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士兵被翻倒的“塔契卡”压成了重伤。

塔契卡是一轮的手推车,在填平路基时运送沙土使用的。集中营里用的塔契卡只是木板加上车轮的构造,只要一离手就会翻倒。一旦倾斜,车上的土和碎石的重量会使它变得很难控制。那位士兵的头趴俯在原木铺的道路上,被推车撞到了脸。

看到部分事故经过的我,见状况非同小可,急忙跑去向附近的警卫兵求救。但是他们误以为我是想偷赖,拿枪指着我。

素知警卫兵的蛮横粗暴,有些家伙还会拿枪对着人威吓射击。

我豁出去了,心想不过是一只手,被打废也就算了。然而我想得太天真了。警卫兵的枪杆直朝我脑门砸过来。由于皮肤干燥,所以额头立刻血流如注。血水流到鼻梁附近可能因为冻结了才停止。

我的手上还拿着斧头,若是把警卫兵手上的枪杆挥开,借位转身肯定能把对方的两只手砍掉。与其什么都没做地被杀,还不如轰轰烈烈地像个军人一样死去。

但是,我只是静静地把斧头放在地面,然后闭上眼睛。想到战俘们对警卫兵早已积压了许多不满,我的一时冲动说不定会成为一场暴动的导火线。

就在那个时候,川崎少尉不顾警卫兵的眼光,跑到受伤的士兵身旁,开始为他做紧急处置。他把歪了一边的头放直,拉出翻进喉咙里的舌头,确保气管畅通,然后把他架到空地上。

警卫兵被他敏捷而认真的态度吓呆了,好像忘了我似的讪讪离去。受伤士兵的两手和头垂着,我轻轻扶起他的头,跟在少尉的身后走。在把他放上雪橇送到医务室前,又有警卫兵过来,他用俄国话叫喊着,于是又有另一名警卫兵也冲了过来。

其中一人把“曼陀林”的枪口顶在少尉的胸口,不准我们前进。然而,少尉将手指插进枪口,瞪视着对方把曼陀林推回去。

这种短机关枪拿在手上时,姿势很像在弹奏曼陀林的样子,所以才给它取了这个绰号。而现在少尉推回的仿佛真是一把乐器,而不是枪。

所幸,田部井上等兵获知后立刻赶到现场进行翻译,那位伤兵才得以接受尼可莱医师的诊疗。医师说他有鼻梁折断和脑震荡必须休养一段时间。受伤的那位士兵是谷木寿男兵长。

协助谷木兵长就医的川崎少尉,是填土作业的现场监工。少尉也和我们小兵一样要挖土块、挑运、流汗。他搬离军官房,跟我们一起在兵营里同吃同睡。

谷木兵长和下柳卓雄伍长编在一组,那天傍晚,下柳伍长来探望谷木兵长。他出身关西,自称是“髑髅头”,显然是个开朗乐观的人。之后,我便代替谷木兵长,与下柳搭档。

不管是搬运土石、爆破,还是采伐树木,都是两人一组进行作业。搭档的组合是以不同军阶的两人为主。

虽然阶级不同,但作业的内容并无差异,因此也没有上下的区别。但是,上级者还残留着阶级意识,不想和下级做同样的劳动;而下级则认为大家同是西伯利亚的拘留者,劳务工作应该平等。这样的意识隔阂使得大家对本已散漫的军阶,产生很大的不信任感。

而对阶级的不信任,正好成为推动民主化的火种。或许他们认为,让日本人的军国主义出现裂痕,正是将日本人一口气推向共产主义的好机会。

我在满州时就听闻过苏联兵的恶形恶状。苏联兵攻进来之后,曾有士兵把整个村庄烧光,从尸体上抢走值钱的物品,还施以凌辱。甚至还有士兵看到全身是血的母亲怀里抱着吸奶的孩子,也不伸手相助,简直宛如畜生一般。后来还听说,因为害怕遭受这些苏联兵的蹂躏,竟有四百名以上的妇孺企图集体自杀。

然而,我不认为只有苏联兵是恶魔、畜生。日本兵犯下的罪行,也未必没有脱离人道。有些军人罪恶滔天也是事实。

川崎少尉为了兵长与曼陀林对抗。在考虑优先顺序的时候,他选择了部下,选择了日本人的生命。他要让那些警卫兵知道,就算牺牲自己的性命也不在乎,这便是武士的气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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