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宋词韵味 三、苏轼的意义

苏轼刚一出现，词坛便山雨欲来。

大风起于青蘋之末。关于这一点，我们甚至只要看看他半首《江城子》就行：

老夫聊发少年狂，

左牵黄，右擎苍，

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

为报倾城随太守，

亲射虎，看孙郎。

这样一种风格，在苏轼之前恐怕是没有的。人们甚至很难想象，如此题材和做派竟然能够进入被称为“艳科”的词之中。然而苏轼偏偏就这样做了。那时，他正在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任知州，四十岁，还没有遭受“乌台诗案”的打击，也还不叫苏东坡。因此，尽管此公自称老夫，却其实意气风发，并且在第二年再次让人惊诧和惊喜：

明月几时有，

后面的内容就不必全录了，因为几乎谁都记得住那最后两句是：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这首词，是中秋节那天晚上写给弟弟苏辙的。南宋初年便有人说，自从该词一出，所有同类题材的作品便都被废了。其实事情何止于此，之前那些哼哼唧唧的调调岂非全部显得萎靡不振？北宋词坛终于吹进清新的风。

但，真正具有革命性的，还是他那首《念奴娇》：

大江东去，

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故垒西边，

人道是，

三国周郎赤壁。

乱石崩云，

惊涛裂岸，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

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

雄姿英发。

羽扇纶巾，

谈笑间，

强虏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笑我，

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

去。

此帖传为东坡醉后所书《念奴娇》（大江东去）。

也许，从文学史的意义看，这才是苏轼的代表作。因为多年以后他进入翰林院时，曾经问一位幕僚：我的词跟柳永相比怎么样？那人回答：柳郎中的词，最好是由十七八岁的女孩子拿着红牙拍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您的词则只能找个关西大汉，敲着铁板唱“大江东去”。

苏轼听了，差点笑翻在地。

那位幕僚的话是什么意思？不清楚，可能多少带有一点讥讽和调侃。毕竟，那时晏殊和柳永的风格还是主流。但到南宋就不一样。陆游便说：坡公并非不懂音律，只不过气势磅礴抗拒拘束而已。不信，唱一首苏轼的词来看！

什么感觉呢？

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

哈哈！长风直入倒海翻江，当然摧枯拉朽。

难怪陆游说：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

这才真是知音！

词坛也从此分为两派。豪放派以苏轼为代表，天风海雨逼人；婉约派以晏殊和柳永为典型，燕语莺啼可人。标志性的符号，则是晓风残月和大江东去。

这个观点，很多人在说。

但，这是欠准确的。且不说晏殊和柳永雅俗分殊，苏轼也并非一味豪放。至少，婉约派的词风他也会：

花褪残红青杏小。

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墙里秋千墙外道。

嘿嘿，如果告诉你这是欧阳修写的，你会怀疑吗？

实际上苏轼的风格很难一言以蔽之。他是多样的，也是兼容的。没有什么题材不能入他的词，也没有什么手法不能为他所用。他甚至能把前人写过用过的都来一遍，而且得心应手通行无阻，只要他愿意。不信请先看这个：

昨夜因看蜀志，

笑曹操孙权刘备。

用尽机关，徒劳心力，

只得三分天地。

屈指细寻思，

争（怎）如共刘伶一醉？

再看这个：

蜗角虚名，蝇头微利，

算来着甚干忙。

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

且趁闲身未老，

须放我、些子疏狂。

百年里，浑教是醉，

三万六千场。

请问，你说得出这都是谁的作品吗？

哈哈，前面那个是范仲淹的，后面是苏轼的。

这样看，范仲淹才是革命先驱。

然而引领宋词走出艳遇闲愁之狭小庭院，走向鸟飞鱼跃之广阔天地的，却只能是苏轼。因为苏轼太有才了。恐怕也只有他，才能做到想豪放就豪放，想婉约就婉约，想奇崛就奇崛，想平和就平和，想清新就清新。比如：

簌簌衣巾落枣花，

村南村北响缲车，

牛衣古柳卖黄瓜。

酒困路长惟欲睡，

日高人渴漫思茶。

敲门试问野人家。

表面上看，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农村风物和故事，但苏轼的过人之处也正在这里。的确，天风海雨能振聋发聩，春花秋月有诗情画意，都不足为奇。最不起眼的普通人寻常事也能入词，还能让人读得趣味盎然，就非同一般。

当然，柳永的“针线闲拈伴伊坐”也有这意思，但远不如苏轼写得流畅自然。何况那样的生活苏轼也能写。他那首回文体《菩萨蛮》写的就是小夫妻吃冰镇莲藕的故事，最后两句是：郎笑藕丝长，长丝藕笑郎。

要说这是柳永写的，也有人信。

哈，有才就是任性！

不过，真要了解苏轼，还得读他这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

归来仿佛三更。

家童鼻息已雷鸣，

敲门都不应，

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

何时忘却营营。

夜阑风静縠纹平。

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这首词是有历史背景的。正如我们在《王安石变法》中讲过的，由于“乌台诗案”的原因，苏轼在元丰三年（1080）二月被贬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做团练副使，实际上是监视居住。死里逃生的苏轼住在城南长江边的临皋亭，还开垦了一片荒地，命名为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

夜饮东坡醒复醉，说的就是这里。

众所周知，乌台诗案是一大冤案，连司马光等人也受到牵连。当时，有人落井下石，有人避而远之，更有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反倒是早已下台的老对头王安石，毅然上书朝廷出手相助。不难想象，当苏轼只身一人在那孤寂的深夜静听江声时，心中是什么滋味，又有多少感慨！他发出“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的一声长叹，表示出“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强烈愿望，都不奇怪。

那么，他走了没有呢？

没有。第二天，黄州城内哄传苏轼写完此词之后，便将官帽官服挂在江边，乘船长啸而去。郡守闻讯大惊，以为州失罪人无法交代。但，等他匆匆忙忙赶到临皋亭时，苏轼却正在呼呼大睡，鼾声如雷，什么动静都没有。

是啊，人世原本大网罗，何必要走？

那就不走也罢！

就连写作也没有停下，但风格和境界有变。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在元丰五年（1082）七月，也就是贬到黄州两年半以后写的。也许很难有人想到，牢狱之灾和流放之苦，竟然能够诞生出气势磅礴的“大江东去”来！

恐怕也就苏轼能。

其实苏轼并非没有苦闷。元丰三年八月十五，他在黄州度过了第一个中秋。这时距离他当初入狱将近一年，心中的伤痛远远没有平复，对于未来更是一片茫然。于是，在皓月之下长江之边，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

夜来风叶已鸣廊，

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

这首词在苏作中不算名篇，但难能可贵处不少。要知道苏轼入狱就是文字惹的祸，此刻又岂敢直抒胸臆？也只能拐弯抹角，于是有“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这样让人难以罗织罪名的说法。其实谁都知道，客少非因酒贱，月明必被云妨。人生几度新凉，也是世态炎凉。

大难不死的苏轼，不能不思考人生的意义。

思考的结果是变得豁达，以至于他在绍圣四年（1097）以六十一岁的高龄被贬到地老天荒的海南岛后，也仍然能够写出这样阳光灿烂、青春靓丽的春词：

春牛春杖，

无限春风来海上。

便丐春工，

染得桃红似肉红。

春幡春胜，

一阵春风吹酒醒。

不似天涯，

卷起杨花似雪花。

这时，苏轼已经离去世不远了。

也许，他永远都是一个“新青年”。

至于后来人，则另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