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睡过去,

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

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

今天,我去买了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欲盖弥彰,后来挑了副普通平光眼镜,这样它既不招摇,又能将人们的注意力有效地转移过来,默认我为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戴眼镜的人。

我还买了透明胶,我试着将一只手粘起来,绕上一圈,很久才能撕扯干净。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买衣服这一项,不过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多岁,个子矮小,脸像干黑的橘皮,刚被一位稍有姿色的顾客羞辱。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在行使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便后悔了。这是一种没办法再低眉顺眼的眼神,我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哪里。我待要走,听到她奇怪地唤,叔。她说:“外边一千多的我这里卖几百。一样的货,都在我这里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她说得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我将它扔了。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像条遗憾的狗跟出来。这时路上走来一位干部,穿着笔挺的衬衣西裤,踏着锃亮的皮鞋,夹着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她低呼道:“有的,有的。”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一边瞅着我,怕我走掉,一边在纸箱里翻找。果然都凑齐了,只有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拎着东西进了试衣间,换好出来照镜子,见桌上有啫喱水,说:“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挤出一团,将头发梳得油光,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吧。”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惶恐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我出来后将衣物丢在一旁,盯着她看了有六七秒,问:“多少钱?”她果然像得救那样飞起来,悬空按好计算器:“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只收五百八。”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否则一点利润也没了。”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二百。”

“本儿都不够。”

“二百。”

“叔,你要诚心,四百拿走。”

“我只有二百。”

“二百买走四样东西,生意做不起。你要买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了。身后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男女间两败俱伤的分手。我走得越远,越感觉到她是真的没有利润,但又不好意思回头。然后就在我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她喊:“等等,二百给你了。”我转过身,看见她朝我招手,便也举手朝她挥舞,然后才狞笑着,算是如愿以偿地走远了。我身上只有十来块钱。

下午六点半,我回到军校家属院,何老头儿恰好也回来。院落像空坟,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军校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修炼,学校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执行得很好,四肢并拢,像站进自己的身体那样站着。

我远远地跟着何老头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地打开自家的门。屋内那些阴猾的精灵扑上来,我知道它们叫空无。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应付。据说,劳改犯都在漫无目的地工作,以至出狱后变成出色的鞋匠、木匠、裁缝或者雕刻师。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卧室,拉上布帘,套弄着,很快射精。

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我怀着侥幸心理,拉亮灯,推开空纸箱,移走花盆、一捆旧杂志和一个插着塑料花的瓷瓶,扯起罩布,找到那个锁孔在上的保险柜,将钥匙插进去,慢慢试探。接着我拉灭灯,重新试探。黑暗使我专注。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像章、铜钱等玩意儿。

我想当婶子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会顿足惊呼,叫苦不迭,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这是她应得的。我和我的一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靠他,是这个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交易之一。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成绩更好的爸爸作出让步,为供叔叔读大学,在煤窑里埋下肺癌的根。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婶子,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土著,便觉得我们全都是欠她的。妈妈送我来省城时,拿出土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你们自己也不容易。”我真想对她吼:“我妈妈比你有钱多了。”我住进这里后,她和叔叔还没搬走,我每天蜷缩在阳台,羞愧得恨不能自杀。我洗澡,她会将煤气关掉;偶尔看电视,她又踩着高跟鞋走来走去;她不说我不能坐沙发,但我一旦起身,她便拿抹布来擦;而只要看见地上留有脚印,她又匆匆用拖把拖上几个来回,就像拾粪老农欢喜地发现了又一坨牛粪。

现在她住在分院宿舍,漫长地装修着一所附近的别墅。叔叔去地方挂职已久。我一人住这里。以前日日盼,现在却觉得不过尔尔。只能说,住在房里的人们,最后都让房子得胜了。

我轻轻旋转钥匙,一次又一次,像是落进无解的宇宙。时间消失了。外边传来脚步声,停在门前,一串钥匙叮叮当当响,来者找出一枚插进锁孔,防盗门便发出嗒的一声。有人来了,多么正常啊。我继续旋转钥匙,直到猛地意识到什么,疯狂扯它,扯不出,索性扭断了。婶子打开第二道木门,我凭感觉罩好罩布,将边角拉直。她先后关上两道门时,我将旧杂志和瓷瓶放上去,想想位置不对,又放一次,然后捉起地上的花盆。我的手剧烈颤抖,几乎让它掉落下来。

谢天谢地,布帘是拉好的。

婶子拉亮灯,只迟疑一两秒,便朝卧室走来,我扑到地上,喘着粗气,数出一个数字:四十四。她撩起布帘,探进头来,不知道我的后脚正将大纸箱推回去一点。

“黑咕隆咚的干什么呢?”她彻底拉开布帘,让灯光漏进来。

“俯卧撑。”

“不好好读书,做什么俯卧撑。”

她将我踢起身,好像要寻找什么,一无所获,然后像是极随意地拉开纸箱,捉起瓷瓶,接下来也许要挪走花盆、杂志,揭开罩布,查看那个保险柜了。我迫切感到要说话,说什么都可以,就是想说,说完就掐死她。她此时却回过头来,诧异地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怪,不是叫你去读书么?”我瞬间脸色通红,僵立在那里。

“出去。”

她明确下达判决,我才全身汗湿着走出来。我坐在沙发边沿,像头伸在铡刀下的囚犯那样,等待她愤怒地走出来,告诉我我都干了些什么。但她出来时却只是往包里塞几件旧衣服,我感到不可思议。

“明天我去你们老家碰你叔,需要帮你带钱么?”她说。

“不用。”我虚脱起来。然后她走了。她走掉很久就像还没有走掉一样。我去卧室看,保险柜的罩布不像被扯起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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