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三十章 临终的忏悔

10月19日早上，何人居然起晚了。也许，这应归咎于那些1996年产的波尔多葡萄酒。他刚穿完衣服，约好前来送行的杜邦先生就敲响了房门。

进门后，杜邦看了看何人的样子，假装生气地用汉语说：“你可真是个大作家！我告诉你，我的汽车可以等你，那火车可不会等你。”

杜邦绝对是个热心人。他们相识多年。何人这次到法国访问就是他安排的。因为是老朋友了，何人故作沉着地说：“那怕什么？如果我赶不上埃克斯去马赛的火车，你就直接送我去马赛火车站嘛！”话虽然这样说，他的手已经开始很快地收拾行装了。

“没门！我才不管你呢。你可以步行去巴黎嘛。走一个星期，我估计你还能赶上去北京的飞机。”

“谢谢。我会认真考虑你这个建议的。”

何人跟着杜邦走下楼，办理离店手续，然后走出旅店大门。他用留恋的目光看了一眼生活了两个月的地方，钻进杜邦的小汽车。他看了看手表，对杜邦说：“还来得及。请你开车往佐敦公园东面绕一下，我得去朋友那里取封信。”

“你这么快就交上朋友啦？难怪你后来不找我了，连个电话也不打。是法国姑娘吗？”杜邦把车开出旅馆的院门，向右拐上大街。

“你想什么哪？你以为我是你吗？”何人想起了杜邦在北京时多次要求他给介绍中国女朋友的事情。

杜邦笑了，“你当然跟我不一样啦。你根本就没有让我帮忙！她很漂亮吗？”

“是男的。”

“那就是同性恋了，你可真时髦啊！”

“我告诉你，那是一位老先生。”

“老先生？那就更时髦啦！”

“我说你有没有别的话题？难怪你们法国人在街头酒吧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一杯啤酒，一杯咖啡，一点儿都不闷得慌，原来你们都是在谈论这种话题啊！”

“不不，我们也谈非常严肃的话题。”杜邦一脸认真。

“谈什么？把每周五天工作制改成四天？”

“不是，我们谈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得，得，还是谈你们的同性恋吧！”何人知道，每当他和杜邦发生争论的时候，杜邦就会提起“文化大革命”来。

“怎么样？你们的‘文化大革命’比不过我们的同性恋吧？一比零！”

“还有你们的‘裸滩’！”何人知道杜邦对那种集体在草地或海滩上裸露身体的行为不以为然。

“你去看过啦？”杜邦诧异地看了何人一眼。

“我怎么敢去那种地方？在那些裸男裸女中间，我绝对是个外星人！”

“那你也裸嘛！”

“我们中国人可没有那种习惯！”

“那你们的公共浴池算什么？”

“那可是男女分开的。”

“还是同性恋。”

“那你为什么不敢去‘裸滩’呢？”何人决定反击。

“哦，我也不喜欢那种习惯。”杜邦的口气果然疲软了。

“在你们法国，那‘裸滩’可是最时髦的地方！”何人乘胜追击。

“得，得，一比一，握手言和。”杜邦投降了。

说笑之间，汽车来到杨先生的楼下。在楼门外，停着两辆警车，楼里有人在大声说话。何人觉得很奇怪，就快步从打开的楼门走了进去。

来到二楼，他看见几名法国警察在杨先生的房间里，一种不祥之兆从心底升起。他急忙向门里走去。

一位警察拦住他，用他听不懂的法语问话。他连忙用英语解释。但是那个警察的英语也很糟糕。正在他和警察尴尬地望着对方时，杜邦从楼下走了上来，便充当翻译。

警察首先查问何人的身份。何人给他看了护照，说自己是访问学者。他看了看护照，问何人到这所房子里来干什么。何人说来找杨先生。他问何人与杨先生是什么关系。何人说是杨先生的朋友和学生。他想了想，又问何人最后一次见到杨先生是什么时候。何人说是昨天晚上。他们一起吃的晚饭，然后何人送他回家，时间大概是半夜12点钟。

警察让何人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然后对他说杨先生死了。何人感到很震惊，忙问是怎么死的。他说现在还不知道，要等法医的检验结论。他让何人讲一下和杨先生交往的情况，特别详细地询问了昨天晚上的经过。然后，他说他们在现场发现一封信，是用中文写的，很可能是写给一位中国朋友的。何人说那信一定是给他的，因为据他所知杨先生在此地只有他这一个中国朋友，而且杨先生说过要让他给国内带一封信。他要求看一看那封信。但警察说现在还不能让他看，要等找人翻译成法文了解了信的内容之后，才能决定是否把信给他。他说只看一下信的内容，并不把信拿走，而且看了信的内容之后很可能就会得知杨先生究竟是怎么死的。这对警方的调查很有帮助。警察说必须照章办事，尽管他觉得何人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无权把信交给何人。何人在心里骂了一句，可恶的法国官僚主义！

何人不死心，继续向警察解释，说下周就要回中国了，而且已经买好了今天去巴黎的火车票。他不能在埃克斯等候。没想到那位警察听了之后，要求看火车票和飞机票，并且告诉何人现在不能离开埃克斯，要等杨先生的死亡原因查清之后才能走。他的态度很客气，而且表示他们可以和铁路部门联系，帮助改换车票。接着，他又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如果有这种必要的话！

其实何人现在也不想走。虽然他和杨先生纯属萍水相逢，但是，如果他在杨先生死因不明的情况下回国，他也会感到遗憾和不安。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杜邦。杜邦也同意他的决定，并把自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告诉了警察。然后，警察把他们送了出来。

杜邦让何人住到他家去。何人知道西方人是不愿意让外人打扰私生活的，便决定住回那家旅馆。于是，他又住进了那间熟悉的小屋。

下午，何人无所事事，漫无目的地走到街上，又不知不觉地来到佐敦公园。他坐到经常和杨先生同坐的那个长椅上，默默地望着面前那棵高大的柏树。他又看到一队大蚂蚁在树干上不知疲倦地爬上爬下。他仍然看不出它们究竟在为什么奔忙。他的眼前一片模糊。

杨先生死了。这是令人难以相信的消息。他是自杀还是他杀？如果是自杀，那么他为什么要突然结束自己的生命？如果是他杀，那么杀害他的人又是谁？虽然何人是个作家，而且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但是他无法回答这些问题。现实生活中的案件比小说中的案件还要复杂。

杨先生的死会对他产生什么影响吗？警察已经怀疑他了。如果杨先生在那封信中写了一些不利于他的话，那他该怎么办？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搜集有利的证据呢？但愿杨先生不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跟他开这个玩笑，不要给他留下一道他可能永远也无法解开的证据难题。于是，他感到了恐惧和不安。

他站起身来，觉得不能听天由命，必须去做点什么。他回到旅馆，在自己那间小屋里不停地来回走着，思考着。

他整理着自己的记忆和思维，把自己和杨先生相识的经过从头到尾回想一遍，努力追忆杨先生说过的话，并试图分析那些话语之间的联系。

何人知道，他只能听天由命了。时间过得真慢！

20日早上。

何人一夜未眠，头觉得昏沉沉的。他放慢自己的动作，以便让自己感觉时间不那么难熬。他等待着，相信今天会有消息，起码杜邦应该来。

终于，走廊里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而且一直走到门口。接下来是重重的敲门声。他下意识地整理一下衣服，才起身开门。

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杜邦，另一个就是昨天上午的那个警察。

何人愣愣地望着他们，不知该说些什么。

杜邦若无其事地问好，然后故意问能否让他们进屋。何人连忙把他们让到屋里，坐在椅子上，自己坐到床边，尽量保持脸上的微笑和内心的平静。

警察用平和的语气开始了问话，当然还是通过杜邦的翻译。“你叫何人？”

何人点了点头。

“你是个作家？”

何人又点了点头。

“你正在写一部侦探小说？”

何人别无选择，只好又点了点头。

“我们认为，你应该为杨先生的死负责。”

“为什么？”何人站了起来。

“我们这样说是根据杨先生临死前写的那封信。”警察不动声色。

“那封信是写给我的？”

“是的。”

“我能看看吗？”

“当然可以。”警察从皮包里拿出一个夹子，打开，从里面抽出两张复印纸，递了过来。

何人接过信纸，很快地浏览。他的眼前渐渐模糊起来……

因时间紧迫，杜邦开车一直把何人送到了马赛火车站。杜邦说，杨先生还留了一份遗书，把他的财产都赠与他的爱人，好像姓宋。

何人总算赶上了去巴黎的高速火车。在站台上，他和杜邦告别，表示了由衷的感谢。杜邦祝他一路平安。

火车缓缓地开出车站，逐渐加快速度，先向东再向北，穿过马赛市区，然后就飞快但平稳地奔驰在以绿色为主的山峦原野之间。

何人坐在车窗旁边，默默地望着窗外向后移动的景物，花草，树林，牧场，果园，村镇，蓝天，白云……然而，这些美丽的景色未能驱走内心的压抑，这明媚的阳光也未能照亮心头的阴影。他知道，这都是因为杨先生的事情。他站起身，从提包里拿出那两张信纸，又仔细地阅读起来——

何人先生：

我没有想到此生的最后一封信会写给一个相识很短的朋友。大概你也不会想到我生命的最后时刻会与你一起度过。然而，这正是我生命的最后一次冲动。

我要告诉你一些你这些天来一直很想知道的事情。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一直对我很感兴趣，想知道我是谁，想知道我为什么这样生活。现在我决定满足你的愿望。

我是一个既幸运又不幸的人。因此，在我的内心深处既有善良美好的东西，也有邪恶丑陋的东西。

我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我的童年生活是非常幸福的。我的学生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但是我的爱情生活却是非常不幸的。上大学以后，我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我们用不谙世事之心在花前月下订立海誓山盟：我们要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我们曾经是幸福的。

然而，后来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的父亲变成了“反动学术权威”。当时，这件事对我的影响不算太大，因为我已经独立了。我有自己的生活，而且也还不错。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我是个“逍遥派”。但是后来，我也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这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啊！再后来，我被押送到劳改场，一关就是八年！

我不用说那八年是怎么过来的，因为那是人们可想而知的。但是我还有另外一种痛苦，那就是我的心中一直思念着我的恋人。我既担心她因我而受到牵连，又担心她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当时，我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我希望她没有忘记我们的诺言；另一方面，我又害怕她一直在苦苦地等待着我。

当我终于被“平反”之后，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找她。但是，人海苍茫，她已无影无踪。我在尽了一切努力之后，终于明白我所做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我决定忘记过去，开始新的生活。

恢复高考之后，我报考了研究生，而且选择了法律。亲身遭遇告诉我，中国最需要的就是法律，代表人民意志而且至高无上的法律。我要把自己剩余的生命贡献给中国的法学研究和法制建设。研究生毕业后，我又考取了留学生，去了美国。我把自己的研究方向选为证据学。学成之后，我回到祖国，在大学里教书。后来，我第二次来到国外，并且在法国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尽管我在法国的生活相当优越，但我始终没有忘记过去，没有忘记祖国。我尽可能寻找机会回国参加学术会议，或者回国讲学。为了不触动内心深处的伤疤，我尽量把活动局限在学术领域内。但是，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之中，而且还有命运。

我又遇到了一些大学同学，也遇到了她。命运就是这样捉弄人！我的兴奋和激动都是短暂的，因为我很快就知道她不仅结婚生子，而且她的丈夫就是我们当年的同班同学，就是当年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的那个卑鄙无耻的跳梁小丑！这是什么样的命运？！

不知为什么，我开始恨她，当然最恨的还是她的丈夫。而且我的心底经常升起一股复仇的欲望。这种欲望非常强烈，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设计了复仇的方案，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在内心实施这个方案。这

会使我的心中产生奇怪的快感。

后来，我终于安排并实施了我的复仇方案。我利用老同学聚会的机会杀死了她的丈夫，也就是我的仇人。我想我没有必要向你讲述我的做法。我只想告诉你，我干得非常巧妙。我逃脱了法律的制裁。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昨天晚上给你讲的故事就是我的亲身经历。也许我讲这句话已经多余，因为你大概早就猜到了。你很聪明，又是侦探小说作家。

我又逃回法国，过起隐居生活。然而，我的心中渐渐没有了复仇之后的快感，随之而来的是越来越强烈的负罪感。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事情。

许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自己是那场社会灾难的最大受害者，因此总觉得社会欠我太多，应该给我补偿。然而，我渐渐认识到，那场灾难的受害者何止万千！我们中国人几乎都是在劫难逃啊！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迫害人的人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她和他又何尝不是受害者呢？我们不应沉湎于一己的痛苦，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自己作为社会成员的责任。于是，我为自己那狭隘的复仇行为感到羞耻。我要忏悔自己的罪恶。于是，我每天到教堂去祈祷，去忏悔。我希望自己的虔诚最终会使我得到主的宽恕。阿门！

然而，你突然闯入我的生活。你的出现打破了我内心的沉静与平衡。特别是你让我看了你写的小说之后。你编的故事竟然和我的经历有如此之多的相似之处！我不相信生活中会有这样的巧合。我相信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万能的主为了拯救我那迷失本性的灵魂，通过你的小说向我显示了他的无所不知和他的旨意。我感谢万能的主，阿门！

另外，从你的小说中，我还明白了，其实她早就知道我是杀死她丈夫的凶手。但是她不仅没有揭发我，而且还企图替我承担罪责。我知道，她仍然爱着我。

是的，我明白得太晚了！

就在不久前，她随一个代表团来到法国，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想跟我见面。我不知道她是从什么地方找到我的电话号码的。但是我去了马赛，见到了她，就是我们去基督山岛的那天上午。我本想当面向她承认我的罪恶，但是我当时没有勇气面对她的眼睛。我又一次选择了逃避。

万能的主，我有罪，我罪孽深重。面对这一切，我唯一的解脱办法就是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决定这样做，因为我知道这是主的旨意。阿门！

我并不怨恨你，我生活中最后的朋友。我将结束自己有罪的生命，我期待着万能的主赋予我新生。阿门！

这封信可以算作我给你讲证据学的最后一课吧！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是证据，而且是证明价值很高的直接证据。它能够证明那些与我有关的事实。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因此，我希望你能把它交给需要的人。你擅长调查和推理，当然能够查明这个人是谁。

谢谢你！

“赵梦龙”

1998年10月19日凌晨

高速火车在广袤的绿色原野中奔驰。何人看着窗外，眼睛不知不觉地模糊起来。他不住地问自己，如果杨先生没有遇到他，没有看到他的小说，还会自杀吗？难道，是他杀害了杨先生？不，杨先生是自愿结束生命的，他是在上帝的指引下走向死亡的……何人的内心挣扎着，从不同角度为自己开脱。然而，那个可怕的念头顽固地折磨他的心灵。

为了摆脱，他开始思考另外一个问题：回国以后，他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寻找那个“她”呢？杨先生为什么没有告知她的姓名和地址呢？他竭力追寻杨先生在生命最后时刻的思维线路，但始终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

这确是杨先生留下的最后一道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