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战俘好久都没有露面,在外面等待的战斗小组十分焦灼,有人认为他不是重返日军阵营,就是被洞里的人给杀了。

结果出乎意料,小战俘一共领了九个日本兵走出岩洞,向美军举手投降。

陆战一师师部的警卫营长汉金斯上校特别喜欢这名小战俘,专门把他要到自己身边,平时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两个人在短时间内建立了很深的感情。

几天后,汉金斯不幸死于日军狙击手的枪下。小战俘哭得稀里哗啦,坚持要求由他来为汉金斯挖掘坟墓。

在“血鼻岭”,这样的佳话毕竟少之又少,更多的时候,喊话和发传单一样,得到的都是石头一样的沉默,岩洞里的日本兵甚至不愿意射击,以免暴露他们的位置。

不一巴掌全部拍死,中川和他的部众就绝不会善罢甘休。一个洞一个洞地继续打下去,成了陆战七团的唯一选择。

峡谷一段是“血鼻岭”最崎岖、最险要的位置,攻击难度非常之大,当美军好不容易获得一个重要的立足点时,却常常发现自己已经是死伤枕藉,连防守都成了问题,结果又不得不马上退回,补充兵力后第二天重新来过。

到了这个时候,作战地图上的战线分布已没法进行精确划分,因为敌我双方的阵地进入了胶着状态,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美军在战场上也根本没有一条连贯的攻击线,七团的每个连甚至每个排,都在朝四面八方进攻,相互之间存在着不小的缺口。当后方有人要求到前线去时,前线指挥官只能告诉他去往哪个点,或是去往这位指挥官知道还有部下的地方。

七团的伤亡数字开始快速接近一团,终于,五团也接到命令:“好了,小伙子们,准备领取口粮和弹药,我们要去增援山里的陆战七团了。”

五团入山增援之后,仍未能完全缓解七团的兵员危机。陆战一师把所有能用的人员都调了上来,连师部警卫营的兵也抽尽了。

师部的战斗兵抽完之后,便抽非战斗兵,文书、炊事兵、通信兵、驾驶兵都上了一线。这些人上了战场后照样一个顶一个用,一名战地新闻记者端着机枪独当一面,因此还负了伤,另一名炊事兵更是神勇,居然获得了一枚普通战斗兵梦寐以求的银星勋章。

士兵在一线成了稀缺资源,陆战七团的军官们想尽一切办法为自己的部队补充兵员。

后方人员中有一些人喜欢在战斗间歇来到步兵连,到处闲逛,搜罗能带走的日军装备,前线步兵称他们为“纪念品猎手”。与莱基所说的“战利品狂人”不同,步兵最讨厌这种“纪念品猎手”,因为在他们看来,“战利品狂人”是一道出生入死、刀口舔血的战友,收集战利品理所应当。后方人员算什么?他们流过血,挨过子弹没有?居然也顶着陆战队员的帽子,拿着战利品到外面夸耀,要点儿脸不?

可是突然间,陆战七团对“纪念品猎手”大开绿灯:想不想到前线去捡点儿好东西?去吧,我们保护你。

一去之后,“纪念品猎手”就被扣留下来,当补充兵用。在这方面做得最起劲的是七团兵器连连长布克里少校,这位少校只要发现在他的“领地”里有“纪念品猎手”,便如同走在街上捡到了钞票——“纪念品猎手”并不难认出,因为他们的外表和步兵差异很大,典型的步兵一定是胡子拉碴,眼睛血红,而“纪念品猎手”则是整洁,干净,面孔陌生。

你是“纪念品猎手”?好,太好了!不管是护航舰队的船员、海军工程营的工兵,还是机场的地勤人员,也不管事先有没有向原单位请假,一律抓起来,一人发一把枪,然后领到已占领的岩洞担任防守任务。

有人就这样在前线待了一个多星期,以致原单位都以为他失踪了。

奔向前线的后方人员中,并不都是“误入尘网中”的“纪念品猎手”。比如野战仓库的黑人士兵,当一名军官征求他们的意见,问谁自愿为前线效力时,所有人都举起了手。

五团和七团忍受着一团曾经忍受过的一切。10月3日,两团联合发起攻势,七团进攻峡谷北面和东面的几座目标山头,五团进攻南面的五姐妹山。

五姐妹山,顾名思义,就是由五个陡峭小山包组成的山头。它是当时美军在“血鼻岭”遇到的最为恐怖的一处地形,山头上全是绝壁和断崖,几乎没有可以攀爬的支点。五团在五姐妹山陷入了苦战,伤亡已成为一个时间问题,似乎任何人早晚都无法逃脱这条常规。

伤员必须转运,由于山路崎岖,地势陡峭,需要四个人才能将一副担架抬下来。K连的每个人差不多每天都要轮流当一次担架员,作为迫击炮手的斯莱奇也不例外。

这不仅是一个能把人的腰累断的苦差事,还包含着极大的风险。具备超一流水准的日军狙击手会尽可能快地向担架员射击,于是担架员也变成了伤员或者死者。

恐惧和疲劳让担架员们的心脏怦怦直跳,一把伤员送出险境,众人就会立刻瘫坐在地上,大口喘气。

不丢下任何一个伤员和同伴,无论付出多大代价,这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始终坚持的信条。战争结束后,斯莱奇曾在回家路上碰到一个步321团的机枪手,这名机枪手跟他握手并表示感谢。经过询问才知道,这名士兵曾在“血鼻岭”被日军炮火击中,他的陆军同伴抛弃了他,是陆战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摸上来,将他运到了安全地带。从此他便发誓,只要见到陆战一师的任何一个老兵,他都要予以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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