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车到雷诺机场,搭班机在萨克拉曼多下机,在萨克拉曼多又乘机去贝格斐。在贝格斐,我租辆车子开回到山上去。一路注意着支线。

租来的车是以里计费的。里程表一路在转,我一路在想象,将来办报销的时候白莎的脸色会有多难看。

我真是从没想到过,从公路上竟有那么多土路可以下山走向小小的山谷。我每遇到一条就转入,看看有没有适合盖亚莫形容的。

筋疲力尽的时候,终于给我找到了。一条土路,经过一个破旧无人居住的木屋旁,一直通到一个平缓的坡地,附近有一条不小的山涧,泉水甚大,咆哮着冲下谷中松林去。

空气里有特殊的腐败昧,我沿溪往下找,没找到东西。我沿溪而上,异臭味越来越浓。

用不了几分钟,我找到了他的尸体……该说是剩下的他。现场惨景不忍一睹。

我无须多看。我回进车里,回到公路,回向贝格斐,走进郡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

这地方由一位代理执行官在负责。我给他看我证件。

“我要报案,我发现一具尸体。”

“什么地方?”

我告诉他。他要更仔细的形容。我画了一张简图给他。

“你怎么会老远来这里,一下就见到个尸体?”他问。

“找寻证据。”我说。

“说详细点。”他说。

我说:“假如你查证一下加州公路巡逻队,你会发现他们沿这条路在找这个人已经很久了。他们奉指示查看每一条可以转出去的小路。

“我尚未能确定这个人是谁,但是相信你查一下会发现他叫柏马锴,他带了二个搭便车的去洛杉矶,但在中途失踪了。”

“他的车怎样了?”代理执行官问。

“我刚才在那现场没见到有车子。我没动现场。”

郡代理执行官研究了一下,他说,“今天这件事,你可以向一打以上当地机构报案。你可以在原地找到副行政司法长官,你也……”

“我要向当地最高机构报案。”

“为什么?”他问。

我告诉他:“因为我对这件事有兴趣。我不希望这些乡下外行乱弄一通把现场破坏了。我希望最高单位直接插手。”

这理由他倒蛮听得进去的。他说:“你认为是搭便车谋杀案,是吗?”

我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柏马锴准备通宵开车直放洛杉矶。他打电话给他太太,他有一个男的便车客同行,之后,他又带了一个金发的女便车客。”

“金发的有什么特征?”

“身材好。”我说。

“这算特征?”

我告诉他:“柏太太只知道她这个特征。对你也许构不成特征,对我已经想入非非了。”

他笑向我说,“好吧,赖,我陪你去。假如像你所说那么重要,我向你保证我会重视,好好调查。我们要先会同当地警长,以示本办公室的礼貌。”

“这由你决定。”我告诉他,“你要带谁都可以,只是我们应该带最好的照相师去,在那地方被弄乱之前好好照些现场照。我们要特别重视死者身分的确定。”

“人寿险?”他问。

“十五万元的差别。”我告诉他。

他吹了声口哨。

“这家伙是个推销员。”我说,“管整批的推销,生意很好。”

“他太太如何?”郡行政司法长官办公室的代理执行官问。

我说:“讲究实际。我想她找我的时候,已经不存活着找到他的希望了。要是找到的是活的他,她反正也不要了。”

他问:“她是怎样一个女人?多大,怎样一个人?”

“二十六岁上下。”我说,“曲线非常好。”

他笑笑说:“金发的吗?”

“褐色发肤的。”

“讲究实际?”

“完全正确,她知道,她先生如果不是被干掉了,一定是跟金发的跑掉了。两种情况下,她都须要证据。假如他被干掉了,她希望早点找到尸体,免得烂到辨认有困难。假如他是跟金发的跑掉了,她要在他们爱情褪色前拿到足够的证据,可以办离婚。”

他说,“那也好,至少在通知她的时候不会呼天抢地。你想我们可以和她谈谈吗?”

“目前不太合宜。”我说,“等查过指纹再说好吗?”

“可能会有点困难的。”他说。

我说:“我见到过一些专家做这种事。你可以把扩张液注射到他手指里,再取指印。”

“我知道。”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好手在。他什么都懂。我们走吧。”

我们开车又向上进入山区。天已黑了,但是我对山路已经记得很清楚。我们在经过一个大一点的镇时,找到了当地警长,和我们一起经过这段路最高点,在山的那一侧下山。我们也接了一位法医一起走。

现场真是一团乱糟糟。

根本用不着解剖尸体便可确定这是他杀。这家伙的后脑被打烂扁了进去。凶器就放在尸体的边上,是一个两尺长的千斤顶手柄。尸体的头被打得像个破蛋壳。

只有一件事显得稍为奇怪。死者的一顶帽子,被发现在离开尸体五十尺的地上。

我建议量一量准确的距离,定一下方位,照些照片。

代理执行官轻蔑地说,“没有必要,赖。是因为山谷里的风。那家伙的帽子跟了风在地上飘,它钩住了山艾树丛所以留在现在的地方。下个礼拜来看,又会在不同的地方。”

我说:“也许什么聪明的被告律师会要知道它今天在什么位置。不要忘了,你是一定会被请上证人席的。你也一定会被对方律师诘问。有十五万元的保险金,这案子不会不哄动的。”

他想了想说:“到底与这帽子的位置有什么关系?”

“你再仔细看看。”我说。

他不看帽子,看向我说:“你快说。”

“那顶帽子。”我说,“没有破坏。凶手用千斤顶的柄打他头的时候。帽子不在他头上。”

“怎么样?”他问。

“你开车时,帽子戴在头上,还是不带在头上?”我问。

他说:“有时戴,有时不戴。这什么也证明不了呀!”

“千斤顶一般放在哪里?”我问。

“后车箱,又怎样?”

我说:“假如地上的千斤顶柄,正是柏马锴的千斤顶,那就有不同了。要记住那个金发的搭便车客曾经打电话说柏马锴爆胎了。也说她另搭了便车叫了拖车回去拖他。”

他说:“但是并没有拖车出去呀。至少你这样说的。”

我说:“没有人记得那天早上有金发女来叫拖车。”

他看着我很久,走过去对警长说:“好吧,皮尔。我们就用皮尺来量一量,从帽子到死人头和脚各有多少距离。再从各个方向把鬼帽子多照几个相。”

他们在工作,我在附近徘徊。过了一下,我说:“这里来看看,各位。好像有人很不舒服,在这里吐了。”

他们用强光照了一下,但没有太重视。代理执行官说:“常见的事,凶手做完了这种恶心的事,自己也常有这种反应。没什么稀奇。”

“书本上说,现场发现的每一件线索,都是重要的。”我告诉他。

他嘴角笑笑,但眼神冷冷地说:“我知道,赖。但那是你的教科书。这件案子是我办的,你要记住!”

“我会记住的。”我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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