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春 卡洛琳之死 第一节-第二节

“我应该更伤心一些。”雷蒙德·霍根说。

一开始，我以为他说的是他在葬礼上的致辞，因为他刚刚又看了一遍演说稿，正把两张提示卡放回自己蓝色毛呢西装的胸前口袋。但当我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我才意识到，他说的其实是自己的心情。我们正在开往南城的路上，他坐在区检察院的别克车后座上，盯着窗外越来越拥挤的车流，露出陷入沉思的表情。我看着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个表情应该拍下来作为他今年竞选的照片：硬朗的五官，配上严肃、果决的表情，再加上一丝丝忧伤。他展示了这个悲伤都市中一种恬淡寡欲的气息，就像这片城区里最常见的灰暗砖墙和沥青屋顶一样。

在雷蒙德身边工作的人都会说，他看起来很不好。一年零八个月前，他和结婚三十年的妻子安妮分开了。他开始发福，脸上也时时挂着冷酷的表情，这说明，他终于到达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他开始明白，很多痛苦是无法消除的。一年前，大家还在打赌，雷蒙德已经没有动力，也没有兴趣再次竞选检察长的职位了，但他一直在等，等到初选正式开始的四个月前，他才宣布继续参选。有人说，是对权力和公众生活的欲望让他继续参与竞选，但我觉得，雷蒙德的动力大概还是来自于他对自己最大竞争对手尼可·德拉·戈迪亚的痛恨，要知道，尼可去年还不过是一名副检察官而已。但无论雷蒙德继续参选的原因到底是什么，这场竞选注定会非常艰难。在资金还充裕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参谋机构和媒体顾问，帮助我们处理竞选的事宜。三个性取向不明的年轻人对竞选照片之类的事非常看重，坚持要在全市四分之一的公交车车身上展示出雷蒙德的光辉形象。在那张照片中，雷蒙德露着甜蜜的笑容，想传达出一种硬汉式的幽默，但我却觉得那照片中的他看起来有点傻。这大概又是一个标志，说明雷蒙德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了。当他说他应该更伤心一些的时候，也是这个意思吧？！他是想说，自己似乎又一次错过了事态的悄然发展。

三天前，四月一号，雷蒙德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的死。

“我觉得，我根本没办法好好想这件事。一方面，尼可在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说得好像是我谋杀了她一样。那些戴着记者证的浑蛋个个都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出凶手，就连办公室里的秘书都会躲在厕所里偷偷地哭。而且，你知道吗，我还会时不时想起这个女人。唉，在她还没从法学院毕业，还只是个实习生的时候，我就认识她了。是我招她进来的，她为我工作。她聪明又漂亮，也是个很好的律师。但是，现在，天哪！有人闯进她家，她就这么死了。她就这样永别了吗？那凶手突袭了她，敲碎了她的脑袋。天哪！”雷蒙德又说了一遍，“这太让人伤心了。”

“没人闯进她家。”我终于开口了，我这突如其来、像是发表声明般的语调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雷蒙德这时正看着放在他膝盖上的一沓从办公室带来的文件，听到我的话，他抬起头，用一双敏锐而犀利的灰色眼睛盯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

“我们发现她被绑了起来，死前还被强奸过。”雷蒙德接着说，“顺便说一句，如果是我去调查，绝对会从她的仇家和对头开始调查。”

“窗户没有打碎。”我说，“门锁也没有被撬开。”

就在这个时候，开着车的科迪突然从前排座位上转过身，加入了我们的对话。科迪是一位有三十年警龄的老警察，马上就要退休了，退休前主要就是帮雷蒙德开车。他今天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安静，没有跟我们唠叨他在马路上看到的什么流浪汉或者穷苦人。和雷蒙德不同——也和我不同——科迪总是喜欢让自己陷入悲伤。他今天看起来像是没睡好觉，脸上露出一种严肃而忧愁的表情。不知为何，我对卡洛琳公寓状况的描述勾起了他的兴趣。

“公寓里的每扇门、每扇窗都没有上锁。”他说，“她喜欢那样，那个女人以为自己生活在太平盛世里呢。”

“我觉得是有人在故布疑阵。”我对他们俩说，“我觉得凶手是在故意误导警方。”

“拜托，拉斯迪。”雷蒙德说，“我们要找的绝对是个流窜犯。这还需要福尔摩斯来破案吗？你别在查案的警察面前逞能，低调点，好好干自己的事。行吗？给我抓到凶手，我才能松一口气。”他朝我微笑着，一副温暖而充满理解的表情。雷蒙德想让我知道，他在努力支撑着。其实他完全没有必要一再强调抓住凶手的重要性，我都明白。

尼可在接受采访，发表对卡洛琳谋杀案的看法时，相当咄咄逼人、不留情面，“在过去十二年间，检察长雷蒙德对执法部门的松懈管理实际已经让他变成了这个城市犯罪分子的帮凶。这一次的悲剧就证明，他连自己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都难保。”尼可没有解释的是，如果雷蒙德真的那么能力低下，那十二年前他被雷蒙德任命为副检察官的事又该如何自圆其说呢？但政客们都是不解释的。再说，尼可在公开场合从来都不知廉耻，这也是他在政治圈里迅速成熟的原因之一。

无论尼可到底是不是真的成熟，很多人都认为，他不会赢得这次的初选。现在离初选只有十八天了，雷蒙德在过去十二年多的时间里，已经赢得了金德区一百五十万选民的好评。今年，他暂时还没有获得党内的支持，但这主要是因为很久以前和市长之间的一次派系斗争。雷蒙德的政治同盟们——这个圈子从来就不包括我——认为，再过一周半，等第一次民意调查的结果公布以后，党内的其他领导就能迫使市长改变立场，让雷蒙德获得党内的一致支持，在初选中稳操胜券，而在这个一党执政的小城，初选的胜利也就等于整个竞选的成功，雷蒙德继续任职四年就没有任何悬念了。

科迪从前排转过身来，说是已经快到一点了。雷蒙德心不在焉地点点头。科迪把这当作是默许，把手伸到仪表盘下面，打开了车上的警笛。警笛只响了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就像在这拥挤交通中的两个小逗号，但路上的小汽车和卡车纷纷让开了道，我们这辆黑色的别克便小心翼翼地往前开去。这里周边的房屋还是显得有点破落——陈旧的木板房、镶着玻璃碎片的栏杆，面色苍白的小孩子在街边玩着球和绳子之类的东西。我从小长大的地方离这里只有三个街区，当时，我们全家人住在二楼的一间公寓，楼下是我父亲开的面包店。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段阴暗的岁月。白天，我不上学的时候，就会和母亲在店里帮父亲的忙。晚上，父亲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我和母亲就躲在上了锁的房间里，我没有别的小朋友可以做玩伴。直到今天，这片地区也没有很大的改变，还是有很多像我爸爸那样的人：跟他一样的塞尔维亚人，还有乌克兰人、意大利人、波兰人——这些外来民族的人们带着一种悲观的心态，过着各自平静的生活。

周五下午的交通太过拥挤，我们又被堵得死死的了。科迪正好把车开到一辆公交车后面，公交车正轰隆隆地喷着难闻的尾气。车身后面印着一张雷蒙德的竞选海报，海报上的他正朝我们头顶上方望去，脸有一两米宽，脸上倒霉的表情像某个电视脱口秀主持人，或是什么罐头猫粮的代言人。我没法控制自己。雷蒙德是我的过去，也是我的未来，我已经跟了他十二年，在这些年里，我对他绝对忠诚，也充满了敬佩。我是他的副手，他的失败也将会是我的失败。但我无法消除脑海中那个愤怒的声音，它是那么倔强。现在，它突然对着我头顶上的那张照片，直截了当地说，你是个傻瓜。

我们开到第三大街，我发现卡洛琳的这场葬礼显然已经引起了警方的高度重视。停在周边的车有一半是警车，路上还有不少警察三三两两地走来走去。杀害一名检察官离杀害一名警察基本上只有一步之遥，再说，无论派系利益如何冲突，卡洛琳在警局还是有很多朋友的——她是一个很好的检察官，尊重警方的劳动成果，也会努力保证这些成果不会在法庭上付诸东流，因此，她和警方之间的关系就像是忠贞的君臣关系。当然，她也是个漂亮的现代女性，大家都知道，卡洛琳很吃得开。

越靠近教堂，车流就越发拥堵。前面的车在上下乘客，我们就在离教堂不到几米的地方走走停停。那些大人物的车，像是挂着特殊牌照的加长豪华车，还有在附近寻找停车位的媒体记者的车，带着一种笨拙又冷漠的感觉，挤满了整条路。尤其是广播台的车，既不遵守交通法规，更加无视基本的社会公德。有一辆电台的广播车，直接停在教堂橡木大门的正门口，还在车顶架起了一个雷达天线，一堆记者在人群中走来走去，像是在拳击比赛的现场，一有官员到来，记者们就把话筒杵到他们面前。

“等一会儿。”雷蒙德说，我们的车刚一开到教堂门口，蜂拥而来的记者就把车包围了，雷蒙德一边挤出去，一边对我说，他还要在葬礼致辞中加些内容，他稍后会在外面再演练一遍。他在教堂门口停了一会儿，拍了拍第五频道斯坦利·罗森伯格的肩膀，按照惯例，斯坦利将会第一个对他进行采访。

市长办公室的保罗·德怀朝我做了个手势，看来，似乎是市长大人想在葬礼开始前和雷蒙德说两句。雷蒙德从记者堆里脱身以后，我把市长的意思转告了他。他做了个鬼脸，这可不太明智，这个表情保罗是能看见的。雷蒙德跟着保罗走了，他们消失在教堂哥特风格的阴暗走廊里。市长奥古斯丁·波尔卡罗可以说是个暴君，十年前，雷蒙德在政坛上炙手可热时，差一点儿就把波尔卡罗赶下了台，但还是差了一点点。自从那次竞选失败后，雷蒙德就已经用各种方式表达了自己对市长的忠心，但波尔卡罗始终对旧仇耿耿于怀。现在，终于轮到雷蒙德参与新一轮竞选了，波尔卡罗便宣布，他在党派中的角色需要他保持中立，他不打算给雷蒙德任何党内支持。显然，他很喜欢看着雷蒙德独自一人在大海中苦苦挣扎，但如果最终雷蒙德游到了岸边，他又会第一个去恭喜他，说自己一直都知道雷蒙德一定会赢。

教堂里的长椅上已经坐了不少人。卡洛琳的棺木摆在教堂前面，周围摆满了百合花和白色大丽花，空气中飘着一股淡淡的花香。我一边朝前面走去，一边跟两边的熟人打招呼、握手。今天来的都是重量级人物，全是市政府和区政府政坛上的重要角色。很多法官都来了，还有不少律师，几个和卡洛琳有联系的左翼团体和女权组织也来了。大家的交谈都很简单，而脸上流露出来的震惊和悲伤的表情是那么真诚。

我回过头，看到了尼可，他也在人群中和别人打着招呼。

“尼可！”我和他握了握手。他西装的领子上别着一朵花，这个习惯是他从竞选之后开始的。他问起我妻子和儿子的情况，但还没等我回答，他就突然换上一副悲伤庄重的表情，说起了卡洛琳的死。

“她是那么……”他摆着手，搜寻着合适的字眼。我发觉，这个野心勃勃的检察长候选人竟然还在想着说出点诗意的句子来，我打断了他的思路。

“她很出色。”我说，就在那一刻，我被自己这突如其来的情绪吓到了，这情绪竟然从我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地方，就这样突然跳了出来。

“出色，是的，很出色。”尼可点点头，一丝让人琢磨不透的阴影从他脸上掠过，我太了解他了，他这样的表情意味着他又想到了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想法，“我猜，雷蒙德一定很看重这个案子。”

“雷蒙德对每个案子都很看重，你也知道的。”

“哎哟！我还一直以为你和那些政客不同呢，拉斯迪。你这句话是从雷蒙德的演讲稿上照搬的吧？”

“那也比你好，拖拉王。”尼可和我刚开始在上诉庭担任副检察官的时候，他就得到了这个外号。他从来都没有按时完成过报告，老副检察长约翰·怀特便叫他拖拉大王。

“哦，不会吧。”他说，“你们不是对我和媒体说的那些话有意见吧？我确实就是那样认为的啊！我觉得，有效的执法应该从上层开始。我坚信这一点。雷蒙德太软弱了，他累了，他强硬不起来了。”

我是十二年前认识尼可的，那是我成为副检察官的第一天，我们被分到同一间办公室。十一年之后，我成了副检察长，他是凶杀庭的庭长，然后，我解雇了他。在那之前，他已经公然表示了对雷蒙德的反对。当时有一个黑人医生为人非法堕胎，尼可想要以谋杀罪名起诉他。从法律上来说，他的这一主张完全没有道理，但却引起了某些利益团体的兴趣，纷纷支持他的行为。他编造了很多关于他和雷蒙德之间的争议，把法庭辩论变成了自己的竞选演说，而在这些场合，往往都有大量媒体在场。雷蒙德让我作出最后的决定。一天早上，我来到超市，买了一双最便宜的运动鞋，我把鞋子摆在尼可办公桌的正中间，再附上了一张纸条：再见！祝你好运！拉斯迪。

我一直都知道，尼克很适合从政，他的形象很好

。尼可·德拉·戈迪亚大概四十岁上下，个子不高不矮，穿着打扮总是一丝不苟。从我认识他起，他就很注意保持自己的身材，但也爱吃健康的肉类。虽然他的皮肤不太好，颜色的搭配也很奇怪——红色的头发、偏褐色的皮肤、浅色的眼睛——但这些不完美并不会在镜头或法庭上表现得很明显，他是一个大家公认的美男子。当然，他也一直注重穿着打扮，哪怕是在工资不高的时候，他花上半个月的薪水，也要穿上量身定制的西服。

除了英俊的外表，尼可最引人注意的还是他在公众场合表现出来的一种厚颜无耻而又不讲道理的直接。现在，在葬礼上，他就在和他竞争对手的助理，也就是我，一边聊天，一边打着他演说辞里的官腔。在我们认识的十二年时间里，包括我们共用一间办公室的两年，我发现这个拖拉王总是充满了一种狂热而盲目的自信。九个月前，我解雇他的那天早上，他走出去，经过我的办公室时，满面笑容地对我说了一句，“我会回来的。”

我现在还不想惹怒他。

“太迟了，拖拉王。我已经跟雷蒙德说好了，要把我的票投给他。”

他没听懂我的笑话，反应有点迟钝，但等他明白过来以后，他会揪住这个话题不放。我们继续玩着这个互损游戏，攻击对方的缺点。尼可承认他目前也缺钱，但他说，教会大主教的默默支持已经给了他精神上的资本。

“这就是我们强大的地方。”他说，“真的！这就是我们会赢的原因。大家都已经忘了一开始为什么要给民权主义的雷蒙德投票，他现在对选民来说就是一团模糊的存在。而我，却向大家传递了一个强烈的、明确的信息。”和往常一样，尼可每次谈起自己时，总是信心满满，“你知道我担心什么吗？”尼可问，“你知道谁才是最难打败的吗？”他朝我悄悄走近一步，压低声音说，“是你。”

我大声笑了出来，但尼可还在继续，“我放心了，我跟你说的是实话。当雷蒙德宣布参选的时候，我真的放心了。我原本以为雷蒙德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不参选，而是你——他的第一副手去参选。你要是参选，媒体会非常喜欢你的。你不是政治圈里的人，你是一名职业检察官，稳妥、成熟，是那种大家都可以依靠的人，你还是破了‘暗夜圣徒’大案的人。他们会在这方面大做文章，雷蒙德也会让波尔卡罗支持你，你会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劲的对手。”

“荒谬。”我说，我装作毫不在意的样子，但其实在去年，这样的情形我已经想象过不下一百次了，“你太厉害了，拖拉王。”我对他说，“步步为营，你就是永远都不肯停手。”

“嗨，听着，哥们儿。”他说，“我真的很佩服你。说真的，对你，我没有任何不满。”他摸了摸自己露在马甲外面的衬衫，“哪怕我赢了竞选，这一点也不会变，你还会继续当你的副检察长。”

我直接告诉他，他说的都是废话。

“你当不了检察长。”我说，“就算你当上了，你也会提拔汤米·莫尔托当副检察长，谁都知道你们俩是一伙的。”莫尔托是尼可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原来在凶杀庭的副手，现在还在我们检察院上班，但已经三天没来办公室了。他没有打电话请假，办公桌也被清理得干干净净。大家都觉得，等到下周卡洛琳的谋杀案消停一点儿之后，尼可大概就会安排一次媒体发布会，宣布莫尔托已经加入了他的竞选阵营。《雷蒙德助手失望至极，转投尼可阵营》，这一消息说不定会登上报纸的头条。尼可在策划这些事上很有一套，也难怪雷蒙德每次听到莫尔托的名字都会大发雷霆。

“莫尔托？”尼可故意反问了一句。他脸上无辜的表情太假了，但我并没有机会回答他。教堂读经台上的牧师让大家赶紧坐好，葬礼马上开始。所以，我只是在离开的时候朝尼可·德拉·戈迪亚笑了笑——实际上，我也笑得很假——我笑完，便开始在人潮中往教堂的前排走去，雷蒙德和我作为官方代表，座位都被安排在前面。我一边走，一边和认识的熟人悄悄点个头，打个招呼，心里却一直回想着尼可强烈的自信。那就像是人刚从暴晒的烈日下走出来，皮肤被晒得火辣辣的，摸一下都会觉得疼。当我终于看到摆在教堂前面的棺木时，我突然想，也许尼可真的会赢。我内心深处一个小小的声音说出了这个预感，它就像是在我心底哀鸣的良知一样，告诉了我其实我并不想听到的东西。尼可没资格赢，他不应该赢，他是个灵魂上的侏儒，但也许真有什么东西能把他推向胜利。在这个葬礼上，在这个充满死亡气息的场所，我都不能不注意到他强大的活力，不能不去想这种活力将会带他走多远。

按照葬礼的惯例，卡洛琳的棺木旁摆放了两排折叠椅，坐着的大部分人都是社会各界的显要权贵。唯一一个陌生面孔是个十几、二十岁的男孩，他坐在市长旁边，紧挨着棺木。这个男孩满头金发，不过剪得乱七八糟，系着领结，但系得太紧，衬衫的领子都竖了起来。我想，也许是卡洛琳的表弟，说不定是侄子，但绝对是她家里的亲戚。奇怪，卡洛琳的家人，据我所知，都在东部，而她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离开他们了。在这个男孩的旁边还有不少市长的人，人数超过了座位的数量，没有我的位子了。我走到后排，雷蒙德往后靠过来，他显然看到了我和尼克刚才在谈话。

“拖拉王又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说，就是一堆废话，他已经快没有竞选经费了。”

“谁不是啊？”雷蒙德说。

我又问他关于他和市长的会面，雷蒙德翻了个白眼。

“他想给我一些建议，私底下，就我和他之间，因为他不想表现得有所偏向。他觉得，如果我们能在选举前抓住杀害卡洛琳的凶手，那我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你能相信吗？他脸上还装出一本正经的表情，我也不好转身就走，他可得意了。”雷蒙德伸出手指着他，“看他站在那儿，还挺伤心的。”

和往常一样，雷蒙德总是没法控制自己对波尔卡罗的情绪。我四周看了看，希望没人听到我们之间的对话。我把脸转向坐在市长身边的那个男孩。

“那男孩是谁？”我问。

雷蒙德回答了我，但我觉得我没听懂。我又朝他靠近了一些，他把嘴凑到我耳边。

“她儿子。”他又说了一遍。

我猛地站起来。

“和他爸爸在新泽西州长大的。”雷蒙德说，“然后来这儿上大学，现在还在念书。”

我一下惊呆了。我对雷蒙德嘟囔了两句，朝最后一个座位走去，一路上台阶两旁全是鲜花。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一开始头晕目眩的震惊已经过去了，但当背后的管风琴突然发出沉闷的音乐、牧师开口说话时，我越发震惊，内心也开始翻腾，不知怎么的，我突然就真的伤心起来。我有些无法理解，她不可能还隐藏着这样一个秘密。我一直就在猜测，她应该结过婚，但她从来没有提过自己还有一个小孩，更不用说这个小孩还生活在这里。我努力抑制着想要离开的冲动，我多么想走出这阴暗的教堂，让外面刺眼的阳光让自己清醒一下。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了下来，我迫使自己把注意力放到正在进行的葬礼上。

雷蒙德走到讲坛上，没有人正式介绍他的出场。已经有人在雷蒙德之前做了简短的发言，包括牧师希勒和女律师协会的瑞塔·沃斯——但雷蒙德一上场，空气中立马就多了一份凝重的气氛，这强烈的气氛让我从自己的悲伤情绪中解脱出来。在座的几百号人变得鸦雀无声。雷蒙德·霍根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的缺点，但他在公共场合的表现是完美的，他是个优秀的演说家。他已经有点秃顶了，还开始发福，但他穿着高档的蓝色西装站在那里，开始叙说自己的悲痛和愤怒时，就像一座指引光明的灯塔。

他在发言里提到了很多关于卡洛琳的有趣小事，他说，他还记得有些冷漠强硬的检察官认为，实习生只不过是社会义工，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聘用卡洛琳。他还说起了卡洛琳的坚强、聪慧，他回忆了她曾经打赢过的案子、她曾经反抗过的法官，还有她曾经勇敢打破的陈规陋习。这些故事从雷蒙德的嘴里说出来时，是那么饱含深情、那么生动有趣，让人回想起卡洛琳的好，回想起她的勇敢。在这样的场合中，雷蒙德总是能把自己的所想所感传达给听众，引起共鸣，在这方面还真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但是我，却还没有从之前的震惊中恢复过来。我发现所有的一切，伤心、震惊、雷蒙德的话带给我的刺痛，还有心底深处无法言说的悲哀，都涌上了心头，挑战着我的忍耐极限。我拼命地保持冷静，我开始劝说自己，我不能去参加稍后的下葬仪式，我还有工作要做，办公室里自然会有人参加的。秘书、文员，还有其他女人，她们以前总是对卡洛琳说东道西，现在也都来了，坐在前排哭着，她们会紧紧站在墓地周围，为又一条生命的永远凋落流泪，还是让她们看着卡洛琳被长埋地下吧。

雷蒙德的演讲完了。他的表现堪称完美，很多以为他已经一蹶不振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一表现。当他朝自己的座位走去时，观众席明显出现了一阵骚动。牧师开始介绍葬礼接下来的流程细节，我根本没听，我已经决定了，我要回办公室。我会按照雷蒙德的意思，继续寻找杀害卡洛琳的凶手。我的离开不会有人介意的——最不会介意的，我想，大概就是卡洛琳自己。我已经向她表达了我的敬意，她也许会说，这已经足够了。她知道，我也知道，我已经为她伤心过了。

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奇怪气氛，好像一切都乱套了。大厅里空空荡荡，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唯一两个留守办公室的秘书在走廊里跑来跑去，忙着接电话。

即便是在最辉煌的时候，金德区检察院也流露着一种沉闷的气氛，绝大多数的副检察官都是两人共用一间拥挤的办公室。这幢区政府的办公楼修建于1897年，是当时刚刚时兴的工厂高校建筑风格。坚固的红砖外墙，配以古典风格的立柱，让人第一眼看见就知道这是一处公共建筑。办公楼里，房间的门上有横窗，窗户上有窗棂。墙壁被漆成苔藓般的暗绿色，像是医院。最糟糕的是里面的灯光，暗黄阴沉，显得陈旧不堪。这就是我们办公的地点了，两百名职员在这里忙忙碌碌，努力处理着这座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和周边两百万人口的区县中发生的每一桩案件。夏天，这里像热带丛林，又热又潮，陈旧的窗户与电话铃声一起震动。冬天，暖气到处漏水，阳光再灿烂，也有一丝永远挥之不去的阴沉。这就是我们中西部地区的司法中心。

在我的办公室里，利普兰泽正在等我，他躲在门后面坐着，像西部片里的反面角色。

“人都死哪儿去了？”他问。

我把外套扔到一张椅子上，说：“有人死了，你怎么还这么无动于衷！对了，你上哪儿去了？所有警龄五年以上的警察可都去了。”

“我从来不参加葬礼。”利普兰泽干巴巴地说。我觉得，一个专门查凶杀案的警察却讨厌葬礼，这其中应该有些深层次的含义，但一时半刻又想不出来，只好把这个念头暂时放下。我工作的情况就是这样：每一天，都遇到一些隐含深意的征兆，但总又记不起来，它们瞬间来去，只留下一个影子，像飞奔而过的小动物。

我把注意力收回来。我的办公桌上有两样东西：一样是检察院里负责人事管理的梅可写给我的留言条，另一样就是利普兰泽放在我桌上的信。梅可的留言条很简单：汤米·莫尔托在哪儿？我突然想到，除了我们对莫尔托玩政治阴谋的推测之外，是不是也该派个人去医院和莫尔托家里看看。已经死了一个副检察官了，别再出什么意外才好。利普兰泽给我的信封上贴着警局鉴证科的标签——嫌疑人：未知。被害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你知不知道，我们的被害人还有一个儿子？”我一边找拆信封的裁纸刀，一边问。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说。

“还是个孩子，看上去十八九岁的样子，他也去参加葬礼了。”

“真的假的？”利普兰泽又说了一遍，他掏出一支香烟，“参加葬礼居然还有惊喜。”

“我们应该找个人去和他谈谈，他在这儿念大学。”

“把地址给我，我去找他。今天早上莫拉诺又跟我说，‘雷蒙德的人怎么吩咐，我们就怎么做’。”莫拉诺是警察局长，是和波尔卡罗一伙的，“他在等着看雷蒙德出丑呢！”

“他和尼可都一样。对了，我今天碰到尼可那个拖拉王了。”我把和尼可碰面的经过告诉利普兰泽，“尼可对自己很有信心啊！有那么一分钟，我甚至都有点相信他了。”

“他会表现得很好，好得超过人们的预料。到那个时候，你就后悔莫及了，后悔你自己没有参加竞选。”

我做了个鬼脸，谁知道呢？现在有利普兰泽帮我，我不用操心这些事。

我第十五次去参加大学同学的聚会时，收到一张问卷调查表，上面问了很多私人的问题，我觉得都很难回答：你最崇拜的现代美国人是谁？你最重要的身体特征是什么？你最好的朋友叫什么名字，描述一下他。对最后一个问题，我思考了一会儿，最终写下了利普兰泽的名字。“我最好的朋友。”我写道，“是一个警察。大概是一米七三左右的个子，吃饱了饭后也只有一百一十多斤，头发剪得很难看，看上去有点阴险，像在街头游荡的小混混，他每天抽两包骆驼牌香烟。我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共同点，但我很敬佩他，他在自己的圈子里很厉害。”

我第一次认识利普兰泽是在七八年前，那时，我刚刚被分配到刑事犯罪庭，他则刚刚开始在警局凶杀案调查组的工作。从那以后，我们一起办了十来个案子，但在某些方面，我仍然觉得他很神秘，甚至很危险。利普兰泽的父亲是西区分局的巡警，父亲过世后，利普兰泽就从大学退学，继承了父亲的衣钵，成了一名警察。之前，他被直接任命到检察院工作，担任警局驻检察院特别专员。从理论上说，他的工作是检察院和警方之间的联系人，协调处理涉及各种特殊利益关系的凶案调查。但实际上，他就像一颗流星，总是独来独往。他直接向上司施密德汇报工作情况，而施密德关心的只是每年年终前能不能完成十六起凶杀案破案的任务指标。所以，利普兰泽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在酒吧和码头出没，和任何能给他提供消息的人喝上两杯——这些人包括小流氓、记者、流浪汉、联邦探员，等等，任何能让他了解那些黑帮大佬近况的人，而利普兰泽对黑道的研究可谓专家水平。最后，我终于明白，也许正是他知道的秘密太多，才总是闷闷不乐吧！

我手里还拿着他送来的信。

“这里面是什么？”我问。

“有三页案子的报告，还有不少尸体的照片。”那三页纸是现场警察的情况汇报，我曾经和这些警察直接谈过。还有警局法医熊谷医生的解剖报告，熊谷是个个头矮小、长相奇怪的日本人，像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宣传画里直接跳出来的一样，他有个外号，叫“不痛”，是个很难应付的人。如果他要上庭作证，没有哪个检察官不向上帝祈祷的。

“结果怎样？到处都发现了精液吗？”

“只有在阴道里。她死于头骨碎裂引起的大出血，从照片上看，像是被掐死的，但‘不痛’说她的肺里其实有空气，凶手肯定是用什么东西打了她的头。‘不痛’也不清楚凶器是什么，不过他说，作案工具很重，而且很硬。”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在她的公寓里寻找凶器？”

“我们把那里都翻遍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明显不见了？蜡烛台？书夹？”

“没有！我已经派了三支不同的队伍，彻底搜查过了。”

“那么。”我说，“这个凶手就是有备而来了。”

“有可能，或者是他把凶器带走了。我不敢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有备而来，看起来，他打她只是为了要制服她，没想到把她给打死了。我认为——你看到照片之后也会这样认为——他用来捆她的绳子，打的是活结，还有，他还曾经试着压在她身上，这些应该都只是想让她安静下来。”利普兰泽说，“他原本只想强奸她。”

“有意思。”我说。

“很有意思。”利普兰泽说，“这个凶手非常有意思。”我们都沉默了片刻，他继续说，“我们在她手臂和手掌上没有发现擦伤，什么都没有。”这就说明，在卡洛琳被绑起来的时候，她并没有挣扎过，“瘀伤在后背右边，应该是凶手从后面打她的地方，是先打了她然后再把她绑起来的。只不过奇怪的是，他完全可以一开始就把她弄死，变态杀人犯一般应该都是很残忍的。”

这我就不知道，我耸了耸肩。

我从信封里最先拿出来的是照片。照片很清楚，彩色的。卡洛琳的公寓在河边，原本是一座仓库，后来被改建为阁楼式公寓。她用中国屏风和厚重的挂毯把最外面的大房间隔开了，整间房子的风格很现代，但也有一些优雅、经典和古朴的装饰，她被杀的地方是在厨房外面的客厅。最上面的一张照片是整个公寓的全貌，客厅里的咖啡桌上铺着一块厚厚的绿边玻璃，桌子的黄铜支脚已经掉了，一个矮脚凳也倒在地上。总体上，我还是同意利普兰泽的观点，这个案子和我所见过的其他案子相比，确实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地板的厚绒地毯上有一块血迹，形状像一大片轻柔的云朵。我抬起头，后面就是尸体的照片了，但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去看。

“‘不痛’还说了什么？”我问。

“这个凶手放的是空弹。”

“空弹？”

“是，你会感兴趣的。”利普兰泽努力回忆着熊谷医生关于精液的分析结果。精液基本没有渗出阴唇，也就是说，在发生性关系之后，卡洛琳可能就没再站起来，这也是我们认为她被强奸和谋杀应该是同时发生的另一个原因。四月一号她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是七点过一点儿，熊谷认为，死亡的时间大概在九点左右。

“十二个小时之后，尸体才被发现。”利普兰泽说，“‘不痛’说，通常在这个时间段之后，如果用显微镜观察，应该还能在输卵管或子宫里发现一些活性的精子。但这个人的精子没有一个活性的，什么都没有。‘不痛’认为，这个人应该没有生育能力。”利普兰泽刻意强调了最后几个字，“他说，这可能是之前得过腮腺炎引起的。”

“所以，我们找的是一个没有小孩而且曾经得过腮腺炎的强奸犯？”

利普兰泽耸了耸肩。

“‘不痛’说，他会提取精子的样本，送到鉴证科化验，也许他们能分析出更多的东西。”

我一想到‘不痛’要去探究高等化学的领域，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我们就找不到一个好点的法医了吗？”我问。

“不是已经有他了嘛。”利普兰泽故作无辜地回答。

我又叹了一口气，翻了翻熊谷的报告。

“采集到什么其他人体体液了吗？”我问。不同血型的人分泌的体液也各有不同的类型。

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报告拿过去看了看，“有。”

“血型？”

“A型。”

“啊。”我说，“跟我一样。”

“我也想过。”利普兰泽说，“但你已经有个孩子了。”

我说他太直接了。他根本懒得回答，又点了一支香烟，摇摇头。

“我只是还没想明白。”他说，“这整件事情太奇怪了，我们一定漏掉了什么地方。”

接着，我们再次开始分析，凶手会是什么样的人，作案的动机又是什么，这大概是调查者们最喜欢的游戏吧。利普兰泽一开始最怀疑的是卡洛琳曾经定过罪的犯人，可以说，这些人是每一个检察官最头疼的问题，说不定哪天，某个被你送进监狱的人就找你报仇来了。我刚被分到审判庭工作时，接手了一个案子，起诉一个名叫潘乔·莫卡多的年轻人，他对七十七岁的老人大打出手，我的结案陈词引起了他的暴怒。这个潘乔身高一米九三，体重二百三十多斤，突然从被告席里翻出来，追了我大半个法庭，最后，还是坐在轮椅上的梅可在餐厅里制服了他。《论坛报》用整整三版的篇幅叙述了整个故事，标题更是荒唐可笑：《检察官惊慌失措，残疾人出手相救》。我妻子巴巴拉总是说，这才真正是让我扬名的第一个案子。

卡洛琳所接触的犯人比潘乔这样的人还要奇怪，因为在好几年的时间里，她负责的都是强奸案庭的工作。听到这个名字，你也就知道她的工作内容了，在那里，处理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性侵犯案件，包括猥亵儿童的案子。我还记得，有一个案子是三个男人在一起发生关系，结果却起了冲突，检方证人出庭的前一天晚上，被人往肛门里强行塞进了一个电灯泡，以威胁他不准出庭。所以，利普兰泽认为，应该是卡洛琳以前起诉过的某个强奸犯来找她复仇了。

我们都认为应该回顾一下卡洛琳办过的所有案件，看看有没有谁的作案手法和三天前卡洛琳的被杀有相似之处。同时，犯人又是她曾经起诉或者调查过的。我说我会认真检查卡洛琳办公室里的所有记录，警局也正在电脑里查找性犯罪者的记录，利普兰泽会进行对比，看两边的记录中有没有相同的名字，或是作案手段类似、都用到了绳子的嫌疑对象。

“我们现在有哪些线索？”

利普兰泽简要地向我做了介绍。谋杀案发生的第二天，邻居中没有人突然消失，但警方对邻居的初步询问可能都比较仓促，他会安排凶杀组的警官，再对小区的所有人进行一次调查。这一次，他们会在晚上去查问，因为凶杀案是发生在晚上，晚上去调查时在家的人有可能在凶杀案发生的时候也在家。

“有一个女人说，她看见一个穿雨衣的男人站在台阶上。”利普兰泽看着自己的记事本说，“克拉波特尼可太太，说那男人好像看起来有点眼熟，但她觉得他应该不是住在那里的。”

“毛发和纤维组的人最先搜集现场的证物，是不是？”我问，“他们什么时候能有结论？”对这些人来说，他们面对的任务可不寻常，他们要搜集尸体上的每一个细微证据，拿着镊子把犯罪现场翻个遍，然后再把发现的每一样东西都放在显微镜下仔细观察。往往他们都能轻松地将各种毛发分类，还能分析出嫌疑犯穿的是什么衣服。

“需要一周，最多十天左右。”利普兰泽说，“他们重点分析的是那根绳子，希望能找出点有价值的信息来。他们还跟我说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他们从地板上找到了很多绒毛，周围还有一些毛发，但找不到任何打斗过的痕迹。”

“指纹呢？”我问。

“他们到处都进行了指纹采集。”

“检查过这张玻璃桌没有？”我把桌子的照片给利普兰泽看。

“检查过了。”

“看不见的、比较隐蔽的地方呢？”

“都查了。”

“结论呢？”

“还只有一个初步的结论。”

“指纹是谁的？”

“卡洛琳·波尔希莫斯。”

“这没用啊！”

“也不是完全没用。”利普兰泽把我手上的照片拿过去，指着照片说，“看到这里的吧台没？看到这只杯子没？”一只高脚杯静静地立在那里，“上面采到了指纹，有三个，而且都不是死者的。”

“知道是谁的吗？”

“还不知道。鉴证科那边说还需要三周时间，他们那里忙得很。”警局鉴证科有每一个曾经录过指纹的人的电子档案，根据每个人指纹纹路的不同特点，可以与在犯罪现场采集到的指纹进行对比，从而确认嫌疑人的身份。以前，需要人工对十个指头的指纹进行对比，而现在，进入了计算机时代，可以用电脑完成这项工作。扫描仪会读取指纹的形状，然后与档案库中所有的记录核对。整个过程只需要几分钟，但由于区警局经费的限制，他们并没有全套的设备，所以在查一些特殊案子时，还需要从州警局借仪器，“我让他们快点，他们就跟我扯什么专业术语。最好能有个检察官打电话催催他们，告诉他们要和全区所有的指纹记录进行对比。”

我暗暗在心里记下了。

“我们还需要查电话记录。”利普兰泽指着文件说。很多人并不知道，但其实电信公司对本地所有的通话都在电脑里保存了记录，也就是一份通话详单。我立刻拿起笔写传票，拿着传票，利普兰泽就能找电信公司要到记录了。“让他们把卡洛琳过去六个月里所有的通话记录都调出来。”利普兰泽说。

“他们肯定要大发牢骚了，估计有好几百个号码。”

“那就找所有通话超过三次以上的。我拿到名单以后，会再去找他们详细查的。不过你现在先把传票开好，省得我到时候满世界又找你。”

我点点头，我在思考。

“如果往前查六个月。”我告诉他，“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号码。”我朝自己办公桌上的电话点了点头。

利普兰泽不动声色地看着我，说：“我知道。”

那么，他是知道的，我想。我思考了一分钟，想弄明白他是怎么知道的。我觉得，也许是猜到的，人都喜欢说闲话。再说，利普兰泽往往能注意到别人根本不会在意的一些事。我甚至怀疑，他是赞同我的做法的。他虽然没结婚，但并不是单身。他认识一个比他大十岁的波兰女人，是个寡妇，孩子都已经成年了。利普兰泽和她每周见面两三次，那女人帮他做饭，和他上床。在电话里，他叫她妈妈。

“你知道吗？”我说，“既然又说到这个话题，我还要说一句，卡洛琳在家的时候，总是会把门窗锁好。”我平静地对他说出这句话，连我自己都很佩服自己，“我的意思是，她一直是很小心的，不会忘了关门和窗户。她是有点柔柔弱弱，但她是成年人，她知道自己住的是什么地方。”

利普兰泽的视线渐渐集中，双眼犀利而闪烁。他知道，我说的这个信息非常重要，而且，他似乎还觉得，我把这个信息拖到现在才说，可能也有什么深意。

“那么，你觉得是怎样？”最后，他问，“凶手杀人以后，故意把窗户打开了？”

“有可能。”

“所以，凶手是想把现场布置得像入室抢劫杀人？但其实一开始，是卡洛琳自己开门让凶手进来的？”

“这不就说得通了吗？是你告诉我，吧台上有一只酒杯，她应该是在招待客人。我敢打赌，凶手肯定不是什么丧心病狂的流窜犯。”

利普兰泽盯着自己手里的香烟。我看着门外，我的秘书尤金妮亚已经回来了。大厅里有人说话的声音，大家应该都从墓园回来了。我听到说笑声，笑声是轻松的，但也带着隐隐的焦虑。

“不见得啊！不见得。”利普兰泽终于开口了，“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女人。”他又直直地盯着我。

“你是说，你觉得是她打开门，把一个自己曾经送进过监狱的人迎了进来吗？”

“我觉得，卡洛琳会做什么样的事是很难说的。也许，是她在酒吧碰到了这么一号人物。或者，有人给她打了个电话，邀她一起喝两杯。你觉得她一定会拒绝吗？我们说的可是卡洛琳。”

我明白利普兰泽的意思。一个女检察官，所做的工作就是对各种变态的人提起诉讼，为受害者争取权益。利普兰泽确实很了解她。如果有犯人对自己很多年都耿耿于怀，卡洛琳大概根本不会介意。但不知怎么回事，我和利普兰泽的这番话让我渐渐涌上一种晕船的感觉。

“你不太喜欢她，是不是，利普兰泽？”

“是不太喜欢。”我们相互看了对方一眼，然后，利普兰泽伸出手，在我膝盖上敲了一下，“但至少有一件事，我们是知道的。”他说，“那就是，她挑男人的品位还真不怎么样。”

利普兰泽说完这话就把骆驼香烟塞进外套的口袋，站起身来走了。我让尤金妮亚暂时别来打搅我，在这片刻的独处中，我已经准备好去看卡洛琳的尸体照片了。我开始整理照片，但有那么一段时间，我的注意力还是放在自己身上。我对这件事的处理得当吗？我告诉自己，要时刻保持专业的态度。

但是，当然，我也在逐渐失控，就像一块玻璃在受到撞击后会出现裂痕，然后，那裂痕会像一张大网不断延伸。一开始，我觉得很震撼，虽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一时还无法接受，心中的不安却是那么强烈。在最上面的几张照片里，茶几上沉重的玻璃桌面是压在她肩膀上的，让人想起实验室里用来放在显微镜下的玻璃片。但很快，玻璃就被移开了，照片上只剩下卡洛琳的尸体，那么柔软，一看就让人觉得她很灵活、很结实。从尸体的姿势来看，她死前一定经历了很大的痛苦。她的双腿修长而光洁，胸部挺拔，虽然死了，但仍然显得那么性感。我渐渐意识到，我的这种念头显然是受到了其他经历的影响，因为在这照片上所呈现的一切是一幅可怕的场景，和性感没有丝毫关系。她的脸上和脖子上都有大片的瘀青，从脚踝到膝盖、到腰、到手腕都绑着绳子，最后，绳子被牢牢地系在她的脖子上，绳子边缘有明显被烧过的痕迹。她的整个身体被绑成弓形，一定很难受，她脸上带着可怕又惊恐的表情。凶手原本应该是打算勒死她的，她的双眼瞪得大大的，都已经凸了出来，嘴巴张着，仿佛在发出无声的尖叫。我看着照片，认真分析着。她的表情中充满一种狂野、怀疑又绝望的感觉，让我不寒而栗，让我想起了在码头上搁浅的鱼，我要鼓起足够的勇气才敢去看它们大大的黑色眼睛。我现在的感觉就和看鱼时一样，有敬畏、有惊讶，也有无法理解。但是，当表面所有的尘埃都被拂去时，当羞愧与恐惧无处遁形时，我竟然生出一种满足，哪怕是对自己这种卑鄙心态的自责也无法消除那种满足。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曾经是那么优雅、那么坚强，现在，却在我面前的照片里静静躺着，脸上带着一种她从来没有过的表情。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她希望得到我的同情，她需要我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