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军界人士纷纷对坦克作战的问题进行热烈的讨论。当时所形成的普遍看法是:1.坦克是一种战术性突破兵器,只能在战术范围内使用;2.坦克是步兵、骑兵进攻的辅助性工具,而非独立的兵种;3.坦克使用的原则是分散到各个步、骑兵单位。很显然,这一结论没有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坦克实际使用状况的范围,因而后来被称之为“传统的坦克观念”。

但另外极少数具有远见的军人,如富勒、利德尔·哈特、埃蒂安纳、马特尔、戴高乐等人却发现坦克具有潜在的战略性价值,将对未来战争样式产生革命性影响。他们指出未来是一个机械化战争的时代,其观点包括三个主要内容:1.坦克是未来最主要的和最重要的独立的陆军兵种;2.坦克应作集中的使用,以它为核心加上摩托化的其他诸兵种组成机械化部队,可用于战略性作战;3.机械化部队突击与战术空军的配合是未来主要的陆战形式。他们的观点在欧洲各国军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在坦克的故乡英国,英军第一支坦克部队的创始人、军事天才人物富勒在仔细研究了亚眠会战时的几个重要细节后得出结论:英军第3、第6战车营若有摩托化步兵跟进,就可以轻松占领控制着德军第2、第18军团补给铁路线的里豪斯和巧尔尼斯附近的高地。若果真如此,面对法军第1军团的全部德军将被迫后撤。因为单凭战车无法占领高地,同样步兵不实行摩托化则不能迅速随战车到达纵深。他还注意到另外两件事,这对他产生灵感、形成后来的机械化战争观念有重要启示:一队装甲战车(实际上是装甲的汽车)脱离步兵单独进到了德军纵深方向,突袭了两个德军司令部,攻击了一支庞大的运输队,还破坏了敌战线内的一段铁路,致使一列德军火车被后续的骑兵俘获,最后攻击了一支正在就餐的德军部队;第二个事件同样富有戏剧性,一辆与骑兵失去联系的英军战车,独自渗透到德军防区,先从背后摧毁了一个德军炮兵阵地,继而协同两个骑兵巡逻队消灭了几个德国运输队。

富勒认为这12辆装甲汽车和1辆中型坦克给对方所造成的混乱是十分惊人的。如果8月8日这一天,所有中型坦克不受骑兵牵制,单独集中在巧尔尼斯附近,则从亚尔培特到蒙特狄地尔和从蒙特狄地尔到罗荣之间,共约50英里长的正面上,德军的全部指挥和行政体系都可能会一扫而光。对这些细节一连串的思考和想象,引发了富勒对坦克作集中的战略性使用的联想,在他所想象的世界里,呈现出一幅机械化战争的未来战场图景。

同样,另一位英国机械化战争思想的倡导者,利德尔·哈特在《是巴黎还是战争的前途》一书中,阐述了未来机械化战争在地面和空中的前景。然而在1925年,英国最有影响的将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任英国远征军总司令的黑格将军却认为:“今天,有些人在热烈谈论马匹可能要过时,并且预言飞机、坦克和汽车在未来战争中将取而代之。我相信马匹的价值及其未来的用处很可能会像以往那样大……我完全赞同使用坦克和飞机,然而它们不过是人和马匹的附属品而已。我十分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们会像以往那样发现马——良种马——大有用处。”但新思想逐渐取得胜利,1927年,世界上第一支实验性的全机械化部队在索尔兹伯里平原上建立了。由于实验成功,英军参谋总长甚至考虑建立装甲师了,但到了1928年,由于保守势力的反对,这支机械化部队又被解散。一位高级军官对新闻界宣称“骑兵是必不可少的,坦克已不再是一种威胁了”。陆军部的首脑们在一次政策声明中声称:“在机械化问题上,我们得慢慢来。”

利德尔·哈特的脑海里也常常浮现出一幅未来机械化战争的图景,他曾从1935年起在《泰晤士报》和其他场合建议在未来英国远征军中,应有一支强大的空军和两三个装甲师,以便在德军突破时进行反击,远征军不应由全一色的步兵组成。1937年英国内阁接受了这个建议,但到了1939年初又还是按照传统方式去组建远征军。在1940年5月的法兰西会战中,英军在阿拉斯反击时以两个坦克营向克莱斯特装甲兵团进行侧击,隆美尔第7装甲师陷于被动,德军统帅部心理上也一时产生动摇,这就愈加证明了利德尔·哈特的先见之明。

法国也是坦克的摇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霞飞、贝当、福煦、魏刚等一大批战功卓著的老将占据着法军领导岗位,他们对自己那套曾夺取胜利的战争经验深信不疑,这就影响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年轻军官的晋升和法军在新思想指导下的更新。1920年2月,法国军事当局得出一个轻松的结论:20世纪战争的全部教训,都在1914~1918年间学到手了。

然而被称为法国“坦克之父”的埃蒂安纳将军,却是一位岁数年迈而思想清新的有识之士,他1921年在布鲁塞尔的一次演说中宣称:“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坦克不仅会动摇战术的基础,而且会动摇战略的基础,而在这以后,便会动摇一切现代军队的组织基础。”他提出了一个假想:一支独立的装甲部队,配备10万人,4000辆坦克和8000辆卡车,一天或者一夜可前进50英里,迅速突破或冲垮敌人。这个假想十分精确地预先描绘了德国在1940年5月势如破竹般冲入法国和比利时的情景。10年后的1931年,他进一步认为,装甲部队必须是一个独立的兵种,它与其他兵种的主要区别在于需要一支加油和供应的后勤部队,独立的装甲部队与飞机之间配合十分重要,飞机不仅要向前进中的坦克提供空中侦察,还应参加战斗和追击。埃蒂安纳的结论是:装甲部队将决定军队和人民的命运。

夏尔·戴高乐是法军中一位思想敏捷、眼光犀利的年轻军官,他受到利德尔·哈特的启发,在1934年出版了《为建设一支职业化军队而努力》这本引人注目的小册子。他建议法国应该建设一支机械化、职业化的突击部队,之后的法国总理雷诺当时也力持这一主张。而在7年前,1927年,利德尔·哈特在其出版的著作《重建现代化的军队》中指出:法军的模式和理论均已过时和呆板到了危险的地步,其僵化和臃肿的程度使军队在未来的战争考验中,有可能全军覆没。

把持法国军界领导权的年迈的老将军们,把埃蒂安纳、戴高乐等所发表的惊世骇俗的言论看做是哗众取宠的天方夜谭。法军骑兵总监布莱卡特将军在军事评论杂志《后备军官》上撰文,猛烈抨击建立轻机械化师和把他心爱的动物驱回牧场的观点,他呼吁道:“我们正在建立危险的乌托邦!我们也闹不清这种机械化师要发展到什么地步才能完结!我们必须保护饲养战马的工作!”魏刚将军还算开明,建议至少在骑兵师里可以增加一些装甲车。步兵与坦克部队总监迪飞约将军则反对魏刚的建议,他认为一支机械化的战斗分遣队绝对不可能单独用来领导整个作战。至于组建独立的机械化装甲兵种,这位总监当然是听都不愿听了。

法军对坦克的认识集中反映在1930年制订的《使用坦克指导手册》的开头部分:“作战坦克是伴随步兵的机械……坦克部队是步兵的一个组成部分……坦克只是一种辅助手段,应在步兵的布置下临时投入战斗。他们可以相当有效地加强步兵的作战行动,但不能代替步兵。步兵应当在坦克进行冲击的那个时刻抓住时机利用它们的作战效果,只有步兵的前进和占领作战目标才是决定性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9个月,1938年9月的《步兵评论》杂志上,拉波特少校的文章表明法军最高统帅部的最新想法仍然停留在1918年的水准上,文章认为:“即使是最现代化的坦克,也不能独立地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并且也不能独立地存在。它们的任务永远必须是伴随大炮的火力和步兵的重武器一起前进,以对进攻起一种掩护和支援作用……在战场上,步兵在胶着战中的主要敌人仍然是敌人的步兵。根据我国的命令手册的指导,只有步兵能占领、控制并且据守阵地。总之,我们必须将坦克视为步兵的辅助条件之一。”

1939年初,德高望重的贝当元帅在为《还有入侵的可能吗!》作序时,对装甲战理论作了权威性的评判,他写到:“断言一支装甲部队能日行125英里,夺取强国的堡垒,并在敌后引起恐慌;把这种装甲兵力硬说成是一种不可战胜的武器,这种说法是不审慎的。靠这种兵力所获得的决定性战果是没有前途的……在反坦克炮密集火力下或是在地雷面前,装甲师便会陷入侧翼受到反击的困境……某些人以为坦克能够缩短战争的时间,其实,在这方面坦克是无能为力的。”

《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制造坦克,法国原本在这方面领先,但法国军事领导集团的保守使他们丧失了坦克制造方面的优势。埃蒂安纳早在1921年便设计制造出当时第一流的B型重型坦克,它的性能几乎在各方面都超过德国人后来制造的坦克,但20年后,在北非战场上,让隆美尔感到束手无策的英国丘吉尔式坦克和美国格兰特式坦克,即为法国B型重型坦克的仿制品。最初设计的几辆B型坦克试验很成功,但被最高统帅部压了4年,讨论了4年,直到1935年,在德国已高速发展重型坦克的压力下,才决定将B型坦克投入批量生产,但指标被限制为每月10辆,不过就连这个指标也完不成。1939年初,德国装甲部队入侵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时,B型坦克的产量每月仅为8辆。其实,1933年希特勒上台不久,法国就获得德国人正以坦克作为他们未来军队基础的情报,但法国人并不相信坦克巨大的战略潜能,当然也就不会重视德国人的这一动向。

在1918年8月的亚眠会战中,法国第1空军师的432架斯帕德型飞机,即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前身,在配合地面大规模坦克突破时发挥了关键性作用。有一位年轻的德军上尉亲眼目睹了法国第1空军师的飞机与地面坦克群协同作战,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垮了德军防线,这一情景使他久久不能忘怀。这位德军上尉就是后来德国装甲部队创始人、被西方誉为“现代装甲战之父”的海茵兹·古德里安。

古德里安原是一位通信部队的下级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调入摩托化部队,研究战时的后勤工作。他从富勒、利德尔·哈特、马特尔、戴高乐的著作中接受了机械化战争的观念,并在1922年接连在德军的《军事周刊》上发表文章,倡导机械化军队是德军未来建设的方向。1937年,古德里安出版了《注意!装甲兵》一书,从而成为德国机械化战争思想的先驱。

然而,《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生产坦克,于是他们另找出路。1921年,德国同俄国达成军事和经济上的合作,建立了两个合作机构,“工业投资促进会”与“比索联合股票公司”。德国帮助俄国恢复工业,提供技术,俄国同意德国在俄国工厂里监制飞机、坦克,并在莫斯科近郊卡尔夫克建立分厂,研究和生产各种被《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包括毒气在内的武器。同时俄国还向德国提供训练基地,分别在卡森、卡尔可夫开办了坦克学校和航空兵学校,以训练德国的坦克兵和航空兵。

当德国人有了自己的少量坦克后,同样面临如何使用的问题。古德里安根据战史研究、英国人的演习和自己的模拟演习得出结论:除非其他一切支援兵器也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否则坦克决不能充分发挥效力;在诸兵种合成的部队中,坦克兵种应具主要地位,其他兵种皆应配合坦克兵种而具辅助地位。他坚信把坦克编在步兵师里是绝对的错误,应建立一种新的装甲师的单位,其中包括一切支援性的其他兵种,使坦克部队发挥充分的战斗效力。他的建议得到参谋本部鲁兹将军等一些军官的赞成,却遭到另一些人的反对。运输兵总监纳兹美尔上校很早就对把这一运输兵种改为战斗兵种的想法十分反感,他曾粗鲁地对古德里安说:“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后任总监斯徒普纳格也禁止在理论上使用超过1个团以上的装甲部队,他把装甲师的构想看成是一个纯粹的乌邦托幻想,他在退休时对古德里安说:“你是太性急,请相信我的话,在我们这一生当中都不要希望能够看到德国的坦克会做正式的行动。”到了1933年,古德里安同军内保守派的长期拉锯战中,终于获胜,成立了2个装甲师,但他要求一定要同时成立3个师时,参谋总长贝克将军(后来他因谋杀希特勒事败自杀)却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你们对于我而言,实在是走得太快了。”

希特勒任德国总理后开始重整军备,1933年,在德国兵工署举办的现代兵器表演会上,希特勒对古德里安训练的一支小型装甲分队的表演大为赞赏,连声说:“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到1935年,德国已经成立了3个装甲师,根据古德里安的一再要求,德国坦克装

备了当时第一流的观察和通信指挥工具,这一优势弥补了德国坦克的许多不足,并在后来的战争中这种优势保持了很长时间。1938年,德国军方在是建立以传统骑兵为主、装甲兵为辅的骑兵军还是建立以装甲兵为主、骑兵为辅的机械化部队的问题上面临抉择,希特勒支持古德里安的主张,认为在现代战争中马匹已无利用价值。于是,德国把大部分骑兵或改编为摩托化部队,或编入装甲部队。至此,古德里安运用大量坦克和摩托化步兵,配合摩托化的炮兵与空军,发动闪电战攻击的思想最终成为德军的典型战法。以后的事实证明,正是由于古德里安的大力倡导和不懈努力,德国装甲兵的建设走在了各国的前面。

苏联人似乎有一种长时间讨论问题的嗜好,从十月革命开始,就讨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问题,由于偏重政治教条和思考方式迂腐,结果连“军事学术”这样清楚的概念都越讨论越糊涂。经过近9年马拉松式的各抒己见,苏联人总算提出了“大纵深作战”理论。1926年,特里安达菲洛夫首次对这一理论进行概述。这一理论的现实根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勃鲁西洛夫的纵深突破以及红军在国内战争中的经验。理论根源则无疑来自西欧的军事理论界,苏联早期的红军院校常用西方国家的军事著作当教材。著名红军将领图哈恰夫斯基对“大纵深作战”理论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手段,这就是写进了1929年《野战条列》的进攻原则:在炮兵和航空兵的支援下同时使用2个坦克群(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群和远战坦克群)摧毁敌人防御战术全纵深。

30年代中期,“大纵深作战”理论从原来的战术范围扩大到战略范围,在图哈恰夫斯基元帅直接领导下,苏军组建了几个机械化军,另建有航空军和伞兵旅。1936年,苏军进行了坦克兵、航空兵、伞兵诸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在接受机械化战争思想和组建机械化部队两个方面,德国和苏联几乎同时起步,在行动上,苏联人起初堪称大手笔,但是后来一系列因素造成苏联这方面优势的丧失。在骑兵的问题上,由于俄国的欧亚草原有着两千多年的骑兵传统和近代以来享有盛誉的哥萨克骑兵,以及红军第1骑兵军团在国内革命战争中的丰功伟绩,某些骑兵出身的苏军领导人尽管看到西方国家的骑兵在战场上地位已逐渐减弱,但对骑兵似有无限的眷恋,对给自己带来荣誉和权威、利益的兵种降为其他兵种的附庸似乎心有不甘,这种心态影响了思维、判断的准确性,必然表现为军事上的保守主义。红军早期五大元帅之一、赫赫有名的原红军第1骑兵军团司令布琼在《骑兵兵团的战术原则》一书中认为:骑兵已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辅助兵力变成了决定性的战斗和战役兵力,骑兵和机械化兵具有同等的作用。另一位元帅,原红军第1骑兵军团政治委员伏罗希洛夫在《工农红军和海军二十年》一文中坚持认为:红色骑兵仍然是所向无敌的歼灭性武装力量,能够在所有战场执行重大任务。

当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到军内时,希特勒巧使反间计,假斯大林之手除掉了主张苏军机械化的图哈恰夫斯基。当时,图哈恰夫斯基被指控为西方资产阶级混进工农红军的代表,搞军队机械化改革的实质是破坏红军建设。意识形态斗争严重阻碍了红军正常的建设。

在1936年的西班牙战争中,由于坦克部队集群的效应发挥受西班牙山地地形的限制,苏军负责机械化建设的汽车装甲部长巴甫洛夫得出错误的结论:坦克集群既然不能达成战术突破,也就不可能将战术突破发展成战役突破;机械化部队在未来战争中不能独立作战。从对西班牙战争这一错误总结出发,苏联总军事委员会在1939年7月开始讨论撤销原有的坦克军的问题。1939年11月21日,苏联总军事委员会同意红军装备部长库利克和装甲兵负责人巴甫洛夫的建议,解散4个坦克军,以原有坦克师的一半坦克数量组成机械化师,编入作为主要打击兵力的骑兵机械化集群,保留了少量的独立坦克旅,其余坦克或以团的建制编入骑兵师,或以营的建制编入步兵师。不难发现,苏军对坦克的认识水平已经倒退到和英、法军队同样的地步,把坦克看成是步兵的辅助性兵种,坦克使用原则是分散使用。当时正是德国大规模使用机械化兵团,取得入侵波兰胜利后不到两个月。

到了1940年夏天,德国运用机械化装甲兵团促使法国迅速崩溃的事实,使苏联军政首脑如梦初醒,斯大林得知法国迅速被打败的消息后愤愤道:“这下德国人要打破我们的头了。”但直到此时,苏联的军事刊物上,还在争论坦克兵种应作战术使用还是战略使用,是步兵的辅助工具抑或独立行动的兵种等等早已被波兰会战、法兰西会战证明的问题。1940年6月,即离撤销坦克军不到7个月,苏军急忙决定重建9个机械化军,每军坦克数量1000辆到1200辆。1941年2月,又计划在一年之内组建20个坦克军,以企亡羊补牢。但是离战争只有4个月时间了,仓促拼凑起来的所谓机械化军,在技术装备、诸兵种联合作战训练等方面,与经过波兰、法国之战的德国机械化部队有着相当大的差距。

苏军在军事战略上奉行的“大纵深作战”理论是一种纯粹进攻性观念,但却没有及时找到当时最有效的实施手段,即机械化地面部队与航空兵的协同作战。在富有经验的德军面前,以落后的技术装备、不合理的兵种编制结构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因而也必然是)糟糕的战术,能否以纯粹的防御来挡住德军进攻已经是很成问题了,再以“大纵深作战”的进攻性思想指导战场作战,也就埋下了开战初期惨败的种子。

美国的装甲兵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大约有5000辆坦克,坦克军团的官兵有20000名,至1920年,被缩编至700辆和2600名官兵。当时驻马里兰州米德堡的2个坦克营在营长乔治·巴顿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带领下曾举行数次较为成功的坦克兵演习,但坦克军团还是被撤销了。美国国会和参谋部认为坦克应支援战场上的决定性兵种——步兵,陆军首脑人物对机械化战争的态度不明朗,加上经费不足、理论上有争议、技术条件的限制和组织上的政治牵制,美国一直没有重视机械化战争的研究。

1927年,陆军部长戴维斯参观了英军装甲部队的一次演习后,授权参谋部组建一支类似的装甲部队。同欧洲军界的情况类似,美军中大多数军官对军队实行机械化的价值不屑一顾。1931年,新任美军参谋长麦克阿瑟下令全军所有地面部队的兵器全部实行机械化。美国的法律不准骑兵部队拥有坦克,因此在1933年到1937年之间,骑兵的改革者们创立了一支试验性的机械化旅。这个试验旅的特点是以坦克为核心,骑兵处于辅助地位,强调骑兵传统的运动性和突然性,但不强调机动火力,并且忽略了作为整体之部分的机械化步兵部队和机械化炮兵部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美军对机械化战争认识和装甲部队训练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步兵和骑兵的野战条令都要求在进行突击作战时,应大量使用坦克。美国陆军部接受了发明家克里斯蒂设计的中型坦克,并将坦克底盘卖给了苏联,后者将其改装成著名的T-34型坦克。

美军高层领导的“坦克派”与“反坦克派”人士之间的争论仍然很激烈,尽管这时德国人已在欧洲战场上大规模使用装甲部队,并在波兰会战和法兰西会战中证明了这种使用的成功,但是美军中的“反坦克派”态度仍然十分顽固。为决定未来美国陆军发展的方向,美军在1941年6月到12月里,在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和卡罗莱纳连续三次举行大规模坦克作战与反坦克作战的演习,以检验机械化军队的作战能力。在最后一次由几十万人参加的卡罗莱纳州演习中,美军第2装甲师师长巴顿在进攻开始不到1小时,就将“反坦克派”人物、13万“蓝军”部队司令德拉姆中将俘虏,并挟持出战场而不知去向,巴顿的恶作剧迫使演习不得不中止。美军装甲部队的三次出色表演,终于使“装甲战派”占了上风,坚定了美军机械化军队建设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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