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自己,究竟是谁第一个发现了官僚主义的存在意义。可能是阿达尔贝特·施蒂弗特。假如在我生命中的某一刻,中欧没有成为我关注的对象,天知道我是否会专注地读这位奥地利老作家的书,因为他的书冗长,带说教味,有道德含义,很贞洁,从第一印象来看,应当是与我完全陌生的。然而,他是十九世纪中欧的关键性作家,是那个时代和它被称为毕德麦耶尔的抒情、贞洁的精神开放出的纯粹花朵!施蒂弗特最重要的一部小说《晚来的夏日》(Der Nachsommer)写于一八五七年,篇幅很长,但故事非常简单:一个年轻人,亨利希,一次去山间远足,突然乌云密布,暴风雨就要来了。他到一处房子去躲避。房主是一个老贵族,叫里查赫,好客地接待了他,并与他产生了友谊。这座小城堡有个美丽的名字,叫“玫瑰屋”(Rosenhaus)。后来亨利希定期回到此地,每年都小住一到两次,到了第九年,他娶了里查赫的教女,到此小说就结束了。

这本书直到快结束时才显示出它深刻的意义。里查赫跟亨利希单独在一起,在两人面对面的长久交谈中,向他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的生活处于两种冲突之中,一种是私人的,一种是社会的。我注意到的是第二种冲突:里查赫原先是一位高级公务员。有一天,他发现行政工作是有悖于他的性格、他的趣味和爱好的,于是就离开了岗位,住到乡下,住到他的“玫瑰屋”中,以便跟大自然和村民和谐地生活,远离政治,远离大写的历史。

他与官僚主义的决裂并非他的政治或哲学信念的结果,而是出于他对自己的了解,知道自己不能做公务员。公务员是什么?里查赫向亨利希解释,这是据我所知对官僚主义的最早的(而且是绝妙的)“现象学”描写:

随着行政管辖越来越宽,机构越来越庞大,它就必须雇用越来越多的职员,而在他们当中,不可避免地,会有糟糕的,或者很糟糕的。所以就必然发明一种体系,完成必要的操作,使得公务员参差不齐的能力不能损害它们,或减弱它们。里查赫接着说:“为了使我的思想更为清晰,我打个比方:一座理想的钟表必须这样制造,使得它一直能很好运转,即便换掉它的零件,将差的换成好的,好的换成差的。当然,这样的一座钟表是不可想象的。但是,行政就只能以这样一个形式而存在,否则,从它已经有过的演变过程来看,就会消失。”所以,人们要求的,不是一个公务员明白他的行政所负责的问题,而是他带着冷静,完成不同的操作,而不去理解,甚至不尝试去理解在周边办公室内发生的事情。

里查赫并不批评官僚主义,他只是解释为什么像他那样一个人,没有能够为之献出一生。妨碍他成为公务员的,是他无法为了一些处于他视野之外的目标而服从,而工作。而且也是出于“他对事物未来面目的尊重”(die Ehrfurcht vor den Dingen wie sie an sich sind),这一尊重是那么深,以至于他在谈判中,无法做到捍卫他的上级所要求的,而是“事物为它们本身所要求的”。

因为里查赫是个喜欢具体的人;他渴望的生活,是在这种生活中,做的是他认为有用的工作;遇到的是他知道名字,知道职业,知道房子在哪里,知道孩子是谁的人;甚至时间也一直以它具体的方面而被感知、被享受:早晨、中午、阳光、雨、风暴、夜。

他与官僚主义的决裂是人与现代世界的最值得珍藏到记忆中的决裂。这一决裂既彻底又平和,适合这部毕德麦耶尔风格的奇特小说作品田园牧歌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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