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卡佩塔把打开的手提箱从地板上拖过。箱子里装着二十九个折叠式文件夹,都用橡皮筋箍住,文件夹上贴着白色的贴纸,贴纸上是手写的日期,这些文件时间跨度长达二十六年,差不多涵盖了华纳·艾杰的整个职业生涯。

“如果我跟杰米谈,你觉得她会怎么跟我说你呢?”她继续打探道。

“那很简单。她一定会说我有病。”露西的眼里闪着怒火。

有时候,她那突然而强烈的怒火让斯卡佩塔觉得就像闪电一样。

“我心里一直都充满怒火,想伤害别人。”露西说。

艾杰一定是把他的许多私人物品都搬到爱丽舍酒店来了,会搬来的当然都是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东西。斯卡佩塔拿起日期最近的文件夹,在自己外甥女脚旁的地毯上坐下来。

“你为什么想伤害别人?”斯卡佩塔问她。

“把我失去的都找回来。重新找回自己,然后从头来过,再也不会让任何人如此对我。你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露西的双眼直冒火,“可怕的是你觉得有一些人应该被摧毁,被杀害。然后用自己的想象,在脑海中把他们干掉,不感到一丝刺痛或懊悔,什么感觉也没有。他可能就是这样。”她挥舞着手臂,就像华纳艾杰就在这房间里似的,“这才是最糟糕的时候,就是什么感觉也没有的时候。这时候你就会做出一些事情来,无法挽回的事情。我觉得自己跟我们为了保护民众而追捕的那些混蛋其实没什么两样,这真不好受。”

斯卡佩塔摘下手中那个折叠式文件夹上的橡皮筋,看起来这个文件夹是最近的,起始日期是今年一月份,终止日期空着没写。

“你跟他们不一样。”她说。

“我无法挽回了。”露西说。

“你无法挽回什么?”

文件夹的六个隔区里塞满了纸张和收据,还有一本支票簿,一个棕色的皮革钱包,看起来多年来一直都放在后裤袋里,已经被磨得光滑而弯曲。

“我无法挽回我做过的事情。”露西深吸了一口气,强忍着不哭出来,“我是个坏人。”

“不,你不是。”斯卡佩塔回答道。

艾杰的驾驶证在三年前就已经到期了。他的万事达信用卡也是。还有他的Visa信用卡和美国运通卡。

“我是。”露西说,“你知道我都做了些什么。”

“你并不是一个坏人,我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也许并非每一件事都知道,但知道得也够多的了,但我还是要这么说。”斯卡佩塔说,“你做过FBI探员,是烟酒枪械管制局探员,就像本顿一样,你身陷工作职责当中,自己也无可奈何,你有很多事是不能讲的,可能现在还是不能讲。这我当然明白,我明白这是职责所在,有充分理由,就像前线的士兵一样。警察就是这样,他们就是士兵,他们逾越正常的界限是为了让其他人能正常地生活。”

她数出了一万四千零四十张美元钞票,全部是二十美元面额的,像是从自动取款机取出来的。

露西接着道:“真的吗?那罗科·卡加诺呢?”

“如果你没那么做,他的父亲,彼得·马里诺会怎样?”斯卡佩塔并不知道在波兰具体发生了些什么,她也不想知道,但她知道原因,“马里诺本来是会死的。”她说,“罗科卷入了犯罪集团,本来是要杀了他父亲。他已经采取了行动,是你阻止了悲剧发生。”

她开始查看那些收据,有食物的、梳洗用品的和交通费用的,许多都是底特律和密歇根的酒店、商店、饭馆和出租车开具的,全都是用现金支付。

“我希望自己没有那么做,我希望做这件事的是别人。我杀了他的儿子。我做了很多无法挽回的事。”露西说。

“我们谁又能挽回什么呢?这只是一句蠢话,一种说辞而已。人们一直把它挂在嘴边,但实际上,我们什么也不能挽回。”斯卡佩塔说,“我们能做的就是站在我们自己制造的烂摊子前,负起责任,谢罪,然后继续生活下去·”

她把那些折叠式文件夹堆放在地板上,认真查看起艾杰十分重视并保存起来的东西。她找到了一个信封,里面装着已兑现的支票。去年一月份,他花了六千多美元买了两只西门子逸动700助听器和配件。他把自己旧的那副助听器捐给了古德维尔慈善旧货商店,还收到了一张收据。不久之后,他订了一个网上字幕电话服务。没有发现任何能说明他的资金来源的工资存根或银行记录。她抽出一个马尼拉纸信封,上面贴着IAP(异常心理学研究所)的标签,里面装着厚厚的一叠材料,包括内部通讯、会议程序和期刊文献,全都是用法语写的,另外还有一些收据和飞机票。二〇〇六年七月,艾杰去了一趟巴黎,参加了异常心理学研究所的一个会议。

斯卡佩塔的法语会话能力并不好,但她完全可以用法语阅读。她浏览了一封全球意识项目的一位委员寄来的信,来信感谢艾杰同意参加他们的一个讨论,讨论的话题是在像911这样的全球重大事件中使用科学工具在随机数据中寻找结构。这位委员很高兴能再次和艾杰会面,并询问了他在意志力方面的研究是否还存在重现结果的难题。“当然,问题在于人类主体以及法律和道德的约束。”她翻译道。

“你为什么会想到杀人和死亡的问题?”她问露西,“你想杀了谁,你又希望谁死去?”露西依然默不作声。“你最好告诉我,露西。我和你要在这个房间里待上好一阵子呢。”

“汉娜。”露西回答。

“你想杀了汉娜·斯塔尔?”斯卡佩塔抬起头来看着她,“你是已经杀了她,还是你只是希望她死掉?”

“我没有杀她。我不知道她死了没有,我也不在乎。我只想让她受到惩罚,我想亲手让她接受惩罚。”

艾杰用法语给那位委员回了信:“虽然人体实验确实会出现偏差,从而导致结果不可靠,但只要监控得当,排除人的自我意识,就可以回避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让她受惩罚?她对你做了什么,需要你亲自来处理?”斯卡佩塔问。

她又打开一个折叠式文件夹,里面装着更多通灵学的材料,以及很多期刊论文。艾杰的法语很好,而且在超心理学、“第七感”、超自然科学方面很有研究。位于巴黎的异常心理学研究院负责他巴黎之行的各项费用,此外可能还给他提供薪俸和其他酬金,包括津贴。为异常心理学研究所提供资金的勒考克基金会对艾杰的研究工作很感兴趣。信中多次提到勒考克先生想要与艾杰见个面商讨双方“共同的喜好和兴趣”的迫切愿望。

“她对你做了些什么。”斯卡佩塔接着说,她并不是在提问,露西一定认识汉娜,“发生了什么?你跟她有一腿?你和她上床了?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才没有和她上床。但是……”

“但是什么?要么有,要么就没有。你在什么地方见过她?”

她看到一张摘要:本文出版于二〇〇七年,作者华纳·艾杰,是超心理学研究领域的先驱之一,尤其擅长濒死的经验和身体……

“她想让我作出尝试,她想让我开始新的行动,她想让我走出第一步。”露西说。

“是身体上的。”

“她以为人人都想跟她作出尝试,都想取悦她。”露西说,“我才不想。她在我面前卖弄风情,向我炫耀。我们当时是单独相处。我原以为波比就要来了,但他没有。只有她和我,她挑逗我,但我没有回应。这个该死的荡妇。”

濒死和灵魂出窍的经历。那些死而复生的人拥有超常的天陚和能力:身体治愈能力和心灵控制物质的能力。相信思想可以控制我们的身体,影响生理系统和自然物质,斯卡佩塔继续读道……比如电子设备、声音和骰子,月相同样会影响赌场的支付比率。

她问露西:“那汉娜到底做了什么可怕的事呢?”

“我曾经跟你提起过我的理财规划师。”

“就是被你称为‘有钱人’的那个。”

艾杰二〇〇七年的纳税申报单。收入来自退休基金,除此外没有其他费用,但从信件往来和其他书面材料可以看出他还有某个资金来源。可能就是巴黎的勒考克基金会。

“是她的父亲,鲁佩·斯塔尔。他就是那个‘有钱人’。”露西说,“当年我之所以不到二十岁就小有成绩,全亏了他帮我理财。如果没有他会怎样呢?那我可能会把一切都挥霍一空,你知道的,我很喜欢发明创造,臆想做梦,我会想出一些自己真的会去实践的点子来。我能造物于无形,并能让别人渴望得到我的创造成果。”

二〇〇八年,他没有再去法国。这一年艾杰时常往返于底特律。他的现金从何而来呢?

“有一次,我正在制作一个很酷的电子产品,我觉得这个产品将来有可能被用于动画制作。”露西继续讲道,“我认识的一位在苹果公司工作的人把鲁佩介绍给了我。你应该知道的,他是华尔街一位德高望重的成功的资金管理人。”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觉得你不能跟我谈论他,还有你的钱。”斯卡佩塔说。

“你也没问过。”

底特律除了衰败的汽车工业,还有什么呢?斯卡佩塔拿起露西的苹果笔记本电脑。

“我一定问过。”但她却想不起自己到底在什么时候问过。

“你没有。”露西说。

她用谷歌搜索了一下勒考克基金会,却一无所获。又用谷歌搜索了勒考克先生,如预料中一样,只找到了几条有关十九世纪法国侦探小说家埃米尔·加博里奥的小说信息。斯卡佩塔没有找到任何资料提及一位名叫勒考克先生的真实人物,一位投资超心理研究的富有慈善家。

“当然,对于其他事情,你只要一想到就会毫不犹豫向我发问。”露西继续说,“但你从不过问我经济方面的细节,就算我提及‘有钱人’,你也没有问起过。”

“可能是因为我害怕。”斯卡佩塔想着这令人伤感的可能性,“所以我回避这个话题,并给自己找了个合理的解释,就是不该刺探你的隐私。”

她又用谷歌搜索了位于底特律的汽车城赌场酒店和大皇宫酒店。她发现了过去几年里由这两家酒店开具的收据,但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艾杰曾经在其中任何一家住过。他去干吗?赌博?难道他是一个赌徒,把自己的房子都给赔进去了?他拿什么做赌本?她还发现了一张从一本个人专用的记事簿上撕下的纸张,上面写着:来自弗雷迪·曼斯特的办公桌。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个人识别码的东西,还写着底特律城市银行和一个用毡尖笔写的地址。为什么觉得弗雷迪·曼斯特这名字有点眼熟呢?那个个人识别码是在自动取款机上使用的吗?

“是的。”露西说,“你可以谈论死尸,谈论性,但就是没法谈论别人的净资产。你可以翻遍一个死人的口袋、衣橱抽屉、个人档案和收据,但就是不问我一些基本的问题:我靠什么谋生,我跟什么人合伙做生意。你从没问过我。”露西强调道,“我认为你根本就不想问,因为你觉得我在做一些违法犯纪的事。你觉得我偷窃,欺骗政府,我就由它去,因为我绝对不会向你、向任何人作辩解。”

“我不知道这些是因为我不想知道。”斯卡佩塔内心有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她从小家境贫寒,“因为我想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她感觉自己能力不足,因为孩提时代她家里一贫如洗,在她父亲生命垂危时,她束手无策。“而要讲到赚钱,我根本就比不过你。我擅长抓牢已有的一切,但我从来不会点石成金,或为了做生意而去做生意。我在这一方面并不特别在行。”

“你为什么要跟我比呢?”

“这就是我要说的。我没有跟你比。我不会这么做,因为我没能力这么做。可能是我害怕会失去你对我的钦佩之情。你怎么会钦佩我的商业才干呢?如果我是个出色的女商人,就不会去上法律学院,上医学院,花十二年的时间来完成我的研究生教育,到头来赚的比大多数房地产经纪人和汽车销售人员都要少了。”

“如果我是这种出色的女商人,我们现在就不会进行这段对话了。”露西说。

用谷歌在网上搜索密歇根。新拉斯维加斯,很多电影在那里拍摄,该州用尽办法向当地遭受了巨大损害的经济注资。百分之四十的税收优惠。还有赌场。密歇根有个职业学校专门培养赌场发牌员,有些机构还提供助学金,包括退伍军人管理局、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和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从伊拉克战场回到美国的人、在通用汽车失业的人都成为了赌场发牌员。

“我真是倒霉。鲁佩去年五月去世了,汉娜继承了他的所有遗产,接管了他的所有生意。她是沃顿商学院的工商管理学硕士,不能不说她有点头脑。”露西说。

“她接管了你的账户?”

“她想要这么做。”

在当今社会,人们总要千方百计地求得生存,色情和娱乐业都很盛行,电影、饮食和饮料行业都在蓬勃发展,酒业尤其兴盛。人们心情不好时,就会主动找乐子。这又和华纳艾杰有什么关系呢?他卷入了什么当中?斯卡佩塔想起了托尼·达里恩的骰子钥匙链和博内尔说“高速轨道”很像维加斯。达里恩太太说托尼希望有朝一日能去巴黎或蒙特卡洛,据马里诺说,她那位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工作的父亲劳伦斯·达里恩是一个赌徒,可能与集团犯罪有牵连。弗雷迪·曼斯特,斯卡佩塔记起了这个人。他就是“高速轨道”的所有者。他在底特律、路易斯安那、南佛罗里达还有其他斯卡佩塔记不起的地方都有游乐场和其他生意。他是托尼·达里恩的大老板,也许他认识她父亲。

“我和她见过几次面,后来我们到她佛罗里达的住所去商讨了一番,我拒绝了她。”露西说,“但我卸下了防备,采纳了她的一个建议。我躲过一劫,但背后却中了一刀。我没有跟着自己的直觉走,她欺骗了我。她把我骗惨了。”

“你破产了吗?”斯卡佩塔问。

她现在在用谷歌把华纳·艾杰医生和其他一些关键词放在一起搜索。赌博、赌场、博彩业,还有密歇根。

“没有。”露西说,“我所得到的并不是重点。甚至连我所失去的也不是。她想伤害我,这能给她带来快乐。”

“如果杰米做了一番彻底的调查,她怎么会不知道?”

“是谁做的彻底调查,凯姨妈?不是她。那些电子信息不是她查出来的,那些全都是我做的。”

“她并不知道你认识汉娜,不知道你有这种利益冲突。事实就是这样。”斯卡佩塔边说边翻阅其他的折叠式文件夹。

“她把我踢出局,她这么做弄巧成拙,荒谬可笑。”露西回答道,“如果有人能提供帮助,那个人就是我。我并不是汉娜的客户,我是鲁佩的客户。你知道他的档案里有什么吗?这么说吧,汉娜对我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被披露,我很确定。”

斯卡佩塔说:“这么做不对。”

“不对的是她的所作所为。”

两年前艾杰在一本叫《量子力学》的英国期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量子认识论及测量。普朗克、波尔、德布罗意、爱因斯坦。人类意识在波函崩陷中的作用。热力学中的单光子干涉和因果律的违反。人类意识的难以捉摸。

“你到底在看什么鬼东西?”露西问。

“我也不知道。”

斯卡佩塔一页页翻着资料,浏览,阅读,有时在某些地方停下来。

她说:“招收了学生来学习。关于创造力和艺术能力与超心理之间的关系。在纽约本地的茱莉亚音乐学院做了一项研究。在杜克、康奈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都开展过研究。超感知觉全域测试实验。”

“心灵现象?超感官知觉?”露西一脸茫然。

斯卡佩塔抬起头来看着她:“感官剥夺。为什么我们想要达到感官剥夺的状态呢?”

“这跟感知、获取信息是成反比例的。”露西回答,“感官能力丧失得越多,越能感知到更多东西,越有创造力。人们冥想就是为了达到这种效果。”

“那为什么我们又想在某些人身上达到相反的效果呢?换个说法,就叫过度刺激。”斯卡佩塔问。

“不会有人想要过度刺激。”

“除了做赌场生意的。”斯卡佩塔说,“如此一来,你就会寻找最有效的方式来进行过度刺激,避免人们进入感官剥夺的状态。你希望人人都受冲动的驱动,误入歧途,所以你会扰乱视觉和听觉环境,给整个场地营造超感知氛围,然后你的那些客人就会变成迷糊的猎物,全然不知何为安全,何为危险。你用刺眼的灯光、嘈杂的声音蒙蔽他们的双眼,捂住他们的双耳,这样你就可以剥夺他们的所有,就可以偷窃他们的财物。”

斯卡佩塔脑子里全是托尼·达里恩,她那炫目的工作环境里布满了闪光灯,视频显示器上播放着快速移动的影像。在那里,人们被鼓励花钱买食物和烈酒,玩游戏。玩得不好,就再玩上几局。玩得不好,就再喝上几杯。“高速轨道”里挂着海普·贾德的照片,他可能认识托尼,他可能还认识本顿的一位前病人多迪·霍奇,马里诺在昨晚的电话会议上跟伯格提到了这件事。华纳·艾杰可能认识托尼·达里恩的老板,弗雷迪·曼斯特。这些人可能都相互认识,或者是有某种关联。现在已经快到上午九点了,斯卡佩塔周围全是收据、用过的票据。计划表、出版物——这些都是艾杰自私自利、目标错误的人生碎片。这个没有灵魂的混蛋。她从地板上站起身来。

“我们得走了。”她对露西说,“去DNA测试大楼。现在就出发。”

监控录像上的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画面出现在特工主管会议室的多个平面屏幕上。自去年六月以来,被FBI称为“格兰尼和克莱德”的一对肆无忌惮的强盗抢劫了至少十九家不同的银行。

“这个你收到了吗?”杰米·伯格调整了自己的苹果笔记本电脑的屏幕角度,让本顿看清她自己在看的内容,又一封刚刚收到的电子邮件。

他点了点头。他已经知道了。信息一到他的黑莓手机上他就打开来看了,露西和马里诺也发送了相同的信息给伯格,他们四个人几乎是在实时交流。那个包裹炸弹已经被成功拆开,里面的那个空白语音模块跟多迪·霍奇的音乐贺卡里用的语音模块是同一款的,不过本顿认为这张贺卡不是多迪寄来的。她可能录了音,还在空运单上填了地址,但本顿怀疑那不怀好意的节日小曲并不是她的主意。她并没有那样的才智来策划如此复杂的事情,包括她给打的那个电话。那个电话主要是针对本顿的,在发出下—个炸弹之前先给他个警告。确实是这样。

多迪是喜欢制造戏剧效果,但这根本不是她的戏剧,不是她的节目,甚至跟她的办事方式大相径庭。本顿知道这是谁策划的,他很肯定自己的看法,其实他早就该想到的,但之前他没有去留意。他不去留意是因为他希望自己不必去留意。如果说他是忘记了去留意,那真叫人难以相信,但他确实忘记了。他忘了要时时留心,如今恶魔又回来了,换了不同的伪装、不同的模样,但他的个人特征如臭味一般清晰可辨。他是个虐待狂。虐待是他的策划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成分,而且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先把老鼠玩弄折磨到命悬一线,然后再将之殴打至死。多迪没有这么富有创造力,没有这么丰富的经验,也没有到如此精神错乱的地步,同时她也不够聪明机智,不可能想出这么大规模的复杂情节。但她是个演员,是个变态,她一直愿意,也有能力进行试演。

多迪可能在某一段时间涉足集团犯罪。华纳·艾杰也是,他似乎在进行有违道德的研究项目,该研究与国际博彩业有关,涉及国内外赌场,特别是法国的赌场。本顿认为艾杰和多迪都是尚多内家族的步兵,与该家族最可怕的一员让-巴蒂斯特搅和在了一起。让-巴蒂斯特是这个家族仅存的硕果,性格异常凶暴,在上个月发生在迈阿密的银行抢劫案中使用的一辆一九九一年款黑色奔驰车后座上发现了他的DNA。无法得知他当时在车里做什么。也许是为了感受兴奋之情,赶过去凑凑热闹,抑或只是在这辆偷来的奔驰被用作逃跑用车之前,出于某个原因,他恰巧坐过而已。让-巴蒂斯特肯定知道FBI的DNA联合检索系统的数据库里有他的DNA资料。他是被判过刑的谋杀犯,还是一名逃犯。他大意了,他的强迫症犯了。如果他过去的历史能说明什么的话,那就是他可能吸毒和酗酒了。

迈阿密抢劫事件过后三天,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案,是这十九起案件中的最后一起,这回地点是在底特律。就在抢劫案发生当天,多迪因为在商店偷窃和扰乱治安被捕,她往自己裤子里塞进了三张海普·贾德的DVD影碟,被抓后又当众大吵大闹。她完全失控了。像她这样的人,这迟早要发生。她旧病复发,失去控制,将自己的情绪用行动表现了出来,她选择了贝蒂的书店咖啡屋。这并不是个好时机,这件事情况恶劣,某些人要在她曝光更多重要同犯之前想出对付她的办法。有人在底特律给她找了个律师,叫塞巴斯蒂安·拉福什,这个律师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鲁日,尚多内家族曾在那里有很牢固的社会关系。

拉福什建议把多迪送到华纳·艾杰那里做精神鉴定。这并不是因为艾杰近来名声大噪,而是因为他与集团犯罪同流合污,与尚多内组织有关联,即使这种联系并不深入。这就相当于把歹徒送入收受了犯罪团伙贿赂的监狱长手中。但这个计划并没有成功,地方检察官和麦克连不同意这么做。组织要重新想办法,重新部署,好好利用制造麻烦和混乱的机会。多迪去了贝尔蒙特,这是下一步行动的征兆:敌人已经潜入目标人物的营地,本顿的营地,可能还间接进入了斯卡佩塔的营地。多迪住进了医院,阻碍了本顿的工作,而在尚多内中世纪的房子里笑声回荡,玩弄和折磨的把戏依然在继续。

本顿看着桌子另一边的马蒂·拉尼尔说:“你们这个是新电脑系统吗?它可以像RTCC的系统一样连接数据吗?能不能给我们做出一个决策树形图之类的东西,好让我们清楚看出各个条件的概率?这样就可以把我们讨论的内容形象化。我觉得这样应该能让案情变得明晰起来。事件的根基很深,枝叶又繁茂,而且延伸范围很广,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弄清哪些事是相关的,哪些是不相关的。举个例子吧,就拿今年八月最先发生在布朗克斯的银行抢劫案来说。那天是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十点二十分,美国联合银行被袭击了。”他边看着自己的笔记边说,“不到一个小时,多迪·霍奇就在南林荫大道和东一四九大街的一辆公交车上被交通司法局传唤了。换句话说,她当时就在附近,就在被抢劫的银行几个街区之外的地方。她十分焦虑,激动,跟人吵了起来。”

“我都不知道有交通司法局传票这件事。”纽约警局的刑警吉姆·欧戴尔说道。他四十岁出头,一头稀疏的红发,有点大肚腩。

坐在他旁边的是他银行抢劫联合行动小组的搭档,FBI探员安迪·斯托克曼,三四十岁的年纪,乌发浓密,没有肚腩。

“这是我们在搜索联邦快递相关信息时找到的。”本顿对欧戴尔说,“多迪因为在公交车上制造了骚乱而与警官对峙,她骂他说他可以把自己的屁股用联邦快递送到地狱去,而且最好是连夜快递。这是RTCC提供的资料链接。”

“这说法还真是奇怪,之前从没听说过。”斯托克曼说。

“她很喜欢用联邦快递寄东西。她总是匆匆忙忙,希望能马上看到自己制造的戏剧效果。我不知道。”本顿用不耐烦的口气说道,多迪的陈腔滥调和夸张语句根本就无关紧要,一想到她就让他感到十分烦躁,“重要的是随着我们讨论的深入,你们就会不断看到同样的模式。冲动。一个领导人物,黑帮老大,有强迫症又冲动,受自己内心力量的驱动,最终连自己也无法控制那股力量,而他周围的人也好不到哪里去。并不总是相反的事物才互相吸引的,有时候同类才会相吸。”

“物以类聚。”拉尼尔说。

“让-巴蒂斯特和他的同类。”本顿说,“确实是这样。”

“我们需要一个像他们那样的数据墙。”欧戴尔对伯格说,那语气就像她有办法做到似的。

“那要祝你好运了。”斯托克曼伸手拿起自己的咖啡杯,“在这儿我们连瓶装水都要自己掏钱买。”

“如果能看到各个事件的关联,应该会有所帮助。”伯格赞同这种做法。“只有那样才能弄明白所有事情。”本顿说,“尤其是在这么复杂的情况下。因为这些案件并不是今年六月才开始的。这可以追溯到九一一之前,我参与这些案件已有十余年。并不是单纯只有银行抢劫案,是尚多内家族,他们曾经拥有的那个庞大的犯罪网络。”

“你为什么说是‘曾经’?”欧戴尔说,“如果我听到的消息都不假,貌似他们现在还是生龙活虎的啊。”

“他们已经今非昔比了。你是不会明白的,反正就一句话,他们已风光不再。”本顿说,“接管他们家族事业的是个孬种,把整个家族产业搞得乌烟瘴气。”

“听起来就像是说过去八年白宫的状况。”欧戴尔嘲讽道。

“尚多内家族已经不再是曾经的集团犯罪家族了,已经与过去相差甚远。”本顿今早一点也幽默不起来,“到了最后,这个组织乱套了,已经快要接近混乱的状态,让-巴蒂斯特就是这个家族的统治者。他的故事只有一个结局,不论他讲述过多少次,也不管他扮演过多少角色,都是一样的。他可以专注一段时间,也许在他的侵略性和强迫性思维持续期间他做到了专注,因为这两种思维不会放过他。他就是思维的奴隶,结局是可以预见的。他的侵略性思维取

得了胜利。他开始有点分心。他越来越分心,最后他完全无法集中精神。他拥有无限的破坏性,但最后总是以死亡告终。有人送了命,然后是更多的人丧命。”

“当然,我们可以做一个预测模型,把图表投射到墙上。”拉尼尔对欧戴尔和斯托克曼说。

“这需要一点时间。”斯托克曼说着开始敲击他的笔记本电脑上的键盘,“除了银行抢劫案,还要其他案件吗?”他抬头看着拉尼尔。

“我们要讨论的不只是银行抢劫案。”拉尼尔带着一丝不耐烦的语气说道,“我想本顿的意思就是这个,这次会议也是这个目的。银行抢劫案并不是主要的,它们只是冰山一角。如果用符合当下时节的话来说,它们只是圣诞树顶上的天使而已,我想要的是那整棵树。”

这个比喻让本顿想起了多迪那首恼人的歌,想起她喘着气用跑调的声音祝愿斯卡佩塔和他过一个快乐的圣诞节,这个祝贺充满了性暴力的暗示,也预示了即将发生的情况。斯卡佩塔就要被施以私刑,而本顿就见鬼去吧,他想象着让-巴蒂斯特·尚多内高兴的样子。那张贺卡可能就是他的主意,这是他的第一次嘲弄,不久之后又来了第二个:一个装着炸弹的联邦快递包裹。那不是一个平常的炸弹,马里诺在电子邮件里把它称为:一个发臭的炸弹,可能会把法医的手指炸飞或让她失明。

“是啊,真是可笑,联邦政府居然不能配备那个。”欧戴尔抱怨道,“我说的是像RTCC那样的数据墙。我们需要一个比会议室大上十倍的数据墙,因为这不是决策树,这简直是决策林。”

斯托克曼对他说:“我可以把影像投到屏幕上。六十英寸就跟RTCC的三菱拼接显示墙的其中一块屏幕一样大。”

“我不这么认为。”

“已经很接近了。”

“不行,我们需要一个IMAX影院。”

“别再抱怨了,我们把情况投射到墙面上,让大家都看清楚。”

“我只是说,像这么复杂的情况,我们至少需要一面两层楼高的墙面。要把这么复杂的情况显示在一个平面屏幕上吗?那我们要把字体缩放到跟报纸上的字一样小才行。”

欧戴尔和斯托克曼共事了这么久,经常会像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老妻一样拌嘴发牢骚。在过去六个月里,他们与FBI多个办事处的其他特别工作小组一起跟踪号称“格兰尼和克莱德”的银行抢劫案,主要是与迈阿密、纽约和底特律的办事处打交道。调查局成功封锁了关于这起肆无忌惮的抢劫案和调查局对抢劫案的分析的新闻报道,调查局是故意这么做的,此举有充分理由。他们怀疑那些抢劫的歹徒只是一群爪牙,他们背后有一个更大更危险的犯罪团伙。他们只是鲭类海鱼,是同鲨鱼同游的小型食肉动物。

调查局的目标是鲨鱼,本顿相信自己知道这些鲨鱼是什么种类,来自哪个族群。是法国鲨鱼。尚多内鲨鱼。问题在于他们现在以什么名号自居,如何才能找到他们?让-巴蒂斯特·尚多内现在身处何处?他可能就是那条大白鲨,那个领头人物,这个著名的犯罪家族仅剰的一个放荡荒淫的头目。他的父亲,尚多内先生,正在巴黎城外高度戒备的桑德监狱里享受退休生活。让-巴蒂斯特的弟弟,该家族的法定继承人,已经死了。让-巴蒂斯特本没有被赋予领袖地位,但他满腹激情,满脑子的暴力幻想和对性的欲望刺激着他,而且他渴望报复。他可以短暂地控制自己,在间隔时段中控制住自己真正的倾向,但之后那脆弱的外壳总会破裂,露出里面的神经元和神经,充满了悸动的冲动,凶残狂暴,总要玩些比拆弹技术员在拆爆场上解除的任何危险炸弹都要危险的残忍游戏。让-巴蒂斯特这颗炸弹需要被安全拆除,需要马上拆除。

本顿相信那个炸弹包裹是让-巴蒂斯特寄来的,他一定是幕后主使,很可能连炸弹都是他做的,昨晚他可能就看着炸弹被送出去。他想从身体和精神上伤害斯卡佩塔。本顿想象着让-巴蒂斯特在他们的大楼外,藏匿于黑暗处,监视着,等着斯卡佩塔从下班回家。本顿还想象到斯卡佩塔不情愿地和卡利·克里斯宾走在一起,她们经过哥伦布圆环附近,一个流浪汉身上裹着一层层衣服和一条棉被躺在一条长凳上。他们在马里诺车上同洛博讲话时,本顿第一次听到斯卡佩塔提到流浪汉,当时他听了觉得很烦躁,感觉到一阵心绪不宁涌上心头,而且他越想越觉得心烦意乱。不管寄出炸弹的幕后主使是谁,那个人的目标不是斯卡佩塔就是本顿,或是他们两个人,那个人昨晚一定难以抗拒出来窥视斯卡佩塔的欲望。

把她弄残废,或把本顿弄残废。不论谁受了伤害,都不如他们俩一起受伤,一起被摧毁。也许命不致死,但可能比死了还惨。让-巴蒂斯特应该知道本顿人就在纽约,昨晚就待在家里,等着妻子录完的直播节目回家。只要是让-巴蒂斯特想知道的事,他就一定会弄清楚,他知道斯卡佩塔和本顿拥有什么。让-巴蒂斯特知道他们拥有什么,是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些东西,他从来就没有拥有过。没人比让-巴蒂斯特更清楚孤独的滋味,而对地狱般孤独的了解也让他洞悉了它的对立面。黑暗与光明。爱与恨。创造力与缺乏创造力。所有事物都跟它的对立面紧密相连。本顿要找到他。本顿要阻止他。

最有效的方法是攻其弱点。本顿的信条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一直告诉自己、安抚自己说,让-巴蒂斯特犯了错,他招来的尽是废物,他新招的这些小食肉动物既没有坚强的意志力,也没有适当的训练,而且也没有什么经验,他一定会为自己仓促的决定、病态的欲望和主观的选择付出代价。他会毁于自己的精神失常。格兰尼和克莱德会让他垮台的,让-巴蒂斯特不该屈尊去染指那些对尚多内家族来说微不足道的犯罪活动。他不该起用那些不适合的人来为自己服务,那些人根本就靠不住,总是受制于自己的弱点和不足。让-巴蒂斯特应该远离那些不值一提的人格失常的罪犯和银行抢劫案。

每一次抢劫案的模式都如出一辙,典型的,就如同参照手册执行的一般。那些被抢劫的银行分行都是曾经至少被抢劫过一次,有一些还不止;那些银行都没有设置被称为“防盗板”的防弹隔墙用以将银行柜员和外界公众分隔开来,抢劫总是发生在星期五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之间,这时候银行里的客人最少,但现金流却最大。一个相貌和蔼、上了年纪的妇女走进来,直至今天早上,FBI对她的了解还仅限于把她称为格兰尼。她的外表看起来像是主日学校的老师,穿着过时的衣服和网球鞋,头上总是包着围巾或戴着帽子。她总是戴着一副老式框架的有色镜片眼镜。根据当天的天气,她可能还会穿上大衣,戴上羊毛手套。如果是在天气比较暖和的时候实施抢劫,她就会戴上一副一次性塑料手套,就是饮食业的人会戴的那一种,以避免在现场留下自己的指纹或DNA。

格兰尼总是带着一个手提存款包,靠近银行柜员时她会拉开包的拉链,把手伸进包里,拿出武器。通过法医图像增强技术可以看出,每一次抢劫案中凶徒使用的都是同一支手枪,是一支九毫米直径的短枪管手枪,是玩具手枪,联邦法律规定用以区分玩具枪和真枪的枪管橙色标记已被去除。她偷偷将一张字条递给银行柜员,而且每一次字条上都是同样的内容:

把抽屉里的东西全都装进袋子里!不准把染色包放进去!否则小心没命!

这些字清晰醒目地写在一张从纯白色记事本上撕下来的小纸片上。她把存款包打开,柜员就往里面塞满钞票,然后格兰尼拉上包的拉链,快速走出银行,爬进一辆由她的同伙,也就是被FBI称为克莱德的人开的小车里。他们每一次都是偷车来作案,案发后不久,车子就会被他们丢弃在某个购物中心的停车场里。

几个小时前,本顿刚走进这间会议室时,他立马就认出了格兰尼和她递出的那张字条。上面的手写字体十分完美,就跟打印出来的一样。FBI说这字体几乎与一种叫作Gotham的打印字体一模一样,是城市景观中使用的最基本的简单字体,是标牌上常用到的浅显易懂的字体。不管这字条是谁写的,装着多迪·霍奇的音乐贺卡的那个联邦快递信封上的地址必定也出自他之手,而装着炸弹的那个包裹上的地址也可能是同一个人写的。但对于炸弹包裹,还不能给出完全肯定的答案。根据马里诺在电子邮件中所说,炸弹上的空运单被防爆水枪给毁了。但也许这并不重要。

特工主管会议室的墙面上都是多迪·霍奇各色打扮的样貌和她的字迹的投影,她身着“蜜蜂阿姨”装束的静态影像看起来就像梅伯里一样天真无辜,在银行进进出出。不论她多么费心乔装打扮,本顿都可以认出她来。她无法掩饰自己长着双下巴的大脸,薄薄的两片嘴唇,蒜头鼻,还有两只耳朵突出的样子。她能掩饰的,也只有她那肥嘟嘟的身体和不成比例的两条细腿。在多数的抢劫作案中,她都是白人。在少数几次作案中,她化装成了黑人。在今年十月的最近一次抢劫案中,她的皮肤又成了褐色。她看起来就是住在附近的善良居民,一位老奶奶,看起来无邪而亲切。在有一些定格画面中她脸上挂着微笑,急匆匆地从银行里走出来,手里提着那个可以装一万美元钞票的防火手提存款包,每一次包的颜色都不同:红的、蓝的、绿的、黑的,所有的包都做了充足的保护措施,防止她的字条没有被当一回事,发生染色包爆炸、喷出红色烟雾和染色剂或者催泪瓦斯的情况。

要不是她的同伙,真名叫杰罗姆·怀尔德的这个人去年五月在彭德尔顿军营擅离职守前在自己脖子上文了一个极具特色的文身,多迪·霍奇可能根本就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关注,她还可能继续抢劫银行,并抢上好一段时间。怀尔德从没成功遮盖过他的文身,他甚至都不费心去遮盖,他没有用高领或大头巾进行遮掩,也不像多迪那样使用专业的化妆品——逃跑用车上发现了多迪使用的化妆品残渣。马蒂·拉尼尔说那些都是矿物质化妆品。FBI在匡提科的实验室在残渣中检验出了氮化硼、氧化锌、碳酸钙、高岭土、镁、氧化铁、二氧化硅和云母——这些都是在那些演员和模特们经常使用的高技术含量的眼影、唇膏、粉底膏和粉饼中使用的添加剂和色素。

杰罗姆·怀尔德的文身很大,制作精细,从他左边的锁骨上方一直延伸到他的左耳处,他可能并没有把自己的文身看成一个问题。他只是逃跑用车的司机,从没踏进过银行,因此他很可能认为自己绝不会被摄像头拍到。但他想错了。在一次抢劫案中,他们所抢劫的那家银行对面街的另一家银行角落里装的一个安全监控摄像头清晰地拍下了他的影像。当时他坐在一辆偷来的白色福特金牛座的驾驶座上,一只手伸出车窗来调整车外后视镜,戴着一双兔毛内衬的黑色手套。

这张断送了他的照片就显示在特工主管会议室的屏幕上,这张脸本顿之前见过,就在昨晚,在本顿和斯卡佩塔所住的大楼的监控摄像定格画面上。杰罗姆·怀尔德戴着墨镜和一顶帽子,手上戴着兔毛里衬的黑色皮手套,他左边脖子上文着几具骷髅从一口棺材里爬出来的图案。一起银行抢劫案的定格画面和昨晚的定格画面并排投放在大型平面屏幕的窗口上,画面上是同一个男人,一条与鲨鱼同游的鲭类海鱼,一只小食肉动物,一个新招来的人,他不够老练,也很粗心大意,认为自己绝不会被抓到,他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自己会被抓。怀尔德不知道,或者说不担心有文身数据库这个东西,让-巴蒂斯特似乎也不担心这个问题。

怀尔德只有二十三岁,他聪明,渴求兴奋,喜欢冒险,但他毫无价值观念,没有信仰,也没有良知可言。他肯定也不是什么爱国人士,对自己的国家毫无感情,也对那些为国奋战的人毫无兴趣。他加入海军陆战队是为了钱,被派往彭德尔顿军营时,他在海军陆战队待的时间还不长,还没有体会到战友牺牲带来的痛苦。他没有登上开往科威特的C-17军用运输机,他一事无成,只是在加利福尼亚好好玩了一番,所有花销都是公款。他要文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严肃文身的想法只是单纯地想要一个文身,一个很“酷”的文身,这些信息都来自另一位近来多次被FBI审问过的士兵。

怀尔德文上了很酷的文身,不久就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底特律度周末假,之后他将被调离。但他再也没回到海军陆战队基地。据称,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是他的一个高中同学,他很确定自己在皇宫大酒店的赌场看到怀尔德在玩老虎机,酒店的安全监控记录也证实他确实去过那里。他玩了老虎机,还站在轮盘赌桌旁,有段时间还跟一位穿着考究的老人在赌场里走动。FBI查出那个老人就是弗雷迪·曼斯特,他被认为与集团犯罪有关,拥有多家公司,其中一个就是纽约的“高速轨道”。两周后,也就是六月初,在底特律的塔楼中心购物商场,一家银行分行被一位穿着过时的亚麻布套装的白人妇女给抢劫了,一位

黑人男性开着一辆偷来的雪佛兰美宜堡带着她逃离了现场。

本顿感觉很震惊,同时也感觉自己很愚蠢。他需要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但现在并不是做这件事的好时机,现在他正和这帮人在特工主管会议室里讨论抢劫案。实际上,他已经从一位执法者、一位法庭官员,变成了—名该死的学者。一名银行抢劫犯曾是他的病人,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因为他不能对多迪·霍奇进行背景调查,不能浏览有关她身份的任何资料,他只知道她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女人,有严重的人格障碍,还自称是海普·贾德的姨妈。

本顿告诉自己,即使他对她做了充分的背景调查,他又能查出什么来呢?从理论上讲,他什么也查不出来。他感到很生气,感觉受到了羞辱,他希望自己能重新做回FBI探员,希望他还能佩枪,还能戴探员徽章,可以得到批准查他想要的任何资料。“但你也查不出什么来。”他不停地这么对自己说,此刻他坐在会议室的桌子旁,这个房间当然还是蓝色的,从地毯到墙壁到椅子的座套都是蓝色的。“在你看到墙上她的照片之前,大家什么也没查出来。”他对自己说。她没被认出来,电脑上根本查不到她的资料。

多迪并没有什么可以识别的特征,她身上没有文身之类可以在数据库里查到的东西。她也从未因什么重罪被控告,顶多只是在布朗克斯的公交车上引起了骚乱,还有上个月在底特律的商店偷盗,扰乱治安,但这些情况都不会让人把这位五十六岁、夸夸其谈、讨人厌的妇女与一系列巧妙实施的抢劫案联系起来,虽然她在麦克连治病期间这些抢劫案就此中断并非巧合。本顿不断提醒自己,就算他把她查了个遍,也绝不会把她同杰罗姆·怀尔德或尚多内家族联系在一起,发现这个联系完全是运气。对于让-巴蒂斯特来说,这可算是一种霉运,因为本没有任何充足的信息表明这事与他有关,但他大意地在一辆偷来的奔驰车上留下了自己的DNA。他近来还做了不少过分的事情。他心力衰竭,现在他出现在他们面前,又出现在本顿面前。他不仅是整个网络的一个环节或分支,而是根。

他的面部照片出现在本顿落座的桌子对面的大屏幕上,是能找到的最新照片,是得克萨斯州司法部近十年前拍的。这个混蛋现在长什么样呢?本顿情不自禁一直盯着壁挂屏幕上的照片看,好像他们俩正在互相对视,摆出搏击的架势,随时准备对抗。那剃光的脑袋,不对称的面部,两只眼睛一高一低,眼睛周围的肉因为化学灼伤发炎红肿,让-巴蒂斯特称这伤弄瞎了他的眼睛。但他并没有瞎。波朗斯基监狱的两名警卫在吃了苦头后才发现了这点,他们被让-巴蒂斯特使劲推到一堵混凝土墙上,他捏碎了他们的喉咙。二〇〇三年春,让-巴蒂斯特穿着制服、戴着胸牌走出了关押他的死囚牢,口袋里就放着一位被谋杀的警卫的车钥匙。

“他不是分支,是延续。”拉尼尔对伯格说。她们俩总是争执,但本顿根本就没有在听。

这时收到了一封马里诺刚刚发来的电子邮件:

我正在去DNA大楼的路上,我将在那里跟露西和医生见面。

“如果有图像的话就会更清楚了,我同意本顿的看法。但杰罗姆不是个暴力的人。”拉尼尔说道,“他从来就不暴力,所以他才擅离职守。他入伍是因为找不到工作,之后偶然得到了获得非法收入的机会,于是就离开了军队。”

本顿给马里诺回复了邮件:

为什么?

拉尼尔还在继续:“尚多内家族的触手在底特律,还有在路易斯安那州、拉斯维加斯、迈阿密、巴黎、蒙特卡洛,港口城市,赌城,或许连好莱坞都有。只要对集团犯罪有吸引力的地方都有他们的触手。”

本顿提醒在座各位:“但他的父亲已经不在了。让-巴蒂斯特的弟弟也不在了。我们在二〇〇三年摧毁了这群坏家伙。我们当时没有铲除他们的核心,但他不是同一类人。”

马里诺回复的电子邮件到了:

托尼·达里恩的手表

本顿接着说:“你们现在谈论的是一个充满欲望的谋杀犯,一个对于经营一个企业联盟来说太无法自控、太过冲动的人,他的性格根本不适合经营他们家族延续了大半个世纪的复杂企业。我们不能以处理集团犯罪案的方法来处理本案,我们应该把它看成重复作案的性谋杀案。”

“那是一个会爆炸的炸弹。”伯格对拉尼尔说道,她好像没有听本顿在说什么,“它可能会让凯受重伤,甚至要了她的命。你怎么能把这种人说成是没有暴力倾向的呢?”

“你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拉尼尔对她说,“这得看他的意图,就算怀尔德真的就是送件人,他也可能根本不知道那个快递包裹里装着什么。”

“除了这点,还有他在这么多起银行抢劫案中的犯罪手法,我们都完全看不出什么暴力成分。他很胆小,一直躲在车里。甚至连那把枪都是假的。”正在动手把决策树——他说应该叫决策林的东西——投射到平面屏幕上的斯托克曼开口说道,“我同意马蒂的说法,他和格兰尼……就是这位叫多迪的妇女。不好意思。我过去六个月一直都把她叫作格兰尼。杰罗姆和多迪,他们只是奴才而已。”

“多迪·霍奇不是任何人的奴才。”本顿说,“只要她能从一件事情当中得到满足感,得到乐趣,她就会坚持下去,但她不是寄生虫。她的合作程度和受支配程度是有限的,所以说让-巴蒂斯特选了她、选了杰罗姆是个错误,他所选的人都是错的。那些人最后都会出问题,因为他自己就是个有问题的人。”

“那为什么会有偷光碟这一出呢?”伯格对拉尼尔说,“值得为几部海普·贾德的电影被捕吗?”

“这并没有什么为什么。”本顿说,“她控制不了自己。现在他们的组织出了问题,他们的一位银行抢劫犯刚被逮捕了,他们找了一位跟他们串通好的律师,而这位律师又想找一位与他们串通好的法医专家,最后因为多迪的表演和她的自恋,才落到了我的手里。她想去那些富贾名流去的医院,这又表明她不是什么奴才,她是一个只会惹麻烦的新成员。”

“去偷那些光碟真是一大错误。”斯托克曼同意伯格的说法,“如果她没把那些该死的电影光碟塞进裤子里,他们现在可能还在抢劫银行呢。”

“拿海普·贾德来夸夸其谈也是一大错误。”本顿继续说,“她控制不住自己,她总是制造问题,制造曝光的机会。我们不知道海普·贾德跟这整个事件到底有什么联系,但他和多迪一定有关系,他还和汉娜斯塔尔有关系,另外‘高速轨道’还挂着一张他和弗雷迪·曼斯特的合照,这说明海普可能和托尼·达里恩也有关系。我们需要把树形图弄到墙上来,好给我们一个直观的感受,我会跟你们解释这一切都是怎么联系在一起的。”

“再回到这个炸弹来吧。”伯格对拉尼尔说,“我想要搞清楚。你认为这个包裹背后有个幕后主使,就是让-巴蒂斯特,你是基于什么理由这么认为的?”

“我并不想说常识……”拉尼尔说。

“这正是你想说的,而且你也说了。”伯格回答说,“你这种傲慢的态度于事无益。”

“你让我把话说完。我绝没有要对你表示傲慢的意思,杰米。对这里的任何人我都不会这么做。从分析的角度看,”拉尼尔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从FBI刑事侦查分析家、一名侧写师的角度看,“斯卡佩塔医生所遭受到的,或者说那个人想对她做的,是一种个人行为。”拉尼尔看着本顿说,“我认为是跟她有亲密关系的人所为。”这似乎是在暗指本顿可能就是给自己妻子送炸弹的人。

“我没弄懂你所说的常识部分。”伯格看着拉尼尔的眼睛说道。

伯格不喜欢她这个人。这可能并不是出于女强人之间相互追赶而产生的嫉妒心理或感觉受到了威胁,而是因为有一个现实问题需要面对。如果FBI接手了这个案件的全部调查工作,包括刚刚在这间会议室里讨论到的多迪·霍奇、海普·贾德还有其他人与汉娜·斯塔尔之间的关系,那么到时对这个案件进行起诉的人就会是美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而不会是纽约郡的地方检察官办公室,不会是伯格。别再想它了,本顿心想。这案子可比五个行政区还要大。这是联邦的,是国际性的。污秽下流,极其危险。只要伯格动脑想想,她就绝对不会希望介入这个案子。

“那个炸弹的类型,如果像描述的那样,”拉尼尔对伯格说,“那就暗含着威胁、恐吓和嘲弄。还有对受害人的习惯以及她所重视的东西都要预先有所了解。多迪·霍奇也许是正室,但真正‘操家伙’的,请原谅我用了这个双关语,却是尚多内。”

“我真想去那里看看。”斯托克曼看着电脑屏幕道,“多迪·霍奇在埃奇沃特的住处。”他边发电子邮件边说,“她有没有酗酒问题?那里四处都是酒瓶子。”

“我们要亲自进去搜查一下。”欧戴尔看着斯托克曼的电脑屏幕说,“看看能不能找到字条之类的和银行抢劫案相关的东西。让他们去搜当然也可以,但他们没有我们知道的多。”

“更紧迫的问题应该是让-巴蒂斯特。”本顿说,因为警察、FBI都在找多迪,但没人在找尚多内。

“目前还没发现字条,只有几支玩具枪。”欧戴尔对斯托克曼说,现在银行抢劫联合行动小组的探员和警察们正在搜查多迪的住所,并通过电子信息实时汇报情况。“哈哈。”斯托克曼边读电子邮件的内容边说,“发现了毒品。看来格兰尼有吸毒的习惯。另外,她还有烟瘾。嘿,本顿。你知不知道多迪抽不抽法国烟呢?高卢烟?我知道我的发音不对。”

“可能有人跟她同住。”斯托克曼一边给在现场的同事回复邮件一边说道。

本顿说:“我可能要把耳朵塞起来一会儿。”

这句话几乎每次都能奏效。当大家争论不休,讨论的问题离题万里,会议议程像鲸鱼露出水面来吹气似的被暂时搁置时,只要本顿宣布说他要把耳朵塞起来一会儿,所有人都会安静下来。

“我要发表自己的看法了,你们要认真听,因为这样你们才能理解墙上各个事物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本顿说,“我们的树形图弄得怎么样了?”他尖锐地问道。

“除了我还有人需要来一杯咖啡吗?”欧戴尔泄气地说,“一下子要处理太多东西了,我还要去趟洗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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