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晏没想到自己会死。

或者说,没想到司马懿会杀他。

魏晋玄学的创始人之一何晏,是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从小在宫中长大。后来,他在司马和曹魏的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成为曹爽党羽,结果败者为寇。

不过,刚开始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反倒让他参加了对曹爽“谋反”一案的调查,而且事先告诉他涉案的共有八族。何晏则深挖细找卖力办案,终于查出了丁谧(读如密)等七人的罪行,拿着材料向司马懿汇报。

司马懿说:还差一个。

何晏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难道是我?

司马懿说:正是。

于是何晏被满门抄斩。

何晏就这样死了,尽管说起来他也是聪明人。当年曹操收编了何晏的母亲尹夫人,也想正式收他为儿子。这时何晏虽然年方七岁,却很有主见。他的办法,是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框,自己站在里面。

曹操问:这是什么?

何晏说:何家的房子。

曹操也只好一笑了之。

可惜何晏的这点小聪明,完全对付不了司马懿的老谋深算,宫廷和官场也早就被改造成冷酷无情的绞肉机。因此何晏即便重新站队也不行,只能去死。

不过何晏虽然死于非命,却并不妨碍他成为魏晋风度的代表人物。因为至少有三种风尚与他有关,甚至由他开风气之先,这就是谈玄、嗑药、男人女性化。

女性化的风气大约是从东汉末年开始的,但名气最大的还是何晏。他原本就长得白白净净,却无论走到哪里都粉白不离手,以便随时随地可以补妆。走路的姿势大约也婀娜多姿,还要一步一回头观看自己的影子。

就算真是女人,也未必如此吧?

这就引起了魏明帝曹叡的好奇,他的办法是在大热天请何晏吃热汤面。于是何晏一边吃一边擦汗,结果那张脸越擦越白,这才知道他天生就是小白脸。即便如此,何晏仍然要使用化妆品,只不过我们不知道配方。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他何苦如此。

知道配方的是何晏所服之药。这种药叫五石散,东汉医圣张仲景就开过处方,作用是疗伤治病强身健体,正如伟哥的研发目的是治疗心脏病。同样,正如伟哥的“副作用”改变了人类生活,何晏也意外地体验到服用五石散的神奇效果。当然,他可能略为改动了一下药方。

五石散成了魏晋的伟哥。

很难说这件事是否可以写进中国科技史。但这项科技创新成果及其应用,或许应该享有马镫子和印刷术的历史地位。马镫子增强了骑兵的作战能力,从而造就了欧洲的骑士阶层;印刷术打破了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使文化的大面积传播成为可能。那么五石散呢?

改变了士大夫的风度。

形成于两汉的士大夫,原本应该是正襟危坐衣冠楚楚的谦谦君子。因为按照儒家伦理,服饰是身份的标志、道德的象征。赤身裸体,衣冠不整,甚至穿着随便不合礼制,都会是很严重和不可原谅的行为。

但是嗑药的人顾不了这许多。因为药性发作以后,会有一系列的药物反应(比如全身发热然后发冷),弄不好还会死人。解毒的办法,是吃冷食,喝热酒,洗冷水澡,还要快走,名曰“行散”。至于衣服,自然是少穿或不穿,要穿也得是宽大的旧衣服,哪怕里面长虱子。

于是从何晏开始,风尚为之一变,名士的形象也慢慢变成了这个样子:宽衣博带,披头散发,脚拖木屐,手持麈尾,扪虱而谈。就连那些不嗑药的也见样学样,甚至装出抓虱子的动作,以为飘逸和潇洒。

这实在让人跌破眼镜。

服饰与心理和性格是统一的。外表变了,内心世界也会改变。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模样变了,是因为思想起了变化。实际上魏晋名士早就想改头换面,药物反应只不过是借口。因为时代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就是突破儒家伦理的束缚,实现心灵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

若为自由故,衣冠皆可抛。

的确,魏晋是崇尚自由的。有人送给僧人兼清谈家支道林两只鹤,支道林非常喜欢。为了留住它们,他剪掉了鹤翅的羽毛。有翅难飞的鹤低头看着自己的翅膀,神情十分沮丧。支道林感慨地说:既有凌云之志,岂肯做人玩物?于是细心调养,让鹤长好翅膀,任其飞翔。

支道林能够如此,无疑因为他自己也向往自由,这才能将心比心。但他的这份同情心,恐怕很难加之于麻雀之类的其他飞禽,只会用于鹤,或者鹰。毕竟,鹤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比如焚琴煮鹤被视为典型的暴殄天物),它甚至象征着一种人生的理想和态度。

什么理想?什么态度?

真实、自由而漂亮地活着。

这其实是从庄子以来就有的价值追求,只不过魏晋在真实和自由之外再加漂亮。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真是自由的体现,美是自由的象征。不自由,就难以做到真实。不能够“从心所欲不逾矩”,就没有艺术。因此,自由而真实就一定漂亮。鹤,正是这种价值观的形象大使。

然而自由二字真是谈何容易,我们民族在历史上甚至对自由产生过恐惧感,或者视自由为贬义词,比如自由散漫或者胡作非为,最好的理解也不过自由自在。这其实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由(liberty)。

如此重大的课题,当然只能从长计议。这里要说的是:魏晋对真实、自由和美的追求,都表现出一种病态。

玉璧般的卫玠就是这样,他是柔弱到连质地轻软的罗衫都不堪承受的,这岂非根本就是病人?实际上从顾影自怜的何晏,到弱不禁风的卫玠,表现出的都是病态美,只不过卫玠是身体有病,何晏是心理有病。

有病的表现是嗑药、酗酒和清谈,它们的危害性则很难做出排行榜。就个人而言,最害人的自然是嗑药;就国家而言,最不可取的则是清谈。清谈当然自有价值,也未必一定误国,但清谈如果上瘾,那又与嗑药何异?政府官员如果只知清谈不务正业,又岂非有病?

酒也一样。饮酒当然不是病,酗酒就是,像阮籍的侄儿阮咸那样就更是。此人喝酒不用杯子,用瓮,诸阮围坐瓮前直接用嘴吸。如果猪闻到酒香赶来,便与猪共饮。这实在很难说是自由还是放任,解放还是堕落。

问题是何以如此?

因为他们并不自由。正如阮籍所言,弥天大网笼罩着世界,没有谁能展翅飞翔。也许,只有在药性发作和醉生梦死之时,或者不切实际的高谈阔论之中,才多少能感觉到自由吧?这是在不自由时代体验的病态自由。

显然,心理有病,归根结底是社会有病,因为健康的社会是不会以病人为美人的。现在唯一需要知道的,是当时的社会病到了什么程度,病因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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