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尚书·大禹谟》(节选)

2006年11月13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之际,温家宝总理来到会场。在和代表谈心时,温总理引用《尚书·大禹谟》里的“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告诉在座的各位代表: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随后,温总理指出:文学艺术家更要积极反映和大力弘扬那些善的事物和行为,因为这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一句中所谈到的“善政”,与儒家所主张的“德政”、“仁政”是同一意思。宋代名臣范仲淹由此引申,他在《陈十事》中说:“此言圣人之德惟在善政,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民先务农。农政既修则衣食足,衣食足则爱体肤,爱体肤则畏刑罚,畏刑罚则盗寇自息,祸乱不兴。是圣人祸乱不兴之德发于善政,天下之化起于农亩。”简言之,“善政”就是给人民好处或造福于民的政治。

其实,儒家历来所倡导的仁政就来源于大禹的善政思想。“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儒家的笔下,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等被推崇为先王和圣贤。孟子曾言:“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又说:“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孟子·滕文公下》)显然,孟子推崇“大禹、周公、孔子”为三圣。宋代大儒朱熹也曾明确提出:“夫尧、舜、禹,天下之大圣也。”(《中庸章句序》)由此可见,大禹是历代儒家所推崇的圣贤。而大禹治理政事,依凭的正是德治和法治,而非权势。在大禹时期,如何团结众多的部落,使其能够“宾服于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大禹采用的办法是先“敬业修德,以身垂范,使其感怀”,这样一来,天下的老百姓就会遵从,就可以做到政令统一。对于大禹的评价,《史记》曰“其德不违”。《淮南子》记载说:“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兵甲,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史记·太史公自序》里也谈到:“维禹之功,九州攸同,光唐虞际,德流苗裔。”正如同以上各部典籍所载,大禹正是靠德来感化民众,使其臣服的。

大禹治国不仅有赏有罚,而且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根据历代传说,后人编撰、整理出了《禹刑》一书。《汉书·刑法志》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吴越春秋》记载大禹“造井示民,以为法度”。井,指的就是法律,将法律公布于众,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遵守。除此之外,大禹还提出了“刑期于无刑”的主张。大禹认为,要维护国家统治,刑罚只能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只有施德政,才会减少犯罪,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由此可见,在大禹的治国理念中,法治和德治是相互结合的,用刑的目的是为了将来不再用刑。所以《荀子》里评论说:“禹之法犹存,而夏不王世。道存则国存,道亡则国亡。”

温家宝总理引用《尚书·大禹谟》中的这句话,强调“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施政主张,体现了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目的也正是在强调,要把科学发展的成果体现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体现在满足人民物质文化需求上,体现在人的全面发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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