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之前还有一个伪政权——楚。

伪政权是金人扶植的。原因,大约是这些飞扬跋扈的胜利者也很清楚,自己其实统治不了中原地区,尽管大宋已经被他们打得半身不遂。金的将领也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来镇守占领区,因为长期生活在白山黑水的女真人,实在无法忍受这里的湿热。扶植傀儡政权,无疑是最佳选择。

选择张邦昌做伪皇帝,却可能是阴差阳错。

被金人册立为“大楚皇帝”的张邦昌,原本是跟后来成为南宋开国皇帝的赵构一起在敌营做人质的。徽宗和钦宗被占领军废黜以后,开封城内的大宋官员接到指令,要求他们选择一个新皇帝,但不能是赵家人。正好这时京师哄传金人意在张邦昌,这帮家伙便把他的名字报了上去。

当时的情况其实不难想象。徽钦二帝和皇太子都已沦为阶下之囚,文武百官早就成为没头苍蝇。他们还能聚在一起开会,只不过因为金人放话:不赴会者,军法从事!

这个时候,谁还敢说三道四?

唱反调的只有几个人,其中之一是御史马伸。马伸义正词严地说:我等身为监察官员,岂能坐视不吐一词?愿与诸公共上议状,请求仍立赵氏皇族为帝。

响应他的,却只有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谁都想不到,竟是秦桧。

秦桧当时的职务是御史中丞,也就是中央最高监察机关的实际长官。御史马伸提出了反对意见,身为长官的秦桧当然要支持。于是,秦桧给金人写了一封信,明确表示如果立张邦昌为帝,天下不服。信中甚至还有这样的话:桧不顾斧钺之诛、戮族之患,为元帅言两朝之利害,云云。

呵呵,秦桧并不是胆小鬼。

结果,他在两天后就被金人逮捕。

与此同时,张邦昌也绝食了。

其实,最不愿意接受这一方案的就是张邦昌。他既没有取代赵宋的野心,也很明白自己不是那块料。所以,张邦昌迟迟不肯就范。他对那些推荐者说:你们怕死,就把我推进火坑,那我还不如现在就死了的好!

金人当然不会让他死,也不会让他辞。在连哄带骗把张邦昌弄进开封城以后,占领军发出最后通牒:限三天之内立新皇帝,否则先杀文武大臣,后杀全城百姓!

张邦昌这才哭哭啼啼地按照金人的剧本演出。

三月初七,金人册立张邦昌为帝,国号大楚。张邦昌则立即将自己定位为维持会长。他不称朕,不御正殿,不接受群臣朝贺,不立年号,也不坐北朝南。就连那皇袍,只要金人不在场,也坚决不穿。任命官员,则统统宣布为代理。

这时的张邦昌,不像天子,倒像戏子。

结果是什么呢?

四月初九,也就是金人退兵第九天,他就退位了。在此之前,张邦昌做了三件事:一是与金人交涉,要回被扣押的许多北宋大臣,停止占领军在开封的搜刮,保全赵宋的陵寝和宗庙;二是尊哲宗的孟皇后为太后;三是将传国玉玺送到赵构那里,并称:臣不敢死,只为封府库以待君王。

这就是天不灭宋了。比如孟太后,原本应该跟其他后妃一样被掳往北方的。只因为她早就被废住在娘家,结果因祸得福。还有赵构,原本在金营做人质。只因为武艺高强被认为是冒牌货,被遣送回朝。之后,又被钦宗派往外地,官拜兵马大元帅。结果,同为人质的张邦昌和赵构,便一个成为瓮中之鳖,另一个成为漏网之鱼,还鲤鱼跳了龙门。

造化弄人,大体如此。

五月初一,康王赵构在大宋的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市)登基称帝,时年二十一岁,是为宋高宗。张邦昌则被任命为太保,封郡王。当然,他最后还是被杀,罪名或起因却不是谋篡,而是与徽宗的某嫔妃关系暧昧。

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的赵构,最着急的还是站稳脚跟。所以,他在登基当天就改元建炎,意思是:建隆再造,以火克金。如此口号无疑鼓舞人心,但改元的迫不及待却透露了他的心思:尽快与靖康告别。那个年号不仅代表着耻辱,也代表着大宋合法的皇帝钦宗。不跟这倒霉鬼划清界限,自己就没有前途。

南宋,就这样匆匆拉开帷幕。

接下来的戏码是由流亡政府的不断流亡构成的。登基五个月后,高宗就从南京应天府移驾扬州。此后,他便堪称居无定所。尤其是头四年,甚至还一度漂泊在海上。直到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才算是安定下来。

这里面有两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首先是公元1131年的改元。新年号叫绍兴,而且一直使用到高宗让位于皇太子,足足延续了三十二年。改元时所在的城市越州,也因此改名绍兴。这在明清两代之前是很不寻常的。过去皇帝都喜欢改元,赵构的列祖列宗也一样,比如徽宗就有六个年号。然而高宗对绍兴却是情有独钟,美滋滋地坚持到底。这当中难道没有奥秘?恐怕有吧?

那就来看时间表。

很清楚,从建炎元年到四年,高宗基本在路上。金人的想法很明确:只要灭了这小子,就永无后顾之忧。同样,赵构的思路也十分简单:存活下来就是胜利。于是他不惜疲于奔命,也要避其锋芒。最后,金人在屡屡扑空之后只好放弃努力,扶植了又一个伪政权了事。

这个国号大齐的伪政权,成立于建炎四年七月。

赵构马上明白,新时代可以开始了。继承就叫绍,崛起则叫兴,那就改元绍兴。只不过,他继承的不是王朝,只是王朝的名字。他要建设和振兴的,则是自己的江山。

没错,高宗一天都没想过要打回开封。

因此,伪齐政权垮台的第二年,他就定都杭州了。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二件事。当然,南宋君臣部分在思想上,部分在口头上,仍然认为他们的首都是开封,因此杭州被称为行在所和临安府,也就是临时政府所在地。但,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没多少人把自己看作临时工。

但不管怎么说,定都杭州以后南宋稳定了下来。高宗皇帝固然不必颠沛流离,官员民众也都各得其所。事实上,杭州也确实是好地方。别的不说,单是那秀丽的风景、富饶的物产和舒适的生活,便足以让人流连忘返乐不思蜀。我们甚至只要读一句柳永的词,就知道杭州是多么令人神往: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据说,正是这词,惹得金主完颜亮起了南下之心。

这当然只是一种说法。毕竟,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完颜亮和宋高宗也不是文艺青年。对高宗来说,杭州的第一优点是安全。这座城市地处江河湖泊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也是浙东和京杭两大运河的终点站,交通便捷物流通畅,有利于商贸民生,不利于骑兵驰骋,岂非偏安守成的风水宝地?

所以,尽管南宋朝廷对定都问题曾经争论不休,但最后那些异议都烟消云散。直到德祐二年(1276)杭州被蒙古人占领,这里都一直是南宋的政治中心。宋高宗甚至在他五十六岁那年就交出皇位,自己躲到一边安享晚年。

这么说,宋金双方和平共处了?

是。但付出了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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