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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倒台后，大家就在等着你，”两人坐下后，哥哥说，“所有去国外的人都回来了，至少都回来照过面了。不，不，这不是责备。你自己知道该做些什么。”

“你错了，”约瑟夫笑道，“我并不知道。”

“你是一个人回来的？”哥哥问。

“是的。”

“你打算回来久住？”

“不知道。”

“哦，当然，你得听听你妻子的意见。我听说，你在那边结了婚。”

“是的。”

“是个丹麦人吧。”哥哥拿不准是谁，说道。

“是的。”约瑟夫答道，继而无语。

这沉默让哥哥局促不安，约瑟夫为了找点话说，开口问道：“现在这房子是你的了吧？”

从前，这幢四层楼房属于父亲，房子有一部分出租，哥哥现在住的就是楼里的一套房间。过去，一家人（父亲，母亲，还有两个儿子）住在三楼，其余的就租出去。一九四八年共产主义革命后，房子被充公，一家人变成了房客。

“是的，”哥哥答道，显得很尴尬，“我们设法跟你联系过，可是没联系上。”

“什么，你知道我的地址？”

一九八九年以后，所有在革命中被收为国有的财产（包括工厂、旅馆、出租房、土地、森林）都归还原主（更确切地说是还给他们的儿子或孙子）；这一程序被称为“返还财产”：只要向法院申明自己是业主，若一年内无异议，就可永久取得所有权。这种简单的法律程序一方面使很多人能从中作假，但另一方面也免去了许多财产继承诉讼案，免去了上诉、申诉等诸多麻烦。于是在短得让人吃惊的时间内，一个阶级社会产生了，有了资产阶级，他们富有而敢干，得以带动整个国家经济。

“这事，当时是个律师给办的，”哥哥说，还是很局促，“可是现在太晚了。手续已经结了。不过别担心，我们之间可以妥善解决，用不着律师。”

这时，约瑟夫的嫂子进了门。这次，没有出现目光的碰撞：她老多了，一进门，一切也就全明白了。约瑟夫只想低下头去，偷偷地看她一眼，免得令她不快。可他陡生怜悯之心，走上前去拥抱了她。

三人都坐了下来。约瑟夫无法摆脱内心的激动，又看了她一眼；如果在街上碰到她，恐怕都认不出来了。约瑟夫心想：“他们是我最亲的人了，是我的家，是我惟一的家，我的哥哥，我惟一的哥哥啊。”他不断地在心里重复着这些话，仿佛想延长这份同情之心，不让它消失。

出于一阵强烈的怜悯，约瑟夫说：“把房子的事彻底忘了吧。听我说，我们真的还是实际点。在这里拥有一点产业，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的问题不在这里。”

哥哥松了口气，连声说：“不，不。我喜欢什么都公平。再说，你妻子也有她的看法。”

“说点别的吧。”约瑟夫说着握住哥哥的手，紧紧地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