者某国本身采取的行动更有效。但即使是这样的条款，不同国家对其理解也不尽相同：法国认为，此条款会使超国家的权力摆脱巴黎的控制；德国认为，该条款可以让地区性政府拥有特权；而英国则认为可以通过该条款阻止机构融合。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具有3种重大的附带影响。第一种影响是未能预测到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急剧膨胀。在条约的限制性条款下，显而易见（至少是法国的意图），刚摆脱共产主义的东欧国家不可能立即加入该条约（这些国家的法律和金融机构很脆弱，经济仍处于恢复期，很难按照条例在严格的财政制度和其他规章制度下进行操作，而这类规章是欧盟现有各成员国以及新成员国必须强制执行的）。
相反，作为一种弥补，布鲁塞尔总部建议波兰、匈牙利和它们的邻国尽早取得北约成员国地位：作为对它们的过渡性奖赏。北约的这种扩张方式具有很多重要的象征意义，这也是为什么这种方式立刻受到新申请国欢迎的原因。当然其实际意义要模糊得多（这不像对它们与莫斯科的关系所造成的伤害那么真实和立竿见影）。但是，因为美国支持北大西洋防御共同体的扩张，因此第一批重要的欧洲国家在几年后都正式加入了北约。
第二种影响是对欧洲的公共意识产生了影响。《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激起各国对欧盟模棱两可的工作机制和匿名官僚机构的前所未有的兴趣。虽然这个条约在每个国家都举行全民投票，并获得通过（虽然在法国只有50.1%的得票率），但是将国内议事日程置于欧盟框架之下，在一开始仍然激起一片反对声。在过去的40年里，新的大陆体系的制度和规则一直在偏僻的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的几个小城镇静静地制定并签署，既没有征求公众意愿，也缺乏任何民主程序。这种日子现在似乎要结束了。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产生的第三种影响，是它至少在西欧为即将来临的一体化扫清了道路，当然还没有为整个欧洲扫清道路。冷战结束，欧盟通过了建立共同市场的决议，为旧的欧洲自由贸易区剩下的成员清除了障碍。瑞典、芬兰、奥地利不再受中立立场的制约（对芬兰而言，原本是为了保持和苏联良好的关系），提出正式申请，它们对被排除在欧洲之外日益感到紧张。
由于新提出申请的3个国家不仅政局稳定，国土面积狭小（三国人口之和，只有德国人口的1/4），并且非常富裕，入盟谈判在3个月内便告完成。其余两个申请国挪威和瑞士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与两国商界精英对入盟兴致盎然相比，挪威和瑞士两国公民仍对加入欧盟投了反对票，他们担心在超国家联盟中失去自治权和主动权，同时对于加入欧元区是否能带来益处仍然持怀疑态度。
1994年，瑞典在是否加入欧盟问题上举行全民公投，投票结果表明瑞典人心里存在着相同的疑虑，只有52.3%的人投了赞成票，即使是这样的结果，还是建立在瑞典不加入统一货币的前提下实现的（10年后，当瑞典政府在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公投，建议放弃克朗引入欧元时，遭到惨败，与此相类似的是，丹麦政府也曾在2000年9月举行的公投上提出相同议题，也遭到同样结果）。佩尔·加尔顿——瑞典的绿党领导人、加入欧盟的强烈反对者——指出瑞典人普遍存在的焦虑：“加入欧盟的那天，就是瑞典议会决定将这个独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超级大国集团内某个省的日子，这是将瑞典从一个立法机关变成比顾问团稍好一点的机构。”
很多北欧人和加尔顿有同感，包括那些在公投时投赞成票的公民。即使是瑞士，或者是为了不错过共同市场带来的利益而希望加入欧盟的斯堪的纳维亚政界和商界精英们，他们也认识到这样的选择是要付出经济的和政治的代价的：在私下里他们承认，如果决议没有通过，对国家而言不会是个彻底的灾难。在瑞典、挪威甚至丹麦和英国，加入欧盟（不涉及新的货币一体化议程）只是一种选择，而非一种必需。
但是在中欧和东欧国家，成为“欧洲”成员国却是唯一的选择。无论是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实现经济现代化，还是保障新市场，或是获得外国援助，稳定国内政局，同“西方”欧洲国家捆绑在一起，或者仅仅是为了防止退回到民族共产主义——爱沙尼亚和阿尔巴尼亚新上台的领导人都在指望着布鲁塞尔。加入欧盟后实现富裕和保障安全的前景，对那些刚获解放的“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领导人是一种诱惑。他们被警告说，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旧体制优于新体制，千万不能误以为真，而转变的代价是值得的：欧洲就是你的未来。
但是从布鲁塞尔的角度看，情形就完全不同了。从一开始，欧洲计划就是极其分裂的。一方面，它的文化是包容性的，向所有的欧洲民族都开放。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后加入欧共体，最终加入欧盟，是任何“建立在民主原则之上的政府体制”并同意成员国条款的欧洲国家的权利。
但是另一方面，欧盟在职能上又是排外的。作为融入“欧洲大家庭”的交换条件，每一项强加于新成员国的新协议和条约都使欧盟的准入条件复杂化；这些规章制度无异于筑起越来越高的篱笆，将那些不能通过测试的国家和人民关在门外。因此，《申根协议》（1985年）对缔约国的公民来说是个福音，他们现在可以自由地穿越主权国家的边境。但对于申根俱乐部之外国家的公民而言，他们不得不排起长队（名副其实的长队）等待入境。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下的欧洲是个极其排外的政治区域，它严格实行单一货币，坚持所有成员国融合在统一体制的管理之下，迅速形成欧洲行动惯例的萌芽形式。条约不会阻碍北欧诸国和奥地利等国加入欧盟，但对东欧国家却设置令人生畏的障碍。让新成员国忠于欧盟的宪章条款才能把它们迎进大本营，这说明欧盟实际上希望将这些国家尽可能拒在门外。
欧盟有充分的理由这么做。即使是申请国中最富裕的国家斯洛文尼亚，或者是捷克共和国，它们也比任何一个欧盟老成员国贫穷，事实上大部分申请国的确都非常贫穷。无论用哪一种方式来衡量，东欧与西欧国家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1996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婴儿死亡率是其他欧盟15国平均水平的两倍，匈牙利男性的平均寿命比欧盟成员国的平均寿命低8岁；而拉脱维亚则低11岁。
如果匈牙利、斯洛伐克、立陶宛——波兰情况稍好一些，它有3800万居民——与现在的成员国一样的条款加入欧盟，那么欧盟在补贴、地区性援助、基础设施资金和转账等方面肯定会超过预算。1994年12月，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如果中欧的6个国家（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和老成员国一样
的条件入盟，那么每年仅在结构性基金上的开支就将超过300亿马克。
人们普遍担心，中欧国家的入盟会激起欧盟会费中贡献最多的那些国家的强烈反对，而且欧盟还不得不期待它们做出更多捐助：这些国家里面有荷兰和英国，但最突出的是德国。无论如何，东欧的那些受援国都无法执行现存的欧盟制度下哪怕是最少的基金标准。“后共产主义”国家真正需要的是“马歇尔计划”，但是现在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提供类似计划。
除了昂贵的入盟代价，新的申请国还会带来麻烦。它们的法律制度或者容易滋生腐败，或者功能不健全，它们的政治领导人未经审查，货币不稳定，边境管理漏洞百出。人们担心这些国家的贫困人口会在西欧寻找工作和福利，或者呆在国内接受微薄的工资，这种状况会诱使国外投资者将目光从欧盟旧成员国转移到这些国家。无论哪一种状况，他们都会对西欧国家造成威胁。有一种说法是：西欧将会“人口超限”。这正好印证了很久以前赫尔德认为东欧“野蛮民族”将遍及西欧的担心。没有人会怀疑欧盟可以为东欧国家带来奇迹，但是东欧又可以为欧盟做些什么呢？
带着这些顾虑，西欧人犹豫了。1989年后，德国外交部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首次提出欧盟应该尽快吸纳所有东欧国家，作为反对民族主义的预防性措施，但是他很快就下台了。虽然玛格丽特·撒切尔继续热烈支持欧盟早日扩大（考虑到扩大的欧盟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为英国梦寐以求的泛欧洲自由贸易区），而真正开始支配欧盟的是法国的策略。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第一反应是建立一个松散的“欧洲联邦”：一种无条件向所有国家开放、极少涉及物质利益的形式上的成员联盟。之后几年，法国外交官发现这项建议缺少支持，为失去“和平协作”迈向欧盟的机会而惋惜。但这种策略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透明策略，即可以将新获得解放的东欧各国圈进虚假的“欧洲共同体”内，而实际上却将它们排除在真正的欧盟阵营之外。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从一开始就认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他拒绝加入的原因（瓦茨拉夫·哈维尔在一段时期内是爱丽舍宫不欢迎的人）。
相反，东欧和西欧国家在之后几年中关系一直停留在双边交换和贸易协定上，比如匈牙利和波兰，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而和欧盟之间的关系仅仅停留在严格遵守“联合”地位，再无别的深入联系。但是，1991年苏东剧变和巴尔干战争爆发后不久，西方人的目光立刻集中到放任共产主义国家带来的风险上；1993年，在西欧国家于哥本哈根召开的欧盟峰会上，在原则上同意（日期待定）“那些愿意加入欧盟的东欧和中欧各国将成为欧盟成员国”。
不过这一点丝毫没有让那些与布鲁塞尔总部和西方各成员国打交道的准成员国减轻挫折感，用波兰总理汉纳·苏霍茨卡轻描淡写的话来说是“失望”。事实上，东欧各国的领导人在之后10年中一直耐心等待，虽然屡遭挫折，仍然希望从态度勉强的西欧合作者那里寻求坚定的承诺。它们允诺按照欧盟成员国标准制定国内宪法的事情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抓住机会让欧盟的外交谈判官员们感觉到让它们加入欧盟的迫切性。
但是西欧关注的是其他方面。西欧各国专注于推行新的单一货币和旨在实现机构整合的马斯特里赫特计划的实施。德国对为合并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付出的代价和困难越来越感到焦虑，同时，南斯拉夫剧变（从一开始起就提醒西方政治家们，不可低估“后共产主义”问题带来的风险性）也让政治家们全心关注这些问题了。
杰出的知识分子们曾经是时事政治的精确气压计，但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几年前，“中欧”被西方评论员们重新发现，像哈维尔、昆德拉、米奇尼克和他们的同伴们，在巴黎、纽约等城市都是社论版和高雅杂志的宠儿。但是历史匆匆而过：布拉格和布达佩斯奇迹般摆脱专制的历史已经成为褪色的记忆，只有游客和商人还留有记忆。人们更容易在萨拉热窝找到伯纳德-昂利·利维和苏珊·桑塔格。中欧短暂的名声已烟消云散，带着这样的名声，它们开始加速融入西欧的进程。在公共场合，布鲁塞尔的政治家和经理们一如既往地坚持欧盟在条件“成熟”时向东部扩张，而在非正式场合，他们则比较坦率。一位欧盟委员会高级官员在90年代中期评论说，“这里没有人真正地认真对待欧盟的扩大”。
但是扩大还是提上了议事日程。根据规定，欧盟没有剥夺任何国家申请加入欧盟的权力。欧盟委员会不得不接受东欧国家的申请：1994年匈牙利和波兰，1995年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和保加利亚，1996年斯洛文尼亚和捷克共和国。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在1989年就递交了申请，还有土耳其（它的申请从1987年以来就一直被搁置）。就这样，10个前共产主义国家也加入马耳他、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申请之列。所有的申请国现在都在拥挤的候见厅等待欧盟的关注。
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在原先的《罗马条约》上增加了一系列专门的辅助性条款，以完成《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制定的目标，强制执行欧盟在发展公民权利上的纲领，以及在就业、健康、环境和共同的外交政策方面完成欧洲范围内的机构建设，加强统一的外交政策。在这些方面，统一货币于1999年正式生效；欧盟吸收其所有政府机构的力量后，完成为期10年的内部整合。“欧盟扩大”这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已经不再有任何推迟的借口。
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欧盟委员会的高级官员曾希望限制入盟谈判，以便“简化”事务，像斯洛文尼亚或者匈牙利这些小国，与欧盟边界邻近，同时经济相对现代化，这对欧盟的机构组织和预算带来的挑战并不算大。但是欧盟很快发现这种做法在政治上是轻率的，将波兰或者罗马尼亚晾在一边，会让这些国家陷入非民主化的危险境地。所以从1998年开始，和塞浦路斯一起，欧盟正式开始审批这10个国家的申请流程。马耳他很快也加入了申请之列，但是土耳其却被搁置了下来。
从这一点来看，扩大是一个自我的动态过程，虽然老欧盟成员国仍然顾虑重重，而且从民意调查的结果来看，人们也缺乏普遍兴趣。但是扩大欧盟的双边谈判已经开始，首先是那些被认为是核心申请国的成员：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匈牙利、波兰和斯洛文尼亚；一年后考虑剩下的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拉脱维亚、立陶宛和马耳他。虽然波兰经济不发达，但出于其国土面积和重要性的考虑，它仍然排在优先位置。相反，斯洛伐克则降到第二考虑行列，主要是对该国由麦恰尔领导的独裁政权造成的经济停滞和贿赂丑闻的回应，作为对其他国家发出的警告的例子。
之后是为期5年密集的、有时激烈的谈判。为使各申请国的公共机构、法律规章、行为规范和公共服务设施符合欧盟的最低标准，“布鲁塞尔”总部官员会突然访问所有的申请国首都，安排大量顾问，提供各类咨询意见、建议、先例、各种纲领和指导性意见。而申请国则尽力抵制，确保本国能在自由出入欧盟市场的前提下，保护国内市场，使其不被西欧其他国家极具竞争力的商品和高效的服务吞没。
这种努力的确是不对等的。长久以来，欧盟一直是东欧国家公开承认的渴求的目标，而这些准成员国除了能承诺良好的表现外，做不出任何贡献。鉴于这种情况，欧盟和各新成员国达成一些限制性特权协议——其中就涉及敏感问题，例如购买国外土地的临时性限制协议——虽然允许新成员国加入欧洲共同市场，但是它们不得不接受欧盟对它们在货物出口方面，尤其是人口输出上的大量限制。
针对可能的人口流动的夸张性预测（欧盟在200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预测，如果西欧国家的边境完全开放，10个东欧国家每年将有33.5万人次涌入西欧各国），大部分西欧成员国坚持在东欧向西欧的移民问题上采取配额限制，对10年来欧盟的各项宣言和条约的精神视若无物。德国、奥地利和芬兰强行将上述严格限制延长两年，并保留延长至5年的权力。比利时、意大利、希腊也紧跟效仿。只有英国和爱尔兰宣布它们遵守欧盟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声明给予东欧各国打工者的福利补助将实行最低标准。
东欧国家的农业补助和其他福利也受严格限制。根据欧盟2003年的过渡性报告，这一方面是担心“受援国能否吸纳和高效利用欧盟凝聚基金和结构基金给予的后期拨款的问题”，但最主要还是为了控制欧盟扩大的开支，使西欧各生产国面临的竞争最小化。东欧各国农民要到2013年才能得到与西欧农民相同的农业补助（到那时，大部分农民很可能已经退休或者破产）。
当谈判结束，所有条款获得通过，欧盟长达9.7万页的“欧盟规章”按照要求被写进申请国的政府规章，真正的“扩大”反而让人有点失望。在15年漫长的等待后，大部分新申请国缺乏热情是可以理解的，假如10年前它们能获准加入欧盟，这些国家或许会很激动。无论怎样，融入西欧后，很多实际利益已经大打折扣，特别是汽车制造业，前共产主义国家已经拥有廉价的、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大众、雷诺、标致——雪铁龙在90年代投入巨资，从1989年到2003年，在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经累计达1170亿美元。
到21世纪初，外国在前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投资实际上已经减少。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欧盟扩张即将到来。一旦这些国家加入欧盟，那么与波兰或者爱沙尼亚做生意或是在境内投资自然变得容易。而反过来，东欧国家也可以向西方国家销售更多产品，如波兰希望在加入欧盟3年内，对欧盟的食品出口可以翻一番。但这是相对落后的结果。一旦进入欧盟，东欧国家的工资和其他费用将开始向西欧各国看齐，同印度、墨西哥等国相比成本优势就会失去。至少在制造业，利润率将开始下降。
同时，由于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解体耗费了巨大的成本，使东欧国家在即将加入欧盟的时候，仍然与其他欧盟国家存在巨大差距。即使是在最富裕的新成员国，人均GDP也远远落后于西欧国家：斯洛文尼亚是欧盟平均水平的69％；捷克共和国是欧盟的59％；匈牙利是欧盟的54％。波兰是欧盟的41％，而在拉脱维亚这个最贫穷的新成员国，其人均GDP仅及欧盟的33％。即使新成员国以每年2％的增长速度，即以比现在的成员国更快的速度发展，斯洛文尼亚也需要整整21年才能赶上法国。而拉脱维亚赶上其他成员国的时间就需要75年。当然，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公民没有这些数据。但是大部分人对面临的困难不抱什么幻想。当捷克人在2000年的一系列民意调查中，被问及他们认为需要多久才可以“改善”现状时，30％的被调查者认为“5年之内”，30％的人回答“10年之内”，另外30％的人回答“15年或者更久”，还有10％的人回答“永远不会”。
虽然在受惠国里存在着各种怀疑理由，但是欧盟大爆炸似的扩大是真实存在的。当2003年4月在雅典正式签署入盟协议，并于2004年5月正式生效后，欧盟这一次使它的成员国从15个增加到25个（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被搁置，它们有望于2007年加入欧盟）。欧盟人口增加了20％（但是经济增长减少了5％），土地几乎连成一片。之前的“欧洲”边境在最近的1989年也只不过到达意大利的里雅斯特，但是现在它已经延伸到前苏联领地。
在21世纪的黎明，欧盟面临一系列令人畏惧的问题：一些是旧问题，一些是新问题，还有一些是欧盟本身的问题。经济问题也许最常见，却是众多问题中最不严重的。无论是否有新成员国加入，欧盟仍然对农民进行大量倾斜性投资。欧盟40％的财政预算（在2004年是520亿美元）继续作为政治意图的“农业支持补偿”，很多投向根本不需要帮助的、高度机械化的法国或者西班牙。
即使在降低农业补助和减少共同农业项目上已经达成协议，估计农业价格补助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会占欧盟总开支的1/3，这对欧盟的预算造成了很大的压力。问题不是欧盟贫穷，正相反，欧盟成员国的财富和资源总和可以与美国匹敌，但是欧盟的财政预算如果用2003年布鲁塞尔单独报告中的话说，是“历史遗迹”了。
半个世纪之前，欧盟作为海关联盟——可算一个“共同市场”——只是统一外部关税。它的开支形式是由关税谈判协议、价格、补贴和支持来推动并实行限制的。多年来，它的雄心已经扩展到文化、法律、政府、政治领域，在布鲁塞尔等地，它在形式上已经和传统的政府有很多相似之处。
传统的政府在募集资金、
满足预期开支上非常自由，但是欧盟本身却没有税收的募集能力。它的收入主要来自固定税率的关税、农业税、欧盟范围内的非直接销售税（增值税），以及每个成员国交纳国民总收入GNI的1.24%的会费。所以欧盟的收入几乎没有多少是由自己直接控制的，并且因每个成员国的国内政治压力的不同而比较容易受到影响。
大部分成员国是欧盟的财政预算的受援国，而不是捐助国。2004年欧盟东扩后，19个欧盟成员国从布鲁塞尔得到的资助要高于它们所交的欧盟会费。欧盟日常开支的维持实际上出自6个捐助国：英国、法国、瑞典、奥地利、荷兰和德国。但是，这6个国家在2003年都提出减少对欧盟财政预算的贡献，由原来的1.24%下降到1％。
即使与最小的成员国的预算相比，欧盟的预算也是小的，而且大部分花在结构基金、价格补贴和欧盟自身的高额管理费用上，所以无论对捐助国还是对受惠国的利益来讲，都是一种永久性的制约。欧盟的经济杠杆机构的有效性取决于所有成员国的一致性。在所有成员基本赞成的大原则和既定政策的利益下——例如开放内部边境，或者是货物和服务市场的非限制政策——欧盟已经取得很大进步。而在少数成员国无法真正达成一致意见时（或者仅仅是一国不同意，特别是某个主要的捐助国），政策就会中断：数十年来，统一关税和减少农业补贴一样，一直搁在议事日程上。
有时候，欧盟也会走回头路。20年来，布鲁塞尔致力于推动取消对特惠产品国的国家补助，而欧盟的单一市场委员（荷兰人弗里茨·博尔克斯泰因）在2004年6月表达了他的惊讶之情——法、德两国为了保护本国农场，开始恢复20世纪70年代的“保护主义”政策。但是和布鲁塞尔那些没有被选上的委员们不同，法、德两国无法忽视本国的纳税选民。
欧盟的这些矛盾在推行欧元时遇到的困难中可见一斑。单一货币的主要问题不是技术上的，需要用一种单一货币代替各国的不同货币，这个过程在取消法郎、里拉或者德拉克马之前就已经在进行了，事实上这个过程惊人地顺利，并且没有造成痛苦——当然这是以协调国内经济政策为前提的。为了避免道德上的冒险和实际运行中的风险，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德国坚持那项有名的《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
希望加入欧元区的国家，必须将它们的公共债务降低到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60％的水平，预算赤字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任何未能通过此类考验的国家将受制裁，其中就有欧盟强制执行的巨额罚款。这些措施的目的，在于确保欧元区的各国政府不放宽财政保护政策，不任意超出财政预算而使欧元区其他成员国为维持单一货币的稳定性而承受巨大压力。
让人惊讶的是，曾经被认为会挥霍浪费的南部国家相当自律。一名驻西班牙的观察家指出，西班牙有“资格”成为欧元成员国，不仅是因为幸运，还因为西班牙自身的优点，经济增长使西班牙能在1999年欧元引入时，及时降低国家的公共债务。连意大利也通过了德国人的测试（很多意大利人怀疑这项规定是为了把他们拦在欧元区外），当然意大利在数字上做了手脚，而且一次性出售国家财产。到2003年，欧元区包括了爱尔兰和希腊，共有12个国家。
但是，正如很多怀疑论者预测的，根据“通用规则”制定的单一货币很快就显露弊端。在法兰克福新成立的欧洲中央银行从一开始就保持相对的高利率，以支持新货币，防止通货膨胀。但是欧元区国家在各自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周期方面都是不同的。一些像爱尔兰这样的国家，经济在发展，而其他国家，特别是葡萄牙，经济远远落在后面，它们本来可以发展本国的经济活动和贸易出口，而这些活动在传统上是通过降低利率和让通货“贬值”来实现的。
因为葡萄牙政府不被允许再执行这些措施，所以必须根据《欧盟增长与稳定公约》降低政府开支，否则就面临巨额罚款。此时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政府应当通过这种方式摆脱经济衰退。这项政策并未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但是至少政府可以说在加入新货币的条款上没有违约，到2003年，里斯本已经成功地将政府债务降到GDP的59.4%，年赤字率降为2.8%，勉强符合官方规定。
但是第二年，法国的财政赤字就几乎达到4.1%，而德国疲软的经济最终为合并付出了代价——赤字高达3.9%，负债率达到近65％。考虑到德、法各自的经济实力，两国未能遵守自身的规章制度，这对整个欧盟协议来说是一种挑战。但当欧盟委员会启动处罚议程时，法国和德国都发表声明，认为“临时性”赤字在经济上不可避免，它们无意支付赔款，甚至也不能承诺在下一年有更好的表现。
欧盟的小成员国（如希腊和匈牙利）是通过一些牺牲，经过努力，才符合公约条款的规定的，而荷兰和卢森堡等国则担心新货币的稳定性，这些国家都高呼法、德违反规定，但也从中得到教训。《欧盟增长和稳定公约》颁布不到10年就已经失效。如果欧元国在本国财政预算上能享有更多自由，欧元将会遭受多大损失还不清楚。但也有人认为，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各国政府，而在于体制僵硬的、似乎不负责任的中央银行，它坚持完全独立，仍然在从事70年代的那种反通货膨胀的战斗。
欧元面临的困难，显示出了欧洲一体化的更大的缺点：极其庞大而笨拙的政府系统。问题主要在于原先的观念上，让·莫奈和他的继承者故意避开实践，更多地去构想民主或者联邦体制。因此，他们自上而下地推动了欧盟现代化的方案建设：传承圣西门主义的构想，实施提高生产力和工作效率、发展经济的策略，并且由专家和官员们去具体实施该策略，同时极少考虑受惠者的意愿。这一方案的提议和倡导者们大部分致力于“建设欧洲”的复杂的技术性方面，而出现的其他问题都被推延到以后解决。
到20世纪90年代，出于管理上的便利，欧盟仍然在数十年前的线路上行进。布鲁塞尔的委员会并非经由选举产生，其下管理一支庞大的官僚机构，制定各项政策，实施各国部长制定的日程和决议。斯特拉斯堡和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于1979年由直接选举产生，慢慢扩大了其监管职责（在最初的《罗马条约》中，它的功能被严格限制在咨询上），但是没有动议权。
在布鲁塞尔，存有争议的议案通常由专家和公务员决定。可能对宪法或者国家利益产生极大影响的政策，是由欧盟各部长经过仔细研究制定的，往往出现复杂的妥协性结果或者高价交易。无法达成一致的协议（或是无法解决的问题）则被简单地搁置一边。几个核心成员国（例如英国、德国，尤其是法国）并不总是得偿所愿，但是它们真正不想看到的事情也绝对不可能通过。
这是一种独特的协商方式。它与1776年北美各个独立的州的情况不同，独立州就像卫星一样围绕在英国的周围，其语言、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与英国相同。这种方式也不同于瑞士联邦，虽然人们经常在两者之间做比较：瑞士的多重主权，行政区划和各地方权利与特权已经形成一个具有数百年历史的政治网络，瑞士的这种情形更像法国1789年前（假如没有国王时）的情况。
相反，欧盟各成员国仍然保持完全独立，它们在过去一直自愿联合在一起，通过让步和妥协逐渐积累了一套权力和立法议案，它们既没有说明这些协议背后有哪些原则，也没有说明这些共同的承诺可以坚持多久。“布鲁塞尔”是个模糊的行政实体的匿名总部，它既不贯彻民主，也不实施极权——它通过所有成员国政府的一致同意来实行管理。从一开始起，它就作为一项积极的事业，以正面进步的形象示人——欧共体或者欧盟致力于为各成员国创造福祉，同时又不减损其独立的重要性。但是这个目标能否继续作为目标还是个未知数。
让人担心的不是欧盟制度体系本身固有的复杂性，而是它不可能将25个成员国结合在一起。至今，欧盟部长会议主席的任期每6个月轮流一次，每个国家轮流主持两年一次的欧洲会议——这种制度一直不受专任部长们的欢迎。以这种方式从里斯本到卢布尔雅那等25个不同的国家首都之间轮流，显然是很荒唐的。此外，在出现50名欧盟委员（每个成员国两名）后，或者说出现欧洲理事会后，六国决策机制就渐渐地停止运行了，这种体制对12个国家来说已经很麻烦了，更不用说是15个国家了，欧洲理事会代表25个成员国，每个国家都有否决权。
2000年12月的尼斯会议充分暴露了欧洲一体化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困难。会议表面上是为欧盟扩大打好基础，并为欧盟委员会部长们设计一套新的投票制度——该制度以成员国的人口为重要指标，同时仍然希望确保大部分决议能够通过——但会议在既激烈又尴尬的讨价还价中结束。法国坚持与德国势均力敌（尽管人口相差200万），而西班牙和波兰被授予观察员地位，两国希望通过向欧盟中权力最大国出让支持票，以期在将来的欧盟中获得更多的投票影响力。
为了在欧洲这个大家庭里争取地位和影响力，欧洲各国领导人托尼·布莱尔，雅克·希拉克和葛哈德·施罗德度过了无数不眠之夜，讨价还价，唇枪舌剑，尼斯会议上的混乱场面证明先前忽视宪法精确性的做法是要付出代价的。欧盟通过引进新体制，尼斯会议直接产生了“欧盟制宪大会”：这是一种未经选举产生的制宪大会，授权为扩大后的“欧洲”建立一种实际的管理制度，同时人们希望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出可信的解释。经过法国人的大量游说（这种方式现在人们已经很熟悉），由年迈自负的法国前总统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担任欧盟制宪大会主席一职。
经过两年的筹备后，欧盟制宪大会提交了一份高于草案但远不及宪法的提案。略去吉斯卡尔洋洋洒洒的序言部分（与杰斐逊一类的前辈的简洁文风形成鲜明对比），议会通过的传统方式宪法提案的文件也几乎没有什么说明（既没有对各国的自由做出完整的定义，也没有对权力分配做出声明，等等）。正像很多人预测的那样，从这方面来讲，欧盟宪法草案是令人失望的。
但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文本内容经过讨论后，被采纳为2004年的《欧盟宪法条约》，的确为欧盟事务的实际性操作提供了工作蓝图：改善共同防御和移民问题上的合作体系，简化和统一欧盟法律，制定旨在进一步加强欧洲议会权威的欧盟公民《基本权利宪章》，对欧盟的正式权力做了清晰的甚至可以说是雄心勃勃的说明。
首先，宪法提案应该本着在一段时间内改变欧盟委员会内部各成员国头重脚轻状态的目的，并且能够设计出一种欧洲理事会内部运行的投票制度，经过一定程度的协商后，能让所有的成员国以及各国人民接受。新提案在一些难题上是否能达成一致还很不确定，但是在税收和防御等这些真正有争议的问题上，毕竟还是一致同意保留以往戴高乐主义的国民否决机制（虽然英国实施否决权表示反对，但其他国家还是松了口气）。毫无疑问，在所有认真的、有分量的投票中，真正的权柄仍然掌握在大国手中——正如西班牙思想家奥尔特加·伽塞特在1930年早已得出的结论那样，“欧洲”是为满足“法国、英国和德国三位一体”的实际目的而准备的。我们可以一直在假定欧洲宪法需要经过每个成员国的认可，这曾经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但现在欧盟至少已经可以做出自己的决定了。
时间到了2004年，让许多观察者惊奇的是，欧盟似乎克服了或者至少减轻了管理25个很难处理的成员国的实际困难。但是在很长时间内，它仍然没有站在欧洲公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这一点，无论是吉斯卡尔·德斯坦的欧盟制宪大会和形形色色的条约，还是欧盟委员会及其各类报告和规章，以及已经开始运作的旨在教育欧洲公众认识欧盟及其工作方式的昂贵出版物和网页都没有做到。
如果说建立新“欧洲”公共机构的技术官僚们傲慢无礼地忽视欧洲民意，那么现在这种态度则是有过之无不及。在反思其工党同事执迷于政党政治管理的技巧和规则方面，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曾经对“根本性谬论”的假设，即认为“机构扩大可以让政党不再依靠人民”，提出反对意见。但是战后欧洲一体化的各项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个假设之上的，它造成的后果现在终于变得明朗了：欧盟正遭受着严重的“民主缺失”。
欧洲议会的每次直选，选民人数都在下降，唯一的例外是当国家大选和欧洲大选刚好碰到一起的时候，被动员参加当地和全国大选的选民顺便也参加欧洲大选。否则，选民人数下降的趋势将一直持续。法国的投票率从1979年的60％下降到2004年的43％，德国的投票率从66％下降到43％，而荷兰的投
票率则从58％的投票率下降到39％。
选民们对本国政治表现出的兴趣程度，对比他们日益对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选举的漠不关心，两者差别之大尤其令人深思。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也就是欧盟扩大后的第一次大选）上，英国的投票率比最近一次的全国性大选下降了20个百分点，西班牙下降了23个百分点，葡萄牙下降了24个百分点，芬兰下降了39个百分点，奥地利下降了42个百分点，瑞典下降了43个百分点（瑞典本国大选的投票率为80％，而欧洲议会的投票率只有37％）。
这种现象太过普遍，因此不可能归咎于地方环境。此外，对于欧盟的未来造成更为严重影响的是，在新加入的东欧国家也出现了非常类似的现象，虽然这是它们等待很久后，第一次在欧洲议会选举中投票。在2004年6月的欧洲大选中，匈牙利的投票率与上一次相比下降了32个百分点，在爱沙尼亚下降了31个百分点。斯洛文尼亚最近的一次国家大选的投票率是70％，而选民们费心去参加欧洲选举的投票率只有17％。在波兰，20%的欧洲大选投票率比2001年国家大选的投票率减少了26％，这是共产主义政权下台后最低的一次投票率。
那么为什么“新欧洲人”和“旧欧洲人”一样，对欧洲事务的态度非常冷漠呢？这主要是因为欧洲人普遍认为，欧洲事务对他们没有多少影响。欧洲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从来没有在是否需要加入欧盟或者欧元区问题上举行过全民投票（有些国家虽然将议案列入全民公投，但是遭到否定，或者即使是通过了，也是以极微弱多数通过）。所以，欧盟不是所有的欧洲公民“拥有”的，它与一般的民主机制不同。
此外，在欧洲公众中还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欧盟机构中的欧盟议员是最不重要的，实质权力掌握在各国政府任命的欧洲理事会和由政府代表组成的欧洲部长会议手里，简而言之，国家大选才是做出重要选择的时刻。为什么当你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到街头手风琴师身上时，你还浪费时间在表演杂技的猴子身上呢？
另一方面，即使是最漠不关心的欧洲公民也非常清楚，那些在布鲁塞尔不“露面”的男女政治家们现在拥有实权。从黄瓜的形状到颜色，从人们所持护照上的用词等等，任何事务都由布鲁塞尔总部决定。它可以给予（从牛奶补助到学生的奖学金），也可以拿走（你的现金，解雇员工的权力，甚至是奶酪上贴的标签）。在过去的20年里，欧盟的各个国民政府发现，将不得人心的法律、税收，以及政府不愿意承担责任但又默认的经济政策归咎于欧盟是非常方便的。
在这些情况下，欧盟的民主缺失就很容易从冷淡变成敌意，变成一种感觉，那就是：所有的决定都是由“那里”制定的，其结果对我们“这里”的人不利，但“我们”都没有决定权——这种偏见大部分都是由不负责任的政客添油加醋，再由那些蛊惑民心的政客煽动造成的。在2004年的欧洲议会大选中，选民的兴趣急剧下降，很多人的确不辞辛苦地赶来投票，但是他们的票却是投给反对欧盟的竞选者的。
在西欧，“欧盟扩大”本身触发了反冲力。在英国，憎恶欧盟的“英国独立党”和信奉白人至上的“英国民族党”获得了21％的投票率，它们保证要使英国与“欧洲”分开，预防移民和寻求避难者涌进英国。比利时的弗兰芒集团、丹麦的人民党和意大利的北部联盟的表现也都和过去的行为类似，只不过现在要成功得多。
在法国，让-玛丽·勒庞的“民族阵线党”也持类似立场，但是法国在欧盟扩大上的很多疑虑并不局限于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法国政界一直反对欧盟扩大，以防止法国的影响力下降，这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密特朗、希拉克和他们的外交代表都尽力将这种不可避免的事情往后拖延。公众也对这种情绪予以回应：在新成员国加入欧盟前4个月的一次民意调查中，70％的法国民众对新成员国的到来表示“未准备好”，而有55％的人则反对和新成员国融为一体（与整个欧盟35％的反对率形成对比）。
但是对欧盟的反感同样也在东欧出现。在捷克共和国，人民民主党——它与瓦茨拉夫·克劳斯的立场相同，对欧盟及其“过于强大”的权力持怀疑态度——显然是2004年大选的赢家，赢得捷克在欧洲议会中的席位的38％。在邻国波兰，反对欧洲一体化的极右政党事实上比执政的中左联盟表现得更好（如果考虑几个月前的欧洲大选中只有刚超过一半的波兰选民认为加入欧盟是“一件好事”，这样的情况也许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总而言之，加入欧盟的确是一件好事。从共同市场中获得的经济利益是实实在在的，即使是那些对欧盟持强烈怀疑态度的英国人也开始承认这一点，特别是欧盟委员会主席雅克·德洛尔任职期间“和谐”欧洲的热情劲过去之后。加入欧盟后，可以在欧盟任何国家自由旅行、工作和学习，这对年轻人而言是真正的福祉。另外还有不少好处。相对而言，所谓的“社会”因素在欧盟的预算中只占极小的比例，还不到欧洲地区GNP的1％。但是从80年代末以来，欧洲共同体和欧盟却明显地重新分配预算，将资源从富裕地区向落后地区转移，并稳步减少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实际差距——这在实际上取代了前几代人的以国家为基础的社会民主党的计划。
近年来，欧洲公民甚至拥有了自己的法庭。“欧洲法院”建于1952年，与“欧洲煤钢共同体”一样是在《巴黎条约》的框架下建立起来的，刚开始时，它只实施立宪任务，确保欧共体立法（“共同体法律”）阐释清晰，能同时在各成员国以一致方式实施。但是在20世纪末，欧洲法院的法官（主要来自各个成员国）授权解决成员国和欧盟机构之间的法律纠纷，同时审理来自下一级法庭决定或者是反对成员国政府的决议。欧洲法院事实上已经具有泛欧洲上诉法院的许多特点和权力。
欧洲法院的这个例子说明，欧盟的机构如果以间接的、非刻意的方式出现，会有不少优点。即使是在原先欧洲最“核心”的国家中，也很少有律师或者立法者会在一开始就愿意放弃他们本国法律的权威性。同样，如果将一个“欧洲议案”清晰化，仔细描述欧盟的目标和机构，并将此方案在西欧各国分别投票，那么很显然这种方案是会被否决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欧洲的理念的优点恰恰在于其含糊性。比如“增长”和“和平”——这两个词都与欧洲一体化支持者心中的想法紧密相连，“欧洲”的概念非常亲切，不会招致反对。早在70年代，当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最先开始轻描淡写地谈论“欧盟”时，外交部长米歇尔·若贝尔曾经问他的同事爱德华·巴拉迪尔（后来的法国总理）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巴拉迪尔回答道，“没什么意味。不过这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蓬皮杜本人则放弃使用这个词，认为它是“一个含糊的概念……用来避免原则上的争议”。
当然，正是这种概念上的含糊性和欧盟立法方针的精确性，导致了欧盟民主的缺失：对欧洲人来说，关心一个定义模糊但同时似乎还影响到他们生活方方面面的欧盟，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然而，欧盟作为一种间接的政府体制，在它的所有缺陷中，毕竟还是有一些有趣的原创性的特点。决议和法律也许可以在跨政府的层面上通过，但是必须通过国家政府才能真正落实。因为没有强迫机制，所以每件事都必须通过公约执行——欧盟没有税收官，也没有警察。所以，欧盟代表一种非同寻常的妥协方式：由国家政府承担的国际政府。
最后一点，因为欧盟既没有办法也没有机制能够阻止各成员国之间互相攻击，所以它的存在从某种方式上来说是荒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那种通过战争才能赢得政治上和领土上优势的方式，已经让战胜国接受了惨痛的教训，当然，战败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得到这个教训。若是欧洲内部再打第三次战争，就会是末日的灾难，就会彻底毁灭欧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至少在战后初期还不能保证。
不过到了20世纪末，欧盟的精英们和各种机构互相交织和相互依赖的现状，使武装冲突尽管绝不是不可能的，但也多少变得不可思议。这就是为什么“欧盟”成为拉脱维亚和波兰等国家向往的目标——这是它们摆脱历史的一条逃离路线，也是对未来政策的一种保证。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什么欧盟成员国的领导人们在面临巴尔干战争时，会显得那么愚蠢而且无用？
南斯拉夫事件上的耻辱提醒我们，欧盟的优点不能掩盖其缺点。欧盟不是一个国家，虽可以将4.5亿人口组成一个单一有松散组织且较少意见分歧的共同体，然而，它毕竟不是一个国家，公民们仍对自己的国家保持最基本的忠诚，他们遵守本国法律，说本国语言，在本国纳税，而欧盟却没有决定权或强制保障自己安全利益的机制。
但这并不意味着“欧洲”没有共同的外交政策。相反，在几十年来，欧共体和后来的欧盟在国际论坛上提高和维护自身利益与别国展开竞争方面非常有效。但是这些利益绝大部分是经济上的，或者更简单地说，是一些经济保护主义条款。在美国出口商减税或者美国限制欧洲产品进口等事情上，欧洲的经济部长们和贸易代表们是同美国对抗的。
更具争议的是，为了保护受到农业补贴的农民的利益，欧盟也在同高关税作斗争。比如欧盟对像糖类这样的商品实施进口限制措施，从而损害了非洲和中美洲农民的利益。但是当欧盟的各成员国——即使是最强大的国家——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其他地方发生经济纠纷时，就会乐于把责任推给欧盟，而自己却保持了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的那种重大特点。
欧盟没有军队。部分地说来，这是一种历史偶然。在20世纪50年代初，很多人认为西欧将来可以而且应该组织集体军事力量（在1950年8月的欧洲理事会咨询大会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甚至提出设立欧洲军事部长一说）。但是建立欧洲共同防御的建议的破产（参见本书卷二第1章），以及联邦德国并入北约，结束了一代人的这种想法——西欧舒适地躲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
随着朝鲜战争结束，帝国时代结束，西欧各国都减少了防御开支。随着欧洲共产主义下台，军事开支就进入了新低。在80年代末，北约各成员国在军事上的平均预算已经下降到GNP的3.4%。到2003年，丹麦在国防上的开支只有GNP的1.6%，意大利是1.5%，西班牙只有1.4%。只有法国和英国的军事开支庞大，但它们的开支也没有超过5％（从历史标准来看可以忽略不计）。
尽管2000年已经宣布了“欧洲快速反应部队”的计划，但是欧洲没有哪一支武装力量在“欧洲”的控制之下，或者将来有可能在其控制之下。尽管“欧盟对外关系委员”存在好几年了，但是在《阿姆斯特丹条约》签订之后，它的职能被“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一职复制（所以其权威性就下降了），“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只对欧盟委员会部长会议负责。无论是对外关系委员还是高级代表，都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力，而派遣武装力量、谈论外交政策或者替各国部长发言都需要事先指示。亨利·基辛格在几十年前问过一个讽刺性的问题——“如果我想打电话给欧洲，该拨哪个号呢？”——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过时。
但是这些限制（比如欧盟虽然面积大，又富裕，但它仍然不是个国家，更不是一个大国）反而提升了它在国际和国内的形象。在这一方面，至少欧盟确实与瑞士相像，成为国际合作和中介的地方，在解决问题和社会融合方面提供了“后国家”策略的模板：与其说这是一个机构网络或者一种法律体系，不如说它更像是一套价值观，即“欧洲价值观”，这体现在新的《欧盟基本权力宪章》中。
如果这个新欧洲的价值观和标准在20世纪末处于压力之下，这不是因为已有的民族国家对欧洲的观念历来是错误的。欧盟及其成员国现在面临着超出它们掌控之外的力量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经济和社会挑战，其中大部分与那个被通称为全球化的过程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全球化毫无神秘之处。它并不算史无前例，至少19世纪末新兴的、迅捷交通和通信网络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与一个世纪后因特网给世界带来的巨变，以及解除管制和开放金融市场带来的改变一样剧烈。在全球范围内，20世纪末在自由贸易带来的利益进行不平等分配方面，比起1914年之前，也没有什么新意——尤其是在国际贸易制度一贯以符合强权者和富人的利益为标准的时候。
但是从欧洲来看，世界经济中的新转型在以下重要领域所起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19世纪末，欧洲国家开始扩大对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当时很多国家拥有、运
作或调控大型经济部门。不断增加的新税收为政府开支提供了保障，急剧增加的政府开支部分用于支付战争开支，而更多的则用于满足已经成为政府职责的社会福利事业的需要。
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国际化是紧随欧洲私营化的第一次浪潮之后出现的，也为以后的国际化浪潮提供了动力（参见本书卷三第4章）。欧洲国家现在正在“倒退”——先是在英国，然后是大部分西欧国家，最后是在“前共产主义”国家，这种过程继续受到1987年《单一欧洲条约》的支持，它为国内和国与国之间的公开竞争做了准备。通过合并、占有和生产国际化等操作，商品的生产和分配经常跨出国门，公司和企业开始实现全球化运作。
货币的成倍增加和转移方式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1980年，所有的国际性银行每年借贷的总和是3240亿美元；到1991年，这个数字已经增加到7.5万亿，在10年中增加了20倍。而这仅仅是个开始。80年代初，大部分欧洲国家对资金流动采取自由放任政策，在此时看来，对资金流动进行控制的手段与实行食物配给一样陈旧。而1992年9月的“金融风暴”是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先是英国，然后是意大利被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由于无法阻止私人投机商和机构投资者的经济行为，两国的货币被迫贬值。
这场全球经济中的变革，其优点是不言自明的。投资资金不再受到国与国、汇率制度或者本地货币的制约，只要有需要，资金就可以自由流动（并且可以预见其利润），到1990年，外国人已拥有德国34％的债务。但是这场变革也有弊端：在德国、法国和瑞典，制造商们的利润率受到管理者和高技能工人的高薪成本的限制，现在，这些欧洲制造商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投资，而且还在国外寻找适应性更强、更廉价的劳动力。
德国、英国和法国发现，直接将工厂设在国外，在巴西、尼日利亚或者罗马尼亚进行产品生产安装，然后将成品直接销往全球市场，比以前从贫穷的国家引进廉价劳动力要高效得多。这进一步加速了西欧的现代化的负面影响，加剧了许多地区的长期性失业问题，增加了失业补助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费用。
当位于法国摩泽尔的克勒兹瓦尔镇的最后一个煤矿在2004年关闭时，没有人认为矿工们可以找到固定工作。摩泽尔省的失业率一直在10%上下波动。再往北，与比利时交界的采矿小镇，其失业率是15％。整个法国在过去的30年里，特别是1980年以来，失去了150万个工作岗位。西班牙很快失去了以较落后国家的身份加入西欧而增加的相对优势，在向民主制转变的过程中，西班牙在20年内失去了60万个工作岗位。20世纪90年代中期，西班牙处于经济衰退的高峰期，全国有44％低于25岁的劳动力失业。
失业问题不是个新问题。即使是拥有完善的福利网络的大部分欧盟国家，失业对个人和社区的经济影响不能和内战的破坏力相比（它们对人们心理上的影响是另外一回事），但它与战争相比有其特殊之处，20世纪最后几年的经济混乱发生在物质富足时期，其社会代价是极其巨大的。私有化和金融市场的开放创造了大量财富（虽然相对而言不是很多），在某些地方，比如说伦敦或者巴塞罗那，其影响非常显著。因为距离缩短，电脑和电子媒体实现了交流速度的增加，关于他人生活的信息可以很快并且大量地向所有人传输。
正是这种贫穷和富裕、风险和繁荣、大众贫穷与私人富有之间的显著差异，才使得欧洲人对无法规范的自由市场和全球化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虽然很多欧洲人是自己哀叹的这些变化的间接受益者）。过去，这种感情（加上来自工会和利己主义政客的压力）也许会让人们选择后退到某种程度的有限保护主义。
但是现在政府的手被捆住了，而传统意义上的工会也不再存在。只有在法国，统一工会在公众舆论的帮助下，暂时阻止了国有公司对外出售。即便如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能阻止公司私营，比如战后实行国有的电力巨头法国电力公司，其雇员就属于为数不多的大工会“法国总工会”成员。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即使欧洲能源市场都摆脱了政府管制，但法国电力公司仍然是国有企业。
但是法国总工会这个曾经的蓝领协会龙头，与它的前身相比，实力也大不如以前，整个法国工会运动从1980年以来就失去了2/3的会员，并且它代表的工人已经不再是法国或者其他地区典型的工人了。工作本身已经改变。在很多地区出现的是一种新型的“四等级”体系。它的上层是新职业阶层——大都市居民、世界公民、富裕人士和受过良好教育者——他们经常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联系，是新全球经济的受益者。然后是第二等级，也就是传统雇员的核心层级，他们分布在工厂、服务业或者是公众部门，工作有良好保障，仍然能享受许多传统利益和其他物质保证。
第三等级由小型企业和服务业组成，包括零售店店主、旅行社从业人员、裁缝、电器修理人员和类似人员，大部分由移民和他们的后代来充当（在法国是阿拉伯人，在德国是土耳其人或者库尔德人，在英国则是南亚人）。以上这3个等级的后面还必须加上数量庞大的、典型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南欧灰色经济”。在意大利，从制鞋到纺织乃至零部件制造经常是在政府的监督下生产和分配的，据估算，在1997年，“非正式”部门所做的贡献只占了国内生产总值的1/4。在葡萄牙，正式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是22％；但是在一些地区，如偏北地区的布拉加镇，“非正式”工人占当地劳动力的45％。
接着是增长速度最快的第四等级：雇佣工人，他们无法既享受传统熟练工种的长期安全性，也不能享受50年代和60年代经济繁荣期的利益标准。的确，在一些地区（例如英国和荷兰），失业人数最终降到很低的水平：很多人认为这证明了自由市场的运作令人满意。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再把失业人员算在内，特别是女人和年轻人，因为他们工资低，从事没有奖金的兼职工作或者是签订受国家政策支持和保护的固定合同。
很多无法靠低工资维持自身及其家庭开支的工人，仍然可以求助于国家的福利保障，事实上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在英国，撒切尔主义对国家和社会影响最大的地区，1400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其中包括400万名儿童。1/6的人依靠收入补助和家庭信贷计划而维持在贫困线之上。到20世纪50年代，在北欧曾彻底消失的无家可归者的数目又一次上升：仅在伦敦地区，撒切尔时代的无家可归者就增长了10倍。到90年代中期，人数已经达到8万。英国首都离一些最昂贵的房地产相隔不远的几英里处，已经开始与维多利亚时期臭名昭著的“流浪者的伦敦”相似起来。
过去，经济高涨可以让很多人摆脱贫困，包括拥有较高的收入，以及更有保障的工作，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不复存在。换句话说，欧洲是在富裕时期发展了下层阶级。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安德烈·高兹在20世纪60年代预言的那样，在工业时代末，将出现临时的新工人阶级，他们属于“非工人阶级”，在现代生活中属于边缘，然而在本质上却属于现代生活的核心层。
和美国一样，欧洲的下层阶级不仅仅是由贫困和失业（或者是待业）决定的，而越来越多的是由种族决定的：在90年代中期，伦敦年轻黑人的失业率是51％。如果考虑到很多黑皮肤的荷兰人、德国人或者英国人都是当地出生的孩子，甚至是原先摩洛哥、土耳其或者巴基斯坦移民的后代，那么20世纪末的欧洲的穷人就是跨种族或者是“跨文化”的（现在已经习惯于这样描述）。相隔短短20年再回到像鹿特丹和莱塞斯特区这样使用双语的多种族小镇，很多人会惊讶不已。1998年，在伦敦市区的公立中学里，白人孩子只占了一小部分。
欧洲的大城市（例如伦敦）现在已经是真正的国际化都市了。如果说城市的高收入工作仍然由欧洲白种人（和北美人）完成，那么几乎所有的低收入工作，从街道清洁工到儿童保育员，现在不是由来自意大利南部地区的传统“第二等级”的欧洲人完成，而是由那些“少数民族”——经常是黑人或者棕色人种——来做的，其中有很多人没有工作许可证。根据官方数据，住在伦敦和英国东南部的外国人在1992年至2002年净增长了70万人；但是实际的数字还要高。
移民虽然在西欧一再受到阻止和严格控制，但它仍然是个主要的人口因素：1998年在伦敦市区生活的孩子中，有1/3第一语言不是英语。通常这些孩子是难民和“寻求避难者”，南斯拉夫战争使这样的避难者人数激增；不过也有来自东亚、东南亚、中东和非洲很多地区的民工，他们中很多人是非法移民，所以也没有正式记录。
德国的避难设施是（并且仍然是）欧洲最慷慨的，但是一般来说，移民要拿到公民资格仍然是很困难的，据统计，到20世纪末，只有500万移民（算上他们的家庭人口）取得了公民资格。在21世纪，大部分申请德国难民的人来自伊拉克、土耳其和前南斯拉夫国家，但是从伊朗、阿富汗、俄罗斯等国来的难民人数也越来越多。
因为担心西欧将会被“经济难民”（比如非法移民）、寻求避难者和类似人员“淹没”，人们对“欧盟扩大”缺少积极性。到20世纪80年代，英国和德国的建筑业中存在大量无证波兰工人。但问题不在波兰、匈牙利或者其他中欧国家，而是它们东面的国家。1992年，波兰本国有29万“非正规”移民，大部分来自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前苏联国家；只有1000万人口的匈牙利是10多万寻求避难者的家。在斯洛伐克和捷克共和国的生活是艰辛的，但还不是难以忍受，这些国家与他们的西方邻国之间的差距已经在缩小，但是速度很慢。中欧和其他“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的差距则越来越大了。
于是，到90年代末，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平均月工资早已接近400美元，而白俄罗斯、乌克兰和罗马尼亚则徘徊在80美元左右，在保加利亚低于70美元，在摩尔多瓦只有30美元——这个平均数字还是有误导性质的，因为在它的首都基希讷乌之外，其他地方的收入更低，占人口48%的民众仍然靠土地生活。前苏联各共和国的状况不像波兰，甚至还不如保加利亚，没有多大改变：到2000年，每两个摩尔多瓦人中就有一个年收入不到220美元——每个月的收入只有19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摩尔多瓦人、乌克兰人或者很多处于大都市圈之外的俄罗斯人的唯一选择就是在西欧寻找工作。结果，大量的移民，首先是年轻妇女，最后落入犯罪辛迪加的手里，他们由船只经罗马尼亚和巴尔干运送到西欧，情况最好的也就是在工厂和餐馆做契约工人，而最糟糕的，并且也是大多数，妇女移民通常沦为妓女：在德国、意大利甚至是波斯尼亚，高薪的西欧士兵、行政官员和“援助人员”都是她们的客户。这些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客籍工人”由此加入了罗曼人（吉卜赛人）的行列，处于欧洲大陆多文化的熔炉的最底端。
性交易的受害者大部分是很难发现的，和早些年从欧洲边缘地区过来的白人移民一样，她们很容易融入当地社会，这也是警察和社会服务机构很难找到她们的原因。但是大多数法国社会学家和评论家们所描述的“被排除在外者”（即，被排挤的外来移民）是非常容易发现的。这个新下层阶级不是被工作而是被他们的“生存机会”排挤出来的：他们被排除在主流经济之外，他们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的家安在城市边缘的简陋棚屋里，没有商店、社会服务和交通设施。2004年，由法国内政部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大约有200万这样的外来移民生活在大都市边缘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由于社会排挤、种族歧视和严重的家庭暴力而日益沦落为贫民窟。在一些少数民族居住区里，年轻人的失业率达到50%；受害最深的是阿尔及利亚人和摩洛哥人的后代。
通常这些下层阶级不是由肤色而是由他们的宗教信仰来区分的。除了多元文化，在现在的欧盟里，宗教类别越来越多。基督教徒仍然占绝对多数，虽然在大部分情况下他们不做礼拜仪式。犹太教徒的人数较少，只在俄罗斯和法国较多，英国和匈牙利的人数就相对少得多。但是印度教徒，还有特别是穆斯林教徒，在英国、比利时、荷兰和德国，以及斯堪的纳维亚的大城市、意大利和中欧等地方广为散布。在欧洲众多的世界性宗教中，伊斯兰教徒的人数在迅速上升。
直到21世纪的最初几年，法国（大部分来自北非）和德国（主要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背景的人口）的穆斯林人口大约达到600万。再加上英国约有200万的穆斯林（大部分来自巴基斯
坦和孟加拉国），以及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和意大利的众多穆斯林，使欧盟的穆斯林总共达到1500万人。
在穆斯林区有着很多长久以来一直存在的社会问题。例如，在公共学校里应该如何规定宗教特色的着装和标志？政府在鼓励（或阻止）独立文化组织方面该起怎样的作用？政府是否应该支持多元文化组织的发展（以利于各种文化独立发展）？或者说当局是否应该推动文化融合的进程？法国政府在政策上鼓励文化融合，但是禁止在学校里展示各种宗教标志。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英国和荷兰，对于文化差异和强烈的宗教自我意识则要包容得多。但是各国的人们对这一点持不同意见（详见本书卷四第4章）。
随着新一代排外主义政党的发展，整个欧洲大陆可能会陷入愈来愈严重的紧张气氛中，随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此类问题将被认为是政治议程上的首要问题，而且频频出现在就移民和收容问题引发的争论中。在这些排外主义团体中，一部分扎根于此前就存在的宗派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其他的，例如非常成功的丹麦人民党或荷兰的“皮姆·富图因特别党”，则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这些政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特别擅长激发“反移民”情绪。
无论是像“英国民族党”那样攻击“少数民族”，或是像法兰西“民族阵线党”的让-玛丽·勒庞那样抨击“移民者”（在德国，移民更多地被称为“外国人”或者“异族”），近年来，那些极右翼党派无一例外地都受到大量批评。一方面，经济缓慢发展和全球经济的脆弱性给很多工薪阶层带来了终身难忘的经济危机感；另一方面，老牌左翼政治机构已无法通过各种阶级旗号来控制这种不安全感了。在原本法国共产党势力极强的地区，法兰西民族阵线能屡战告捷，这绝对不是一个巧合。
移民中外来文化的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增加（可以预见，将会有越来越多外国人同国民一起分享社会福利，在对东方劳工敞开大门后，本土的工作机会竞争也将更加激烈）使新右翼党派如虎添翼。民粹党的蛊惑家们指责说“船已满载”（或者说，他们的政府已经放弃了对自己国境的控制，即对所谓的“世界利益”和“布鲁塞尔官僚”彻底让步），他们承诺将禁止移民，遣返那些“外国人”，让白人公民恢复原来地位，让外来者待在自己的国家。
与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相比，现在的仇视外族运动可算是相对温和的了。但是在90年代初，德国仍然出现了一系列因仇视外族和少数民族而引发的犯罪事件，这在当时引起了批评者们的广泛关注。君特·格拉斯就严厉指责联邦德国在政治文化上表现出来的以自我为中心和冷漠无情，以及对“不合时宜”的统一的盲目热情，他认为那些得意而健忘的政治精英们该对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尤其是在原民主德国那些颓败的工业小镇，因为那里的人民仇视外国人的情绪最为强烈）负责。
但是，即便这些暴力事件得到控制，公众对新右翼势力的支持仍然值得注意。在年轻有为的领导人尤尔格·海德尔的带领下，邻国的奥地利自由党（其前身是战后出现的“独立者联盟”，所不同的是，在表面上它已消除了前者的纳粹成分）在民意测验中脱颖而出。该党派宣传自己代表着广大未能从两大党派双赢合作中受益而且受到那些入侵本国的“罪犯”、“瘾君子”和其他“外国暴民”威胁的本国民众的利益。
为了防止触犯法律，海德尔总是小心翼翼地避免可能带上纳粹主义爱国色彩的行为。大部分奥地利人（和让-玛丽·勒庞一样）只是隐晦地流露出自己的偏见——比如当公共生活中有什么事令其不快时，他们会点某些人的名，而后者恰好是犹太人。海德尔及其追随者对于战胜欧盟等新对手充满了信心，他曾说“奥地利人应该对欧盟、对《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任何国际意见充耳不闻，我们只需对自己的祖国效忠”。
在1986年的奥地利国会选举中，海德尔的自由党赢得了9.7％的选票。4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了17％。在1994年10月的大选中，它获得的选票高达23％，仅仅落后人民党4个百分点，而后者在战后执政长达25年，而且在当时仍然控制着奥地利的多个农业大省。更糟糕的是，海德尔在原本忠于社会党的工人阶级中也已深入人心。如果考虑到（根据1995年的民意调查）1/3的奥地利人都认同海德尔的观点，认为“外籍劳工”和其他外来者在奥地利享受了太多的福利和特权，这样的结果是一点也不会让人惊讶的。
在20世纪末期，海德尔的影响达到顶峰。在1999年的大选中，自由党获得了27％的选票，成功地把人民党挤到第三大党的位置，与第一大党社会党的选票差距也缩小到29万张。2000年2月，在奥地利的欧洲盟友们略显夸张的担忧中，人民党组建了一个与自由党合作（不包括海德尔自己）的联合政府。奥地利新总理沃尔夫冈·舒瑟尔做了一个精确的估算：自由党发起的是一场抗议运动，是一个反“特定社会群体”的政党，迎合了“利益受损和被欺骗的普通民众”（援引自皮埃尔·布亚德，民粹派人士）。一旦进入对国家事务的实质性管理，自由党就会忙于处理各种公务杂事，还得对不得人心的政策承担责任，很快就会失去它的吸引力。在2002年的大选中，自由党只获得了10.1％的选票（而人民党的得票率则上升到了43％）。在2004年的欧洲大选中，海德尔的自由党仅仅获得了6.4％的选票。
奥地利南部卡林西亚州州长尤尔格·海德尔从崭露头角到势力衰微，显示出排外政党的发展轨迹。在荷兰，2002年，“富图因特别党”因为领袖的遇刺，赢得了17%的支持率，跻身荷兰执政党之列，结果在之后的选举中，仅得到5%的微弱支持，国会席位也从42席锐减至8席。在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支持率猛然陷入下跌状态，北方联盟趁机入主政府。
在丹麦，1995年还默默无闻的丹麦人民党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在2001年前已成为国会第三大党派。人民党从未执政，而且始终将焦点放在移民问题上，主席皮娅·克亚斯伽尔德以此集结影响力，渐成气候。丹麦两大党派——自由党和社会民主党——正在关于政治避难和对外国居民的法律的强硬度上打压对方。皮娅·克亚斯伽尔德在2001年的选举中获得12%的选票后曾这样宣称：“现在政府是我们的。”
在某种角度来看，她的说法没有错。因为几乎没有主流的左翼或右翼政党敢在这些问题上“手软”，即便是势力较小的但对政策能施加影响的英国民族党，也能在新工党政府的政策制定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这个以往处于边缘的小党，近期最好的表现仅仅是在伦敦东部的一个地区争取到7%的选民。在那里，孟加拉人取代了犹太人，成为当地主要的少数民族。4年后，该党在奥尔德姆的两个区获得11643张选票（占14%）。奥尔德姆从前是兰开夏郡的磨坊小镇，在选举前不久还爆发过种族动乱。
以上的数据跟欧洲大陆的发展比起来是无足轻重的，英国民族党距离赢得国会的一个席位的目标还很遥远，但民意测验表明了全国上下普遍焦虑不安的情绪。极右翼能够向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施压，使他进一步收紧英国原本就不宽松的移民和难民政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之前2001年大选的民愿：一个在国会中占据压倒性席位的新工党政府和近1100万选民，本就该对一个新纳粹主义小党做此回应。该党在全国范围内只吸引了4.8万选民，是总票数的2‰，只比“魔怪狂欢发疯党”多了4万张选票。
在法国又是另一番景象。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有两大优势，一是拥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反排外移民政策，在1986年大选中有270万选民支持；二是具备善于将公众的不满情绪转化为集中愤怒和政治歧视的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实际上，在当年密特朗总统将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引入国民阵线前，极右势力从未如此风光过。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旨在带领国民阵线取得国会的成功，从而分裂并削弱法国主流的保守党派。
450万选民在1995年的大选中支持国民阵线领导人让-玛丽·勒庞，当他取得空前成功后，2002年4月，这个数字攀升到了480万，以17%的得票率位居第二，将时运不济的左翼法国社会党总理利奥内尔·若斯潘淘汰出局。法国主流政客们得出结论，认为应该平息让-玛丽·勒庞的担忧，并承诺在“安全”和移民问题上采取强硬措施来压制他的魅力，但同时容忍他的语言或者计划（“法国是法国人的法国”，其余人都应当遣送回国）。
勒庞同旧传统的极右翼政治关系密切，在青年时代就支持布亚德主义（主张用减税来保护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利益），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就参加过带有极右色彩的组织，出语谨慎地为维希政权和贝当政权辩护，他的行动如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同党们，不仅仅是对过去的法西斯的念旧那么简单。当然，皮姆·福图因和克亚斯伽尔德也不属此列，因为两者都强调了保持国家传统上政治宽容的意愿，尽管面临着宗教狂热和新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文化的双重威胁。
奥地利的自由党不是纳粹运动，尤尔格·海德尔也不是希特勒。恰恰相反，他近乎卖弄地强调自己生于战后的事实。他出生于1950年，反复提醒民众关于战后出生一代的天时地利。克里斯托夫·布洛克领导的瑞士人民党在2003年的一项反移民、反欧盟的投票中，夺得28%的支持率，与他类似的是，尤尔格·海德尔的部分成功归因于其先锋姿态，在全国以传播自由信念的形象出现，掩盖了其民族主义者之实。这一招对年轻的选民异常奏效，一时间，自由党成为奥地利最受30岁以下选民青睐的政党。
奥地利和法国对移民（法国的移民来自南方，奥地利的移民则来自东面，那两个地区都曾经是这两个帝国的占领地）的恐惧和仇恨已经取代了反犹主义，成为维系右翼派别的纽带。但新的反对党也从别处获利：一身清白。他们没有上台执过政，未受到90年代初困扰欧洲政坛的腐败问题的毒害。腐败问题不仅出现在罗马尼亚、波兰或者（首先是）俄国（在这些国家里，尚可以认为腐败是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间接代价），还出现在欧洲大陆的资本主义腹地。
在意大利，据传基督教民主党与银行家、承包商、城市老板、政府雇员相处甚好，也获得了可观利益，而且根据流传甚广的说法，意大利黑手党新一代头目开始勇敢地打破在公众生活中几十年来的沉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1992年的米兰丑闻案让意大利社会党先倒台了。社会党名声扫地，前任总理贝蒂诺·克拉克西被迫穿越地中海，逃亡突尼斯。
但是，社会党的丑闻同他们的长期合作伙伴基督教民主党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丑闻事件后的逮捕浪潮和指控行动，更是让两个政党声名狼藉，他们在两代人40多年时间里建立的整个政治网络被颠覆。1994年的总统大选中，除了意大利前共产党和前法西斯党，几乎所有的政党都土崩瓦解——但是在这次政治风波中，最终得益的只有前酒吧歌手品行不端的媒体大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他步入政界更多地是为了确保自己的业务不受影响，而不是继续深化意大利国内的政治清扫运动。
西班牙前首相费利佩·冈萨雷斯政治生涯的结束则是因为另一类型的丑闻。90年代中期，西班牙的《世界日报》和《十六日报》上刊登了年轻记者的调查报告，指出冈萨雷斯政府参与1983-1987年镇压巴斯克恐怖主义的“肮脏战争”，政府允许和鼓励敢死队在“埃塔”活动范围内的西班牙境内和西班牙——法国边境的巴斯克地区实行绑架、拷问和暗杀行动（参见本书卷三第1章）。
考虑到“埃塔”是个声名狼藉的恐怖组织，对该组织的镇压活动还不至于使魅力非凡的冈萨雷斯失去民心（由于佛朗哥政权晚期公众普遍愤世嫉俗的情绪，冈萨雷斯的很多同辈对国家和法律的看法都明显地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假如没有揭发渎职和有权势人物的话（他的社会党同事一直在宣扬，在这之后的意大利还出现很多例子），公众对不成熟的西班牙民主的道德状况就不会如此担忧。
在法国（或者在德国、比利时），90年代频繁的丑闻丑化了政府形象，表明公共机构和道德的脆弱，但更显示出在现代社会实行民主的成本在不断上升。政治——包括职员、广告、顾问——的成本都很昂贵。在欧洲，政党的公共经费受到严格限制，经常只有在大选期间才有常务开支。如果他们需要更多的经费，在过去，政治家们就会求助于他们的赞助人——政党成员、工会（左翼）、私人企业家和私人企业。但是这些资源快穷尽了：党员人数减少，工会影响力下降，越来越多的政党关注经济事务，所以那些公司和
私人都觉得不必要向任何一个政党慷慨捐助。
也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欧政党普遍开始或多或少地找寻吸引资金的出路。废除控制和商业全球化，使政治家们发现周围有更多的资金。像德国的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英国的新工党一样，法国的戴高乐党和社会党在过去的20年里用一系列不正当手段募集资金，或者是通过出让利益，或者仅仅是在政策上向原先的赞助人倾斜。
在比利时，事态走得更远。在众多丑闻中，只需一件，即所谓的“达索——奥古斯塔事件”就可以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比利时政府从意大利奥古斯塔公司定购了46架直升飞机，并让法国达索公司改装16架F-16战斗机。其他的竞标者都空手而回，这种事本身并不罕见，关键是三个国家的卷入使该事件带有泛欧洲的色彩。
后来就披露出比利时（当时执政的）社会党在两宗交易中拿到大量回扣的事件。很快，得知太多内幕的社会党领导人安德烈·科尔斯于1991年在列日市的一个停车场被杀；另外一位叫艾蒂安·芒热的在1995被逮捕；第三位是比利时前总理威利·克拉斯，1994年至1995年任北约秘书长，在交易发生时任外交部长，在1998年因替自己的政党收受贿赂遭逮捕；第四名嫌疑人雅克·勒菲伏尔是一名军官，也深陷其中，于1995年神秘死亡。
如果这是个典型的比利时故事（按照波德莱尔的说法，“比利时人没有生活，但并不是没有腐败”），也许是因为宪法权威的重复和力量削弱不仅导致政府监管失力，而且还使包括刑事司法体制在内的政府机关近乎瘫痪。除了前面提到的意大利，在其他国家，鲜有个人贿赂的证据（大部分犯罪行为的实施实际上出于维护政党利益），但是这也导致一些政府显要被迫结束任期，离开政治舞台。
这些人中不仅包括冈萨雷斯，法国前总理阿兰·朱佩和基督教民主党历史上的一些领导人，还包括德国前总理、两德统一英雄赫尔穆特·科尔，他因拒绝透露自己政党基金的秘密捐助人而使自己名誉受损。如果没有公职的保护伞，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出任巴黎市长期间，其政党卷入渎职和任人唯亲的政治风波中）肯定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这些变化最显著的特点，也许就是它对整个政治体系带来的耻辱是微乎其微的。在大选中，选民人数的减少当然预示人们对公众事务普遍失去兴趣；但是在几十年前不断上升的弃权票和政治辩论减少的现象里，早就可以看出类似倾向。真正令人惊讶的不是新右翼的民粹党力量的崛起，而是他们从1989年以来利用了分裂，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却没有能力改变过去欠佳的政绩。
这当然是有原因的。欧洲人也许已经对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失去信心，但是在整个欧洲政府体系的核心中，有一点是大多数激进的反对派不敢攻击而且可以让所有的人民保持普遍忠诚的。这里指的当然不是欧盟，尽管它有很多方面的优点；也不是民主，因为民主太抽象，太朦胧，而且往往只是一种向往的目标；也不是自由或者法规（几十年来在西方一直没有受到严重威胁，而且在欧盟各成员国的年轻一代中都被理所当然地认可）。真正把欧洲人凝聚在一起的（虽然他们可能对具体操作的某个方面深表怀疑），是与“美国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欧洲社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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