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两夜,我第一次画了船。

开始时,我将其命名为《女孩和船》,然后改成《女孩和船№l》,其实这都不是真正的名字,画的真名该是《伊瑟和船№1》。相比于发生在“布朗糖果”身上的事,船系列甚至更能让我在要不要展出画作的问题上铁了心。只要南努兹想办画展,我就办。不是因为我在谋求莎士比亚所谓的“泡沫声誉”(这句,我是欠怀尔曼的),而是因为我开始理解,伊丽莎白所言是正确的:最好不要让作品堆积在杜马岛上。

船系列面都很棒。大概能称得上杰作。我画完那些画时确实有这种感觉。同样,它们也是强力的苦药。我想我画第一张时就很清楚了——就在情人节的闲暇时分,就在媞娜·加里波第生命的最后一夜。

那个梦并不算是噩梦,但太逼真了,我无法用语言描述,但我总算能在画布上捕捉到几分神似。不是全部,只是一些画面罢了。或许也足够了。那是夕照时分,那个梦、以及随之而来的那些梦境,总是夕照时分。辽远的红光充溢西方,向上渐次转为橙色,再褪成诡谲的绿色,直入云霄直至天国。海湾近乎死寂般沉静,只有最微小、最滑润的卷浪如轻微的呼吸拂过海面。在夕阳炫目的反光下,那看起来就像是个巨大的眼窝,贮满了鲜血。

从如许背景里突显出的轮廓是三桅弃船。腐烂的船帆歪斜悬挂,火红的光芒便从破洞和损缝中透射出来。船上无人存活。你只需看一眼就会知道。船上弥漫着某种不可言明的危险感,仿佛这船曾携带瘟疫,船员全部感染致死,空留这具由巨木、麻绳和帆布拼成的腐败尸体。如果有一只海鸥或鹈鹕飞越其上,肯定会坠落在甲板上,羽翼燃烧——我记得当时有过这种感触。

—艘小划艇飘浮在四十码外。有个女孩坐在上面,背对着我。她的头发是红色的,但头发是假的——没有哪个活生生的女孩会有那样纠结如麻的纱线头发。泄露她身份的其实是那条裙子。格子图案,印着“我赢,你赢”的字样,一遍一遍重复着。伊瑟四五岁的时候就有一条这样的裙子……大约正是我在杀手宫二层楼梯口见到的全家照里双胞胎女孩的年纪。

我想要喊,提醒她别靠近弃船,但我做不到,我很无助,无论如何,那似乎也不要紧。她只是坐在可爱的小船里,荡漾在温和的红色波浪上,穿着伊瑟的格子裙,目视前方。

我从床上翻滚下来,刚好是残肢所在的右侧着地。我痛得大叫,翻身坐起来,听着屋外的海浪声声,听着地板下温柔的海贝低语。它们告诉我身在何处,却无法慰藉我。我赢,它们说,我赢。你赢。你赢。我赢。枪,我赢。水果,你赢。我赢。你赢。

消失的右臂火烧火燎。如果不让那疼痛停止,我会疯掉,办法是有,但只有一种。我走上二楼,像个疯子一样画了整整三个小时,我的桌上没有可供描摹之物,窗外见不到任何物事,我一样也不需要,全都在我脑子里。画画时,我突然觉察到:所有的画都奋力指向那里。不是小船上的女孩,她不是必需的;她或许只是增添吸引力的配角,好比勾连现实的切入点。我一路要追寻的是那艘船,船和夕阳。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真是讽刺极了:《Hello》——我来到这里的第一天就画的铅笔画——竟然最接近答案。

大约三点半时,我重新倒回床上,一直睡到九点。醒来后觉得一身轻快,好像荡涤了一番,焕然一新,天气也很好。万里无云,比上星期暖和多了。包伽廷一家正准备回北方,但临走前两个男孩还和我痛快地玩了一把飞盘。食欲高涨,疼痛指标降低了不少。我感到自己又活在了正常人中间,真是太美好了,哪怕只有一小时也好。

伊丽莎白的病症也消失殆尽。她摆弄小瓷人时,我给她念了好几首诗。怀尔曼也在家,进过瓷亭一次,气色好得很。那天,全世界的感觉都好极了。后来我才突然想到,当我念到理查德·威尔伯关于洗衣妇的诗《爱将我们带到世界万物面前》时,乔治·糖果·布朗大概就在同时诱拐了十二岁女孩媞娜·加里波第。我挑中这首诗是因为偶尔在那天的报纸上看到:这首诗有望成为今年情人节最受欢迎的礼物。加里波第被诱拐的过程刚好被录了下来。根据录影带的记录,案发的准确时间是下午三时十六分,那当口,我差不多刚好抿了一口怀尔曼的特制绿茶、并摊开戚尔伯的诗——我是从互联网上拷贝下来的。

十字街商场后面的码头区安装了闭路摄像头,我估计是为了监视偷窃案。但他们看到的却是—个孩子的生命被窃走了。她自右到左进人镜头,穿着牛仔裤的苗条女孩,背着—个小包。大概,她打算回家前先在商场里猫一会儿。这盘录影带在电视节目里反复播放,让人心神难安,你可以反复看到他从一个坡道上现身,抓住了她的手腕,她抬起小脸看着他,显然问了他什么。布朗点头以示回答,便拉着她走。一开始她没有反抗,但接着——就在他们即将在邓普斯尔特店门口消失前——她试图甩开他的手。但他依然紧紧抓着她,然后消失在摄像头的视野里。根据地方警察的尸检报告,那之后不到六个小时,他就把她杀了。从她尸体上可怕的痕迹来看,那几个小时对一个小女孩来说一定太过漫长,可她没有伤害过任何人。那几个小时,一定感觉像无穷无尽。

敞开的窗户外面,清晨空气都被天使清洗一新。理查德·威尔伯在《爱将我们带到世界万物面前》中这样写道。可是,不是这样啊,理查德,不是的。

洗净的只有床单而已。

包伽廷一家走了。戈弗雷家的数条恶犬对他们吼叫,以示道别。几个“开心女仆”工作人员进了包伽廷一家待过的房屋,里里外外打扫了一番。戈弗雷家的恶犬对她们吼叫,以示问好(以及道别)。媞娜·加里波第的尸体在威尔克小联盟球场后的沟渠里被发现,腰部以下赤裸,像袋垃圾一样被丢弃。她母亲在第六频道露面时哭得撕心裂肺。包伽廷一家被金特纳一家取代。托莱特的小伙子们撤离了39号,三个欢快的老太太从密歇根来,搬了进去。老太太们笑口常开,每次见到我或怀尔曼路过时,当真说“哟一哦!”我不知道她们怎么会开启刚装好的无线宽带,但我第一次用无线信号玩在线拼字游戏时,可把我爽死了。老太太们下午散步时,戈弗雷家的恶犬总是叫个不停,好像它们永远不嫌累。一个在萨拉索塔EZ汽车美容店打工的男人给警方打电话,说媞娜·加里波第诱拐案录影带中的男子很像和他搭档洗车的工人,那家伙叫乔治·布朗,每个人都叫他“糖果儿”。那人说,布朗糖果在情人节那天下午二时三十分下班,第二天早上没返工,声称自己身体不适,EZ汽车美容店和十字路商场只隔一个街区。情人节后第二天,我走进杀手宫的厨房,发现怀尔曼坐在桌边,后仰着脑袋,浑身抖得像筛子,当他平息下来时,他对我说感觉很好。我告诉他他看上去并不好,他却让我把鬼点子都留给自己耍,那种粗暴的语气一点儿也不像他。我伸出三根手指,问他看到多少,他说三,我伸出两根,他说二。我决定放弃,但也不是没犹疑。我再次放弃。说到底,我不是怀尔曼的看护人。我画了《女孩和船№2》和《女孩和船№3》。第二号作品里,小船上的孩子穿着瑞芭的波尔卡圆点蓝裙子,但我依然非常肯定,那还是伊瑟。而在第三号作品里,更是毋庸置疑,她的头发变回了玉米穗的金黄色,那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颜色,她穿了件海军领的宽松上衣,领口有蓝色花边,我也记得相当清楚:有天周六,她在我们家后院里从苹果树上掉下来,摔断了臂骨,那天穿的就是这件衬衣。在第三号作品里,船体有些倾斜,我能看到写在船头的船名,但只是褪色的前面几个字母。PER。我猜不透后面的字母会是哪几个。那也是约翰·伊斯特雷克的弩箭手枪出现的第一张画。箭枪搁在小船的座位上。二月十八日,杰克的一个朋友过来帮我修好了几件出了毛病的租赁家具。戈弗雷家的恶犬聚成一团朝他猛吼,好像在说:假如包在嘻哈风格大裤子里的屁股蛋痒痒得想被谁咬一口,那就欢迎他随时过来玩儿。警察提讯了布朗糖果的妻子(她也叫他糖果,每个人都叫他糖果,在他折磨并杀害媞娜·加里波第前,或许还让她叫他糖果),问他情人节下午的去向。她说他可能病了,但他不是在家里病的,他直到那晚八点前后才回家。她说他给她带了一盒巧克力。她说他最懂得哄人高兴。二月二十一日,听乡村音乐的那一对儿开着跑车走了,要回到踏着靴子跳舞的北方去。没人搬进他们住过的房子。怀尔曼说那是候鸟不再南飞的标志信号。他说这种信号在杜马岛总比在别处来得更早些,这儿没有一家餐馆,没有一处旅游景点(甚至连座唬人的鳄鱼园都没有!)。戈弗雷家的恶犬永不休止地吼,仿佛在叫嚣,冬季度假游高峰或许会重现,但事情显然不像它们想的那样。踏靴子开跑车的人离岛的同一天,萨拉索塔的警察带着搜查令出现在布朗糖果家门口。根据第六频道的报道,他们获得了一些证物。一天后,39号的三位老太太再一次让我占到了便宜,能够边吃午餐边玩字谜游戏;我玩“三词连分”时从未那样绞尽脑汁,但好歹长了见识:原来qiviut也是一个词。等我到家打开电视时,第六频道打着“特别新闻”的横幅,循环反复地播报着:布朗糖果已被逮捕,根据“知情人士”所言,在布朗家搜到的物证中有两件内衣,其一已被证实沾有血迹,DNA测试报告将于次日公布。布朗糖果却没有等待,第二天,所有报纸都引用了他对警方说的原话,“我喝多了,干了蠢事。”这就是我清晨喝橙汁时读到的内容。报道上附有那张众所周知的图片,在我眼里,它就像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现场照片一样眼熟。照片上,糖果紧紧拽着媞娜·加里波第的手腕,她仰头看他,面带疑问。电话铃响了。我没看是哪里的号码就接起来,说了声哈罗,我的心思牵挂着媞娜·加里波第。是怀尔曼打来的。他问我能不能去庄园待一会儿,我说,当然可以,便准备说再见,然后恍然意识到,我听到了别的声音,不是他的语气有异样,而是语气之外、更深层的异样。我问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我的左眼好像失明了,朋友。”

他大笑一声,那很怪,像是麻木的人。

“我早知道这一天会来,但它真来了倒也挺震惊。我猜我们醒来时都会有这种感觉——”他发出战栗似的喘息,“你能过来吗?我想叫海港私人护理中心的安妮玛莉来,但她有约外出了,那么……你能来吗,埃德加?求你了?”

“我马上就到,挂了吧,怀尔曼。待在原地别动,挂了吧。”

我自己的视力好几周来都没出问题。车祸造成部分间接视力丧失,以往向前一瞥就能看清的东西,现在会需要把头偏转向右才能看清,好在视力并未减退。爬上租来的雪佛兰车座时,我在想,假如血红色又开始潜入视野……或是我有一天醒来时发现什么都看不见,我的世界化为一个黑洞,那我该怎么办?这也让我思忖,怀尔曼怎么能笑得出来。哪怕只是一声轻笑。

我记起他说过,自己要外出的话,有时会拜托安妮玛莉·惠瑟尔照看伊丽莎白,而她今天刚好有约外出,这时候,我的手刚搭上马利布冲浪板式的车把手。我又急忙返回屋内,打通杰克的手机,祈祷他一定要来接电话,而且能到岛上来。他接了,也说能来。主队又加盟了一员干将。

那天早上,我胆战心惊地头一回驱车离岛,脐身于塔米亚米观光道上北行的车水马龙。我们要赶去萨拉索塔纪念医院。今天怀尔曼的抵抗不堪一击,被我顶了回去,然后我给伊丽莎白的医生打了电话,医生推荐我们去那儿诊疗。现在,怀尔曼倒是—个劲儿地问我好不好,问我是不是能开车,要不然,最好等杰克来,让他带他去看病,而留我陪护伊丽莎白。

“我很好。”我说。

“得了吧,你吓得要死。我看得出来。”他的右眼转向我的方位,左眼也想跟上来,无奈没成功。充满血丝的眼睛有点朝上翻,泪水无缘无故地溢满眼眶。“朋友,你会吓得尿裤子吧?”

“不会的。况且,你听到伊丽莎白怎么说了——要是你没法把自己搞定,她准会抄起笤帚把你扫地出门。”

他本无意让“伊斯特雷克小姐”知道他出了问题,但她刚好拄着助步器走进厨房,听到了他和我的通话。而且,她对怀尔曼的小秘密有所了解。这事儿在我们之间从未提过,但那是明摆着的。

“如果他们要你住院——”我开始劝。

“哦,他们肯定会提,那他妈是他们的本能反应,但我是不会住院的。如果他们治得好,那就另当别论。我去医院只是为了听哈德洛克对我说:这不是持久性的血栓,而只是暂时现象。”他微笑,但面无血色。

“怀尔曼,你他妈的是不是有毛病啊?”

“别着急上火,朋友。这几天你画了什么啦?”

“现在还提那个做什么。”

“哦

,亲爱的,”怀尔曼说,“瞧瞧,不止是我被别人问烦了,你知道吗,每年冬天,塔米亚米观光道上四分之一的常客都会遇上一次交通事故?当真如此。按照我那天在广播里听到的新闻,休斯敦天文馆大小的小行星撞地球的概率也没——”

我伸手打开广播,说,“我们干吗不听点音乐呢?”

“好主意,”他说,“但不要该死的乡村音乐。”

那一刻我还没反应过来,然后才想起最近刚刚离岛的靴子户。我调到本地区播放的最吵人、最死磕的摇滚电台,它自称“骨头频道”。拿撒勒乐队正声嘶力竭地吼着那首《狗毛》。

“啊,‘呕在你鞋上’,疯狂摇滚。”怀尔曼,“老兄,现在总算有人说人话了。”

那天真够漫长的。你躺倒在履带式现代医疗器械上的任何一天都会显得漫长,尤其是在一家人满为患的城市中心医院里,老年人、时常病恹恹的冬季游客到处排队。我们做完检查已是傍晚六点了。院方确实想让怀尔曼住院观察。他拒绝了。

我的时间大都耗在炼狱般的等候室里,那儿的杂志都是过刊,椅垫薄得硌屁股,电视永远高高地钉在角落里。我坐在那儿,听着人们忧心忡忡的交谈和电视里的废话,好像在比谁更无聊;隔一会儿就走出等候室,到可以打手机的区域,用怀尔曼的手机给杰克打电话。她还好吗?好极了。他们先玩巴棋戏。再重新摆设瓷娃娃城。第三次电话里,他说他们吃着三明治在看奥普拉。第四次通话,她已经睡觉了。

“跟他说,她睡前上完厕所了,”杰克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更多需要。”

我跟他说了,怀尔曼很高兴听到这一条。而病历传送带仍在缓慢推进。

三间等候室,一间在住院部外面,怀尔曼就是在那儿拒绝医生的,甚至连张表格都不愿填——大概是因为他没法看(我把必需选项都填上了);另一间在神经科外面,我在那儿碰到了赫伯特·普林西比,伊丽莎白的医生哈德洛克声称他是萨拉索塔城里最好的神经科大夫,普林西比没有否认这一点,也没说不好意思。最后一间等候室在二楼,那是大型奇妙设备之家。但怀尔曼在此做的检查并非我特别熟悉的磁共振,他走到紧里头的X光室拍了照,在我的想象里,那间屋子准是积满灰尘,是这个时髦年代里被人遗忘的角落。怀尔曼把他的玛莉奖章交给我,留下我独自纳闷。为什么萨拉索塔最出色的神经科大夫会求助于如此过时的科技呢?谁也没空来点拨我。

三间等候室里的电视都调到了第六频道,让我反复看到那幅画面:布朗糖果的手锁定媞娜·加里波第的手腕,她抬起小脸看他,表情外的潜台词凝固在镜头里,不管是谁,但凡有起码半拉正直感,都清楚那意味着什么。你告诉你的孩子们,遇到陌生人时—定要非常非常小心,陌生人可能意味着危险,他们或许相信你的话,但好人家出来的孩子也同样打小就相信,他们生来就是安全的。所以,那双眼睛是在说,当然,先生,告诉我该怎么做。媞娜的眼神在说,你是大人,我是小孩,所以你该告诉我你想要什么,大人们教过我,要尊重长辈,而那双眼睛说得最明白的台词却是,我从没受到过伤害,那么—想,你准会心疼死的。

我不认为那无休无止循环播放的画面能将其后发生的一切解释清楚,但或许起到了什么作用?没错。

当然有用。

终于把车开出车库、向南开上观光道时,天都黑了,我们径直返回杜马岛。一开始我几乎没去想怀尔曼的事,只是一门心思开车,不知怎的,我老觉得这次会把运气用完,那我们就会出车祸。直到过了通向西埃斯塔岛的岔路,路上的车少了,我才放松下来,当我们开到十字路商场时,怀尔曼说:“停车。”

“要买什么?GAP的外套?拳击手乔的内衣?还是来两件带口袋的T恤衫?”

_别耍小聪明,只管靠边停,停在路灯下。”

我瞄准一盏路灯停下车,熄了火。即便停车场里的车半满,这儿还是有点让我毛骨悚然,布朗糖果就是在另一边的卸货码头区劫走了媞娜·加里波第。

“我想,这次我可以说了。”怀尔曼说。“你值得我掏心掏肺。因为你一直对我很好,而且很多事也能为我着想。”

“说下去,怀尔曼。”

他的双手摆在一只薄薄的灰色文件夹里,那是他从医院带出来的。他的名字写在标签上。他翘起一根手指让我住嘴,但没有看我—-目光笔直向前,对着商场最靠近我们这边的碧欧百货商店。“我只想讲一次。你同意吗?”

“当然。”

“我的故事就像……”他看向我,转瞬变得兴奋起来。左眼依旧充血充泪,但至少现在能和右眼—样对准我了。“朋友,你看过那种喜气洋洋的大新闻吗,说哪个家伙买彩票赢了两三百万美元劲球彩?”

“谁都见过。”

“他们让他走上舞台,给他一张大支票,纸板做的假支票,然后他会说些语无伦次的傻话,但那还挺好的,在那种场合里语无伦次最应景了,因为那么多数字竟然都对得上,巧得实在令人他妈的发指,巧得离谱。在那种情况下,你能说的最通情达理的话莫过于‘我要干死迪斯尼乐园’。说到这里,你能听懂吗?”

“到这里,是的。”

怀尔曼又扭头去看进出碧欧百货的顾客,那儿就是布朗糖果偶遇媞娜·加里波第的地点的正后方,然后他用痛苦和悲伤毁灭了她。

“我也赢了头彩。只不过,不是褒义的用法。事实上,我要说那是全天下最恶劣的—份霉运。上辈子,我在奥马哈是从业律师。为一家名叫‘法尔汉姆和杜林和瓦伦’的律师行打工。机灵鬼们——我猜我也是一分子——常常给公司起绰号:‘干你老母再干你再忘掉’。那其实是家很不错的企业,正大光明的。我们做正经生意,我的职位也不低,那时候,我是个单身汉,三十七岁,那是我人生中的幸运时段。后来,马戏团到镇上来了,埃德加,我说是货真价实的马戏团,有大猫表演和高空杂技。大多数表演者都是外籍人,一向如此。高空杂技团演员和家人都是墨西哥人。马戏团有个会计,叫朱莉亚·塔福勒斯,也从墨西哥来。除了管账目,她还兼任空中飞人们的翻译。”

喊她的名字时,那人用的是西班牙语发音,听来就成了——胡莉亚。

“我没去看马戏表演。怀尔曼偶尔看场摇滚秀而已;他可不看马戏。但彩票概率又出现了。每隔几天,马戏团里的文职人员都要伸手探入一只高帽子,抽签,看谁去买零食:薯片配酱汁,咖啡和苏打水之类的。有一天,就在奥马哈,朱莉亚抽中了那张有记号的小纸片。当她买完东西,穿过超市的停车场去取小篷车时,—辆载货卡车高速闯入停车坪,撞上了一排购物车——你知道那些车都是叠成一溜儿吧?”

“是。”

“好。嘭!小车飞出去三十码,撞到了朱莉亚,撞断了她的腿。车子从她视野的死角蹿出来,她连闪躲的机会都没有。刚巧,有个警察在旁边停车,听到了她的惨叫。他叫来了一辆救护车,还给卡车司机做了一次呼吸测试,他呼出的指标是l/7。”

“算醉吗?”

“是的,朋友。在内布拉斯加州,1/7的意思是:你不用攒够两百美元罚款,直接被判醉酒驾驶。朱莉亚听从了给她治疗的急诊室大夫的建议,找到了我们。当时在‘干你老母再干你再忘掉’公司总共有三十五名律师,朱莉亚的个人伤害案可能落在任何人手里,只用十五分钟就能解决。结果落到我手里。你看出来了吗,滚球上的数字—个接—个对上了。”

“是的。”

“我不但当了她的代理人,还当了她的新郎官。她赢了那官司,得了一大笔赔偿金。随后,马戏团离开了那个城镇,他们总是这样,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但这次,他们的一名女会计没有一起走。我需要告诉你,我们有多么相爱吗?”

“不用了,”我说,“每次你提到她的名字,我就能听出来。”

“谢谢你,埃德加,谢谢,”他坐在那儿,不断点着头,双手搁在文件夹上。然后,他从后袋里拽出一只鼓鼓囊囊的旧皮夹。我不明白他怎么能在这么一块岩石上坐得安稳。他翻到皮夹里放照片和重要证件的夹层,抽出一张相片,那女子黑发、黑眼,穿着白色无袖上衣。看似三十岁上下。她是个美女,让人屏息凝神、心跳骤停—拍的那种。

“我的朱莉亚,”他说道。我想接过照片,他却摇摇头,又挑中另一张,我真怕看到那张。但当他递给我时,我还是接住了。

那是个缩小版的朱莉亚·怀尔曼。同样的黑发,拢住一张苍白、完美的小脸蛋。同样的深黑色眼眸。

“埃斯梅拉达,”怀尔曼说,“我的另一半心肝儿。”

“埃斯梅拉达。”我心想,从这张相片里望出来的眼睛和那张新闻照片里仰头看向布朗糖果的眼睛几乎一模一样。但或许所有小孩的眼睛都差不多。我的手臂痒起来了。早就扔进医院焚烧炉里烧成灰的那条手臂。我去抓,抓到了肋骨。一如往常。

怀尔曼把两张照片都拿回去,亲吻每一张,那匆忙而诚挚的神情令人不忍卒睹。再放回透明夹层里,他费了些工夫才对准,因为双手抖个不停。而且,我猜想,他在视力方面依然有问题。“其实你根本不用去看小滚珠上的数字,朋友,如果闭上你的眼睛,你可以听到它们一个一个滚到位:咔嗒、咔嗒、咔嗒。有些人就是够走运,哦耶!”他用舌头弹了一下上牙膛,在车厢里,那声响大得吓人。

“埃斯三岁时,朱莉亚签了一份兼职工,那个团体名叫‘找工作,解决移民问题’,办公室设在奥马哈的市中心。她帮助西班牙语移民找工作,不管他们有没有绿卡,也帮助想获得户籍的非法移民者走上正道。只是一间小店面的办公室,低成本运作,但他们做了许多实打实的工作,比那些游行啦、标语啦更实际。这当然是怀尔曼谦卑的看法。”

他把双手摁在眼窝上,深深地吸气、重重地呼出。然后任由手掌砰地跌落在文件夹上。

“出事时,我在堪萨斯州出差。朱莉亚每周一到周四去上班。埃斯去幼稚园。美满的一家。我本可以把那家幼稚园告到破产——让老板娘上街讨饭去——但我没那么做。因为即使在悲恸中我也能理解,发生在埃斯梅拉达身上的事也可能落在别的孩子头上。那都是中头彩的概率,明白吗?我们曾经和一家凡尼斯公司打过官司,我本人也参与了那次起诉,原告方的小宝宝躺在婴儿床里,抓住了拉绳,吞了下去,窒息而死。父母告赢了商家,得到了赔偿,但他们的宝宝已经死了,就算没有那根绳子,也会有别的什么东西出现。迷你玩具车。狗牌上的名卡。玻璃弹珠。”怀尔曼耸耸肩。“埃斯吞下去的就是玻璃珠。她在做游戏的时候把它塞进了嘴,窒息而死。”

“上帝啊!怀尔曼,我真难过!”

“他们把她送到医院的时候她还活着。幼稚园的女老师给我和朱莉亚都打了电话,话都说不利索,快疯了。朱莉亚在工作室里就泪流满面,冲上车,疯了一样开车。距医院三个街区时,她和一辆奥马哈公共事业部的卡车迎面撞上。立刻身亡。而我们的女儿在二十分钟前咽了气。你替我拿着的那个玛莉奖章……是朱莉亚的。”

他沉默下来,并继续沉默下去。我不能打破那种沉默;听完这种故事,什么话也讲不出。到头来,还是他先开口了。

“只不过是劲球彩票的另一种版本。五个基础号,加上那些至关重要的附加号。咔嗒、咔嗒、咔嗒、咔嗒、咔嗒。然后,咣当一声,恭喜发财。我想过这种事会落在我身上吗?没有,朋友,想都从没想过,上帝为了我们无法想象的事情而惩罚我们。我的父母双亲央求我去看心理医生,有一阵子我还真去了,在两场葬礼后的八个月里。像只被线拖住的气球飘荡在这个世界上,飘在我自己的头顶上,我厌倦了那种感觉。”

“我明白那种感受。”我说。

“我知道你懂。我们搭了不同的班车,你和我,但都到地狱里报过到,也都逃过了一劫。我想是吧,尽管我的脚后跟还在冒烟。你呢?”

“一样。”

“精神病医生……是个好人,但我没法和他谈。有他在,我就语无伦次,有他在,我总会发现自己在咧着嘴傻笑。我一直指望有个漂亮妞儿穿着泳装抱着给我的大纸板支票跑出来。观众们看到了都会鼓掌。最后,一张大支票就真来了。我们结婚时,我办了份人寿险。埃斯出生后,我又加了保金。所以我当真是中了头彩哦。特别是,还得加上朱莉亚在超市停车场里被撞伤时获得的赔偿金。就是它让我们走到了今天。”

他拿起薄薄的灰色文件夹。

“自杀的念头一直都在,转啊转啊,离我越来越近。最初诱惑我的是,或许朱莉亚、埃斯梅拉达都在彼岸

,等着我紧追其后……但她们不会永远等下去。我不是虔诚的教徒,但我觉得会有死后的生活,起码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在死后继续存活……你知道,就像……我们自己,当然……”一丝冷漠的微笑浮现在他唇边。“大多数日子里,我只是极其抑郁,我的保险箱里有把枪。A22。埃斯梅拉达出生后,我买下它是为了保护家人。有天晚上,我带着枪坐在厨房餐桌旁,然后……我相信你已经知道这部分内容了,朋友。”

我抬起一只手摆了摆,做出或许是,或许不是的手势。

“我坐在空荡荡的家中,空荡荡的餐桌旁。有只碗里盛着水果。我闭上眼睛,把水果碗转了两三圈。我对自己说,如果摸到苹果,我就要把枪举起来,对准太阳穴,结束我的生命。如果是橘子,那就……我就拿着自己的头彩大奖去迪斯尼乐园。”

“你听得到冰箱的电动机声。”我说。

“说得对,”他一点儿不惊讶地说,“我听得到冰箱……电动机声,还有制冰器的响动。我伸出手,摸到了苹果。”

“你作弊了吗?”

怀尔曼笑了,“问得好。如果你是说我有没有偷看,答案是否。如果你是说我记住了碗里水果的摆放位置……”他耸耸肩,“天知道?不管怎样,我摸到的是苹果:亚当的堕落,我们的原罪。我不用咬一口或是去闻,手一碰到表皮我就知道了,所以,没有睁开眼睛——也没有给自己机会去三思——我拿起枪,对准了太阳穴。”他用我已没有的那只手模仿那个镜头,拇指弯曲,食指对准长长的灰发时刻遮掩的圆形疤痕。“我最后的念头是,‘至少我不用再听冰箱的动静了,也不用再把里面的佳肴领头人牌的派吃完。’我不记得有枪声,无论如何,整个世界变白了,那就是怀尔曼上辈子的终结点。现在……你喜欢听幻觉幻听的屁话吗?”

“是的,请讲。”

“你想看看是不是和你的情况相符,对吗?”

“是的。”这时我想到一个问题。挺重要的一个问题,或许。“怀尔曼,以前你有过这种突发性的心灵感应……接收到怪异的讯息……不管你想怎么命名定性吧……在你上杜马岛之前?我在想莫妮卡·格尔斯坦的狗,甘道夫,想到自己似乎用被截去的手臂掐死了它。”

“是的,有过两三次,”他说,“我可以抓紧时间告诉你,埃德加,但我不想让杰克陪伊斯特雷克小姐到这么晚。别的因素暂且不考虑,她也会开始担心我的。她是个可心人儿。”

我本可以说,杰克也是个可心人儿,他也会担心我们的,但这些都没有说出口,我只是让他继续讲。

“你经常觉得置身于一片红色,朋友,”怀尔曼说,“我不认为那是一种先兆,准确地说,那也不完全是一种想法……只有当它带出什么想法时才是。有过三四次,我从你那儿接收到的既是一个词,也是一种颜色。至于你的问题,是的,离开杜马岛时也有过一次。就是我们在斯高图的时候。”

“我被一个词儿卡住的时候。”

“你有吗?我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但我肯定是那时候。红色是我启动记忆的秘诀口令。一触即发。从瑞芭·麦克英泰尔的歌名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我几乎是无意中发现这个机关的。或许也是别的什么的开关。每当我忘记什么时,我会……你知道的……”

“发点小脾气?”

我想到自己如何扼紧帕姆的脖子,如何用力地想要掐死她。

“是啊。”我说,“你可以这么说。”

“唔。”

“嗯,我觉得红色肯定泄露出来,污染了我的……精神外衣?可以这么说吗?”

“差不多,每次我感到红色包围了你,是在你里面,我就想到把一颗子弹打入自己脑袋后醒来时看到的情景,整个世界都是深红色。我以为自己在地狱里,地狱不就该是那副模样吗,永恒的最深最暗的猩红色。”他停了停,“然后我意识到,那只是苹果。就在我眼前,距离瞳孔大概一英寸。苹果在地板上,我也在地板上。”

“我被诅咒到地狱了。”我说。

“没错,一开始我就是这么想的,但那不是诅咒,只是个苹果。‘亚当的堕落,我们的原罪’,我大声地喊出这句话,然后又说,‘水果碗’。我记得每一件事,也记得据说是之后九十六小时里发生的每—件事。每一个细节都清清楚楚。”他大笑一声,“我当然知道,我记住的某些事并不属实,但我照样记得毫厘不差。那一天,没有办法用交互讯问法来验证我的话,更没人关心我看到老杰克·法尔汉姆的眼睛、鼻子和嘴巴里钻出浑身是脓血的蟑螂。”

“我头痛得要死,但等我从苹果或地狱的震惊中回过神来时,我就感觉挺好了。那是凌晨四点,过去了六个小时。我躺在一摊已经凝结的血泊里。血像果冻一样凝结在我的右脸颊上。我记得自己坐起来说‘我是肉冻里的花花公子’,并使劲去想,肉冻算不算果冻。我说,‘水果碗里没有果冻’。说得那么有理智,好像要通过一场心智健全测试。我开始怀疑有没有朝自己开枪。似乎更像是我在餐桌旁睡了一觉,只不过是以为朝自己开了一枪,然后跌落椅子,砸伤了脑袋。血是从头上冒出来的。事实上,考虑到我好端端走来走去、自言自语,这种推断几乎是肯定的。我让自己说点别的。说出母亲的名字。结果我说出口的是,‘钞票种地,地主快回’。”

我点点头,很激动。我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不止一次,而是多得数也数不清,都是我从昏迷中醒来后发生的。坐在焦黑上,坐在朋友上。

“你愤怒吗?”

“不,很平静!撞到脑袋了,我想迷糊一阵子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紧接着,我看到了地板上的手枪。我把它捡起来,闻了闻枪口。那味道是毫无疑问的,刚刚开过火。那味道辛辣又刺鼻。但是,我仍然坚信自己是睡着了、倒地撞到头,直到我走进洗手间,看到太阳穴上的伤洞。边缘焦黑的小圆洞。”他又笑了,就像别人突然想到自己干过的蠢事——比方说,忘了打开车库门,却径直倒车,撞了上去。

“这时,我才听到最后一个滚珠落定的咔嗒声,埃德加,劲球号码的小滚珠!我也明白了,我好歹是要去迪斯尼乐园了。”

“或者—个类似的仙境,”我说。“天啊,怀尔曼。”

“我试图洗清伤口上的焦黑粉屑,但用洗脸毛巾去擦实在太疼了,就像用坏牙齿去咬东西。”

我猛然间想通了,为什么他们不给他做MRI,而是X光。子弹还在他的脑袋里。

“怀尔曼,我能问点别的吗?”

“行啊。”

“人的视觉神经是不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和双眼反位?”

“确实是。”

“这就对了,所以你的左眼才完蛋了。就像……”一瞬间的工夫,那个词儿又溜得没影了,我攥紧了拳头,追上了,“就像对冲伤。”

“我猜是吧,我击中了自己愚蠢的右半脑,但毁的是我的左眼。我在伤口上贴了邦迪。吃了几片阿司匹林。”

我大笑起来。实在忍不住,怀尔曼也微笑着点头。

“然后我就上床去,打算睡觉。好像身在铜管乐队里,勉强自己去睡,整整四天,我没睡着。我觉得自己大概再也睡不着了。我的思绪好像以每小时四千公里的时速飞转。和那感觉一比,可卡因简直就像赞安诺。我甚至没法安稳地躺一会儿。试了二十分钟,然后跳起来,放一张墨西哥流浪乐队的专辑听。那已经是早上五点半了。我在健身脚踏车上又花了三十分钟——朱莉亚和埃斯去世后,我还是第一次骑那玩意儿,然后冲个澡,去上班。

“后来的三天,我是欢快的小鸟,我是神速的飞机,我是超级大律师。同事们从担忧我到害怕我,怕我把他们吓坏——越来越神智不清,还把西班牙语和某种法国教士用语混杂—气地用,但有目共睹的是:那些天里我把成堆的文件处理掉了,只有极少数报告又返回了公司。我查过。藏在隐蔽的大办公室的公司合伙人和战壕里的律师们携手同盟,一致认为我精神崩溃了,从某种角度说,他们没错。是我的某个器官精神崩溃了。好些人千方百计劝我回家,但都没成功。戴恩·奈特利是我在公司里最铁的哥们,那时候也百般无奈地恳请我让他带我去看医生。知道我是怎么跟他说的吗?”

我摇摇头。

“‘玉米在田里,交易马上就定。’我记得一字不差啊!说完,我掉头就走。确切地说,我几乎是蹦着走了。走路对怀尔曼来说太慢啦。我熬了两个通宵。第三天晚上,保安要护送我离开,我从他的气势推断出,他是铁了心要赶我走。我告诉他,刚硬的阴茎拥有成千上万毛细血管,小鸡巴上却啥也没有。我还告诉他,他是肉冻里的花花公子,而他老爸很恨他。”怀尔曼垂眼看着文件夹,沉思了几秒,“关于他父亲的那句话—针见血,我认为。事实上,我知道那句话能让他哑口无言。”他拍了拍太阳穴上的伤疤,“诡异电台,朋友,我有诡异电台。

“第二天,我被王国里的最高统帅杰克·法尔汉姆召见。他命令我休一次长假。不是要求,而是命令。杰克认为‘我不幸的家庭剧变’发生没多久,而我回公司上班未免太快了。我对他说,那么说傻透了,我已经没有家庭可以剧变了。‘你就说我老婆孩子吞了烂苹果吧,’我对他说,‘说呀,你个白头发老董事,早晚都要被虫子从里到外吃掉。’蟑螂就是这时候开始从他眼睛鼻子里爬出来的。还有两只从他的舌头底下钻出来,爬过他的下嘴唇时溅出一堆白沫顺着下巴流。

“我尖叫起来。还朝他扑过去。他桌上有紧急按铃,我都不知道妄想危险成癖的怪老头有这么一手,但要不是有那玩意儿,我可能就把他杀了。而且,他也跑得很快,真让人刮目相看,我是说,他在办公室里就能加速跑,埃德加。准是多年网球和高尔夫的锻炼成果,”他默默回想当时的情景,又说,“不过,我年轻又疯狂,仍然占上风。等临时凑成的那伙救兵冲进来时,我的手已经扼住他了。十来个律师齐心合力才把我从他身上拽走,而我已经把他那件保罗·斯图尔特的外衣撕成了两半,从上到下。”他缓缓地摇着头,“真该让你听听那婊子养的是怎么鬼哭狼嚎的,你也该听听我的吼声。你能想象出来的最疯狂的吼声,包括谴责——用尽吃奶的劲道喊出来的——谴责他对女士内衣的变态爱好。就像对保安说父亲的事儿一样,我认为那也是—针见血的。有趣吗,不?不管真疯假疯,不管有没有法律意识。反正,那就是我在‘干你老母再干你再忘掉’律师行的职业生涯的句号。”

“我为你难过。”我说。

“别啊,最好还是别。”他用公事化的腔调说道,“律师们把我扭送出了他的办公室,那儿一片狼藉。之后我就发作了,最厉害的一次。要不是现场有个律师助理以前受过医疗培训,我大概会当场暴毙。事实上,之后我昏睡了三天。嘿,我需要睡眠。所以现在……”

他打开文件袋,递给我三张X光照片。不如MRI拍出来的大脑切片照那么清晰,但就算我是个外行,怎么说也是久病成医,大致能看懂眼前的图片。

“就是这个,埃德加,很多人不承认律师有大脑,但这玩意儿存在。你自己有没有这种照片?”

“这么说吧:如果我想填满一本剪贴簿……”

他咧嘴坏笑,“可谁想有这么一本枪击事件X光照片剪贴簿?你看到圆头子弹了吗?”

“看到了。你准是这么握枪的……”我举起手,指尖向下倾斜,形成很低的角度。

“八九不离十。而且那肯定该算是一发哑弹。开火的力道足以让子弹打穿我的脑壳、并导致弹道的角度更锐利。它埋入我的大脑后就在那儿扎根了。但在扎根之前,子弹已经造成了某种……我不知道该怎么……”

“冲击波?”

他的眼睛一亮,“说得太对了!只不过脑浆的质地比水要稠,更像牛肝。”

“伊哟……真美妙。”

“我知道。怀尔曼口才呱呱叫,他承认。子弹造成了向下的冲击波,那引发了浮肿并压迫了视神经。那儿,就是视觉神经转换系统在大脑中的位置。你看出这事儿荒唐在哪儿了吗?我对自己的太阳穴开枪,不但活了下来,还让子弹导致安装于此的设备失灵。”他指了指右耳上方的骨缘。“而且问题越来越恶化,因为子弹仍在移动。起码比两年前深入了四分之一英寸。说不定更深。我不需要哈德劳克或普林西比通知我;我自己就能从这些片子里看出来。”

“那就让他们动手术,怀尔曼,把子弹取出来。杰克和我可以保证伊丽莎白的安康,一直等到你回……”他却在那儿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要?干吗不要?”

“太深了,没法动手术,朋友。所以我才不让他们收我人院。你以为

我不住院是因为我有万宝路男子汉情结吗?才不是。我想求死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我依然怀念妻子和女儿,但现在我有伊斯特雷克小姐要照顾,我也开始爱上了这个岛。还有你,埃德加。我想知道你的故事会有怎样的结局。我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遗憾过吗?有时是,有时不。后悔时,我就提醒自己去想,我那时和现在不一样,是两个人,我必须切断和旧我的藕断丝连。那个人太伤心、太迷失了,他真的不能为所有悲剧负责。现在是崭新的人生,我尝试把这些问题视为……好吧……先天不足。”

“怀尔曼,这未免太怪异了。”

“怪异?那就想想你自个儿吧。”

我想了。我曾经扼住妻子的喉咙,然后全部忘掉,浑然不觉。我现在和一个洋娃娃同床共枕。我决定对自己持保留意见。

“普林西比医生想收我做病人,只是因为我是一宗有趣的案例。”

“你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怀尔曼压抑着激动,“自从我对自己下手之后,起码遇到过四个普林西比这样的医生。他们相似得令人惊恐:聪明绝顶但无法与人沟通,无法设身处地投入情感,真的很像约翰·麦克唐纳写过的反社会典型,顶多只差一两个级别。普林西比没法在我身上动刀,也一样没法给同样位置长了恶性脑瘤的病人动手术。要是肿瘤,他们起码还能试试射线。但一颗推进中的子弹才不会听从射线的摆布。普林西比知道这一点,但他鬼迷心窍。让我住进病房,给我点伪善的希望之光,看起来也没啥错,他可以到病房问我……如果这样做……利弊何在。然后,等我死了,或许还能凑份学术报告出来,挂着他的名衔。然后,他就能去坎昆,躺在沙滩上喝冰镇红酒了。”

“太损人啦。”

“不是和那些普林西比眼神里的潜台词一样嘛——他们那才叫损人。我只要瞅一眼就想扭头逃跑,趁我还跑得动。我就是这么干的。”

我摇摇头,释怀吧。“那,接下去会怎样?”

“你干吗不接着开车呢?这地方开始让我心惊肉跳了。我刚反应过来,那个变态就是在这儿拐走小女孩的。”

“我们开进来的时候我就该告诉你的。”

“就算藏在你心里也一样。”他打了个哈欠,“上帝啊,我累死了。”

“是压力大,不是乏。”我前后看了看路,倒车又上了塔米亚米观光道。我还是没法相信我竟然在开车,但有点喜欢上这种感觉了。

“接下去,前景不会灿烂。我吃够了多虑平和佐格灵,多得都能噎死一匹马,那些抗癫痫药物很管用,但那天晚上在佐利亚,我知道自己有麻烦了。我想矢口否认,但你也知道人们怎么说的:否认事实让法老淹死,却让摩西解放了以色列之子。”

“呃……我认为该是红海。还有什么药能吃吗?有没有药力更强的?”

“普林西比确实摆弄过处方单,但他想给我钮若汀,我头都没回就走了。”

“因为你还有工作。”

“对啊。”

“怀尔曼,如果你瞎得跟蝙蝠似的,对伊丽莎白也没好处啊。”

足有一两分钟,他没吭声。这条路上现在已经没别的车了,我们的前灯照出一片空旷。他说,“很快,眼盲就会成为最不起眼的小问题。”

我冒险扭头瞥了他一眼,“你是说,这颗子弹会让你死?”

“是的。”话语中没了戏剧性,反倒更让人信服。“埃德加?”

“什么?”

“在结局发生之前,趁我还有一只眼管用,我想多看看你的画,伊斯特雷克小姐也想看看。她让我来征求你的同意。你可以用车把一些画拉到杀手宫——你开车技术还挺赞的。”

转向杜马岛的岔路口就在前头了。我打开了信号灯。

“残来告诉你,我经常在想什么,”他说,“曾有过的绝世好运已经转向掉头了。没有什么概率数据能帮你确定这种事,但有些预感你就是甩不掉。你明白?”

“明白。”我说,“还有,怀尔曼?”

“我在听呢,朋友。”

“你爱上了这座岛,但你也认为这座岛有问题。这地方到底怎么了?”

“我不知道毛病出在哪儿,但确有隐情,你不也这样想吗?”

“我当然这么想。你知道我的想法。那天,伊瑟和我打算开车沿着岛路开到头,结果我俩都病了。她的情况比我还严重。”

“她不是惟一一个,根据我听到的传闻。”

“还有传闻?”

“噢,有。海滩还行,但内陆……”他摇了摇头,“我觉得,那可能是某种地下水污染。那也让花卉草木像混账一样疯长,哪怕这儿的气候根本不适宜植物,就连养块草坪也得每天灌溉,否则养不活。我不明白,但最好是离那儿远点。我认为,尤其是对年轻女士,她们以后还得生孩子呢。要生就得生好宝宝,没有先天不足。”

我没有什么刁钻问题要问了。后来的一路上我什么也没说。

回忆中,那年冬天我自己的一些事都很清晰,二月里我们回到杀手宫的那晚也同样如在眼前。两扇铁门大开着。坐在大门中央轮椅里的正是伊丽莎白本人,与那天我和伊瑟南行探险中途撤回时看到的情景一模一样。那晚,她没有带箭枪,但又一次穿上了两件套毛衣(还披了件老式高中生夹克模样的外衣),大号球鞋照样伸在不锈钢踏脚板外,在雪佛兰前灯的照耀下,蓝色球面近乎黑色。放在她身边的是助步器,站在助步器旁边的是杰克·坎托里,手里擎着一支大手电。

她看到车过来了,便挣扎着要站起来。杰克先是凑上前扶她坐回去,后来见她是当真的,便把手电放在石子地上,搀着她站起来。此时,我已把车停靠在了门边,怀尔曼打开了车门。雪佛兰的头灯把伊丽莎白和杰克照得恍如舞台上的演员。“不,伊斯特雷克小姐!”怀尔曼喊道,“别站起来!我会把你推进屋的!”

她不理他说什么。杰克帮她撑在了助步器上,她便踏着沉重缓慢的脚步朝我们走来。这时候,我已经从驾驶座里费劲地爬下来了,一如往常,要把右边的伤臀拖下来伸展一下。当她甩开助步器,朝他伸出双臂时,我正站在引擎盖旁。她臂弯上的皮肉软绵绵的毫无生气,车灯强光照得那份苍白活像一团生面,但她的双脚却大大撑开,动作明白无误。饱含夜晚芬芳的轻风吹起她的白发,我看到她的疤,很老的一块疤——就在她右脑边,凹下去的一小块,可我竟然丝毫不惊讶。那和我自己的疤几乎如出一辙。

怀尔曼绕过打开的车门,在原地站了一两秒。我想,他是在做决定,该接受安慰、还是与此同时给予慰问?接着,他用熊一样的姿势走近她,摇摇摆摆,把头放低,长发遮住双耳,垂荡在面颊前。她抱住了他,拉低他的脑袋,搁在她那干瘪的胸前。不管那是不是个拥抱,她左右摇摆了一阵,我警觉起来,但很快她就站直了,我看到节瘤鼓凸、被关节炎扭曲的双手开始抚摩他的后背,而他也拱起了背脊。

我朝他们走去,有一点犹疑。她的双眼转向了我,清亮极了。那不是追问火车几点到的女人,不是说自己他妈的困惑极了的那个女人。脑体中的所有电路都扳回到了“正常运转”的开关。至少,暂时正常。

“我们都很好,”她说,“你可以回家休息了,埃德加。”

“可是——”

“我们都会没事儿的。”用她一节一节鼓起的手指抚摩着他的后背,用无尽的温存抚摩着,“怀尔曼会把我放在轮椅上推进屋的。一眨眼就进屋了。对不对,怀尔曼?”

他点点头,依然靠在她的胸前,没有抬头,也没有发出声音。

我又想了想,最终决定如她所愿。“那好吧。晚安,伊丽莎白。晚安,怀尔曼。走吧,杰克。”

助步器上附有—个小架子,杰克把手电筒搁在上面,瞄了一眼怀尔曼——依然站在那里,头埋在老太太的胸前,然后绕进打开的车门,坐上了我的车。“晚安,夫人。”

“晚安,年轻人。你是个没耐性的巴棋戏玩家,但有前途。埃德加?”她冷静的目光越过怀尔曼的脑袋和拱起的背,直视我,“现在的水流更急了。很快会有激流。你感觉到了吗?”

“是的。”我说。我不知道她在说什么。我明白她在说什么。

“留下来,请留在岛上,不管发生了什么。我们需要你。我需要你,杜马岛需要你,等我又要意识不清的时候,你要记住我说过的话。”

“我会记住的。”

“去找南·梅尔达的野餐篮。在阁楼上,我很肯定。是红色的。你会找到的。东西在里面。”

“什么东西,伊丽莎白?”

她点点头。“是的,晚安,埃德加。”

无须多言我就明白了,当下的意识又从她眼前溜走了。但怀尔曼会把她带进屋的。怀尔曼会照顾她。到他无能为力时,她也会照顾他们两个。我看着他们站在拱门下的石子路上,站在助步器和轮椅中间,她用手臂揽住他,他把头依偎在她胸前。这个记忆,清晰无比。

清晰无比。

开车让我紧张,独处良久后突然在人群中过了一天,二者都让我精疲力尽,但倒头就睡也不太可能。我查了电子邮件,两个女儿都发来了当日公报。梅琳达在巴黎染上了咽喉炎,病倒时还不忘自我安慰。伊瑟发来一个链接地址,指向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城的《市民时报》。我点击进去,看到有关蜂鸟团的一篇绝妙评论,他们在第一浸信会教堂露了脸,虔诚演绎了哈利路亚大合唱。还有一张照片,卡森和—个非常俊俏的金发姑娘在合唱团最前列,嘴巴大张,彼此凝视。标题如是说:“卡森·琼斯和布里奇特·安德森联袂献唱《您的艺术多么伟大》”。嗯哼。我的“如果如此”女孩写道,“我一点儿也不嫉妒。”嗯哼,嗯哼。

我给自己做了腊肠奶酪三明治(在杜马岛上三个月了,我始终没吃腻大腊肠),然后上楼去。看着《女孩和船》系列,实际上是《伊瑟和船》。想着怀尔曼问起我这些天在画什么。想起伊丽莎白在答录机上给我的漫长留言。她声音中的紧张情绪。她说过,我必须提高警惕。

我突然做了—个决定,飞快地下楼去,只要不摔倒,那就再快点。

我不像怀尔曼那样随身带着鼓鼓囊囊的巴克斯顿老钱包,通常,我把信用卡、驾驶证和几张钞票放在前胸口袋里。这就算完事了。钱包锁在起居室书桌抽屉里,我把它取出来,在一摞名片里找到“斯高图画廊”的那张,五个小金字作成了浮雕效果。现在打电话过去肯定不是工作时间,倒也正中下怀。等达瑞奥·南努兹说完一长串介绍语,“哔”一声响起,我说:“您好,南努兹先生,我是杜马岛的埃德加·弗里曼特,在夕阳里画人海贝、花草的那个……”稍作停顿,我本想说“家伙”,又觉得在他听来会不妥,“那个艺术家。您说起过可以帮我举办画展。如果您还有兴趣,可否给我打个电话?”报上号码后我挂了电话,这才感觉好一点。至少,感觉自己似乎办了件正事。

我从冰箱里拿了罐啤酒,打开电视机,想着上床前也许还能在HBO频道找部好电影看看。屋下的海贝发出的声响让人心神安宁,今晚,它们的交谈颇为文雅,细声细语。

但海贝的声音立刻被一个男人的说话声完全淹没了,他站在灌木丛中,手握麦克风,第六频道。当下的明星人物是法庭指派给布朗糖果的辩护律师。这段讲话大概是在怀尔曼拍摄脑部照片的时候摄录的。律师看起来有五十岁,头发往后拢成马尾,但没有装腔作势的感觉。他看上去、听上去就像是被收买了。他对记者说,他的当事人将向法官供呈精神失常的证据以恳请法官判其无罪。

他说,布朗先生有药瘾和性瘾,对色情杂志欲罢不能,是个精神分裂患者。在冰淇淋和《这才是地道音乐》合辑面前毫无抵抗力,但是,当然,陪审团名单还没有最终定下来。除了本地第六频道,我还看到挂有NBC、CBS、FOX和的话筒。媞娜·加里波第就算赢了拼写比赛或科学竞赛,也不会引起这么广泛的报道效应,但被先奸后杀呢?你可就是全国上下无人不知的大人物喽,多了不起。每个人都知道谋杀你的男人把你的内裤藏在他的衣柜抽屉里。

“他诚实袒露了自己的诸多瘾症,”律师说,“他的母亲和继父都嗑药成瘾。童年时代就饱受家庭

勰力,被无数次毒打、乃至性虐待。他曾数度进入精神疾病诊疗所。他的妻子是个好心肠的女人,但她自己也有精神方面的困扰。他本来就不该在街头出现。”

他面对镜头。

“这是萨拉索塔的罪行,而不是乔治·布朗个人犯下的罪。我为加里波第的夭折痛心疾首,也为加里波第的家人流泪。”——他把毫无泪痕的面孔对准摄像机,

好像要证明这个矛盾——“但将乔治·布朗的余生囚禁在斯达克城监狱无法挽回媞娜·加里波第的生命,更无法杜绝精神崩溃的病人因体制的漏洞而得以在公众场合自由行动、无人监管的状况。以上就是我的陈述,感谢您收看,现在,请允许我——”

他掉头就走,不管记者们吵吵嚷嚷的提问,如果我这就关掉电视、或立刻换个频道,事情可能就到此为止了——至少,会有所不同。可惜我没有那么做,我看着第六频道切换到演播厅画面,主持人说到,“罗耶·波尼尔是法律改革的先驱人士,曾经打赢近十场理论上绝无胜算的无偿公益官司,波尼尔说他将不遗余力在庭审时反对播放以下画面,由碧欧百货后方的保安摄像头所拍摄。”

于是,那天杀的玩意儿又开始了。孩子自右到左进入镜头,布朗从一个坡道上现身,抓住了她的手腕。她抬起小脸看着他,显然问了他什么。就是这时侯,我消失的残肢骤然狂痒起来,仿佛有一群蜜蜂蜇了上来。

我大叫起来——既出于惊讶,也因为剧痛——滚到地板上,把遥控器和盛着三明治的盘子都掀翻到地毯上,死命狂抓那根本不存在的东西,或者说,是我无法抓挠到的东西。我听见自己冲它嘶吼,让它停止,求它别痒了。但显然,只有一种办法能让它消停。撑着膝盖跪起来,我连爬带抓地向楼梯而去,膝盖一使劲,刚好磕坏了遥控器,但也把画面转到了乡村音乐频道。阿兰·杰克逊在唱音乐巷的谋杀犯。第二次抓着扶手爬上楼梯时,我感到右手存现。我真的可以感觉到汗津津的手掌抓在木头上,而没有如烟雾鬼影般飘过去。

也不知怎么爬到了楼梯顶。我蹒跚地站起来,挥动前臂,把所有灯都打开,跌跌撞撞几乎是小跑到画架前,画架上有好多张已完成的《女孩和船》系列。我看也不看就把它们全拨到一边,砰的一声放下空白的新画布。我的呼吸混着高热般的呻吟。汗珠顺着发尖往下坠。我抓过一块擦布,倒搭在肩头,就像女儿小时候在肩头搭块毛巾给她们拍出饱嗝时那样。我抓了一支画笔咬在嘴里,抓了第二支夹在耳后,再抓过第三支,但又放下它,改成一支彩色铅笔。从笔尖落在画布上的那一霎那开始,右臂的奇痒便开始缓泄。直到午夜前才画完,痛痒也彻底消失。只不过,那并非只是一幅画,这次是一幅巨作,画得真棒,我敢拍着胸脯自夸。真的太棒了。我真是他妈的天才画家。画面上,布朗糖果的手环锁在媞娜·加里波第的手腕上。画面上,媞娜用那双黑色大眼睛抬头看着他,天真无邪,甚至能让人恐慌。我把她的五官神色刻画得如此逼真,她的父母若瞥上一眼,肯定想去自杀。但他们永远看不到这幅画。

不行,这幅不行。

我的画几乎是那张照片的精准翻版,二月十五日之后,每份佛罗里达报纸都起码登过一次,说不定全美国的大部分报纸上也都登过。但有所不同,关键性的不同。我肯定,达瑞奥·南努兹将视之为里程碑式的杰作——美国初民埃德加·弗里曼特不屈不挠冲破陈腐窠臼,奋力改造布朗和媞娜,鬼斧神工终成正果——但南努兹也永远看不到这幅画。

我把画笔全部掼入洗笔筒。油彩蹭到我的手臂上,直到手肘都是(还蹭上了我的左脸颊),但清洗自己决不是当务之急。

我饿坏了。

有汉堡肉,但还没解冻,杰克上周从莫顿商店里挑来的烤猪肉也冻得结结实实。目前仅剩的腊肠储备刚刚已经做成了晚餐。不过,还有一盒配有水果酸奶的特K麦片没开封。我在麦片碗里倒了一些,但以眼下的饥饿程度来看,那一碗不过是杯水车薪。我没好气地把它拨到一边去,力道大得令它从面包盒里弹出去,再从煤气炉上方的碗柜里取出一只搅拌色拉用的大碗,把整包麦片都倒进去。将半夸脱牛奶冲下去,麦片浮了起来,再加人七八勺满得冒尖儿的糖,然后就埋头大啖,只停下—次,为了添加牛奶,我把那一整碗都吃光后,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卧室走去,半途发现电视机里还在播放乡村牛仔音乐,便把它关掉。我摊手摊脚一头栽倒在床罩上,却发现自己和瑞芭眼对眼互看着,而海贝,正在浓粉屋底下低沉轻语。

你干了什么?瑞芭问。这次又干了什么坏事,死男人?

我想说,没什么,但词儿还没出口,我就睡着了。况且,我知道得更多。

电话铃把我吵醒,我摸了两次才摁对了答话键。含含糊糊地发出像是“你好”的咕哝声。

“朋友,快起来,过来吃早餐!”,怀尔曼兴高采烈地嚷嚷着,“牛排加鸡蛋!庆典大餐!”,停了停,又说,“至少有我在庆祝。伊斯特雷克小姐又在云里雾里了。”

“我们庆祝什——”说到一半我就恍然大悟,还能有什么值得庆祝呢?我一下子坐起身,把瑞芭都颠到了地板上。“你的视力恢复了?”

“恐怕没那么好,但确实有好消息。这事儿值得整个萨拉索塔普天同庆啦。是布朗糖果,朋友,早班警察发现他在狱中死了。”

那种痒,霎那如闪电刺痛我的右臂,而且,那是红色的。

“他们怎么说的?”我听见自己在问,“自杀?”

“不知道,但自杀或自然死亡都有可能,他这一死,可给佛罗里达省了一大笔钱,那对可怜的父母也不用痛不欲生地忍受庭审过程了。过来吧,陪我热闹热闹。怎样?”

“我得换衣服,”我说,“还得洗洗。”我看看自己的左臂,各种颜色都涂抹在上面。“我昨晚儿熬夜了。”

“画画?”

“不,狂揍帕米拉·安德森。”

“很遗憾,你的美梦幻想权巳被正式判夺,埃德加。昨晚我也把维纳斯女神狂揍了一顿,她现在有两条胳膊啦。别耽搁太久,你的蛋想怎么烧?”

“哦。炒。我半小时就到。”

“好咧。我得说,你听上去对我的号外新闻可不怎么兴奋哟。”

“我还没醒过来呢。总体来说,我不得不说,我很高兴他死了。”

“领取号码,到餐厅排队。”说完,他就挂了。

遥控器坏了,我只能手动操控电视机,真是古老的技术啊,好在我还没忘。第六频道。永远围绕媞娜的画面已被新秀布朗取代,现在的新闻全部围着他的照片转,我把音量调到震耳欲聋的地步,—边在洗手间刮掉皮肤上的颜料,一边收听。

乔治·“糖果”,布朗显然是在睡梦中死去的。一名警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从没碰到那么能打呼噜的人,也老开玩笑说,狱友们光是为了这就能把他杀掉。”一位医生说,看情况有点像睡眠窒息症,其并发症会导致布朗死亡。他说这种死因在成年人身上很稀罕,但也不是绝无仅有。

睡眠窒息症,在我听来那是个好理由,但我认为,我才是那致命的并发症。把颜料洗得差不多了,我就上楼去小粉红,看一眼半夜挑灯夜战而出的“巨作”。我想,总不会真像我蹒跚下楼吃掉一整盒麦片前所以为的那么无与伦比吧——怎么可能?毕竟是仓促而画。

但它却是好得没话说。画中有媞娜,穿着牛仔裤和洁净的粉色衬衫,背着小包。画中也有布朗糖果。也穿着牛仔裤,手抓着她的手腕。她仰脸看他,嘴巴微微开启,仿佛真的在问——你想要什么,先生?他低头看着她,纯黑色的双眼里恶意尽显无遗,但他的脸上别无他物,因为别的五官都不存在。我没有画上他的嘴和鼻。

那双眼睛下面,我的布朗糖果是一片完美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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