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在徐占彪拔营的同日,即飞函正在原籍募勇的刘锦棠。

在信中,左宗棠对成禄出关会合景廉收复乌鲁木齐一事,不抱一丝一毫的希望,却盼着刘锦棠早日募勇归来,替自己分忧解困,挽救局面。

刘锦棠当时所募之勇已齐,计六营三千人,接到左宗棠的信后,知事情紧急,当即率勇成行,无分昼夜赶往安定大营。行前,刘锦棠依例给左宗棠急函一封,约定在安定会师。

左宗棠见信,病势立刻减去一半。他也顾不得多想,马上亦拔营,取道会宁,到安定扎营等候刘锦棠。

左宗棠到安定的当日,即上奏朝廷,请调前河南按察使、现在籍丁忧守制的谭钟麟,赴陕甘练习边务,遇有缺出,请旨简用。

谭钟麟,字文乡是湖南茶陵州人,咸丰进士,与左宗棠是一榜同年。谭钟麟在京官至御史,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繁缺知府用,年底经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调,补授杭州知府。同治六年赏道员衔,同治七年升河南按察使,旋丁母忧回籍守孝。

左宗棠与谭钟麟交厚,亦重其为人之诚,为官之清,于是请调他,想让谭钟麟取蒋志章而任陕西巡抚,免去后顾之忧。

正在这时,肃州的白彦虎探知官军援军来到,便知肃州决难久守,遂统率本部两万人马及一万余名普通百姓和大量粮草、牲畜等,秘密出城,扑向西宁,去与马桂源、马真源兄弟会合。肃州守城回军,转眼间就只剩了马文禄所部总计约三万人。马文禄与白彦虎原本就无深交,白彦虎率兵来到这里,他虽然接纳,但并不是十分欢迎,反倒戒心百倍,唯恐被其取而代之。白彦虎如今突然离去,在他亦不以为忧,心头反倒放下包袱,竟无比轻松起来。

马文禄乃甘肃河州人,回族,本名马四,又名马忠良。原为甘州提督索文部下小兵头,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与马化龙等一同起义,占据肃州已历六年,自称肃王。马文禄部众原只有三千,后陆续增至一万。陕甘各路回兵被左宗棠督兵击败后,未降回众从各地涌进肃州,使人数猛增至三万有余。他又通过各种渠道,从俄国购进大量洋枪洋炮,使部众攻守能力大为提高,很想和官军较量一番。

成禄久居高台,深知马文禄目前的实力。尽管他与徐占彪会面之后,满口答应,一定配合徐部人马去攻取肃州,但等徐占彪率部向肃州进发后,他却传命所部各营不得擅动,违令者斩。此次收复肃州,成禄是决定隔岸观火了。

徐占彪所部在距离肃州城垣五里左右的地方扎下营盘,想等成禄所部到后再发起攻击,哪知一连等了三天,也未等到成禄。

徐占彪知道成禄是不会来了,于是就把各营营官召集到一起,决定独享收复肃州这件大功劳,也让成禄见识一下自己的手段。

各营于是开始布置,于第二天黎明时分,提军围向城垣,旋发起攻击。孰料激战多时,不仅未向城垣靠近一步,兵丁的伤亡数字反倒加大起来。

徐占彪低估了马文禄所部回兵的作战能力,守城回兵手里枪械之精良,也让他大感意外。徐占彪碰了硬钉子,不得不停止攻城,率各营后退十里扎营。马文禄见官军退去,他亦不派兵出城主动来战,只是手抚胡须冷笑不止。

其实,早在徐占彪所部抵达高台时,马文禄就知道,官军是势必要来攻城的,他却早已盘算妥帖,决定靠持久战法,打败来犯之敌。马文禄已经探知官军缺粮乏饷的内情,知其利在速战,他却是一定要反其道而行的。当时,马文禄在肃州城中,屯有大量的粮食及上万只牛羊,他不信缺粮乏饷的官军能奈何得了他。

马文禄此次料想得果然不错。此时的徐占彪,存粮的确无多,偏偏硬攻无力,巧取无门,驻守高台的成禄又不肯拨一兵一卒,分明有些骑虎难下。

一贯刚强的徐占彪,不得不派出快马,火速向左宗棠求援。左宗棠此时手里的大部分兵力都在围攻河州,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去助攻肃州。左宗棠反复谋划了两天,好歹凑成三营步队、一营马队,单委董福祥为统带,押着两万石军粮,星夜赶往肃州城外的徐占彪大营救急。

董福祥虽满心地不愿意,但碍于军情紧迫,也只得硬起头皮上路。

俄国在新疆发难,肃州攻剿受挫,河州战事亦极其不顺,而对左宗棠打击最大也是最让他伤心的,还是曾国藩在两江病薨和朝廷将裁撤福建船政局二事。

就在前不久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二月初四,正是甘肃最寒冷的季节,就是这一天的午时三刻,为大清国立下汗马功劳的一代名相曾国藩,病薨于两江总督任所,年仅六十二岁。

消息传来,无异于晴天霹雳,病势刚有好转的左宗棠再次昏厥,被击倒在病榻之上。两天后,左宗棠含悲为曾国藩拟挽联一副,联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挽联送出不多几日,左宗棠在病榻之上接到朝廷拟停办福建船政局的询旨,这更让病中的他雪上加霜了。裁撤船政局的折子系内阁学士宋晋所上。

宋晋上折的议题只有一个:福州船政局糜银太重,所造轮船工期既长,又和洋船无法媲美,当此国库干涸之际,必须停止制造。

左宗棠接旨之后,一面大骂宋晋目光短浅,一面把身边几名得力的文案急传到病榻之前,让几人会商起稿,务必劝阻此事。

左宗棠喘息着说道:“船局历经几年摸索,刚出成果,正可一蹴而就,全力办之。此时停办,不仅前功尽弃,亦让外国人耻笑。我大清欲图振奋,非倡办洋务不可,此乃大势所趋。无论怎样,船局都不能裁撤。”

几人下去后,开始会商起稿,历经十几天的修改、推敲,终成一万字左右的一篇大奏折。稿子交上来后,左宗棠不敢大意,又开始抱病反复修改,一直压缩到五千字以内,这才派人誊写。

该折先据理驳斥了停造轮船的言论,称:“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臣于福建浙总督任内,请易购、雇为制造,实以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以制之。”折子最后又道:“窃维此举为沿海不容已之举,此事实为国家断不可少之事。若如言者所云即行停止,无论停止制造,彼族得据购、雇之永利,国家旋失自强之远图,隳军实而长寇仇,殊为失算。”

几乎就在此折拜发的同时,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李鸿章,也与左宗棠遥相呼应,上了《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一折。李鸿章在折中向朝廷发出呼吁:“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唯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船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左宗棠创造福建省轮船,曾国藩饬造沪局轮船,皆为国家筹久远之计,岂不知费巨而效迟哉!唯以有开必先不敢惜目前之费,以贻日后之悔。该局至今已成不可弃置之势,苟或停止,则前功尽弃,后效难图,而所费之项,转成虚糜,不独贻笑外人,亦且浸长寇志。”

福建船政局裁撤之议终未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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