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镰仓幕府与室町幕府的两度兴衰 八章 元军来袭和幕府落日

元军两次试图侵入日本，结果都因遭到顽强抵抗和不识海上风浪而失败了。然而战争却极大地削弱了镰仓幕府对御家人的控制力，加之新兴武士团“恶党”的蜂起，终于吹响了幕府灭亡的号角。

以致用兵

北条时赖、长时、政村等人统治的二十多年间，镰仓幕府进入了全盛期，得宗专制政权也逐渐稳固。不过武士们在掌握了政权以后，也很快奢靡腐朽下去，大有向京都公卿们看齐的迹象。为此，北条时赖等幕府执权大力提倡勤劳节俭，据说时赖本人的日常起居就相当简单，即使住所残破了也只是略加修葺而已，筵席上每每用味噌汤来替代酒水，《徒然草》中还记载着其母松下尼亲手为儿子修补破损的门幛的轶事。

然而盛极而衰，否极泰来，本是人世常理，执权政治的种种危机暂时被压制了下去，却最终通过“文永·弘安之役”沉渣泛起，酝酿着一次总的爆发。咱们先从文永三年（1266年）说起吧，当年六月，将军宗尊亲王不满执权北条氏的专断，遂与亲信武士密谋发动政变，消息泄露后，连署北条时宗废黜了宗尊亲王，另迎其子惟康亲王就任征夷大将军。

为什么动手废立的是连署，而不是执权呢？这是因为北条时宗乃是时赖的嫡子，继承了得宗的地位，而长时、政村两代执权却并非得宗。北条时赖因为健康原因，于三十岁的盛年就退位隐居，把执权之位传给堂叔北条（赤桥）长时，但他仍在幕后操控一切。弘长三年（公元1263年）十一月，北条时赖去世，享年三十七岁，遗言让儿子时宗备位连署。次年八月，执权长时也去世了，传位给他的堂叔北条政村，同时，年仅十四岁的时宗正式就任连署。可以说，北条长时的时代，乃是北条时赖时代的延续，而北条政村的时代，却是北条时宗时代的开端。

关于历代北条执权是否得宗出身，可见下图——

当时北条执权的势力如日中天，俨然日本唯一的统治者，经常有人跳过天皇、幕府将军称执权为“日本国王”，而执权们也都甘之如饴。就当这些北条氏的国王们还在考究傀儡将军问题的时候，隔海相望的中国大陆却已经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南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这时候日本的北条长时还没有咽气，三月份，忽必烈在开平称蒙古大汗，九月击败政治对手阿里不哥于甘州，当年十二月，高丽王国向蒙古称臣。

忽必烈野心勃勃，不仅想南下灭亡早已残腐不堪的南宋王朝，还打算东渡大海，兼并日本。不过日本蕞尔小邦，僻在荒远，派兵攻打实在太不划算，以忽必烈最初的心思，是想派遣一介使臣说服日本主动归降，如同高丽国故事。

这位蒙古使臣名叫黑的，不过他最初并没有真正到达日本。在进入高丽国以后，国王认为海上风浪极其危险，怎能让上邦使节受此颠簸辛苦？于是派起居舍人潘阜代替黑的前往。文永四年（公元1267年）九月，潘阜来到日本，呈递高丽国书。

自从白村江水战被唐朝打败以后，日本基本上就没有遭遇过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一晃六百多年过去了，朝野上下莫不以为世界上只有日本和西方和平的大国中国，以及高丽等中国的附庸国，内部厮杀得再厉害，外界也绝无纷争。所以日本朝廷在不明了大陆形势的情况下，迟迟未肯回书高丽。

于是黑的等不及了，于次年元月亲自渡海来到太宰府，递上蒙古国书，要求尽快给予答复。当地的守护少贰资能急将国书送往镰仓，幕府接到一看，上写：“高丽，朕之东籓也。日本密迩高丽，开国以来，亦时通中国，至于朕躬，而无一乘之使以通和好。尚恐王国知之未审，故特遣使持书，布告朕志，冀自今以往，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且圣人以四海为家，不相通好，岂一家之理哉？以至用兵，夫孰所好，王其图之。”虽然只写着“通好”，没写要日本臣服，但明确给出了“以至用兵”的威胁。幕府不敢擅专，立刻上奏朝廷。

日本和南宋的关系一直很好，双方通商往来频繁，日本本身金属匮乏，不铸铜钱，全靠从南宋进口。基于这种考量，日本又怎能向南宋的敌国蒙古低头呢？一时间朝议汹汹，全都认为不可通好，连回信都不肯写，就派兵“恭送”黑的离境。

不过既然蒙古人已经作了开战的威胁，日本当然不能不预作防备，于是幕府下令赞岐等国的御家人做好战斗准备。当年三月五日，北条政村自认为年老体衰，无法面对如此危局，干脆把执权之位让给了连署，即年仅十八岁的北条时宗。

是战是降，你总得给个答复吧，黑的两手空空，这可怎么回去向大汗忽必烈交代呀？于是文永六年（公元1269年）三月，他再次渡海来到日本最西北方的对马岛，要求获得返书，在迟迟得不到回复后，干脆大肆抢掠一番，然后才打道回国。蒙古人野蛮，高丽人还算文明，知道光靠武力解决不了问题，于是当年九月，高丽自己再派使者来到日本，送还了半年前抢走的两名对马岛民，并且呈递上蒙古中书省的最后通牒。

第二年，日本朝廷终于决定正式写下拒绝通好的国书了，先拟定草稿送到镰仓，等执权北条时宗点头以后，才派使者送往高丽。这种强硬的态度，终于激起了忽必烈武力征服日本的野心……

文永之役

元朝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十一月，忽必烈正式称帝，建立大元帝国。帝国一方面以摧枯拉朽之势攻打南宋，另方面也做好了渡海侵略日本的准备。到了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他下诏在朝鲜建立征东行省，征发高丽船工、民伕三万五千人，建造了九百艘大战舰。当年十月，忻都为都元帅，洪荼丘、刘复亨为左右元帅，率领大军四万，从朝鲜的合浦出发，浩浩荡荡远征日本。

十月四日，元军在对马岛附近出现，守护代（守护的代理人）宗助国父子率八十骑拦阻，诘问上陆理由，却被毫不留情地歼灭了。十五日，元军又占领了壹岐岛，守护代平经高以下百余人战死。二十日，四万元军在九州的博多登陆，镰仓幕府方面则聚集了少贰经资、大友赖泰、菊池武房、岛津久经、竹崎季长等九州诸国兵马，甚至寺院僧兵，总计十万两千人，雄赳赳、气昂昂地前往迎战。

上午时分，在百海原地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日本骑马武士在各自家主的率领下，首先以许多个数百人的小队向排列成密集方阵的元军步兵阵地展开突袭。面对这种和蒙古人最初起家时候差不多的古老战法，元军摆开了各种火器应对，据日本方面记载，一种名叫“震天雷”的火药球不断在日军阵中爆炸，爆炸时发出如同百雷落地的巨响，使得日方的骑马武士和战马全都惊恐不知所措，烟雾中铁屑、瓷片四下纷飞，给队形密集的日本武士集团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杀伤。

双方的武器装备和战争技术实在相差太远了，六百多年以来，大陆的武器配备已经从纯冷兵器进化到冷热兵器并用的阶段，战术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日本方面几乎和白村江水战时候相差不远。仅以弓箭而论，元军使用的复合弓射程较远，射击周期也比较短，而日方的缠藤弓大多只是单体弓，射程近，过长的箭支也使射击周期延长，再加上元军的箭支上浸过毒药，日军中者无不肌肤糜烂。元军在作战时击鼓鸣金，也使得日军的马匹惊跃狂奔，无法控制。习惯于“一骑打”（单挑）战术的日本武士在和使用先进集团战术的元军进行短兵作战时，遭受的损失更为巨大。

尽管在武器上、战术上，日方都要落后许多，但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表现出了非常顽强的斗志。尤其是少贰经资、菊池武房、竹崎季长等人，率领手持薙刀（一种长柄窄身刀）、身披薄弱铠甲的骑马队，不断顽强地向元军阵地发动突击，使得元军的远程武器失去作用。混战中，元军副元帅刘复亨中流箭落马，导致士气大衰，损失惨重的日军趁机撤退，凭借水城（白村江战后建筑的一座巨大水坝）重新布阵。元军害怕遭到日军的夜袭，不敢在陆地上扎营，被迫退回船上进行休整。

不料当日夜间，海面上突然刮起了猛烈的台风，元军船只被倾覆二百余艘，落水淹死者不可胜数。二十一日晨光熹微，日军来到海岸边时，却发现海面上不见敌军，只剩下了一些破碎的木片。幕府的武士们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胜利了，直至抓到了元军的俘虏后才派遣快马进京报捷。此战元军战死、溺死大半，最后辗转回到大陆的只剩下一万三千五百人——日本史上称为“文永之役”。

朝廷得报后大喜若狂，龟山上皇巡回各大寺庙神社，到处做“异国降伏”的祈祷。然而年轻的北条时宗却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冷静分析了形势以后，他认为元朝是大过日本百倍的大国，不会因为一次战役遭受重大损失就停兵罢战。于是，他急忙命令各国守护回国征发全国六十五岁以下的男子充当预备役士兵，各寺院的僧兵也被动员起来保卫国家，加强军备建设，并组织民夫修建环绕博多湾的坚固石堤。同时，他对各国武士也进行了细致的分工：四国、九州地方的武士在本地加强防御；中国地方（畿内以西的本州岛部分）的武士防守堪称西门锁钥的周防、长门，并随时准备支援四国、九州的战斗；京畿、关东地方的武士驰援京都；就连东北奥羽地方的武士也要随时做好战斗准备。

初战失利，忽必烈恼羞成怒，一方面重整旗鼓，准备二度入侵日本，另方面也继续派遣使臣，想要说服日本投降。然而北条时宗的态度更为强硬，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九月，他在龙之口处斩了元使杜世忠，弘安二年（公元1279年）七月，又在博多处斩了元使周福和栾忠。

看这些掉了脑袋的可怜的使臣的名字就可以知道，他们不是汉人就是高丽人，而根本不是蒙古人。事实上，忽必烈先后两次派遣大军进攻日本，主力部队都是南宋的降人和高丽人，真正安插在其中的蒙古兵寥寥无几——想想也是，要出身草原大漠的蒙古兵乘上船去横渡大海，那还不是直接要了他们的命吗？

弘安之役和战后的危局

元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二月，元朝灭亡南宋，完全统一中国，势力更为强盛。到了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忽必烈再次下诏东征，派出两路大军：一路由忻都、洪荼丘率领四万作战部队，战船九百艘，从朝鲜半岛出发；一路由范文虎率领携带农具、稻种的十万江南屯田部队，战船三千五百艘，从扬子江口出发。两军约定于六月中旬在壹岐汇合，作战部队负责进攻，屯田部队则在被占领区屯田，以为长久之计。

六月初，负责作战的东路元军进展神速，不待江南军到来，先绕过了对马和壹岐，直接南下侵入博多湾，攻克了志贺岛。然而因为日本幕府方面预先做好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在博多附近建起了牢固的石堤，使得元军的战舰在到达日本近海时，竟找不到一处可以登陆的地点，只好停泊在海面上等待时机。

在停泊于海上的一个月里，元军进行的几次强行登陆作战都宣告失败，并且一直遭到河野通有、草野四郎等地方豪强所组成的海上敢死队的袭扰。这般的船上作战，全靠个人水性和武力拼斗，元军的步兵集群战术根本无从发挥，因而双方互有损伤，谁都无法真正改变战局。元军被迫退到肥前的鹰岛，等待江南军赶来会合。

六月底，江南元军的先遣部队攻入壹岐，七月初，南北两军终于完成汇合。然而就在即将发起总攻的七月三十日，元军再次遭到台风的猛烈袭击，兵船大部分沉没，生还者还不到十分之一——这第二次对日本的失败远征，史称“弘安之役”。

元军两次来侵，都因为台风骤起而遭到惨败，这只能说明忽必烈敌情搜集和出征的准备不充分，以及指挥官不知天时风候，颟顸无能。然而在日本方面看来，两次骤起的台风如有神助，因此将其尊称为“神风”，认定日本岛国有天神庇佑，永远不会沦亡——就是由于这种愚蠢而骄傲的心理，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才会欲哭无泪。

拉回来说欢庆胜利的幕府吧，战争虽然打赢了，敌人虽然退去了，但幕府却从此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元朝是如此庞大，随便发动一两次远征，扔个数万人，对国民生计都不会产生太大影响，而面对这样的敌人，数年来积极备战的镰仓幕府，却已经府库空虚，财政拮据了。

更要命的是，战斗既然打赢了，那总该奖赏有功之将吧。按照幕府的传统，御家人应当一心“奉公”，而幕府要公平“恩赏”，恩赏的内容则不外乎土地和庄园。比如“承久之乱”的时候，北条泰时就流放了大批公卿，没收其庄园和土地以赏赐给有功的御家人。然而这次打的是防御战，根本没能获得新的土地，又拿什么来赏赐那些奋战在第一线的九州武士呢？

幕府无力行赏，御家人们或许可以暂时咽下这一口气，然而这些御家人自己也有一族，有家来，有临时拉出来的领地上的农民，不可能要求那些下层武士和百姓也

都秉持着对幕府或主家的忠心不要赏赐吧。于是御家人只好大量侵占公地来达成奖赏臣下的目的，这些新被侵占的土地和庄园并非幕府恩赏，也不可能得到幕府的承认，是基本上独立于幕府经济体系之外的。就这样，幕府对御家人和对全国大小庄园的控制力开始减弱。

饶是如此，仍有大批武士破产，而相对地，“百姓名主”中倒有相当数量因为发战争财而上升为武士阶层。这些新武士和旧的御家人不同，与镰仓幕府并无严格意义上的主从关系，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产出，经常阻碍幕府对年贡的征收，甚至武装袭击和抢劫运送年贡的车队。当时的人称这些新兴武士集团为“恶党”，恶党首先出现在近畿地区，逐渐蔓延到日本各地，甚至很多不满幕府统治的地头和守护也逐渐与恶党们暗中勾结起来——后来声威赫赫的楠木正成，原本便是河内国的恶党头子。

以上所述，都是“文永·弘安之役”给日本社会造成的不安定因素，这些不安定因素前已有之，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开始泛滥并且日益严重。此外，日本家族制度的变更，也给幕府统治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

日本古代家族，表面上看是属于家名继承制，实际上则属于诸子析产制，也就是说，一门总领世代相传给嫡子（没有嫡子则另当别论），并且只传一人，然而老子隐居或去世，名下财产却是平均分配给各个儿子的。本家的一门总领挂个家督的空名头，他的实力未必比得上那些分家，分家只是在家族完整的前提下听命于总领而已。

因此，御家人的领地经过很多代以后越分越细，就算分家没有离心倾向（打败元军以后，基于财政上的考虑，这种离心倾向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的），一百头羊集合在一起，也比不上过去的一头狮子。于是很多家族为了维持实力，就逐渐从诸子析产制向总领继承制方向转化，也即老爹隐居或死后并不分家，财产都是一门总领继承人的，别的儿子都得靠这个新总领来养活。

为了保持御家人的活力，镰仓幕府鼓励这种新的转变，而在执权北条氏内部也与此相仿地加强了得宗的专制。事实上，从北条时赖上位直到镰仓幕府灭亡，一共有十六名执权粉墨登场，但是握有实权的却只有出身得宗的时赖、时宗、贞时与高时四人而已。

北条氏可以这样搞，别的家族若也这样搞，势力就会越滚越大，甚至逐渐强大到足以和北条氏相抗衡。这种继承制从诸子析产向总领继承方向的转化，事实上经过了漫长的近三百年才得以彻底完成，新旧轮替所产生的动乱先后搞垮掉两个幕府——第一个，就是镰仓幕府。

内管领赖纲

对抗元军入侵的战争耗尽了幕府的资金储备，幕府不但无力奖赏在战争中有功的御家人，甚至连战争时御家人所花费的军饷都无法报销，许多御家人因此而破产——这虽然相当无奈，却也是情理中事。然而，事实上幕府资金储备的相当数量却并非消耗于战争，而是为了祈祷胜利，寄存在了各地的神社、寺院当中，这才是真正使御家人愤慨不已的。

为了拉回日益远去的御家人之心，摆脱困境，幕府不得不于永仁五年（公元1297年）颁布《德政令》，允许御家人在向商人借款后赖账，于是这不但引起了商人们的愤怒，更使得此后御家人告贷无门。再加上农民负担的加重，全国各地恶党林立，交通断绝……种种弊端丛生，镰仓幕府和北条执权体系，从此日薄西山，难以复振了。

且说北条时宗死于弘安七年（公元1284年）四月四日，享年仅仅三十四岁。时宗是幸运的，他之所以被誉为明君，全因担任执权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想方设法抵御元军入侵，等到战事平息后，他就留下一个烂摊子，安然地咽了气，就此人生再无污点。他把烂摊子留给了儿子，即年仅十四岁的北条贞时。贞时也算是一位中规中矩的统治者，然而外战统合人心则易，内治统合人心却难，他在位的第二年就爆发了“霜月骚动”。

这次骚动来源于得宗专制导致的“御内人”与御家人的严重对立。所谓御内人，即北条得宗的家来（家臣），相对而言，作为幕府的家来的“御家人”则也被称为“外样”。弘安八年（公元1285年）十一月，北条贞时的外祖父、代表外样权益的肥后守安达泰盛与代表御内人利益的内管领平赖纲发生冲突，十七日，赖纲突袭安达泰盛在镰仓的府邸，经过激战，安达一族被尽数剿灭。日本古称十一月为霜月，这就是“霜月骚动”一词的来源。

与其说是骚动，不如说是战争，整个镰仓都被卷入战火，连幕府将军惟康亲王的府邸也在战斗中被焚为灰烬。因为安达一族的覆灭，外样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上野、武藏等幕府统治中心地区的大批御家人受到牵连，纷纷被杀或者自杀，据说死者总数超过了五百人。从北条氏执权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得宗专制因此事件更为强化，独裁体制更为稳固；如果把目光放长远一些，从整个武家体制来考虑问题，镰仓幕府的力量因此遭到了重大的削弱。

传说有一位名叫足利家时的武士也在此后不久自杀。家时乃是源氏的八幡太郎义家的七世孙，如前所述，源义家曾想将源氏势力伸入陆奥，结果可耻地失败了，据说他曾留下一篇文书，称“我七代以内的子孙要替我取得天下”。到了足利家时的时代，他羞愧于无法完成先人的遗愿，于是切腹自尽，并在临终前向八幡大菩萨祈祷，说：“自我以下，三代以内子孙必将取得天下。”

后来家时的孙子足利尊氏果然推翻了镰仓幕府，建立室町幕府，此乃后话。我们要说的是，家时的祈祷颇为可信，源义家“七代取天下”的文件却仅仅是传说而已，况且，嫡流仅仅四代到了源赖朝，不是已经取得天下了吗？考究家时的自尽，大概也是由于“霜月骚动”的余波，他为了一肩扛起来自北条得宗的迫害，所以才含恨饮刃吧。

“霜月骚动”使平赖纲的势力更为膨胀。赖纲本是平氏一门平资盛的后人，其祖父盛纲是前执权北条泰时的家臣笔头（笔头指首席），被任命为执事，也就是家族事务长官。泰时本是北条得宗，所以执事就是负责管理北条得宗的土地、负责统领御内人的重要职务，同时在相关幕府政治的很多方面，执事也是北条得宗的代理人。

平盛纲以下，三代承袭执事的职务，到了平赖纲担任此职的时代，这个职位已被改称为内管领，随着得宗专制的加强，内管领的权力也日益膨胀。文永九年（公元1272年）二月，也就是元军来侵前不久，北条一门的名越时章、教时兄弟被诬阴谋推翻得宗统治，遭到讨伐，讨伐军主帅正是担任内管领、同时担任侍所所司的平赖纲。然而时隔不久，这个案子就被彻底翻了过来，讨伐方有功之臣五人被斩，若没有安达泰盛的相助，恐怕连平赖纲本人也要吃不了兜着走了。

当时幕府的重臣合议制已形同虚设，代之以得宗内部的重臣合议，北条时宗经常在其私邸山内殿举行秘密会议，称为“寄合”，参与人除时宗本人外，还有平赖纲、安达泰盛和问注所执事太田康有、得宗的被官（代理人）佐藤业连等等。站在不同阶层立场上的赖纲和泰盛无疑会在各种大政方针上针锋相对，矛盾频发，所以赖纲最后才终于不顾救命之恩，对安达泰盛下了黑手吧。

“霜月骚动”以后，平赖纲成了幕府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大肆迫害与安达一族有关联的御家人，比如吉良、三浦、小笠原、二阶堂等有力御家人家族。到了永仁元年（公元1293年），执权北条贞时已经十九岁了，对赖纲的专权表示强烈不满。当年四月，平赖纲长男宗纲密报幕府，说赖纲阴谋策划立其次子饭沼宗助为幕府将军，于是贞时趁着镰仓大地震的机会，悍然派兵剿灭了赖纲一族，杀死九十余人——平宗纲则被流放。因为平赖纲此时已经出家为僧，故此史称“平禅门之乱”。

二统迭立

镰仓幕府内部为了争权夺势而纷争频仍，也算可以理解，可是与此同时，权力已经大为萎缩，如同一镇诸侯般的朝廷内部也争斗了起来，想来却是极度可笑的事情。不过这番无聊的争斗却产生了蝴蝶效应，最终颠覆了幕府统治，这却是当时之人始料所不及的。

争斗之起源，可以上溯到后嵯峨天皇。前面提到过，北条泰时平定上皇反乱后，拥立了后堀河天皇，到了贞永元年（公元1232年）十月，后堀河天皇病重，在幕府的授意下让位给东宫秀仁，也即四条天皇。这位四条天皇初登基的时候年仅两岁，还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熊孩子，据说他顽皮透顶，十二岁那年在宫中走廊上撒了很多石粉，想看宫女和近臣滑倒的样子取乐，结果自己也被滑倒，撞伤了头部，不治而亡。

朝臣们主张拥立顺德上皇的儿子忠成王继位，但遭到幕府执权北条泰时的坚决抵制。泰时一想，好，当年后鸟羽、顺德两院造反被我剿平，如今要立叛贼的儿子继位，那不是故意给我难堪吗？于是，他授意另立没有牵扯进叛乱活动的土御门天皇的儿子邦仁亲王接班，这就是后嵯峨天皇。

后嵯峨天皇在位四年，虽然让位给自己的儿子久仁亲王，是为后深草天皇，但他仍然把持着朝中的权力。后深草天皇在位十三年，遵从父命，把皇位传给弟弟恒仁亲王，是为龟山天皇。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皇统就在后深草和龟山两位天皇的后代中轮替，因为后深草天皇的皇宫称为持明院，而龟山天皇的儿子后宇多天皇后来出家大觉寺，故此这两个体系就被称为持明院统和大觉寺统。

两统迭立，是笔糊涂账，光靠叙述谁都看不明白。不过这一不成文的制度直接影响了其后一二百年的日本历史，甚至余波不息，直到近代的明治维新。不如让咱们来简单列个表格吧——

且说上皇反乱，幕兵入京以后，原本的皇室领地被切割、没收了七七八八，靠余下的那点收入根本就无法养活庞大的、没本事却专会生养的皇室一门（仅龟山天皇就有后妃十七人、子女二十八人），全靠幕府的捐助和卖官鬻爵，皇室成员才能勉强温饱。卖官鬻爵可是笔不错的生意，虽然乡下武士们粗鲁无文，不懂风雅，可他们莫不希望获得朝廷赏赐个一官半职来光宗耀祖，根本不用给殿上人，给个六、七位的官职就能使他们兴奋莫名，主动献上大量钱财和吃穿用具了。

然而这些卖官鬻爵所得的资财，再加上幕府的捐助，一般情况下只有在位天皇及其直系亲属才有权享用，旁支皇族只能干流口水，很难分到一杯羹。后嵯峨天皇在位的时候，盗贼于光天化日之下冲入内里，抢掠内藏寮和阴阳寮，抢走天皇的衣服，甚至偷掘历代天皇的陵墓，把鸟羽天皇、天武天皇的坟墓都翻了个底朝天。然而后嵯峨天皇本人在退位以后，却有资金在京西的龟山上修建宏伟壮丽的宫殿，两相对比，真是绝大的讽刺。

所以要想吃饱喝足，要想骄奢淫逸，就非得牢牢把住天皇的虚位不可，这大概就是两统迭立，兄弟子侄间矛盾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当然，也不能排除幕府为了削弱和控制天皇朝廷而在暗中做的努力，皇统一分为二，公卿们不知所从，武士们倒是开心得不得了——御内人和御家人的矛盾，预示着北条幕府的倒台；大觉寺统和持明院统的分立，则预示着国家的分裂。

就在这种背景下，文保二年（公元1318年）二月，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继位了。这位后醍醐天皇，一方面想把皇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这一系手中，再不让出于人，另一方面也强烈反感幕府的操控和拨弄，想要起而反抗。他的所作所为，一如源平合战时的后白河法皇，也是拉一个，打一个，激化矛盾，浑水摸鱼，因此所产生的乱局，比一百多年前更为严重。

天皇御谋反

后醍醐天皇名叫尊治，乃后宇多天皇的第二皇子、后二条天皇的兄弟。他曾经担任过太宰帅一职，故而被尊称为“帅宫”——当然啦，只是虚衔而已，压根儿就管不到九州之事。

持明院统的花园天皇在位的时候，按照“二统迭立”的规矩，尊治被册封为东宫，他正式接替花园天皇继位的时候，已经三十一岁了——将近二百五十年间，只有这一位天皇是壮年登基的。他虽然登基，却仍然无法亲政，因为老爹后宇多法皇开了院政，仍然独揽大权——只是有幕府存在，后宇多院的权力与此前的白河院绝不可同日而语，就连比起后白河法皇院政之初来，也差如天壤。

元亨元年（公元1321年），后宇多院因病不能视事，终于结束了院政，并在不久后去世。后醍醐天皇得以亲政——他是高仓天皇以来，唯一一位没有院在背后指手画脚的在位天皇，史称“治天之君”，也即实际掌握权力的君主。当然啦，这所谓的实际权力，也仅指在幕府压逼下日益缩水的朝廷那一小摊事儿。估计正因为有此际遇，后醍醐天皇雄心万丈，觉得自己有机会、有能力复兴皇室，成为真正的万民之主。

于是他选拔贤能，革新政治，设置记录所作为亲政的主要机构

，很快便声望鹊起，据说许多京都的著名学者经常围绕在他身边，而一些尊皇派和倒幕派的公卿、守护，更是将宝压到了他的身上。

相比一心振作的天皇和气焰日炽的朝廷，镰仓幕府却已经腐朽到了极点。以得宗执权北条高时为例，此公不学无术，每日追逐声色，专以斗犬为乐，后来甚至命令各地以名犬代替年贡，旬日间就得斗犬千余。他不但让这些斗犬过上了锦衣玉食的生活，竟然还以御家人禄享之，斗犬出门乘轿，骑马武士见到了甚至都要下马行礼——这真是个天生的亡国之君！

天皇朝廷的威信在持续上升，幕府威信却在下降，原本绝不平衡的两种权力之间差别逐渐缩小，那么矛盾和冲突也自然无可避免。首先发难的是宫方，正中元年（公元1324年），后醍醐天皇秘密派遣亲信朝臣日野资朝和日野俊基化装成修行僧潜入畿内各国，准备联络各大寺社和豪族们起兵袭击六波罗探题。不料东窗事发，资朝、俊基都被幕府捕获，一个遭到流放，一个被关了禁闭，应召进京相谈的美浓土豪土歧赖兼、多治见国长则遭到幕军袭击，被迫自杀。后醍醐天皇又是赌咒发誓，又是写誓书，才总算蒙混过了这一关——史称“正中之变”，民间俗谓“天皇御谋反”。

按照习惯，后醍醐天皇应当册立持明院统的后伏见、花园两位天皇之子为东宫，然而老爹后宇多院临终前却传下遗命，让他将来把皇位传给亲侄子——后二条天皇之子邦良亲王——以便把皇位彻底掌控在大觉寺统手中。其实后醍醐天皇的心比老子还大，既不想传持明院统，也不想传邦良亲王，却想传给自己的亲生儿子，然而规矩不是那么容易打破的，他只好暂且册立了邦良亲王为东宫。

但是“天皇御谋反”事件爆发，使得幕府对大觉寺统徒生警觉，持明院统的后伏见上皇看到一线曙光，于是前往长谷寺祈祷自己的儿子量仁亲王能够代替邦良亲王当太子。嘉历元年（公元1326年），邦良亲王果然病重去世，幕府立刻要求让量仁亲王入主东宫。这一举动使后醍醐天皇更为恼怒，坚定了他的倒幕之心。

于是后醍醐天皇假借为皇后安产还愿为名，让僧侣圆观和文观向神灵祈祷消灭北条氏，同时密令在比睿山大塔居住的皇子护良亲王（大塔宫）联络延历寺的僧兵，准备在自己行幸比睿山之时举事倒幕。不料在元弘元年（公元1331年）八月二十四日，计划再次败露，上回作乱被幕府饶过一条小命的日野俊基，以及圆观、文观等人都遭到逮捕，后醍醐天皇及其重臣大纳言藤原师资、中纳言万里小路藤房、北畠具行等带着神器剑和玉，连夜男扮女装潜出京都，奔赴比睿山。二十七日，在大塔宫的接应下，后醍醐天皇又转移到木津川上游地势比较险要的置笠山驻扎，正式下诏，号召近国勤王兵马起而倒幕——是为“元弘之变”。

九月五日，得知消息的北条氏大惊失色，担任六波罗探题的北条仲时立命大佛贞时、金泽贞东、足利高氏诸将率领兵马二十余万离开镰仓前去进剿。置笠山一边，召集起来的武士和僧兵布下重重壁障，做好了作战的准备。然而，后醍醐天皇的倒幕诏书在发出后却如同石沉大海，除了一个叫楠木正成的小豪族起兵呼应外，诸国守护惧怕幕府势大，全都采取观望态度，竟无一人响应。

楠木正成自称出于橘氏，根据地是在河内东部金刚山西侧的山麓地区，估计从其父亲成时代开始，就是当地有名的恶党头子。传说其母怀着他的时候，曾到信贵山的毗沙门堂祈祷了一百天，毗沙门天是一尊佛教的保护神，又称多闻天，所以正成诞生后，就起小名为多闻丸，据说此公长大后鼻毛很长，所以又被敌人称呼为“鼻毛多闻”。

如前所述，这些新兴的武士阶层，也即恶党，本身并不是幕府的御家人，与幕府的关系是敌非友，因此一得到后醍醐天皇的倒幕诏书，楠木正成立刻揭竿而起，前往笠置山觐见天皇并接受旨令。传说后醍醐天皇曾经做过一个异梦，梦见自己坐在紫宸殿面南的御座上向群臣发号施令，背后有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大树向南的部分枝叶长得最好，树荫笼罩了整个大殿。接着他又见到两名童子跪拜，然后起身向南而行。醒来后没过几天，楠木正成就来参见，后醍醐天皇认为异梦正应在这个鼻毛长的家伙身上，于是对他倍加器重。

楠木正成虽然出身卑微，却熟读兵法，非常具有战略眼光，他在同后醍醐天皇会面，评点天下形势后，立即返回老家金刚山，建筑赤坂城和千早城，准备抵御必然到来的汹涌如潮的幕府大军。

而后醍醐天皇本人虽然颇有雄心和能力，却并没有战略头脑，丝毫不懂军事，他手下也没有一个将才，因此就在楠木正成离开后的九月六日，攻下比睿山的幕府军挺进置笠山，宫方部队在凭借木墙坚守二十天后，终于在二十七日全面崩溃。后醍醐天皇逃往宇治，终被追上逮捕，搜出神器，随即被流放到隐岐岛去了。

幕府军将领足利高氏等人与持明院统的花园上皇商议后，正式扶持量仁亲王继承大统，史称光严天皇，次年改元正庆。然而乱事并未因此终结，两年后的正庆二年三月，后醍醐天皇突然逃离隐岐岛，在拥护者们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向京都挺进。就这样，日本同时出现了两个天皇，南北朝时代即将到来。

番外篇武士的家纹

家纹全称为家族纹章，也称家徽，本是封建家族的标志，欧洲、日本莫不存在着复杂多样的各种家纹。日本的家纹有其独有特色：首先，家纹的底多为圆形，而不是欧洲式样的盾形；其次，与欧洲家徽纹样偏重动物不同，日本的家徽纹样以植物为绝大多数；第三，日本的家纹绝大多数都是独立的个体，很少有复式家纹出现。

日本最早的家纹出现在贵族家庭，后来为了便于在战争中区分敌我，逐渐被武士家族吸收和采用。源平合战的时候，势力划分相对单纯，因此家纹还没有成为必不可少之物，在野的源氏使用白旗，在朝的平氏使用赤旗，仅此而已。白色象征纯洁无垢，据说神灵将会附着其上，因此源赖朝就将白旗确定为本家嫡流的专用旗帜。

传说当源赖朝远征奥州藤原氏，路过下野国宇都宫的时候，同族的佐竹四郎隆义赶来会合。佐竹并非源氏嫡流，更一度站在平家阵营当中，但四郎隆义竟然也僭越使用了白色御旗，这使赖朝大为光火。然而对方为了效忠而匆匆赶来，总不好严加申饬，于是赖朝在反复考虑之后，就把上绘一轮明月的军扇赐给佐竹隆义，命他画上军旗——据说这就是最早的武士家纹的来源。

有了佐竹的例子在前，源氏一门就纷纷在白旗上绘以纹样，以与宗家的御旗相区别。最早从旗纹转化为家纹的就有佐竹氏的“五本骨扇和月丸”、“武藏七党”之儿玉氏的“团扇”等等。此外，还有部分幔幕纹（幔幕是指战斗和宿营时主将指挥所外张开的幕布）也逐渐转化为武士的家纹，多为圆形，比如新田氏的“大中黑”、足利氏的“二引两”、三浦氏的“三引两”等等。

到了镰仓幕府中期，家纹已在武士阶层中被广泛使用。然而家纹和家门也并非纯然一一对应的，且不说全日本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个武士家族，难免出现重纹的情况，分纹和赐纹的情况也不少见。分纹是指分家间各自使用不同的家纹，或者略为修改一下本家家纹以示区别，而赐纹是指把自己的家纹赏赐给有功之臣，允许其在一定场合下使用。

比如后来建立江户幕府的松平·德川一族，本家的家纹为“丸之三叶葵”，分家有在外面的“丸”也即圆圈上动手脚的，改为“菊轮之三叶葵”、“折敷之三叶葵”、“藤轮之内三叶葵”、“隅切的铁炮角之三叶葵”的，也有全面变形，改为“花葵”的。欧洲的骑士纹章，把盾形底切成多个等分，同时并列多个主家或血源来历的家纹，从而组成新的复式家纹，这样的样式，在日本从来也不曾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