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唐纳德·霍尼格

他毫无兴趣地看着下面人行道上聚集的人群。他们那些仰望的脸孔汇成了一片喧嚣的海洋。那片海洋的面积扩大得很快,漫上了主街。匆匆赶来的新加入的人,像甲虫一样蠕动着,汇入那片不停涌动的潮汐里。尽管哨声尖锐,但交通还是慢慢停下来了,从二十六层楼上往下看,一切都显得那么小,那么神秘而不可思议。传到他耳里的声音虽然非常微弱,但那些人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

他没去怎么理睬那些惊慌的脸孔,他们不时在那扇窗户探出探进,要么目瞪口呆,要么小声哀求。最先出现的是一位侍者,用很不以为然的眼神瞅了瞅他,抽了抽鼻子。随后出现的是一个电梯工,他低沉着声音问是怎么回事。

他瞧了瞧电梯工那张脸,平静地问道:

“你想干吗?”

“你想跳下去吗?”那人反问,显得很困惑。

“走开点。”窗台上的这个人不耐烦地说,看了看下面的街道。

车辆依然很缓慢地行驶着。他还没有发现。

“你不会就这样跳下去吧?”电梯工吼了一声,随即缩回了脑袋。

过了一会儿,经理助理的脑袋从那扇窗户伸了出来,闪动的窗帘打着他那张剃得很干净的光滑的脸。

“我求你别这样。”经理助理说。

这人挥挥手,让他走开。

“你是个十足的傻帽。”经理助理说,觉得自己看见的这个场景毫无道理。

最后,经理终于出现了,那是一张胖乎乎的红脸。他先看看那人脚下,随后又看看那人头上,审视了老半天。

“你待在那儿干什么?”经理问。

“我要跳下去。”

“你是谁?叫什么名字?”

“卡尔·亚当斯。我在这儿干什么与你无关。”

“想想看,你在干什么,伙计。”经理一边说着,胖胖的双下巴不停地颤抖。因为挤在窗台上,脸孔显得更红了。

“我已经想过这事了,你走吧,让我自个儿待着。”

窗台很窄,只有大概十八英寸宽,他站在两扇窗户之间,无论从哪扇窗户伸手过去,都够不着他。他背靠着墙,明亮的阳光落在他身上,他把外套扔在房间里,只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衬衫翻到脖子上,看上去像是一个等待被处决的犯人。

窗户上不停地有脑袋探进探出。他们都小小声声地跟他说话,叫他亚当斯先生。有的人口气特别婉转,好像已经确信那是个偏执狂。那些人自报家门,有的是医生,有的是酒店管理人员,还有一个是神父。

“为什么不进来好好谈谈呢?”那位神父轻声问他。

“没什么可谈的。”亚当斯说。

“那要不要我出去牵着你的手进来?”

“不管是你还是别人爬出窗子,我就跳下去。”亚当斯说。

“那你能不能把你的麻烦事跟我们说说?”

“没什么可说的。”

“那我们怎么才能帮助你呢?”

“你们帮不了,走开。”

有那么一段时间,窗户上没有出现谁的脑袋。

后来探出一个警察的头,望着他好一阵子,然后用嘲讽的口气说:

“嗨,小子!”那警察说。

亚当斯抬头望着他,审视着他的脸。

“你想干什么?”他问。

“他们把我从楼下叫上来,说是这里有个家伙威胁要跳下去。你并不真的想跳下去吧?想跳吗?”

“是的。”

“为什么要那样做?”

“我这人生来就喜欢做点不同凡响的事。”

“嘿,你还挺幽默。”那警察说,他把帽子往前压了压,坐在窗台上,“这我喜欢。要抽支烟吗?”

“不。”亚当斯说。

警察从口袋里抖出一支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把烟吐进阳光里,风很快就把烟吹散了。“这是个好日子呀,你说呢?”

“是个去死的好日子。”亚当斯抬头望着他说。

“你小子病得不轻呀。有家吗?”

“没有。你呢?”

“我搞到个老婆。”

“是吗?我没有。”

“那太可惜了。”

“是啊。”亚当斯说。

就在不久之前,我还有个家。他想。事实上,就在昨天。他早上离开家去上班,凯伦站在门口对他说再见,没有像往常那样与他吻别。如今,他们的婚姻里是没有吻的,但她依然是他的太太,他也依然只爱她,无论过去,还是将来,决不会跟她离婚,哪怕她说她很想离开他。随后他六点钟回到家,这时候,他就没有太太了,没有爱,什么都没有了,只有一只空荡荡的安眠药瓶子,那张字条和悄无声息的房间……凯伦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在沙发上。

她在他的枕边留下了那张字条。

字条写得很整洁,仿佛经过深思熟虑,说史蒂夫告诉她他不能跟她一道私奔。史蒂夫骗了她。字条写得那么直白,毫不隐讳,她提到史蒂夫时不作任何解释,因为他一定会明白的——就像他这几个月来一直都很明白一样。他甚至有一次看见他们在附近的一家卡巴雷(卡巴雷(cabaret)法语,有歌舞表演的餐厅。)里约会,所以对她来说,没什么好隐瞒的。她告诉他,他们的婚姻已经完蛋了,很坦然地对他提到了史蒂夫。

那天夜里他走了出去,一直顺着大街走,走到半夜,回到家倒头就睡。早上醒来时,他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他就要去做一件此时他正在做的事情。他走到城市的这端,在这家酒店登记住宿,要了一间最顶层的房间,然后他明白接下来自然而然会发生什么事情。

下面的大街上黑压压一片挤满了好奇的观望者,那警察正努力把人群往后赶,在他要往下跳的正下方清出一片空地。他看见消防队员支起了救命的帆布气垫,那气垫看上去像一块圆圆的黑蛋糕,中间还有一圈红色。但他知道那是无济于事的,救不了一个从二十六层楼上跳下去的人。想救他的那些人,无论如何都够不着他,消防梯够不到这么高,头顶的屋檐也挡住了任何想救他的企图。

“这样做没有意义。”他抬头,看见窗户那边有个人说。

“那是你觉得没有意义。”亚当斯说。

“你瞧,我是个医生,我可以帮助你。”那人很诚恳地说。

“住哪个科室的病房呀?”

“不用住病房,亚当斯先生。我保证你不用住。”

“现在太晚了。”

“如果你跳下去了,那才叫晚。现在还有时间。”

“你最好还是走开,去照顾那些需要你的人,医生。我不需要你。”

医生的脸消失了。亚当斯冷冷地看着下面的人群,他现在是多么与众不同呀,孤孤单单的,而下面那些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他们希望看见发生点什么事情,他心想,而房间里的那些家伙吵吵嚷嚷的,想找出什么方法吸引他的注意力。他甚至听见他们歇斯底里地给自杀求救中心打电话。

他抬头看了看,窗户上又出现了一张脸,盯着他。又是那位神父,那张愁容满面的圆脸。

“我们能为你做点什么吗?”神父问。

“不能。”他说。

“你现在想上来吗?”

“你这是在浪费时间,神父。”

“我没浪费时间。”

“是的,你在浪费时间,我不想上去。”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走开,好自个儿想想?”

“这样最好。”

神父的脑袋也消失了,又只剩下他一个人。他看着下面的人群,眼睛里闪过一丝柔和的光。这点高度一点也不妨碍他,而他刚爬出窗户时,确实还是有点害怕的。下面越是喧闹,他觉得自己跟大楼反而贴得越紧。

他心想,他们采取一些什么复杂的方式来救他呢?绳索,梯子,气垫,软椅子,他们会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谁也不知道他脑子里究竟在想些什么。

那警察又出现了,亚当斯知道他一定会出现的,因为他比别人更有义务来救他,所以还会来再试一次。

“你瞧,亚当斯,”警察说,又坐在窗台上,显得很耐心,“你帮了我一个忙哎。”

“怎么说?”

“你瞧,通常我得待在下面指挥交通,可是现在因为你,我倒可以上来歇会儿了。”

“真是这样吗?”

“真是这样。”

“那你就在这儿歇会儿吧,那些车子反正也动弹不了了。”

警察笑了起来,“是啊,”他说,“下面那伙人都盼着你往下跳呢,他们都盼着你呀。”他说着用手指了指下面。

亚当斯看着他。“他们盼着我往下跳?”

“那当然了。他们都认定你会往下跳,都想亲眼看一看,你不会让他们失望吧?”

亚当斯往下看,眼神扫过一拨又一拨的人群。

警察说:“你在这里什么也听不见,可他们在下面都齐声喊着要你跳。”

“是这样吗?”

“那当然了。他们站了一个下午,要是你不跳下去,他们就会觉得自己吃亏了。”

“他们简直像一群饿狼。”亚当斯说。

“说得对。为什么要丢弃自己的生命让别人高兴呢?”警察望着亚当斯的脸,感觉自己捕捉到了对方的一丝犹豫。“让那帮人见鬼去吧。”

“也许你说得对。”亚当斯说。

“我当然是对的。”

亚当斯欠了欠身子,后背稍稍离开了墙壁,随后又靠了回去,双手捂住了眼睛。

“你怎么了?”警察问。

“我觉得有点晕,你最好伸手扶我一把。”

警察看了看下面的大街,对面的屋顶上出现了新闻摄影记者,照相机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这件事肯定会成为早报的头号新闻。

“行啊,”警察说,“抓紧了。”

下面的人群看见警察爬出窗户,站到窗台上,距离那个穿白衬衫的有麻烦的男人只有几步远,全都惊叫起来。他们看见警察慢慢地伸出手。

亚当斯也向警察伸出手。

“我知道你会上来的,”亚当斯说,“所以我选了这个地方。”

“你说什么?”警察问,努力在狭窄的窗台上保持着自己的平衡。

“我不叫亚当斯,史蒂夫,凯伦是我太太,你知道她昨天晚上……”

警察的脸上立刻浮现出恐惧,他想往回抽身,但他的手被对方捉住了,随后就忽然往前栽倒,一头栽向发出一阵阵尖叫的人群。他最后意识到的就是,一只强壮有力的手,像铁钳一样一直紧紧攥着他。

沈东子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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