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搭过私人飞机,所以我其实无从比较。我甚至不能越过飞机,拿私人游艇或私人岛屿来比,因为我也没有登过私人游艇或私人岛屿。唯一我拥有的“私人”东西是我的汽车,一辆修复的1963年份保时捷。所以……搭私人飞机很像搭我的车子。唯一差别是飞机比较大。比较快。有一个酒吧。还会飞。

青面和不倒翁开了一辆深蓝色豪华轿车到我的公寓来接我们,轿车也比我的车子大得多。实际上,比我的公寓还大。

从我家出发,我们开下哥伦比亚路,路上经过几个旁观者,他们可能在猜测谁今天结婚,或哪一所中学在3月中旬上午九点开毕业舞会。然后我们一溜烟穿过高峰时刻的车潮,穿出泰迪威廉斯隧道,来到机场。

我们没有加入前往主航空站的车流,反而绕过去,驶向停机坪南端,沿途经过几个货运航空站和食品包装仓库,和一家我从来不知道在那里的会议旅馆,停在民用航空总部门口。

青面进去交涉,安琪和我搜刮干湿酒吧柜,找橙汁和花生,塞满我们的口袋,并争论是否顺手牵羊两支香槟酒杯。

青面回来,接着一个矮子跑向一辆褐黄色的厢型车,车身漆着“精密航空”几个字。

“我也要一辆豪华轿车。”我对安琪说。

“你公寓门口停车很麻烦。”

“有了豪华轿车我还要公寓干吗。”我凑向前座,问不倒翁:“这玩意有没有衣柜?”

“有行李箱。”他耸肩。

我转头对安琪说。“有行李箱耶。”

我们尾随厢型车开到一个警卫亭。青面和厢型车司机下车,向警卫出示他们的执照,警卫在一个本子上记下号码,递给青面一张通行证,青面上车,把通行证放在仪表板上。厢型车前面的橘红色栏杆升起,我们一前一后通过警卫亭,开上柏油碎石的停机坪。

厢型车绕过一栋小建筑,我们跟随在后,行驶在两条跑道中间的小径,我们周围还有几条跑道向外延伸,跑道两旁的苍白灯泡在晨露中闪闪发光。我看到货机和豪华喷气机和白色短程小飞机,油罐车和两辆未熄火的救护车,一辆停好的救火车,另外还有三辆豪华轿车。我们仿佛进入一个以往隐蔽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权力和影响力和重要生命,重要到不必理会正常交通模式或他人设计的时刻表这样平庸的东西。我们来到一个将商业客机头等舱贬成次等的世界,真正的权力走廊伸展在我们眼前,点缀着降落灯。

车子还没停下,我已猜到哪一架是特雷弗·斯通的飞机。即使在赛斯纳轻航机和利尔喷气机环绕下,它仍然鹤立鸡群。那是一架白色湾流喷气机,细长倾斜的鼻子像协和飞机,流线型的机身像子弹,机翼紧贴着机身,机尾像鱼的背鳍。好一具漂亮的机器,好一只蓄势待发的白鹰。

我们从轿车中取出旅行袋,另一名精密航空员工从我们手上接过去,放进机尾行李箱。

我对青面说:“一架这样的喷气机什么行情——大概得七百万吧?”

他呵呵笑。

“他被逗乐了。”我对安琪说。

“笑破肚皮。”她说。

“我相信斯通先生买这架湾流付了两千六百万。”

他说“这架”湾流的口气好像还有两架停在大理石首家中车库。

“两千六。”我用手肘捅捅安琪。“我打赌本来售货员要两千八,但他们很会杀价。”

上了飞机,我们见过机长吉米·麦肯和副驾驶赫伯。他们是一对快活宝贝,笑容满面,浓眉在反光墨镜后面扬起。他们向我们保证,我们可以放心把命交在他们能干的手中,一点也不用担心,他们已经几个月没摔过一架飞机了,哈哈哈。飞行员的幽默。妙透了。我百听不厌。

我们走回主机舱,留下他们玩他们的指针和转矩,构思有趣的办法让我们屁滚尿流和呜咽啜泣。

机舱看起来也比我的公寓大,但也许我只是被荣华富贵冲昏了头。

机舱内有一个酒吧,有一台钢琴,后面还有三张单人床。厕所附带淋浴间。地上铺了厚厚软软的淡紫色地毯。六张皮沙发椅分散左右两边,两张前面有樱桃木桌子钉在地板上。每张椅子都可以向后倒,像坐卧两用的躺椅。

五张椅子是空的。第六张赫然坐着格雷厄姆·克里夫顿,别号不倒翁。我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离开轿车。他面对我们坐着,膝上摆了一本皮面笔记本,笔记本上有一支盖好盖子的自来水笔。

“克里夫顿先生,”我说,“我不知道你要跟我们一道去。”

“斯通先生认为到了南边你们可能用得上帮手。我非常熟悉佛罗里达海湾沿岸。”

“我们通常不需要帮手。”安琪说,在他对面坐下。

他耸肩。“斯通先生坚持。”

我拿起我的椅子操纵台上的电话。“那让我们试试看能不能改变斯通先生的心意。”

他压住我的手,把电话推回操纵台。这么小的个子,力气倒是很大。

“斯通先生决定的事从来不改变。”他说。

我搜索他的细小黑眼珠,只看到我自己的倒影对我眨眼。

我们于下午一点降落坦帕国际机场,在轮胎无声无息触地、毫无颠簸地滑上跑道之前,我已感觉到空气中黏答答的热气。吉米机长和赫伯副驾驶也许像一对耍宝的蠢蛋,也许他们在其他一切生活层面真的是活宝,但从他们在起飞、降落和维吉尼亚上空遇到一点乱流时驾驭飞机的表现来看,我猜他们可以在台风天降落一架DC-10在铅笔尖上。

我对佛罗里达的第一个印象除了热,就是绿。坦帕国际机场像从一片红树林中央蹦出来的,放眼望去到处是绿,深深浅浅浓淡不一的绿—红树林叶子的墨绿,树干的潮湿灰绿,绿草如茵的小斜坡镶在进出机场的坡道边缘,鲜艳的蓝绿色有轨电车穿梭在航站之间,像从电影《银翼杀手》中冒出来的,如果这部片子改由沃特·迪斯尼导演的话。

然后我的视线移向天空,发现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蓝色,在弧状的白珊瑚快速道路衬托下如此浓郁明亮,我差点发誓是画上去的。当我们眯起眼睛抵挡从电车窗子涌进来的光线时,我心里想,粉彩,自从1980年代中叶的夜总会布景之后,我还没见过这么多咄咄逼人的粉彩。

还有湿度。我的天。下飞机时我吸进一口湿气,像一块热海绵在我胸膛穿破一个洞,钻进我的肺。早上离开波士顿时,温度在华氏三十五度左右,经过漫长冬季,感觉十分温暖。这里肯定有八十度,也许更高,而且湿度像湿答答、毛茸茸的毯子盖在身上,似乎又将温度提高了二十度。

“我非戒烟不可。”我们抵达航空站时安琪说。

“或戒掉呼吸,”我说,“二选一。”

特雷弗派了车子来接我们,当然。那是一辆挂佐治亚州车牌的米黄色四门凌志,由青面的南方替身担任驾驶。他身材高瘦,年龄在50岁和90岁之间。他的名字是库辛先生,我有一个感觉,他这辈子除了姓从来没有被叫过名。可能连他父母都叫他库辛先生。在滚烫的白色热气中,他穿一套黑色西装,戴一顶司机帽,但他替安琪和我开车门的时候,他的皮肤比爽身粉还干。“午安,珍纳洛小姐,肯奇先生。欢迎来到坦帕市。”

“午安。”我们说。

他关上车门,我们坐在冷气里,他绕到车子另一边,替不倒翁打开前面乘客座的门。库辛先生在司机座坐下,递给不倒翁三个信封,不倒翁留下一个,把另两个递给我们。

“你们的旅馆房间钥匙。”库辛先生一边告诉我们,一边把车从路沿开走。“珍纳洛小姐,你住611号套房。肯奇先生,你在612。肯奇先生,你会发现你的信封里还有一套钥匙,是斯通先生替你们租的车子。车停在旅馆停车场。停车位号码在信封背面。”

不倒翁打开一台只有一本小平装书大小的个人电脑,按了几个键。“我们住港岛饭店,”他说,“我们是不是全部回饭店洗个澡,再一起开车去庭园万豪,据说杰夫·普莱斯待过的地方?”

我瞅一眼安琪。“好主意。”

不倒翁点点头,他的膝上电脑发出哔哔声。我凑上前去,看到他调出坦帕市地图。地图转化成一系列城市区块,一块块渐次浓缩,直到银幕中央出现一个闪光点,周遭线条填满街道名字,我猜那是庭园万豪。

我期待随时会听到一段录音的声音,告诉我我的任务是什么。

“录音带会在三秒内自动销毁。”我说。

“什么?”安琪说。

“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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