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风的皇帝与短命的改革 五、一年换了三个皇帝

此时此刻，王叔文手中剩下的最后一张牌，也许只有他派去接管禁军的韩泰了。

如果韩泰能够顺利接管神策军，那么大势或许还能挽回。

因为必要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解决问题。

然而，实际情况是：老将范希朝进入奉天的神策军指挥部坐等多日，各级禁军将领却一个也没有露面。

范希朝和韩泰就这么坐在奉天城里面面相觑。

皇帝的任命状还揣在他们怀里，可已经成了一张废纸。

早在他们从长安出发的时候，禁军将领们就给俱文珍等人发了辞别函，说他们的军队即将服从朝廷的命令，隶属于范希朝，其用意就是希望宦官能表明态度。宦官赶紧回函说：“绝对不能把军队交给别人。”

有了宦官这句话，禁军将领们就有底气了，于是就把老将范希朝晾在一边，理都不理，更别提那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韩泰了。

韩泰最后只好单骑返回长安。

除了一双赤手空拳和一张表情沮丧的脸，他没有给王叔文带回来任何东西。

那一刻的王叔文陷入了绝望。

所谓屋漏偏逢连阴雨，船破又遇顶头风。

王叔文现在就是这种感觉。

因为就在他事业最艰难的时候，家中又传来噩耗——他母亲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

这是贞元二十一年（公元805年）的六月中旬，距离改革大幕正式拉开仅仅四个月，局势已开始陡转急下。

老母病重的消息对于此刻的王叔文来讲，已经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打击，而是敲响了他事业的丧钟。

因为只要他母亲一咽气，王叔文就必须回家守丧。这无异于帮了王叔文的对手们一个大忙——他们根本不用花任何力气，王叔文自己就得乖乖地卷铺盖走人。

六月十九日，王叔文知道他在朝堂的日子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就在翰林院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了几位翰林学士，还有宦官李忠言等人。

而最后一位客人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他就是宦官俱文珍。

没有人知道王叔文邀请俱文珍的目的是什么，只知道这场宴席是在尴尬的气氛中开场，并且很快就不欢而散。

席间王叔文端起酒杯对大家说：“叔文母亲患病，但因身负国家重任，未能亲自侍奉汤药，现在决定请假回家侍候母亲。叔文近来竭尽心力，不避危难，所作所为都只为了报答皇上隆恩。一旦离职，各种诽谤必将纷至沓来，不知哪位肯体察叔文苦心，为叔文说一句公道话？”

王叔文的这番真诚告白或许是为了唤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尤其是希望与对手俱文珍达成一定程度的相互谅解。可在俱文珍看来，王叔文这一招叫做缓兵之计。俱文珍觉得王叔文打这张悲情牌的目的就是想麻痹对手，以便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所以那天俱文珍始终板着一张脸，王叔文说一句他就驳一句，搞得在座的人都相当尴尬。

王叔文无话可说，只好一边干笑一边劝大家喝酒干杯。

可此刻的酒除了苦涩和酸楚，再也喝不出其他味道，所以众人干了几杯之后便纷纷告辞而去。

王叔文看着那一桌几乎没有动过筷子的酒菜，心里面空空荡荡。

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轻，轻得像是要飘起来。

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重，重得他无力支撑。

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二十日，一则消息传遍了长安城的大街小巷，此后又陆续传遍天下诸道及各州县。

消息说，王叔文因母丧去职，离开了朝廷。

至于他还能不能回来，多数人并不表示乐观。

王叔文一走，韦执谊顿感浑身清爽，开始独立行使宰相职权，政令皆出己意，从此与王叔文了无相干。王叔文恨得牙痒痒，天天与一帮故旧筹划着要重执朝柄，并且扬言，一旦复职首先就要干掉韦执谊，然后把所有背叛改革和反对改革的人通通杀掉。

但是这已经不可能了。

说好听点这叫一相情愿，说难听点就叫意淫。

改革的主心骨没了，王伾感到了一种唇亡齿寒的悲凉。他到处奔走呼号，每天去见宦官和宰相杜佑，请求征召王叔文为相，并让他统领禁军。

如果说王叔文渴望重掌权力是一种意淫，那么此刻王伾的这种请求就近乎愚蠢。

不过话说回来，当改革落到了这步田地，除非像韦执谊那样自求富贵，否则无论是谁想替王叔文和改革做点什么，看上去都会显得既愚蠢、又可怜。

可想而知，王伾的种种请求都遭到了拒绝。

王伾在惶惶不安中一连向顺宗皇帝呈上了三道奏疏，这是他所能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

于是初秋的某一天深夜，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就突然听见王伾在他的办公室里发出一声惨叫。

第二天王伾就被人用担架抬回了家。

从此他再未踏进翰林院一步。

事后人们听说，翰林院的值班人员听见的那一声惨叫是——我中风了！

到底王伾是不是真的中风了？

没人知道。

也没人有兴趣去了解事情的真相。

贞元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顺宗李诵发布了“太子监国”的诏书。当天，太子李纯在含元殿东朝堂接受文武百官的拜贺。

八月初四，顺宗发布了命太子登基的诏书，宣布自行退位，称“太上皇”。

八月初五，顺宗迁居皇城外的兴庆宫，下令改元“永贞”。

八月初六，贬王伾为开州（今重庆市开县）司马，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司户。王伾不久即病死于贬所；五个月后，顺宗驾崩，王叔文被李纯下诏赐死。紧随二王被贬之后，改革派的其他主要成员也无一幸免。韩泰先是贬为抚州（今江西临川市）刺史，再贬虔州（今江西赣州市）司马；柳宗元先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再贬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司马；刘禹锡先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刺史，再贬朗州（今湖南常德市）司马；韩晔贬为饶州（今江西波阳县）司马；陈谏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司马；凌准贬为连州（今广东连州市）司马；程异贬为郴州（今湖南郴州市）司马。而一贯自求多福的宰相韦执谊也没有逃过这一劫，最后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

历史从此就把这个“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政治集团命名为——“二王八司马”。

八月初九，二十八岁的李纯在宣政殿即位，是为唐宪宗。

大唐帝国的马车在这里突然来了个急转弯。

短短十天之内，历史就已经掀开了全新的一页。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仿佛就在电光石火的一瞬间。

谁都知道，在强大的宦官和藩镇面前，在风华正茂的太子李纯面前，那个中风的皇帝李诵实在是无力承担任何东西，也无力抗拒任何东西。

他既无力承担一个帝国压在他肩上的重任和使命，也无力抗拒宦官、藩镇和太子的联手逼宫。

所以最终，他无力抗拒改革的失败。

宪宗李纯登基的时间与德宗驾崩和顺宗登基的时间相差还不到八个月。

一年之间，大唐帝国换了三个皇帝。

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在这个风云变幻、稍纵即逝的永贞元年过去之后，帝国的明天又会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