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咖啡加热再次回到书房。坐在按人体工程学设计的椅子上,我一遍遍地研究着克莱尔·罗利的照片。如果她确实死于谋杀,为什么偏偏在一个她不该出现的地点遇害?

若说是斯帕克斯的仇敌所为,刚好选在她意外出现在农场时下手,未免太过巧合;况且,这些冷血的种族主义者真的会用活活烧死马群的方法来惩罚它们的主人?

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继续翻阅管制局的数据库资料。几个小时过丢了,我两眼昏花。数据库资料中包括教堂被焚案、住宅和商业大楼纵火案,由同一球道的起火点引发的一系列保龄球场起火案,公寓、酒厂、化学公司和工厂火灾事件。所有案例的起火原因都不明了,亦无法排除人为纵火的可能。

涉嫌谋杀的案件则相当罕见,而其中多半是由配偶或不够机灵的窃贼犯下的。他们似乎不知道当有人在火场中失踪、烧焦的瓦砾中掘出残骸时,警方会介入调查。再者,起火前就已死亡的人不会吸入一氧化碳,而通过X光照射仍能发现子弹。直到晚上十点,我才发现两起值得注意的案例。一起发生在三月,另一起比它早半年。三月的那起案件发生在巴尔的摩,死者是一个名叫奥斯汀·哈特的二十五岁男子,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四年级学生,在距离校园不远的住宅火灾中身亡。当时正值春假,只有他独自待在家中。

根据警方记录,起火时间是在周日晚上,待消防员赶到时已是一片火海。哈特的身体被严重烧毁,仅有的身份辨识依据是将生前和死后的X光片对照显示的齿根、齿槽小梁骨的相似处。起火点在一楼浴室,没有电弧现象,也没检测到助燃剂。

当时烟酒枪械管制局也应巴尔的摩消防局之邀介入了这起案件。令我好奇的是,蒂恩·麦戈文也被从费城召来贡献她的专业技能。经过数周艰辛的余烬筛检、人证访谈,以及管制局罗克维尔实验室的全力协助,所获证据显示这场火灾中人为纵火的可能性很大,死者则是凶杀案的受害者。只是两者都无法得到确切证实,而为何在只有陶瓷水槽和马桶、窗帘、塑料浴帘和浴缸,以及铺着瓷砖地板的小浴室里能够燃起这样一场猛烈的大火,火灾模拟器也无法解释。

早于此案半年、发生在十月间的加州威尼斯海滩火灾,同样在夜间引起,就在距着名的马索海滩健身房不到十个街区的一间海滩木屋里。死者玛琳·法贝尔是个二十三岁的女演员,偶尔在肥皂剧和情境喜剧中演些小配角,主要收入来源是拍摄电视广告。一把大火烧毁了她的杉木屋,起火原因就同奥斯汀·哈特案一样难以理解。

读到推测中的起火点位于这间舒适木屋的主浴室时,我的肾上腺素骤增。死者尸体严重损毁,只剩一堆钙化的白骨,而X光片比对工作也只是根据她两年前的一张体检胸腔片进行的。依据肋骨鉴定基本确定了身份。火场没有助燃剂,浴室中为何会瞬间燃起高达二楼的八英尺火焰同样无法解释。可以确定的是,光靠浴室里的马桶、浴缸、水槽和摆放盥洗用品的洗手台远远不够,而根据全美气象卫星数据,在火灾发生前四十八小时,该地区方圆一百英里内没有任何闪电雷击现象。

接近凌晨一点,我正啜饮着黑比诺葡萄酒苦苦思索着诸多疑点,马里诺忽然打来了电话。

“你还没睡?”他说。

“这要紧吗?”我苦笑,因为他每次在这种时候给我打电话都要这么一问。

“斯帕克斯拥有四挺M-10冲锋枪,大约以每挺一千六百美元的价格买进,还有一颗以一千一百美元购进的地雷和一挺MP40轻机枪。还有,听好了,九十颗空手榴弹。”

“我在听。”

“他说自己偏爱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武器,已经搜集了很久,与五年前从肯塔基一家倒闭的酒厂购入大批波本酒一样完全出于兴趣。但相比之下那些波本只是小事一桩,谁有工夫理会那个?而这些枪械,他全都申请了执照并按规定缴了税,这方面的记录也毫无问题。但沃伦顿一个斗鸡眼的调查员怀疑斯帕克斯长期以来从事秘密活动,贩卖军火给南佛罗里达的某个武装分子团伙。”

“根据呢?”我迫切地问。

“你问住我了。但沃伦顿那些调查员一直像追赶邮差的狗那样紧咬着这件事不放。他们的说法是,那个被烧死的女孩发现了斯帕克斯的秘密活动,于是他不得不把她除掉,这就意味着必须毁掉他心爱的一切,包括那些马。”

“如果他真的在贩卖武器,”我不耐烦地说,“所持枪械应该不只是几挺旧冲锋枪和一堆空手榴弹吧。”

“他们不肯放过他,医生,因为他是斯帕克斯。这事恐怕得拖上好一阵了。”

“那挺失踪的卡利科冲锋枪呢?”

“你怎么知道的?”

“有一把卡利科不见了,对吧?”

“他是这么说的,可是你怎么……”

“今天他跑来找我了。”

长久的沉默。

“你们谈了些什么?”他似乎困惑极了,“他在哪里找到你的?”

“我家,不请自来。他带了几张克莱尔·罗利的照片给我。”

这次马里诺沉默得更久,久得令我几乎以为电话断了线。

“无意冒犯,”他终于开口,“你确定没有被人误导——”

“没有。”我打断他。

“好吧,你在那些照片里发现了什么?”他退让一步。

“只看出他的前女友非常漂亮,头发和死者一致,身高和体重也大致相符,她戴的手表和我验尸时发现的非常相似。而她的室友称从火灾前一天起就再没见过她,当然这不足以证明什么,但至少有了一点端倪。”

“威尔明顿警察局对当地大学进行了调查,唯一的发现是,的确有个名叫克莱尔·罗利的学生,断断续续念了几年,但去年秋天就休学了。”

“斯帕克斯就是在那时和她分手的。”

“假设他所说的都是事实。”马里诺指出。

“她的双亲呢?”

“大学不肯向我们透露太多,老问题了,我们得申请法院的许可,但你也知道那会有什么后果。我觉得你最好找学校教务或者谁谈谈,让他们别那么紧张,一般人宁愿跟医生打交道而不喜欢警察。”

“那辆奔驰车的车主昵?我猜他大概还没现身吧?”

“威尔明顿警察局已经派人监视他的住处了,”马里诺回答,“他们只能从窗户探视,从邮箱孔中闻味道,判断屋内是否有腐尸,但截至目前没有任何发现。这个人好像在空气中消失了,而我们也找不到任何闯进他屋子的理由。”

“他多大了?”

“四十二岁。头发和眼睛均为褐色,身高五英尺十一英寸,体重一百六十磅。”

“总会有人知道他的行踪,至少在最近见过他,他不可能就这样离开诊所而不被任何人瞧见。”

“可目前看来就是这种情况。一些预约好的病人开车去诊所后,没有任何人出来招呼或解释,都被他爽了约。邻居也至少有一个星期没看见他和他的车了。没人注意到他什么对候开车离开的,是独自一人还是跟人一起。住在隔壁的一位老妇人曾经在六月五日——也就是火灾发生前的那个周四——的早上和他说过话。他们刚巧同时出门拿报纸,并挥手互道了早安。根据她的说法,他似乎在赶时间,不像平时那么亲切。这就是目前我们知道的了。”

“我在想克莱尔·罗利会不会是他的病人。”

“我只希望他还活着。”马里诺说。

“是啊,”我轻声说,“我也一样。”

法医并非执法人员,只是以尸体为证,将证据客观呈现的智力型侦探。但某些时候,我也并不全然遵循法规或职务的界定。

正义高于法规,尤其在认定真相被忽略时。于是在周日的早餐时分,我决定遵从直觉,前去探访在火灾前为斯帕克斯的马群钉马掌的蹄铁匠,休伊·道尔。

在水槽边冲洗咖啡杯时,我听到了浸信会怀恩堂和长老会教堂传出的悠悠钟鸣。我从便条纸里翻出那位蹄铁匠的电话号码,那是管制局的一位调查员给我的。电话打过去时,他刚好外出,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我向她介绍了自己。

“他去克罗泽了,”她说,“一整天都会待在红羽角,就在李氏大道上,河的北边,不会找不到的。”

我知道我很可能找不到。她说的那个地方是弗吉尼亚州的马场集中区,而且老实说,在我看来那些马场没什么两样,因此我请求她给我几个地标。

“这个……就在州监狱的河对岸。有许多犯人在那里的奶牛场工作,”她补充道,“这下你该知道了吧。”

真不幸,我知道那里。我曾多次到那儿处理犯人在狱中上吊或残杀事件。我致电马场,确认是否可以过去。也许出于牧马人的独特天性,他们对我的工作毫无兴趣,只告诉我可以在一座绿色谷仓里找到蹄铁匠。我回卧室换上网球衫、牛仔裤和高筒靴,然后打电话给马里诺。

“我很乐意自己去,当然你陪我也可以。”我对他说。

话筒里传出棒球转播赛的声音。他锵地把话筒摞在某处,呼吸声清晰可闻。

“废话。”他说。

“我知道,”我赞同道,“我也很累。”

“给我半小时准备。”

“我去接你,这样可以省点时间。”我提议。

“可以。”

他住在詹姆士河南边一个树木茂盛的小区,就在大卖场林立的密德西恩商业区附近。在那一带你可以买到手枪、摩托车、子弹、汉堡,享受无刷或无蜡洗车服务。马里诺那栋白色的双面铝合金小屋位于鲁瑟路上Bom空气净化器店和Ukrop超市交接的拐角。他在前院插了一面大国旗,后院围着铁制围栏,车棚里则停放着露营车。

妆点马里诺住所的圣诞彩灯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它们五颜六色地缠绕在灌木丛和树木枝干上,至少有几千盏。

“我还是认为你应该把这些灯泡收起来。”他开门时我再次说道。

“是啊,快到感恩节时再把它们拿出来,”他的回答一如往常,“可你知道那有多费事,尤其灯泡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

他对圣诞装饰着了魔,包括八只驯鹿拉着的圣诞老人、快乐雪人、拐杖糖、玩具兵和用来摆在院子里对着麦克风高唱圣诞颂歌的猫王……他甚至为它们买了专用的保险盒。马里诺这些展示品的规模已相当庞大,从数英里外便可以看见他的院子里灯光闪耀,而他的住处也正式成为了里士满的观光景点之一。直到现在我仍然为此惊讶,他这样一个愤世嫉俗的人竟能毫不在意各式车辆成列地开到自家门前,并被醉酒的人们打趣。

“真搞不懂你到底怎么回事,”等他上车后我说,“两年前你绝不会这么做。可是一转眼,你把自己的家变成了嘉年华,我真替你担心,至于电线走火的危险就更不必提了。我知道已唠叨过很多次了,但我真心认为……”

“也许我也是出于真心。”他系好安全带,掏出香烟。

“要是我忽然开始像这样布置房子,长年亮着灯泡,你会有什么反应?”

“就像看到你忽然买了露营车、在地上挖游泳池,每天大嚼垃圾食品一样,我会认为你疯了。”

“这就对了。”我说。

“听着,”他转动着那根还没点燃的香烟,“也许我已经到了生命中某个非赢即输的关头吧,我懒得管别人怎么想,人只能活一次。去他妈的,鬼知道我还能撑多久。”

“马里诺,这真的是一种很病态的想法。”

“这叫务实。”

“现实是,如果你死了,尸体会被送到我这里,躺在我的工作台上。这应该让你愿意多活几年吧。”

他没做声,只是凝视着窗外。车子沿六号公路经过遍布古奇兰郡的浓密树林和数英里不见车辆的广袤原野。天气晴朗,但有些闷热潮湿。我们一路行经许多有着锡皮屋顶和优雅门廊、院子立着鸟槽的朴实人家。青苹果压弯了虬节的枝桠,沉甸甸地垂向地面,向日葵则祈祷般地低下沉重的头。

“老实说,医生,”马里诺说,“这就像某种预感之类的,我看见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想想自己这一生,我觉得活得够久了。就算别的什么都不做,也已经够了,你懂吗?我可以在脑海里清楚看见前面那堵墙,墙后面什么都没有,我的路已经走完了,我出局了,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所以我决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应该的,不是吗?”

我不知该说什么。想到他那间花哨的圣诞屋,不觉湿了眼角,所幸我戴了墨镜。

“别让这预感成真,马里诺,”我平静地说,“有些人一直担心某件事会发生,成天紧张兮兮提心吊胆,结果预言变成现实了。”

就像斯帕克斯。”他说。

“我实在不懂这和斯帕克斯有什么关系。”

“也许他就是一直惦记着某件事,结果它就真的发生了。想象自己是个到处树敌的黑人,担心那些浑蛋会夺取一切,结果就自己动手烧了房子,连爱马和女友都不放过。最终当然一无所有。保险金无法补偿他失去的一切,这是一定的。事实上,无论如何,斯帕克斯都输定了,就算没有失去生命中挚爱的一切,也迟早要死在监狱里。”

“如果光谈论纵火案,我还对他有所怀疑,”我说,“可这起案件还牵涉一个被谋杀的年轻女人和被烧死的马群。这点是我想不通的。”

“听起来很像辛普森。有钱有势的黑人,白人前女友被割喉。这两者的雷同难道没有让你浑身不自在?对了,我要抽烟,我会把烟吐到窗外。”

“如果说肯尼斯·斯帕克斯蓄意谋杀自己的前女友,为什么不找个与他无关的地点动手?”我脱口而出,“为什么要毁掉自己的所有财物,让各种证据指向自己?”

“我也不知道,医生。说不定情况忽然失控,搞砸了,而他原本没打算伤害她或者烧掉房子。”

“在我看来,这场火灾丝毫不像冲动放火造成的,”我说,“我认为纵火者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不然就是他的运气太好。”

阳光和树影在窄窄的道路上交织成黑白斑纹,栖息于电话线上的鸟群令我想到五线谱。我在悬挂着北极熊招牌的北极餐厅旁最后一次加速,忽然想起在古奇兰郡出庭作证后和一些警察、法医的几次聚餐。他们都已退休,而那些谋杀案件也因脑中堆积的案子越来越多而变得不甚清晰。物是人非,我突然间有些伤感。长长的碎石路尽头就是红羽角。车子朝那座俯瞰詹姆士河的壮观农场行驶,在遍布干草操的牧场上白色的围篱间蜿蜒。

那栋有着白色边框、略显倾斜的三层木屋像是上世纪的建筑,爬满藤蔓的粮仓也似乎历史悠长。几匹马儿在远处的牧场上漫步,我们停车时瞥见的那座红泥跑马场则空空荡荡。马里诺和我走进一间绿色谷仓,循着当当的铁锤敲击声一路找去。许多漂亮的马儿从马厩探出头来,我忍不住伸手拥摸这些猎马、纯种马和阿拉伯马丝锻般的鼻梁。一匹小马和它的母亲让我驻足呢喃,它们瞪大棕色的眼睛望着我。马里诺远远地站着,不停地挥着苍蝇。

“欣赏是一回事,”他说,“可我被咬过一次,我受够了。”

饲料室里静悄悄的,木墙上挂着铁耙和水管,门后悬着各式毯子。一个身穿骑马装头戴骑士帽的女人正拎着只英式马鞍站在里面。

“早。”我说,远处的铁锤声安静下来,“我找蹄铁匠,我是斯卡佩塔医生,”我连忙补充,“打过电话的。”

“他在那边。”她用手指了指。

“对了,黑蕾丝的烧好像退了许多。”她加了一句。显然,她把我当成了兽医。

马里诺和我绕过拐角,看见道尔正坐在矮凳上,将一匹白色母马的右前蹄紧夹在膝盖之间。他头顶光秃,肩膀宽厚,手臂结实,身上围着条看似皮护腿的皮制工作围裙。他大汗淋漓,浑身沾满污泥,正用力拔铝质马掌里的铁钉。

“你们好。”他向我们招呼。马的耳朵抽动了一下。

“午安,道尔先生。我是斯卡佩塔医生,这位是彼得·马里诺队长,”我说,“你的妻子告诉我可以在这里找到你。”

他抬头看着我,“大家都叫我休伊,这才是我的名字。你是兽医?”

“不,我是法医,马里诺队长和我正在调査沃伦顿的大火。”

他脸色一沉,把那只旧马掌丢到一旁边,然后从围裙口袋里摸出一把弧形刀,开始削蹄叉,直到露出大理石白的马蹄。卡在里面的一粒石子也被剔了出来。

“无论是谁干的,都该抓去枪毙。”他说着从另一侧口袋里取出钳子,修剪着马蹄周边。

“我们正尽力追查真相。”马里诺对他说。

“我的任务是确认那位死在火场里的女士的身份,”我解释道,“以及在她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例如,”马里诺说,“她为什么会在那栋房子里。”

“我也听说了,很奇怪。”道尔回答着,开始用锉刀打磨马蹄,母马不悦地撇着嘴。“想不通怎么会有人跑进他的屋子。”

“据我了解,你几天前曾去过他的农场?”马里诺继续发问,一边做着笔记。

“火灾是在周六晚上发生的。”道尔说着,开始用铁刷清洗马蹄底部,“我是周四白天去的那里,像往常一样打理些日常事务。我给八匹马修了蹄子,还得照料另一匹得了白线病的马,它的蹄子被细菌感染,我给它涂了些甲酸——你应该懂的。”他对我说。

他放下母马的右腿,抬起左腿。马儿摆动着尾巴微微一扭,道尔轻拍它的鼻子。

“这可以让它好好想想,”他向我们解释,“它今天不太好过。它们就跟小孩子一样,会想尽办法试探你。你以为它们是喜欢你,可它们其实只想得到食物罢了。”

母马转动着眼珠,龇着牙,乖乖站着让蹄铁匠拔铁钉。他的工作速度惊人。

“你见过一位年轻女性去探访斯帕克斯吗?”我说,“高个子,金色的长发,非常漂亮。”

“没有,每次我们只待在马房里。他也常尽力帮忙,对那些马宠得要命。”道尔再次拿起削马蹄的弧形刀,“至于那些说他到处乱搞的报道,我从来不看,他似乎一向独来独往。起初我也很惊讶,因为他毕竟是个名人。”

“你为他工作多久了?”马里诺问,摆出想要主控局势的姿势。

“六年了,”道尔抓起锉刀说,“一个月工作好几次。”

“上周四你见到他时,他提过出国的事吗?”

“当然,我就是为这才过去的,因为第二天他就要启程去伦敦,而他的马夫又刚刚离职,晚几天去就没人帮我了。”

“那名受害者似乎开着辆蓝色旧奔驰去的。你在他的农场见过类似的车子吗?”

道尔拖着矮凳后挪,顺手移动工作箱,抬起马的后腿。

“我不记得见过那种车。”他随手丢开一只旧马掌,“没见过,一点都没印象。安静点!”他将一只手搁在马的臀部想让它安静下来,接着他对我们说:“它的腿有问题。”

“它叫什么名字?”我问。

“莫利布朗。”

“你的口音不像本地人。”我说。

“我在南佛罗里达长大。”

“我也是,迈阿密。”我说。

“那确实是南方,几乎算是南美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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