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舌骨断了,”科奇斯县的法医卡门·索托梅耶边说,边摘下手套扔进标有“生化垃圾”的容器里。

锯开的人骨散发出一种特殊的气味,萦绕在劳拉周围,这气味几乎跟死亡的气息一样难闻。在缝合杰西卡·帕里斯的遗体之前,卡门·索托梅耶做的最后一件事是用电锯锯开她的头骨,检查大脑。

劳拉早就知道凶手狡猾,如今才知晓他反侦察水平的高超。他给尸体洗过澡,冲过头发,剪掉指甲,甚至还灌洗了阴道。

灌洗阴道是必须的,他在被害人死后、而非死前实施过性侵。奸尸的行为再一次证明,凶手不愿冒险在自己和杰西卡身上留下伤痕。不论凶手是谁,他对搜集证据的过程有所了解。

劳拉望着杰西卡·帕里斯,她瘦小无依的身体躺在不锈钢解剖台上。解剖台边缘的水槽里仍有残留的血水,在灯光下闪烁着幽光。一天之前,这个女孩让劳拉想起维多利亚时期的洋娃娃,如今她看上去更像个破布娃娃,一个Y形的大口子丑陋地纵贯她的身躯。

“你量过她……你说她比同龄人要瘦小?”劳拉问道。

“而且有点发育不良。”

“你的意思是,从解剖学上看,她更像个小女孩,而不是青春期的少女?”

“女孩生理早熟是个新近出现的趋势,她们比我们这一代人成熟得更快。但这个女孩发育相对滞后。不过,她还是到了长阴毛的年纪,但凶手把毛都剃掉了。”

“他把毛剃了,好让自己相信她比实际更年轻。”劳拉说。

“也是为了毁灭证据,除掉她和他自己的毛发。”卡门·索托梅耶定定地看着遗体,眼神充满悲伤。劳拉留意到她咬过嘴唇,牙齿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唇膏印。

卡门补充说:“如果他想让她看起来更年轻点儿,其实不用费什么功夫——她胸部也没怎么发育,连文胸都没穿。我还以为十四岁的女孩子都会穿文胸,不管她们需不需要。”

劳拉想起杰西卡梳妆台抽屉里的文胸,“是凶手把文胸摘掉了。”

“但他留下了比基尼式的内裤。”

劳拉说,“我怀疑他给她买了内裤,只是不合身。”

“他想给她换什么样的?”

“可能是比较保守的样式吧。”

卡门蹙起浓眉,“是吗?”

“谁知道呢。只是我这么觉得罢了。”劳拉说着,脱下了鞋套、防护服和手套。

她知道自己不该先入为主。她办案的时候,总是尽量推翻、而非证实自己的猜想。只有这样,她才能避免陷入错误的逻辑。她将证据看作是散落一地的汽车零件,她要确保这些零件严丝合缝的拼在一起,而非生拼硬凑。

有什么东西不太对劲,可能是这女孩本身,她显得格格不入,但劳拉不知为什么。可能因为她的年纪,也可能因为别的。

“那连衣裙是自家缝的,”卡门·索托梅耶说,“没有标签,从衣褶看,衣服的版很简单。所以这缩小了调查范围。”

劳拉离开谢拉维斯塔社区医院的法医办公室时已将近六点,天色不妙,像是暴雨将至。劳拉摇下车窗,呼吸着裹着雨水气味的潮湿空气。这镇子比她几周前来的时候要绿多了——公路两旁长着石茅,郁郁葱葱。山坡上的墨西哥刺木长得跟深绿色的烟斗通条似的。

劳拉把需要带回公共安全部的物证放到后备箱里,每个物证袋上都标上物品的缩写:杰西卡的毛发、指甲、皮屑采样和连衣裙。当然,还有轮胎印的模型和裹在纸袋里的火柴盒。

凶手折回犯罪现场,留下那个火柴盒,想必是志得意满——这是一种挑衅。他在和警方玩躲猫猫。从某种角度看,这是件好事。劳拉知道,罪犯自信膨胀的时候,往往也是犯错误的时候。她要趁其不备,逮个正着。

劳拉对那条连衣裙很感兴趣。它是依着纸样,用缝纫机缝制的。这说明了什么?凶手像泰德·奥尔森那样懂得缝纫么?亦或是有人替他缝制了这条裙子——女友、妻子或母亲?因为这裙子不合身,他还试着去给十四岁的被害者另买一条,为何如此执着?

要找到生产缝纫纸样的公司并不容易,更别提精确识别凶手购买纸样的商店了。至于追查拉链、棉线、蕾丝和丝带的来源,劳拉更觉得希望渺茫。

假如凶手不是在本地采购的原料,追查连衣裙的线索无异于大海捞针。

劳拉抵达图森时,暴雨终于来了。她从瓦伦西亚公路的岔道下了高速,然后沿着图森国际机场附近的大路向西,驶向位于图森大道的公共安全部。

快到公共安全部停车场时,闪电划破了天空。公共安全部的大楼建于60年代,外形像个大粮仓。瓢泼大雨之中,蓝灰色的混凝土外墙和天空融为一体。美国国旗和亚利桑那州旗在狂风中猎猎飞扬,系着旗帜的链条发出粗粝的声响。自动门打开,劳拉边驶入停车场,边扫视停泊的车辆,没看见维克多的卡车。这个钟点,大约没人在了吧。

她将轮胎印的模型、火柴盒、杰西卡的衣物和其他物证存档,又填好申请物证检验的文书。回自己座位的途中,她经过麦克·加拉斯的办公室,发现那儿添了些新东西——门边的墙上挂上了两排照片,大都是图森的社交活动场景,加拉斯夫妇和其他人在各种筹款活动上的留影之类。他们都穿着昂贵的衣衫,脸上带着着养尊处优的微笑。

劳拉从来不属于那个圈子,如今也深知自己永远不可能融入。她常给流浪猫收容所捐款,幸好寄支票不需要穿昂贵的晚礼服。

除了最年轻、资历最浅的托德·里斯之外,劳拉分队里的其他人都回家了。里斯的座位在劳拉的斜对角,朝着另一个方向。劳拉很满意,这样她就不需要同他寒暄了。劳拉经过时,里斯抬头望了她一眼,然后又盯着电脑忙去了。

桌上的植物有点干,劳拉理了理叶子,又从洗手间接了杯水一通浇灌,然后才坐下来查看桌上的便条和电话留言。

办公桌正中有张瑞奇·洛哈特手写的便条:“给法医办公室的麦拉·梅恩斯回电话。”

“尸体啊,有意思”,她喃喃地说,把纸条扔进废纸篓。

有一位来自加州河岸县治安局的探员巴里·安迪科特留了电话留言,“有跟碧斯比儿童谋杀案相关的消息。”

这是个陌生名字,大约是其他机构的同行替她牵的线。她抓起电话,这时托德·里斯起身穿上了西装外套,提着手提包从她身旁踱过。他总是西装革履的。

这家伙又高又瘦,像只大螳螂。他伸长脖子窥视她的笔记本。

劳拉掩住电话听筒:“有事吗?”

“没。”他走开了,但仍慢悠悠地勾留在走廊上。托德向来喜欢打听别人的事情,想方设法跟上级打小报告。“在碧斯比过得好吗?”

电话发出不耐烦的蜂鸣声,劳拉不得不挂断。“不怎么样。”

“警督在问你为什么不跟技术人员一起回来。”

原来如此。他以为她是在那儿度假么?

加拉斯定的新规矩中有这么一条:所有超过100美元的费用,都必须有正当理由。所以,过夜出差会受到限制。只要有可能,加拉斯希望探员当天回图森,而不是在外地过夜。

“我用的是自己的钱。”劳拉说,心中有点恼怒,她根本不需要跟托德解释这么多。

“可你用的是公家的时间啊。”

这真是临别的一击。他已经出了门,在下楼的路上。托德老是放狠话激怒别人,然后逃之夭夭。劳拉知道,自己得跟杰瑞·格里姆斯好好解释一下,这样他才好跟加拉斯交代。

她不怎么担心,杰瑞知道她是能出成果的,可能她的手段不那么正统,但这一直是她的成功之道。

麦克·加拉斯警督刚来5个月,除了对预算盯得很紧以外,没给劳拉他们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大家通常认为他是个不错的管理者(但有点政治手腕),他手下的警长有足够的空间,能自主管理自己的分队。

他上任后干的第一件事是启动周例会。例会上,犯罪调查科的所有人都聚集起来,讨论手头的案子。加拉斯并不参与讨论,只是站在会议室最前面,认真地聆听。在会议最后,他会简短地发言,强调他们工作的重要性,末了总会加上一句他从电视上学来的口号:“伙计们上啊!”

劳拉拨通了安迪科特的电话,但转接到了语音信箱——他已经下班了。劳拉看看钟,已经七点半了。接着她又拨了加里·斯蒂特勒叔叔家的电话,没人接,也没法留言。

加里·斯蒂特勒到底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让她烦躁,尽管直觉告诉她加里并不是凶手。面对面地掐死对方,这个行为反映了极度的愤怒,而愤怒可能来源于破裂的恋爱关系。但劳拉认为凶手要更加年长。装扮遗体的方式不大像恋人所为,而且清理遗体和毁灭证据的手段也过于谨慎了。当然,有可能是加里干的,只是概率很低。

不过,她还是想知道加里的去向。

劳拉再次抬头看钟表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半了。几个小时之内,她办公桌上已经堆满了文件,椅子上和地上也有。盘问记录、尸检报告、她自己的笔记、还有按比例绘制的城市公园地图等等。简直是信息的海洋。担心自己遗漏了什么,她已经把所有资料过了三遍。现在她只是对着它们发呆。

该回家睡觉了——希望能睡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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