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争与和平》

第四节《战争与和平》

历史并非英雄创造的

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登场人足有五百五十九人。把这一庞大的人物群，写出每个人的特色并加以戏剧化，托尔斯泰的天才力量是任何人都不能不为之折服的。他的想象力、构成力，婉转曲折而细微的心理刻画，他的独具特色的历史观……的确应说是大文豪的最高杰作。

这部长篇小说，是从一八○五年七月彼得堡一次豪华晚会的场面开始的。它描写了从这年起俄罗斯与奥地利联军对拿破仑开始的战争，直到七年后以拿破仑的军队入侵俄罗斯为高潮的这一段激荡的时代，它的终幕一直写到一八二○年冬天。写了奥斯特里茨与鲍罗金诺的两大战役，莫斯科的大火，拿破仑的败退等等历史上的巨大事件，以巨大的场面，描叙了欧洲近代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时代。

对这样的"大状况"，配以"小状况"即以保尔康斯基、罗斯托夫、别竺豪夫三个家族为中心的种种人物群像。围绕着"战争意味着什么"、"和平又意味着什么"以及"人生"、"死"、"爱"等等根本问题，形成了空前壮大的人间剧。

托尔斯泰三十六岁时开始写这部小说，最初似乎企图写一部以一八五六年由流放地被赦免归来的十二月党人的活动为主题的小说，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上溯到前一时期俄国历史上的巨大事件——对拿破仑的战争。俄国的亡命诗人梅列日克夫斯基在提到普希金所说的："他给俄罗斯民族揭示了伟大的天命"这句话的同时，认为"彼得大帝所给予的冲击，使俄罗斯的肉体觉醒，而拿破仑所给予的冲击，使俄罗斯的灵魂觉醒"（《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梅列日克夫斯基著，植野修司译，雄浑社版）。拿破仑给俄国的冲击的确是意义深远的，它使俄国人的民族觉醒迅速得到高涨。这一事实，正如梅列日克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可以从代表俄国的两大文豪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各在其主要著作《战争与和平》、《罪与罚》中均写了拿破仑一事，得到印证。

那么，和拿破仑在历史上的存在相比较，出现在《战争与和平》中的拿破仑的形象又是多么寒伧、多么单调甚而至于藐小啊（以下引文均摘自中村白叶译《战争与和平》，收于《托尔斯泰全集》，河出书房新社版）。

在奥斯托尔利兹战役中负伤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偶然与巡察中的拿破仑相遇，拿破仑虽是敌人，但却是安德烈十分崇敬的英雄。

"啊啊，死得光荣。拿破仑看着保尔康斯基说道。安德烈公爵意识到这是在说自己，同时也知道说这话的人是拿破仑。……但是他用听苍蝇嗡嗡叫的心情在听这话。……他虽然知道那是拿破仑——他所崇拜的英雄，但是，这时和在他那头上飘浮着云彩的高邈的苍穹与他灵魂之间所正在产生的东西相比，使他觉得拿破仑简直是太藐小了，太微不足道了"（第一卷第三编）。

其他，如鲍罗金诺会战的场面，或法军从莫斯科败退的场面，其中所刻画的拿破仑，与俄国的民族英雄库图索夫将军相比，往往被描绘得单调、卑猥，带有可笑的味道。当然，也可以认为"伟人"中也往往隐藏着"凡人"，但《战争与和平》中所描绘的拿破仑的形象，却未免过于寒伧了。

让我们看看与托尔斯泰笔下的拿破仑形象形成对照的、另一个大文学家是怎样评价拿破仑的。在歌德与爱克曼的谈话中，他是这样说明他对拿破仑的印象的：

"——拿破仑是个了不起的人，总是那样富于悟性，那样头脑明晰而富于决断力。""他的一生走着的是，从一次战争接一次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半神式的道路，可以准确地说，他始终处于开悟的状态之中。正因为是这样，才形成他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的命运"（《与歌德的谈话》，爱克曼著，山下肇译，岩波文库版）。

究竟哪个是拿破仑形象的真实相貌？是托尔斯泰的？还是歌德的？——关于这点，这里不准备多说，只想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在身负重伤的安德烈眼中，拿破仑形象之所以很快就黯然失色，是安德烈假托在拿破仑身上的世俗的价值——也就是说，那些权势、财富、名誉、地位等等，在生死这一根本前提面前，说明它会多么脆弱地崩溃下去。

按佛教的教义，一切外部世界的现象都与内部世界具有不可分的关系，都是内部世界的显现。从而，我们不应忘记：

在《战争与和平》中登场的拿破仑形象，也是托尔斯泰或者安德烈公爵在"自己心灵"中把它接受下来，并把它加以映现出来的拿破仑形象。

第二，即使如此也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托尔斯泰如此执拗地把拿破仑加以卑猥化呢？这使人不能不感觉到托尔斯泰独特的历史观起着强烈的作用。这就是指他那看事物的透彻眼力：历史不是由卓越的领袖个人创造的。

拿破仑就是由于托尔斯泰的这种透彻的洞察力，在悠久的宇宙和历史的激流当中，在无法逃避的生死的大事上，以及在民众的创造力面前，只能接受如此这般的评价。

导致最后胜利的根本条件

在开始鲍罗金诺战役的前夕，安德烈公爵向前来阵地访问的好友彼埃尔讲了战争中最重要的东西。他说：

"两个步兵总要强过一个步兵，但是，实际作起战来，有时一个营会强过一个师，有时还会弱过一个连。这点就是不同。……战争的胜利，过去就不决定于阵地、装备、兵员，恐怕将来也是如此的。……决定它的嘛，是我，是他，是这些人……还有，每一个士兵的情感。"

"战争嘛，只有那下定决心，一定要取得胜利的人，才会胜利。为什么我们在奥斯特里茨吃了败仗，敌我双方的损失是不相上下的，可是，我们却过早地认为我们是输家，于是我们就真的输了"（第三卷第二编）。

"情感"、"下定决心，一定要取得胜利的人，才会胜利。"——这绝不是太平洋战争中表现在日本军部身上的那种无谋的、非理性的精神主义。在任何战争中，决定最终胜利的根本条件，在于它的全体成员是否具有为某种目的、团结一心这样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像听到一群水鸟的飞翔声就逃跑的平家军①那种样子，从一开始一盘散沙、惊恐万状，是根本不可能取得战争胜利的。

①在"源平之争"中，一次，平家军与源氏军会战（富士川之战）时，由于平家军将兵都十分怯懦，夜闻一群水鸟惊飞的声音，便以为敌军袭来，惊恐败走。成为历史上有名笑柄。

这是我从一个年轻朋友那里听来的故事，现在某橄榄球日本代表队的教练曾讲过如下的一件事：

——有一次，在日本代表队看来，实力多少有些差距的国外一个学生队前来日本访问，规定的四场比赛，最后一场，决定由日本代表队上场。从第一场的战绩看，对方并不很强，这样，就产生了疏忽大意。而那个学生队却是把全力倾注到和日本代表队的比赛上的。果然，日本代表队一败涂地。取得胜利的学生队回到更衣室后，爆发了一片胜利的欢腾。这样，日本代表队的教练进行了反省：假如是我们胜利了，我们能够那样欢腾吗？也就是说，在争取必胜的执著与信心上，不是已经存在着差距了吗？

士气——也就是说能否在中心者的率领下紧密团结从事某项工作，这对于决定胜负属于谁，起着如此微妙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鲍罗金诺之役中，这点也是非常富于教训的。这次战役，双方都未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从战斗本身来说，显然法军处于优势。但是，库图索夫是绝对不肯承认失败的。

"只有他一个人，公然说·鲍·罗·金·诺·战·役·是·胜·利·的，无论是口头上也好，在报告或建议书上也好，他到死都这样主张着"（第四卷第四编）。

实际上，库图索夫的作战本身也是如此的。在鲍罗金诺之役看来已经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份不妙的战况报告送到库图索夫手里。但是被敌人评价为"那个慢性子的库图索夫、以忍耐与时间决定一切为信条，果断敢为之敌"（同前书）的他，唯独此时一步也未退让。他朝着泄气的部下大喝，命令副官说：

"去向各战线传达我的命令，明天由我们发动攻击"（第三卷第二编）。

而其结果——

"依靠一般称为士气、构成战争中枢神经的一种气氛在整个军中维系起来的连锁——依靠这种很难说明其性质的神秘连锁，使得库图索夫的话和他对次日作战发出的那道命令，一起传遍了全军"（同前书）。

这位"将军"的决心，使疲劳已极、心理动摇的将兵们振奋起来，这样打开了战场上的胶着局面。平时尽管他几乎让人看成是优柔寡断的慎重论者，但到了这一要见真功夫的时刻，这位坚持必须打赢、不想后退一步的库图索夫，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名将。有的人认为一八○○年后俄国的将军中再也没有人能像库图索夫那样受人们的尊敬了，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对此，拿破仑又如何呢？法军又如何呢？

"尽管拿破仑已接到报告说占领了突角堡，但他已觉察到这次战争和过去所有的战争都有某种不同、或完全的不同。而且他也觉察到那些具有战争丰富经验的周围的人，也具有和自己所体会到的相同感觉。……拿破仑根据他的长期战争经验，他深深懂得，长达八小时倾注全力，仍不能使胜利归于攻击军之手的战斗，意味着什么。他深深懂得，这次战争几乎等于失败，在现在这样战斗达于极度紧张的情况下，一个极微小的偶然也能导致他和他的军队的灭亡。"（第三卷第二编）

虽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法军的战斗仍保持着优势。尽管如此，拿破仑和他的麾下，在他们必胜的决心上已出现了阴影。可以毫不夸张说，就在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注定了法军的失败。"我们一定要在决战上胜利！"——由于蕴藏在民众内心深处的一种情感的力量，俄罗斯军终于打退了拿破仑的军队。

决定胜败的是什么呢？——托尔斯泰对这一命题，通过他笔下的描绘，给予了这样一个回答：那种看似简单，其实是非常微妙而又博大的"人的执拗的力量"，是何等的重要。

提到这种执拗的力量，总使我想起丘吉尔的轶事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本土连续遭到纳粹德国的空袭。当时，几乎使人认为伦敦可能因此而濒于毁灭。但是，据传说，当时的首相丘吉尔却悠悠地在大火中指挥着交叉地放气球。

许多伦敦市民，看到他那从容不迫的身影，终于放下心来。

丘吉尔的"绝不能输给希特勒那种邪恶的狂信主义和破坏主义"，这种泰然的、毫不退缩的信念，给那些吓得不安和绝望的人们以多大的鼓舞啊。执著的一念，它所起的作用和力量之大，真是无法估量。

"为将者"的条件

俄罗斯军的总司令官库图索夫将军，是个非常具有魅力的人物。他风彩不扬，而且在鲍罗金诺战役时，拿破仑正值四十三岁的壮年，而库图索夫已是六十七岁的高龄。有许多批评说他既不乘马，又在会议席上经常打瞌睡。在皇帝面前他也不是个十分得宠的人物。

这样的一个库图索夫，所以被选为决定国家命运的大战的总司令官，其理由全在于他的声望。因为在"愚鲁而又聪明"的民众眼里，锐敏地看出了在此事关国家存亡的巨大危机之际，堪为国家柱石的人，除了这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之外别无他人。

那么，他的声望又从何而来呢？托尔斯泰认为是由于库图索夫"是个地地道道的俄国人"。的确也是如此，所以才在纯粹俄国式的对拿破仑战争这一决定命运的事件中，库图索夫得以发挥他的领导才能。

同时，我觉得值得注意的是，库图索夫对俄国的爱，和他对人的爱、他的人类爱这类普遍的感性，毫不矛盾，而是直接相通的。托尔斯泰并不把库图索夫当作英雄对待，而是将他作为有人情味的一位老将军，怀着共鸣的心情来刻画他的。还应该注意，他的这种人情味，是与普遍的价值联系在一起。因为库图索夫执著的一念的底层是追求"和平"而不是"战争"。我觉得这可以说，正是这种"大乘的立场"，是使得库图索夫成为一员真正的武将的原因。

托尔斯泰写道：

"他（指库图索夫——引用者）的行动——毫无例外的全部行动，都指向三项同归于一的目的。一、全力贯注于与法军对阵上；二、一定要打败法军；三、尽可能减轻人民和军队的灾难，同时将敌人逐往国外"（第四卷第四编）。

这里，我希望提请注意的是，它明显地表明了为摆脱落到头上灾难的坚定意志，而丝毫看不到以任何名义来鼓吹战争的狂热。而且库图索夫在极端错综复杂的情势下始终贯彻他的意志。托尔斯泰曾叙述感想说："历史上的人物所怀抱的目的，从来没有人能

像十二月战役（对拿破仑的战役——引用者）中库图索夫那样为实现其目的倾注了全部精力并获得完全的成功。在历史上要找到他这样的范例是十分困难的"（同前书）。

库图索夫的意志力量、自制力量，恐怕是只有他那种立足于和平的"大乘立场"上的执著之念，才有可能做到。

在给予败退的法军以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库图索夫在疲惫的自家兵士和俘虏的法军面前，做了一场不同寻常的训话：

他开头说了一句一般的"感谢大家"之类的话，然后接着说下去时，他的声音与表情，便离开了作为一个总司令官所具有的特征，而一变为一个平凡的老人的声音与表情了。

"但是，诸位的苦，我也是充分了解的，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再忍耐一下吧，不会很久啦。等我们送走了客人，那时就可以痛痛快快地休息啦。诸位的辛苦，皇帝陛下也不会忘记的。诸位是苦，不过这还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嘛。可是他们——大家看看吧，他们成了什么样子。他指着俘虏说。

不是比最惨的叫花子还要糟糕吗？当他们还有强大力量的时候，我们豁出性命和他们干，可现在我们能做到怜悯他们啦。

因为他们也是人嘛，是这样吧，诸位！"他环视了一下周围，他觉察出在那无数双注视着自己的、带着惊讶和恭敬的、执拗的眼神中，对自己所说的话的共鸣。

在他脸上，刻印着皱纹的眼角和唇边泛出老年人的柔和的微笑，表情越发变得开朗了。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好像不知说什么才好似地垂下了头。然后说：

"不过，尽管这么说，我倒是想说：有谁请这些家伙来了呢？这是他们自做的孽呀，混极啦……"（同前书）。

摘引得稍长了一点，不过，这段描写生动地刻画了库图索夫为人的面目，也是《战争与和平》最动人的场景之一。这里边洋溢着与狭隘的民族主义全不相干的、基于对人的爱的人道主义的普遍性。褊狭的民族主义，固然能够煽动仇恨，将民族引向一时的狂热，但绝不会长久继续下去。这种库图索夫的人道主义精神，迳直地叩动了士兵们的心弦。

托尔斯泰写道：

"对敌人的怜悯与自己对正义的意识——这个与老人相应的、温和的嘲骂所表现出来的意识，成为取得伟大胜利的将士们整体的感情，与之相同的感情，也充溢在士兵们的心里，然后爆发了一片欢呼声，久久没有停息"（同前书）。

我第四次访问苏联是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这次，我得到了参观莫斯科市内鲍罗金诺全景展览馆的机会。这座纪念馆和旁边的凯旋门合在一起，是为纪念打败拿破仑莫斯科远征的俄罗斯民众胜利的历史而兴建的。

在纪念馆内，四周展示了再现鲍罗金诺战斗场面的全景画。它高十五米，长一百一十五米，十分壮观。战斗从一八一二年九月七日拂晓开始，持续到傍晚，长达十五个小时。全景馆所描绘的，是其中战斗最激烈的十二点三十分的场景。战斗的舞台正是俄国阳光普照、金色的秋季。碧空如洗，在一直伸向远方的绿色原野上，点缀着一片一片的树林，车轮草也依稀可见。清冽的河水从这片原野上流过。就在这宁静的大自然当中，两军总加起来，共有二十多万人所进行的战斗，以壮阔绘卷的形式，使用绘画和模型，精细地再现了出来。

我环视着一个场面接连一个场面的全景展览，在我的记忆深处唤醒了托尔斯泰的这部名著，使我不禁深深感到：苏联人之所以将象征着对拿破仑战争的鲍罗金诺战役，以如此巨大的纪念性建筑物保留下来，在它的背景当中，不只限于因为它是俄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事件，而且很可能是因为看出了托尔斯泰通过库图索夫所表现出来的、与人类史相通的普遍价值，并引以为骄傲的缘故吧。

"时运"的力量

如前所述，在《战争与和平》中到处展现了托尔斯泰独自的历史观。如果把它用一句话概括起来说，和一种宿命观很近似。不管是怎样伟大的人物，怎样的英雄，将自己作为创造历史的主人，都不过是一种傲慢的自以为是而已。他们一生所为，表面看来虽似完成了某一事业，其实，和弄猴人所豢养的猴子相似，可以说不过是受某种力量的摆布而已。

"帝王的心，在神的掌中。帝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也就是人类的无意识的，社会的、集团的生活，它总是将帝王生活的每一瞬间，作为自己的道具加以利用的"（第三卷第一编）。

这就是托尔斯泰一贯的历史观。因此，他对于鲍罗金诺的战役，严正地下了如下的断语：

"对于鲍罗金诺战役，挑起的一方及应战一方——拿破仑和库图索夫，都是不自由地、而且是无目的地在行动着。然而，后来的历史家们却巧妙地编造出一种理论来证明两位指挥官的天才与先见之明，把它套在过去的事实上。其实，这两位指挥官，在这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中，在所有的道具当中，不过是最不自由的、奴隶般的傀儡而已"（第三卷第二编）。

这真是一种极其严峻的论断。和历史的前进过程，即时运的巨大力量相比，拿破仑，甚至是库图索夫，都不过是如芥子一般渺小的提线木偶。在这种巨大的力量面前，拿破仑自不量力地想要用自己的意志来推动历史，结果被历史压垮。

与之相比，以"再也没有比忍耐与时间更强有力"为信条的库图索夫，他理解巨大历史的洪流，具有应退则退，极力忍耐以待时而动的敬虔精神。就在这一点上，将他们两人截然划分开来。

这样的历史观，按照始终追求自己成为创造历史主角之梦的近代人的感觉说来，也许不大能为人所接受。这其中所蕴含着宿命论式的真谛的韵味，会直接形成对暴虐权力的利敌行为，而且事实上，它也的确引起过列宁的激烈反驳。但是，托尔斯泰肯定会立即安祥地答复说：这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解"历史上最富于教训意义的现象之一"的对拿破仑战争的意义。托尔斯泰这样写道：

"现在，我们明白了一八一二年法军全灭的原因所在。

……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及此（像今天这样认识清楚）。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预见到一个由最卓越的司令官率领的世界上少见的八十万大军，和只有它一半力量的、而且是由无经验的司令官所率领的无经验的俄国军队相冲突，而只会落得这样一个完全失败的结局"（同前书）。

这的确可以说是，对于只想将历史的洪流放在人智的测量线上的、某种历史主义、进步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痛切的反证。所谓时运，决不是那样简单的、轻易的东西。如果对于难以抗拒的时间洪流，缺少静听的谦虚态度，如果对历史采取轻蔑的态度，那么历史的巨大激流就会立刻把他吞噬掉，就如同虽然进入莫斯科但却为广漠的俄国土地和"冬将军"搞得手足无措的、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一样。……

这大概是近代人所必须理会之点吧。无限制的自由会招来无限制的专制这种反命题，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中，是赤裸裸地描写过的。在寻求自由的过程中不知不觉之间，落入某种束缚之中，这是人的常态。正如许多历史事例所说明的那样，这其间存在着自由本身的悖理，是历史中看似不合理而实际却是合理的真实。

我的恩师户田先生经常拿一些历史小说来作为讨论的材料。我记得他有一次曾流露过这样的意见："分析一下波澜起伏的历史事件，十之七是由宿命决定的。"对于历史，当然不应使用"假如……"，不过，将这种"假如……"放进历史去看，那么不能不使人产生对历史的进程会有很大不同的感觉。

这种事还不只限于某一事件上，比如"鲍罗金诺地带"本身也会受这种宿命的支配。在那次战役后过了一百三十年左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一地带又成为德苏激战之地，重复了同样的悲剧。看来，这正和人也有宿命相似，国土也会有"宿业"的。人类也会背负着某种命运吧。如果顺着这条命运之路走下去，就会重复几多的灾祸。这是必须加以避免的。

总之，人虽然想用自身的力量完成某件事，但为眼睛所无法看见的大的潮流、或为时间的洪流这些绳索系着的情况是多得无法想象的。所以对这种巨大力量抱着敬虔和谦虚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人们说"现代是忘掉祈祷的时代"，看来，托尔斯泰多少带有激进的历史观，它本身足可以作为劝诫现代人傲慢心态的"当头一棒"的吧。

面临"死"时展开的境界

如所周知，托尔斯泰在写完了《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世界文学史上辉煌的名著之后，他的精神世界逢着了深刻的危机。尽管他过着幸福的结婚生活，作为小说家赢得了全世界的声誉，而且获得极大的收入，但他却为人生真正目的感到不安和苦恼，在他身上出现了有名的"改宗"。

这样，晚年的托尔斯泰，就连《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这样的杰作的价值也加以否定，其是非姑且不论，一种类似《忏悔》中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世界的激烈振幅，是只有这位精神界的巨人才可能做到的。这里隐现着托尔斯泰不肯安于那种卑微的平稳生活的、强烈的生命力。

在《战争与和平》中，有一部分预示着他的"改宗"，那就是在奥斯特里茨之战中负伤的安德烈公爵仰望苍穹的场面。

"在他的上边是高高的苍穹，虽然不是明净如洗，但仍然在那高不可测的天空上除了静静飘浮着的灰色云朵之外，更无其他纤尘。该多么宁静，多么平稳和壮严啊！和我刚才的奔跑大不一样。安德烈公爵想道。和我们刚才的狂奔、叫喊、搏斗，全然不同。和刚才那些法国兵和炮兵们，像似互相生气似的，带着惊恐的表情，争夺着洗杆的光景，也不同啊。——这个飘浮在高高的、无限的天空的浮云，该多么不同。我为什么一直没有去看天空呢？可我该多么幸运啊，居然看到了天空！对啦，除了这个无限的天空以外，一切都是虚无的，一切都是虚幻的。除了这天空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什么也没有的。不过，就连这个也没有，什么也没有，除了静寂和平安以外。真值得感谢呀！……"（第一卷第三编）

在置身战斗当中的时候，疯狂地进行互相残杀、互相伤害，可是由于某种偶然，一旦头脑清醒下来，便立刻为这些勾当感到厌恶和罪恶，——这种经验是经常可以听到的。

佛教史上著名的阿育王，正像经典上所记载的"王因行暴恶，故称残暴阿育王"那样，据说当初他是暴虐到极点的。

但是，他后来对战乱频仍、反复杀戮的凄惨景象产生厌恶，有一次，他翻然悔悟，于是奉行以"法"为根本的政治。无疑阿育王的心里也产生了类似安德烈仰望"无限大空"的"某种东西"。而这种足以从根底动摇人生观的冲击，恐怕正是任何人都不能不正视的"生死"这一严肃的事实吧。

话虽如此，安德烈公爵虽看了"无限的大空"，但那只是"境界革命"的预兆，离确实的反应还很远。安德烈在后来的鲍罗金诺战役中又负重伤，终于死去。即使通过他临终时刻的苦闷，他的"暗黑"也未能转为"光明"。

托尔斯泰在所谓的"改宗"以后，将安德烈临终痛感苦恼的"生死"问题，以极大热情之笔加以刻画的，是《伊凡·伊里奇之死》。

伊凡·伊里奇是个裁判官，有妻子和两个孩子。他过着极单纯和平凡的生活。一次，由于意外的事故，得了不治之症。通过他和死之恐怖长期的凄怆悲壮的搏斗，只在临终前的两小时中，他才在"黑暗"的前方发现了"光明"。

"不是死而是光明。

"啊啊，是它！他突喊出了这句话。多么让人高兴啊！"对他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是一瞬间发生的。这一瞬间的意义再也不会改变了。但是，对于在他身旁的人说来，他临终的痛苦还要继续两个小时。在他胸中发出一种咯咯的响声，他的极度衰弱的肉体，哆哆嗦嗦地抖动着。然后喘息声和嘶哑的呼吸声，逐渐变得微弱了。

"哦，完啦！不知是谁在他身前说道。

"他听到了这句话，在心里加以重复着。（死就是完啦）他对自己说。（再也不会有死啦）"（《托尔斯泰全集第九卷》，中村白叶译，河出书房新社版）。

这里，和安德烈公爵的情况不同，刻画了从"黑暗"向"光明"的戏剧性的转变，真可以说是真切动人之笔。我深深感到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改宗"以后的、显示思想更加深化了的、这位文豪心灵的闪光。

总而言之，正像佛法中所解说的"生老病死"或"生死"那样，有"生"必定有"死"。把这一任何人都动摇不了的、避免不了的事实，做为根本前提，我们的境界才会无限地、广阔地、博大而深邃地开展下去。

"剑的英雄"和"精神的英雄

"

众所周知，俄罗斯文学具有很强的说教色彩。俄国的社会在其历史发展途中，缺少西欧各国那样形成市民阶级的机会。因此，可以说，以那样的社会为基础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为文学而文学的"……至上主义"的倾向，和俄罗斯文学是关系不大的。不管表面看是怎样享乐的、或虚无倾向的文学，在它的"深层"部分，都未能脱离与"人应如何生活"这一必然的主题相通的说教性的根本倾向。

在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中，可以说最强烈地渗透着这种倾向。他"改宗"以后的作品表现出来的说教色彩固是如此，晚年所写的《傻子伊凡》这类民间故事中的说教性，也表现了这种倾向。在贫穷悲惨的农民面前，这位大文豪深深感到自身的贵族与知识分子的负疚心理。这使他，不，也正是因他是大文豪，才使他不能沉醉在文学或艺术世界里，对农民的困境袖手旁观。

萨特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面对饥饿的孩子，文学能做些什么？"这的确是符合一个"参与"的哲学家立场的提问。

在俄国这样一个经历过俄罗斯土壤——在所谓"到人民中去"的知识分子大规模自发的"下放"运动的土地上，萨特提出的问题本身，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因此，一九七五年我在莫斯科大学所做的讲演《东西文化交流的新途径》中，我就指出过："萨特提出的问题的本身，特别是对于俄国来说，已经是不成问题的问题，""对于和民众的幸福、解放、和平这种万人共通的愿望共同呼吸过来的俄国文学或艺术说来，没有产生这样疑问的余地。"这可以说是说教性的文学土壤所特有的一种新鲜而又丰饶之点。

在《战争与和平》中，曾描写过成为法军俘虏的彼埃尔，遇上了同是俘虏的农民出身的士兵普拉东·卡拉达的场面，使我获得了很深的印象。这个农民出身的士兵说：

"……命运的神，可以说是给俺们安排好了的。她总是研究像俺们这样的人，这样也不对，那样也不对。人的幸福这玩意儿，您知道，和鱼网中的水一样，您在水下拉它的时候，它鼓囔囔的，可是一拉上来就什么也没有啦，就是这样的一种玩意儿嘛"（第四卷第一编）。

说这话的普拉东·卡拉达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

"……在法国外套上系上一根绳子、戴着军帽、穿着木靴的普拉东·卡拉达耶夫的样子，显得整个圆滚滚的。脑袋是滚圆的，后背、胸脯，甚至连他那总要拥抱什么东西似的胳膊，也都是滚圆滚圆的。他那善良的微笑，大而褐色的柔和的眼睛，也都是滚圆的。

普拉东·卡拉达耶夫，从他讲的很久以前作为士兵参加过的种种战争故事来考虑的话，肯定他应该是个五十多岁的人。不过，他自己既不知道自己有多大岁数，旁人也无法替他决定。但他的牙齿却很洁白，看来很结实，笑的时候（他又是爱笑的）他的满口牙齿形成两个半圆形，长得十分整齐，一颗也不缺。下颏的胡须和头发也一根不白，身体也很富弹性，尤其是显得结实和有持久力。……"（同前书）

通过细节的刻画，唤起鲜明形象的托尔斯泰的笔力，只有使人敬佩。在阅读过程中，毫无多余的说明，一个健康的、十分善良的、十分纯朴的俄国农民的形象，鲜明地刻印在读者的头脑里。

对于彼埃尔来说，"他（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引用者）像最初的那个夜晚所想象的那样，作为一个朴实精神的化身，一个悠久的、奇妙的、毫无缺陷的化身，始终留在他的心中"（同前书）。

如果说拿破仑是"剑的英雄"，那么普拉东·卡拉达耶夫就是"精神的英雄"。托尔斯泰抛弃了前者而取后者。他告别了"所罗门的荣华"而去深刻凝视"一株野花"。他施展了他那如椽的巨笔，揭示了"剑的英雄"的卑猥，加重了"精神的英雄"的重量感。

托尔斯泰的这种取向性，最后升华为"勿抗恶"的无抵抗主义，作为宗教的巨人的良心呼喊，给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以强烈的影响等等，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甘地甚至还将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建立的农场，起名为"托尔斯泰农场"。

托尔斯泰晚年居住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一些慕他那世界性的名声从各国前来访问求道的人流从未间断过。

一九八一年五月，我访问了位于莫斯科市内的托尔斯泰的家和资料馆。那是一栋二层木造的平凡小楼，在那里，他写出了晚年的杰作《复活》。房子里到处都可以使人联想起文豪的心灵的光辉。

尤其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紧靠着他的住宅的那座资料馆里展示的一块绿色的玻璃板。在那上边写着玻璃工厂的工人们"对托尔斯泰的心情，我们支持"的宣言。当时，和国家权力勾结的俄罗斯正教会，对立足于民众大地上的正义呼喊，用破门来威胁。民众发出的抗议的怒吼，就具体地结晶在这块玻璃板上。我看到后深感到：他的作品不只是写了普拉东·卡拉达耶夫一人，而是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言论中，的确掌握了民众的心。在权力当局企图逮捕托尔斯泰的时候，从农民那里发出了"俄国还没有能装得下托尔斯泰那么大的牢狱"的抗议声，是极其自然的。

在我离开资料馆时，我将我万感交集的心情托之于笔墨，写下了如下的诗句：

当我知道——

大托尔斯泰的魂，就在这里，一种新鲜的感动，不会只是我一人。

大作家永远呼唤着：

民众心灵的真正甦生。

啊，这唯一灵魂的呼喊！

蹉跌正是飞跃的时机

《战争与和平》中和安德烈公爵占有同等地位的主人公，是他的朋友彼埃尔·别竺豪夫。如果说安德烈是理性型的形象，那么彼埃尔就是情感型的形象。作者把安德烈描绘为对人生持"否定"的人物，而彼埃尔则被描绘为对人生持"肯定"的人物，两人完全是对比的。彼埃尔坦率、热情，在任何事情上都讨厌半途而废，他经历了种种苦难，而每次他都得到进一步的成长，最后他和女主人公娜达莎进入幸福的结婚生活。总之，罗曼·罗兰曾评论说："《战争与和平》的最大魅力在于它的精神的年轻性"（《托尔斯泰的生平》，宫本正清译，篠竹书房版）。从这种意义说，他可以说是这部杰作中的象征人物。我在年轻时，比起安德烈来，就更喜欢彼埃尔。

波澜起伏的彼埃尔的一生，其中顶峰部分是血气方刚的彼埃尔出于对拿破仑的愤怒，前去暗杀他，反而被法军逮捕，饱尝了几多辛酸的叙述。这部分是这部杰作中，印象最为深刻的章节。

彼埃尔放还后，向娜达莎及公爵的女儿玛丽亚，激动地讲述他被俘的体验，直讲到深夜三点。在这个场面叙述中，有彼埃尔如下的一段台词：

"彼埃尔开始说道：人们常说，不幸啦，苦痛啦。但是，如果现在，就在现在这一瞬间，有人问我：希望不希望回到俘虏以前的我，或者说，愿不愿意一切从头搞起，那么我会说，我愿意再一次被俘去吃马肉。我们一旦从走惯了的路上被抛出去，就很容易认为一切都完啦。其实，从那种地方才是新的、好的生活的开始。只要性命在，就会有幸福。在前进的路上会有许许多多、的确是会有许许多多的东西的"（第四卷第四编）。

从这段话里可以感觉出，这是多么充满了热情洋溢的、决心生活下去的力量啊。这些话的确是和彼埃尔为人相一致的。

而且这对彼埃尔说来，它毫无牵强做作之处，只是表现了他那为决心生活下去的力量所推动的、一直真正生活过来的、阔大而强劲的生活态度而已。这种描写，写出了彼埃尔的独特个性的光彩。

这，也许可以说是好的意思的乐观主义。它不是置于不谙世事这种肤浅的层次上，而是具有更深人性的一种品格。换句话说，这是相信人、相信人生的力量，确信好的变化将会到来的一种"度量"和一种"强韧"的品格，是与"明朗性"一脉相通的。

我和世界各国许多著名人士会见过，这些人士全都是具有最高尚意趣的乐观主义者。法国的哲学家阿兰说："悲观主义者是属于情绪的，乐观主义者是意志的。那些听任客观摆布的人，总是动辄情绪低落"（《幸福论》，串田孙一、中村雄二郎译，白水社版）。彼埃尔的个性之所以具有不断闪射的光耀，可以说是以正直和意志的态度，听从"生"的激励，从而形成起来的乐观主义。

对于每前进一步精神世界都会提高一个层次的彼埃尔，娜达莎是这样说的：

"玛丽，您想想看。娜达莎面带着公爵女儿玛丽亚许久都没有看到的、顽皮似的微笑说。他这个人呀，总是爽朗的、干净利落的、就像刚洗过澡似的，给人一种清新的感觉。

怎么样？您不那样认为吗？——就好像刚从精神的浴室里洗过一次澡似的，我说的对吧？"我真希望不管什么年龄，在心理上都能保持这种新鲜清纯性啊。

女性的高尚的"信赖"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成立家庭，为人妻，为人母，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而且，这样一来，女性会如何发展、变化下去呢？——当我思索这些问题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鲜明形象就是娜达莎的精神变化。

她是罗斯托伯爵家的小女儿，她的眼睛总是那么明亮晶莹，声音总是那么动听，富于热情，她的笑声，使周围的人不断着迷。她将整个身心都投入"生"的每一瞬间，她本身就代表着年轻与健康。

但是，时代的激流，也将这样一个可爱的少女毫不容情地卷进命运的旋涡中去。由于失恋而自杀未成，自己家庭的没落、未婚夫及兄弟们的死、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爱与冷酷——在文豪笔下，将这个少女在波澜万丈的环境当中奋力活下去的美的形象，描绘得栩栩如生。

关于娜达莎最后的精神变化，是在作品的"尾声"中加以刻画的。在这一章里，从这部杰作的整体来看，多少不免给人以一种蛇足的感觉。对做了妻子与母亲的娜达莎的形象，也可能会给人以一种微微失望的感觉。但是，我不这样认为。

女性结了婚、成立家庭这件事所具有的意义，作品以曲折的笔致，挖掘得很深刻。在了解托尔斯泰对结婚的看法、对家庭的看法上，我认为是全书中写得最好的部分。

距震撼全欧的战乱，已过去了七年。娜达莎已经是三女一男的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彼埃尔参与了反对帝俄苛政的某一政治团体，经常不在家。娜达莎抚育孩子，料理一切家务。她稍微胖了些，脸上充满着沉稳庄重和明朗的表情，从她的形象中很难找出过去的娜达莎那种活泼的"像不断燃烧着的跳动着的火焰"一般的年轻女子的姿影了。

娜达莎的巨大变化，使得从前认识她的人大为吃惊。她已与社交界断绝联系，这倒不是谁勉强她这样做，而是因为她已经对此不感兴趣了。

她打破了当时贵族社会的常规，不把孩子交给乳母照管，由她自己给孩子喂乳。她最关心的是家庭。因此，她重视和这样的一些人的交往："当她蓬松着头发，穿着睡衣，大步从孩子们的房间跑出来（表示孩子在病中——引用者），将不再染成绿色而是变成黄色的尿布拿给人看，然后能从这些人口中得到婴儿的病已经无妨的安慰"（尾声第一编）。

娜达莎对彼埃尔的爱情也是极端朴实的。他有时在来访的亲戚面前发表一通批评时势的演说，在他演说的中途进到屋子里来的娜达莎，总是高兴地注视丈夫。她并不是对她丈夫所讲的内容感到高兴。她对那些事物已丝毫不感兴趣。

"因为那类事都太简单了，就好像早已熟知的一样。（她所以这样想，是因为她早就十分了解这些话的来源地——她的丈夫彼埃尔的心）。她只是由于看到他那劲头十足的、充满激情的样子而感到高兴"（同前书）。

我丝毫也没有这样的意思，认为女性应当把心思全放在家务和育儿上面。女性也应当各自关心社会，参加到社会中去。

只不过是，我在为人妻、为人母的娜达莎的形象中，发现了有些东西在现代社会或现代家庭中正在丧失，而只要人类存在一天，就绝对不应当丧失的东西。这些东西，如果指出它是夫妻关系或母子关系，听起来也许很平常，其实，这里边有着用这类话表达不出的更深一层的某种东西。它是和某种重大的东西相连结，而这种连结既不以个人好恶、对事的看法为转移，也不受是非曲直的左右，从某种意义说，甚至也不受善恶的影响。托尔斯泰借描述娜达莎结婚时的心情，曾这样写道：

"她在以前凭本能所引导的、使用过的魅力，现在，从最初的一瞬间就将自己的全部存在完全交给了丈夫，也就是说，将任何一个微小的角落对他都无所隐瞒的、所有藏在内心极深处的东西都对他讲了出来。她觉得这在丈夫的眼中，也许未免滑稽可笑的吧。她感到自己和丈夫的结合，并不靠当初将他牵引到自己身旁的、那种一

般的诗的感情，而是正像自己的心与身体的关系一样，虽然自己也说不太好，但它是由牢牢的某种东西维系起来的"（同前书）。

虽说是夫妻，毕竟是完全陌生的两人的结合。至于子女，早晚也是要独立，离开自己的。只是听凭好恶或感情上的选择，结合在一起，说不定迟早会出现破裂的。

为了能经受住各种考验，能包容和维系住夫妻或父母与子女关系的东西，自己也能从中汲取养分，同时有助于人的成长的这种精神土壤，才真正是比任何东西都更为贵重的。我认为在这一层次上的妻子或母亲的存在所占的比重，要比想象的大得多。"像自己的心与身体的关系一样，虽然说不太好，但它是由牢牢的某种别的东西"——娜达莎无疑已经是真实地感受到这点了。

这种精神土壤，在我国的古代，用"缘分"或"天"这类词语来表示。在这里有着夫妻彼此信赖、彼此协力、登上人生坡路的生命，在克服几多考验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爱的羁绊的重量。在每次的凛冽的风雪中加深了爱情与信赖，体会到更深的羁绊与生命的一体感，这才可以称得上是人的真正的爱情。这会和那种想要培育人与人、或人与物、人与自然的羁绊的心态相联系；进而超越夫与妻、父母与子女的爱情，终于到达热爱人、热爱生命这种精神的土壤。

我觉得，娜达莎的精神变化，从人与人，尤其是从女性方面发出的"信赖"感，表现为无比的纯美。这可以用大海的形象来加以形容。大海有时以它无限的包容力，将清与浊同时吞掉；有时又以慈怜来哺育万物，具有引导失意走向甦生，引导对立走向调和，引导离反走向结合的巨大力量。这样，那种低层次的风浪又算得了什么？大海，这永不可能动摇它那深湛宁静的大海！——我从凝视着彼埃尔的娜达莎的眼睛中，深深感觉出女性那种坚定的"信赖"的力量所蕴含的无比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