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卡在两层楼中间一动不动,丹尼尔和雪莉被关了一个多小时。雪莉把电梯间上上下下瞧了个够,闭上眼都能数出墙壁上的坑坑凹凹。机织地毯已经磨旧,上面布满了污渍。她惟独不敢照镜子,里面的人影是灰白色的。她的脸更是惨白,令她想起科伦坡的陈尸所。阿斯匹林缓解了疼痛,戴上颈托,颈椎骨也舒服了许多。可是,立即获得自由似乎是不可能的。她观察电梯门:两扇钢板紧紧嵌合在一起。即便两人齐心合力把门推开,前面,仍是水泥墙板。

这种奇遇通常都落在别人头上,她暗想。她崇拜富有幽默细胞的豆子先生,喜欢荒诞故事,爱看典型的英国片,那里头人们为了找乐子而相互折磨,自相残杀。外面一片死寂,电梯间的气氛越发沉重。

两个人都生起闷气,雪莉试图控制自己的不耐烦,丹尼尔则装模作样,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样子。

其实,见到雪莉,他越来越烦躁。这个女人带来不幸。他光顾着跑下楼替她付车钱,早就忘记公寓的房门还没关——年轻外省人的坏习惯。2000年伊始,在酒吧间里到处放电的漂亮雪莉,现在只不过是一个脖子上套着颈托,不停抱怨头痛的普通女人。他不该再责备她,于是选择了沉默。

这时候,他本应该在朋友家。在朗布耶附近那所舒适的乡间别墅里,他们一起高高兴兴地看电视,观看世界各地欢庆千禧的热闹场面。为这个女人折回来真是见鬼了。电梯就像一个牢笼,他体会到了困兽的滋味。

看到镜子里面落魄的自己,他们都讨厌起自己来了。站累了,他们坐下,曲着膝,互不搭理。丹尼尔很快就感到浑身酸痛,雪莉不停地往下拉裙角,她的裙子老是滑到大腿根那里。他站起来,走到仪表板跟前,按下红色紧急呼叫按钮。警报器发出一声尖叫。这猫头鹰叫声又一次回荡在大楼里,没人来救他们。

“这楼里不会只住你一个吧?”雪莉问,“他们都去哪儿了?”

“过节去了!今天下午还有人呢,”丹尼尔气冲冲地回答,“现在连个人影都没了。四楼那对夫妻不是死了,就是去了乡下!”

“死了?怎么死的?”雪莉问。

“被他们两个儿子折磨死的。父亲戴着眼镜,看起来还算正常,两个孩子简直是刽子手,整个楼都遭了罪。在大门口对讲话机上挨个按铃——大伙儿一起跑去开门——坐在纸盒里顺着楼梯往下滑……在电梯里吐痰取乐……”

“管他们可怕不可怕,他们家要是有人就一定会报警。”

她的小肚子胀得慌,她想撒尿。

“两个坏小孩可能已经把爹妈绑起来,扔进乡下房子的壁炉里了。几天前当妈的请我去他们家,小孩在玩打仗。门一开,他们就开了枪。”

“除了这个可爱的大家庭外,还有没有别的人?”

“还有些人不声不响,我不知道他们住在那里。”

丹屁尔解释:“在法国,一幢公寓楼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人们保持距离,邻居们同进同出可以不打一声招呼。如果声音过大,比如钢琴课、小提琴课、夫妻争吵、尖叫声,我们会寄挂号信表示抗议。要是对付叫个没完的狗和那些深夜离开的情妇——她们关门的声音能把整座楼的人震醒,此法通用。”

“有些半夜三更走的情郎关门的声音也够闹人的,但至少他们不会在爱人耳边打呼噜……”

“脖子上套这个颈托,被困在电梯里头,都这样了你还念念不忘为女同胞说话?”

“别嘲笑我,我可不是女权主义者,”她还嘴,“再说,我也没让你下楼接我。”

“不对吧,你在出租车里大叫救命……”

“你夸大其辞。我只是让你下来。、你应该关门的,不是吗?”

“当然,我是一条可怜的圣贝尔纳狗,救了人,自己却掉进陷阱。那么,你今天傍晚去了哪里啦?”

得撒谎。

“我观光巴黎来着。”

“有人推了你?有人袭击你?”

“我撞在柱子上了。”

“什么?”

她叫了起来:“管它呢!结果就是这样。我受伤了。”

“但还算机灵,在这种非常时刻,你拖着昏昏沉沉的脑袋,竟然能在巴黎找到颈托,妙极了!”

“我可没料到会受伤,”她说,“也没想到你的电梯这么娇弱。”

“谁娇弱,你还是电梯?”

“你要发火了,”雪莉盯着他,“我可不在乎。”

“我公寓的门大开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你能想象会出现什么样的危险?”

“楼里没人了。”

“还不止这个呢,”丹尼尔说,“我可能没关下面的大门。快想想:我到底关没关门?”

“记不起来了。我只想躺在你的床上,美美睡上一觉。”

“你还不明白?有人会把我的家翻个底朝天……”

“谁?”

“匪徒。”

“异想天开!”雪莉放声大笑,“匪徒……这里是富人区。”

“那更有可能!”

他挨着她坐下,试图让自己看上去亲切一些。

“你脖子受伤,我很难过。”

“谢谢。”

雪莉顿了一顿,接着说:“我有个问题。我不好意思讲出来,但我很难受,我身上不舒服。”

“不是因为颈托吧?”

“不是。”

她打量着他。昨天夜里勾引她的家伙现在看来再普通不过了。一夜狂欢过后,胡须如雨后春笋般在他腮上冒出来。

“你该刮胡子了。”

“别打岔。你刚才想说什么?你还有哪儿不舒服,除了脖子以外?”

他用食指敲了敲她的颈托。

“如果你执意要讲让我不高兴的话,就请面对我。”雪莉说,“我一扭头,脖子就痛。该死的疼痛,我受够了!”

“我尽力而为吧。”他说。他挪了几厘米,“那么,是什么问题?”

“我想尿尿!”

“现在不行。”他心平气和地回答,“等到出去以后。”

“你是个可恶的家伙!你虐待我……”

他打断了她:“我知道,我是个坏蛋。做爱以前,我会讨女人的欢心,完事后,我就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为什么?”雪莉问。

“看看你我的关系就知道了。”

尽管头很痛,好像有无数条小蛇在头皮上豌蜒爬行,她还是回了嘴:“一出去,我就要把你忘掉:既没见过你也不认识你!你本能成为一个美好的回忆,噢,不!我要把你从记忆里抹去。就像得了部分遗忘症,恰好忘记这段经历。”

她抬起头,再一次仔细观察电梯间:“我们是被人遗忘的角落。哎呀,按钮边上的电话,你试过没有?”

“当然,试过好多次。监控室里没人。”

“盎格鲁一萨克逊国家里是不会发生这种事的。”雪莉突然一本正经起来,“我们的机械系统无懈可击。”

“是吗?那可真走运!告诉我,你们的商人跑到法国来干什么?既然你们如此‘无懈可击’,又干吗买我们的科技产品?”

“那只是个别情况。”

“你累了,”丹尼尔说,“口音更重了。你的法国丈夫的神经系统一定相当强健,否则压根儿无法忍受你开口说法语。”

“我才受不了他呢!”雪莉说,“每天吃早饭的时候,听他用那口破英语倾诉他的烦恼,保管你的胃口全倒。刚结婚时,爱情还能把不快扫到一边,现在……”

丹尼尔扭过头。这个连嘘音‘h’都不会发的女人倒是能回答一切问题。

她又勇敢地开口说话:“你能不能试着爬到电梯顶上去?上面可能有钢索。”

“干吗?”

“看没看过灾难片?被困的人都是从电梯的天顶爬出去的。你用肩膀托我起来,我拉住钢丝绳,试着爬上去。”

“你说蠢话时一点都不可爱。电梯壁很滑,你还戴着个颈托。”

“请你意识到你既不愿意动脑筋,也不愿意出力。”

“我从没爬过电梯。”

雪莉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扬起头,满脸挑衅的神情:“澳大利亚男人个个是运动高手。跟体格健壮的澳大利亚男人较量,你两分钟不到就玩完。”

“玩不完!在这儿得按我们的规矩,我们比谁的嘴巴能说。”

“那外国人怎么办?”

“先学法语。你能不能闭嘴?”他跟上一句。

“给我一块巧克力,我就闭嘴。”

“我想来杯啤酒,”他说,“倒霉11月2号凌晨一点被关在电梯里头!”

“你不该勾引我,”她说,“如果我们没有相遇——这很不幸,你现在会在家里,或自个儿呆在电梯里。”

“如果你没有走进我的生活,”丹尼尔抬扛,“我就不会下来帮你。再说,你在酒吧里活脱脱一个等人勾引的荡妇。”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思忖着怎样摆脱困境。雪莉的脖子还在痛。

“我要是动脉瘤破裂,死在你边上怎么办?血管到处都是,谁知道脖子里头会生个啥玩意?一具尸体在两层楼中间陪你打发时间,美妙的前景,啊?得了,别让我紧张了。咱们休战吧。我的包——就在你边上,那儿,右边——里头有个手机,把它拿出来。”

丹尼尔把手伸进包里,掏出手机。按遍了所有的键,手机的显示屏还是没有反应。

“不管用了。”丹尼尔说。

“我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她说,“可千万别断电。我在黑暗中会尖叫。”

人声沸腾,仿佛在回应雪莉的话,嬉笑声、叫喊声传入他们的耳朵。声音大概来自路面,庆祝节日的人过去了。

“我告诉过你的,”丹尼尔的脸刷的白了,“我没关楼门。”

雪莉尖着嗓子高呼救命。她的声音那么大,丹尼尔皱起眉头。

“别挤眉弄眼,和我一起叫。”

就听她的吧。但大声呼喊根本没有用。外头又静了下来。接着,电梯的顶灯灭了。一片漆黑,他们看不见对方。

“棒极了,”雪莉说,“恐怖时刻来临了。”

她突然笑起来。

“你疯了?”

“没有。我忍无可忍的时候,得尖叫或放声大笑。你受不了我的叫声,那我只好笑了。这叫癔性笑。我的脖子疼,我害怕黑暗,我还想……”

“知道,”丹尼尔说,“再坚持一会,现在别尿出来。”

“我还能忍住。”雪莉隐没在黑暗中,“咱们一起共渡难关,我得坦白一些事情。”

“别,”丹尼尔打断她,“别说,我既不是法官也不是牧师。省省吧。”

“我没说实话,”雪莉不理他,“关于我和我丈夫的那些话是假的。我,不是寡妇……总之,我先前是一派胡言。从第一次见面起,我就在撒谎。”

“那又如何?”

“有一天,你会因为我而受到传讯。”

“我会把你的谎言重复一遍。你也应该这么做。但是一离开这儿,你我就不相干了。你会忘了我,我也会忘了你。这可是你说的。”

“丹尼尔,”她的语气突然严肃起来,“我是个诈骗同谋犯。这案子非同寻常。犯罪让我激动。我想哭,我马上要哭出来了。我总是这个样子:喜极而泣或是泣极而喜。”

丹尼尔脱下外套;电梯里头越来越热。他想让雪莉静下来,试图去拍她的肩膀。她抗议:“别碰我,我浑身都疼!”

“怎样才能让你好受?”

“讲点好听的话。”

“好吧。我们很快就能出去。你去旅馆,找到可以信任的人……你的神甫……”

“明天星期几?”

“今天已经是星期六了。我猜你把事情安排妥当后就会回悉尼……”

“不,我会被逮捕的!”

丹尼尔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他在外套口袋里找到一块手帕。

“拿着!”

“什么?”

“手帕。”

“我看不见。”

“伸手摸。”

她抓过手帕。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没有。我对别人的事情不感兴趣,我自己的已经够烦了。”

“得从这儿出去,”她在黑暗里唠叨着,“我得去鲁瓦西机场,然后去洛杉矶。”

“什么时候?”

“希望今天还赶得上……”

公寓楼很气派,楼门没关。一个年轻男人溜进大厅,支起耳朵在楼梯口听了一会儿。他确定电梯停在了上头。

他回到门口,吹了声口哨。又进

来两个年轻人。他们小心翼翼地关上大门。

这伙人以先来的打头,他叫泰奥——蹑手蹑脚上了楼。他们每上一楼就挨家挨户踹门,所有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在五楼和六楼中间儿,他们听到说话声。后来的小伙子低声对泰奥说:“电梯里头有人。”

这时雪莉大叫“救命”,他们愣了一下,接着放声大笑。

他们来到六楼,看见丹尼尔的房门敞开着,里头没人。三人中还有一个是姑娘,她不太高兴,说:“我不喜欢这样……要是电梯又能动了,他们会逮住我们的。”

“电梯短路了,”泰奥安慰她,“他们一时半会儿出不来。”

房间里的灯亮了。泰奥打开电视机。另外一个年轻人找到了酒。姑娘提醒他们:“别灌醉了!咱们打赌看能不能闯进一户人家,办成了。但游戏走了样。进这里太容易了,咱们原来说好的,混进一幢戒备森严的大楼,然后撬门锁。这才叫有本事。”

“给咱们留着大楼和公寓的门儿不更好吗?”泰奥说。

姑娘不同意。

“我们要倒霉的。这里有诈,走吧。咱们先通知消防队,然后开路。”

“干吗通知消防队?”

“把在电梯里头叫唤的那个女人弄出来。”

“你发疯了!关上门,看看有没有啤酒。”

电视机里的艾菲尔铁塔好像一株灯火通明的圣诞树,装点着节日的巴黎。泰奥用小刀把扶手椅割了个稀巴烂。

神甫来到大楼前,按照支票上的地址,丹尼尔·加斯帕就住在里头。楼门上安了对讲机,上面有门牌号和对应的按钮。他乱按一气,没有回应。他正准备坐下时门开了,三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走了出来。他们看见这个男人像是神职人员,于是油腔滑调地向他道了声晚安。他说了声“晚安”,趁着门开着的当儿进了大厅,接着来到楼梯口。

他按了电灯开关,灯没亮;他又胡乱按了几个按钮,没电。他打算走上去,打算每到一层都去敲门,并做好道歉的准备。突然,他听到有人大叫救命,说的是英语。那是雪莉的声音。可是,她在哪儿呢?到了三楼,他停了下来,挨家挨户敲门。叫声又响起:“救命,救命!救命!我们在五楼和六楼中间!”

他靠近电梯通道,把鼻子贴在玻璃门上,看见了钢索。他跑到四楼放声大叫:“雪莉,是您吗?雪莉?”

澳大利亚女人叫起来:“神甫,真是个奇迹。”

“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谦逊地回答,“您在哪儿?”

“卡在五楼和六楼中间,您得救我们。我们被困了几个小时!噢,神甫,是谁让您来这儿的?”

“除了上帝还有谁?”他很高兴能够充当一回救世主。

一个男人的声音突然冒了出来:“您是雪莉的朋友?”

“我也是您的朋友。”他说。

“去叫消防员!快点!去六楼,您会看见有一扇门敞开着,那是我家。进去给警察局打电话。您听到了吗?”

“听得很清楚。”

“您通知警察局或消防队,讲法语,说清楚地址。”

“当然。”科雷尔一反常态。

救了他们以后,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这个男人家里吃吃睡睡挨到星期一了。

“把我的电话号码给他们。”男人继续说,“号码就写在话机上,快点干!雪莉不舒服。”

“知道了。”科雷尔回答。

他爬到六楼,看见一扇门微微敞开。推开门,他怔住了。客厅的墙纸上满是划痕,衣橱上的镜子被砸坏了,呈现星形,地面上还有几块碎玻璃。窗帘饱受蹂躏,缩成一团,被扔在了窗前。客厅的分枝吊灯就靠几根光秃秃的线拉扯着,摇摇欲坠。洗劫干得很彻底,没有一处能幸免于难。

他寻思刚才从楼里走出来并嘲笑他的三个家伙就是罪魁祸首。他四处找电话,终于在一堆洗衣粉里发现了它。要想拿下听筒打电话,得先吹去那层白东西。具有高效洁污功能的洗衣粉末飘起来,沾得他满嘴满手都是。他终于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报出地址,只有最后一声“快点”听起来像法语;自始至终他都把电梯叫做“lift”。

“挂上电话,我们会打电话核实。”

“这可不是玩笑!”神甫一着急又说起了英语,“我是个教士。我法语说得不好。我再报一遍地址。有人困在电梯里了,你们得救人。明白我的意思吗?”

“又一个疯子。”值班的警察对同伴说。

“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他说法语就像小狗在打呼噜,不过得去看看,天晓得出了什么事。”

神甫离开丹尼尔家,上了六楼平台,他大声叫:“他们就来了!我下去开门。进楼时我把大门给关上了。您的家里出了点事儿。”

“什么事?”丹尼尔紧张起来。

“您自个儿看吧。”

五分钟后,街上响起了警笛声。神甫的蹩脚法语招来了消防车,人们还以为发生了火灾。消防车挨着警车停在了大楼前。大厅里,科雷尔向警察申明他的护照被偷了,警察对他很不客气。

“救人比核实我的身份重要多了!”

“这是您说的,”警官下了命令,“呆在这儿,您是现场的目击证人。”

“给什么作证?”科雷尔问。

“为我们即将发现的情况作证。”上尉说。

科雷尔声明自己是个正直诚实的神职人员。

“没错。”警察回答,“但您得等着,哪儿也不能去。”

他让神甫坐在一楼的台阶上。这时,身手敏捷的消防队员朝着一动不动的电梯爬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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