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五章

一看见她走在出席葬礼的人们的前头出了教堂——她的脸掩藏在寡妇的黑色面纱后面——我便知道我必须要见他。我一直都打算去见见他。上天作证，这个念头在我脑子了出现得够频繁的了，尤其是那事刚发生时，当时一切都乱了套，但是，我似乎总有其他一些必须处理的事情，如又一桩案子，又一次庭审，这些事情使我无法抽空去看他。我一直对自己承诺，我会去看他的，过了一段时间，光是承诺本身就足以让我相信自己是个好心肠的人。到最后，我设法将它彻底抛在了脑后，但另一方面，偶尔，我会听见一个名字，使我想起他的名字，于是，我会再次使自己相信，这一次我真的要去看他了。

如果我现在不去见他的话，那我也许永远也不会去了。这倒并不仅仅是因为杰弗里斯已经死了，以及艾略特·温斯顿曾经娶过他的遗孀。假如我现在不去见他的话，我将永远摆脱不了自己的负罪感，因为我感到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是我的过错。当然，实际上那不是我的过错。我与那事一点关系也没有，至少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我还是责备自己没能早点儿看出事态的发展。我几乎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卡尔文·杰弗里斯的能力。

我觉得自己喜欢艾略特·温斯顿，因为他使我想起了我刚步入社会时的情景。那时我年轻、热情，认为自己做的事情都很重要。我想实际情况并不完全是那样。我只是看上去天真无邪，艾略特才是真正的天真无邪。也许那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喜欢他的原因：他使我想起了我自己曾经希望成为的那种人。

没有一个人想雇用他，至少我当时是高级合伙人之一的那个公司里没有一个人想雇用他。那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艾略特在从法学院毕业的前一年夏天曾做过我的书记员。人人都喜欢他，人人都认为他会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律师，但是，艾略特上的不是全国最好的法学院之一，在聚首于会议室里的十二名合伙人中的大部分人看来，那是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艾略特·温斯顿想成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我解释说。

“我就是一名刑事辩护律师，但从来没有一个当事人——或者法官——问过我在哪里上的法学院。”

“你上的是哈佛，”其中一个合伙人说。

“刚毕业时，我当律师的知识比上夜校的人都要少。我当然比艾略特懂得少。”

“也许吧，”那个合伙人说道，皱起了眉头。

“但是，哈佛教会了你像律师一样思考问题。”

我看看他，脸上露出一丝讥讽的微笑。

“在这场争论中，你站在哪一边？”

没有人觉得这话好笑。他们上的全都是最好的法学院，他们毕业时都是全班的前十名，或前五名，或前两名前三名。他们就是这样一群人，等级制度的推崇者，法律界的贵族，用苛刻的排外政策极力维护其身份。

我指着桌子上的那堆个人简历，向他们提出了挑战。

“从那里面给我找一个比艾略特·温斯顿更好的律师出来——比艾略特·温斯顿更好的刑事辩护律师。”

“那里面没有一个人不是毕业于全国的名牌法学院。”

“那和我说的是两码事。”我坚持说。

“我们得维护名声。”另一个合伙人反对道。

我本想说：“就像某个地方的名声，那儿的每个人在他们有资格当律师之前都闲坐着无所事事，相互吹嘘自己有多么了不起！”但我却利用他说的话，假装赞成。

“那正是我要做的事情，维护公司的名声，使它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因为我们仅雇用出类拔萃之才。我想我知道成为一位刑事辩护律师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那些个人简历我全看过了。”我说道，朝着那堆简历点点头。

“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要录用的话，我只会先接收这个小伙子。我了解他，我了解他的能力，他为我工作过，他是我雇用过的最好的书记员。他比我们大多数合伙人的工作时间都更长，更具主动性，更有精力，更富有想像力——具有更多课堂上无法传授的知识。”

我使出了我最大的本领想说服他们，但是没有产生任何效果。艾略特·温斯顿没有上过哈佛或耶鲁，斯坦福或密执安，或任何一所声望会因他而受影响的大学。在表决时，他以十比一被否决。白手起家的创始人迈克尔·赖安一句话没说，也没有投票。赖安始终在不安地摆弄着双手，牙齿磨个不停，用恶意的目光观察着一切。

“我们吸纳安托内利加盟公司是因为我们需要能够处理刑法的人。他想雇用温斯顿为合伙人。我认为这应该是他的请求。”他飞快地朝桌子这一侧看了一眼，然后又瞥了一眼另一侧。

“有人不同意吗？”

没有人回看他。

“那么，好吧。艾略特被雇用了。下面我们继续讨论其他事情。”每个合伙人都有一票，但只有赖安的那一票管用。

艾略特无法相信这是真的。在我对他说了第二遍之后，他让我又重复了一遍，以确信没有听错。

“我原以为我没希望了，”他大声喊道。

“他们从来不雇用没有上过全国名牌法学院的人。等一等，我先去告诉我妻子！”他惊呼着挂上了电话。

我怀疑——我当时就注意到了——他的反应似乎证明我错了，而其他合伙人是对的，因为人们还是很看重他们的合伙人所就读的学校的。但艾略特年轻，不过，年轻的危险之一是，会因种种原因而犯下各种错误，而这些错误往往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虽然他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他们错了，但是，六个月以后，在曾经投票反对他的合伙人中间，没有一个人不投他的赞成票。在我们那年雇用的副手中间，艾略特受到了每个人的喜爱。他使他们都觉得自己是重要人物。这一点毫无疑问。他认为他们都重要。他们上过全国赫赫有名的法学院；而他从来没有在本州以外的地方连续呆过两天以上。他一有机会便问他们，那种他只在梦中梦见过的地方是什么样子。尽管他们十分伪善地坚持认为，最优秀的律师是那些能够使他们的当事人不上法庭、名字不上报纸的律师。但是，除了谈论他们自己以外，他们惟一最感兴趣的事就是拥有一个愿意聆听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的听众，仿佛他们的话是先知的启示。

当我们聚集在会议室里就下一年的合伙人选做最终决定时，人们怨声载道，埋怨雇佣委员会没能多发现几个像艾略特·温斯顿这样的人。

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工作更努力的人。早晨他总是第一个到，晚上几乎总是最后一个离开。如果我在某个周末来公司，我通常会发现他在法律图书馆里，双脚搁在他旁边的椅子扶手上，一卷厚厚的《俄勒冈书记员》打开放在他的膝头。你吩咐他做什么他都照办，无论是穿街走巷将某个请求送到法院书记员那里，还是查询最高法院的最新意见，而且他总是怀着愉快的心情去做这一切，使你觉得好像是你帮了他什么大忙似的。

在某种程度上，我想他一定觉得我们真的帮了他。在他看来，花费在工作中的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一个又一个小时，与他过去白天到法学院上课，晚上到仓库里上夜班相比，肯定不会显得太长，而且也肯定有意思得多。他家有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别无办法，他只好玩命了。如果他从来没有这样努力过，或者，如果他不得不这样努力，但因为发现不是他的能力所及而放弃了的话，那对于他，对于他的孩子，甚至对于她，都会更好。现在说起来是何其轻巧，仿佛人人都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似的。

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那种事。那事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注定要发生的。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除了偶尔在法庭上露面以外，他也许永远也不会认识卡尔文·杰弗里斯。要不是因为他妻子，他原本根本就不会见到他。

有时候，在星期六，当艾略特知道不会有人到办公室来的时候，他会带他的两个孩子到那里去。当时，那男孩大约五岁，他的妹妹四岁。他们非常乖。

他们坐在会议室的桌子边，在他们的父亲从废纸篓里捡出来的废弃诉状的反面画画，一点声响也没有，而他们父亲在研究最新的上诉法院决定的预备文牍。我第一次在那儿见到他们时，他解释说，他们的母亲，一名护士，周末有时候要上班。后来我听说她受雇于一家小医院，就在波特兰东面的格雷舍姆。医院院长是卡尔文·杰弗里斯为数不多的挚友之一。

事情就是从这开始的，他们就这么认识了，那三个生命的圈子开始相互交叉。那就是我所知道的全部情况，因为艾略特在一个星期一提起他那个周末和“杰弗里斯法官”一起吃过饭，我才知道那件事。他一定是看出了我眼睛里流露出的疑惑神情。

“我太太认识他，不太熟，”他补充道。

“他有时候到医院去一下。院长是他的一个好朋友。”

这让我感到好奇。

“于是他便请你吃饭？”

“不，不完全是那么回事。是院长——他名叫拜伦·亚当斯——邀请我们的。大概有十来个人。院长对琼说，他认为我也许乐于认识法官。”他觉得那院长考虑得格外周到。

“你呢？”

“我什么？”他问道，一脸茫然。

“很高兴见到杰弗里斯？”

“他很棒，”他答道，充满了热情。

“他告诉我，不管什么时候遇到问题，我都可以去找他。任何时候，他说。”

他脸上的笑容消散了。他犹豫了一下，仿佛他不能肯定是否应该说出片刻之前他还渴望与人分享的那些话。从他的表情里，我敢肯定杰弗里斯说了一些有关我的什么事情。

“说下去，”我对他说。

“没有关系。我不介意。”

“他告诉我，那次因为你藐视法庭，他不得不把你投进了监狱。”

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好像是在讲学校操场上发生的一场恶作剧。为此而付出代价仿佛是值得的，因为当你长大后讲起这个故事时一定会觉得很有趣。

“那就是他说的？他不得不因为藐视法庭罪把我投进监狱？”

艾略特非常高兴，他觉得他告诉我杰弗里斯的话并没有错，因而没有注意到我说话时的语调。

“他告诉你关于那次审讯的事情了吗？”我问道。

“没有，”他回答。

“是一种什么样的审讯？”

我刚要告诉他，但转念一想还是不说为好。何必要他在一场与他毫无关系的战争中表明立场呢？“那没什么，”我说道，就好像那是一件无足轻重的、不值得一提的事。

当他转身走开时，我听见自己在说：“跟杰弗里斯打交道要当心点。”他扭头瞥了我一眼，期望得到解释。我只是摇摇头。

“当心点。”那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年轻，充满理想；他是一名律师，认为和一位传奇法官一起能够帮助人们；而那位法官已对他产生了兴趣。起先是一家从来不接收非名牌大学毕业生的公司接受了他，现在是一位不会给予本市最优秀的律师一点时间的法官告诉他有问题随时可以去问他。艾略特·温斯顿感到飘飘然了。他是不可毁灭的，我能够想到要对他说的就是“当心点”。他一定认为我神经有毛病了。

他也许是对的。他工作努力，像我平生所见过的任何合伙人一样努力，但是，他也有法律圈子以外的生活。他有两个健康可爱的孩子，有一个美丽的妻子，他的职业生涯一开始就比他所能想象的要好。我没有结婚，从来没有过孩子，虽然我认识很多人，但我能想得起来的、真正算得上朋友的只有两三个人。白天，在法庭上被无数陌生的面孔包围着，我尽我所能熟识那新来的十二个人，因为他们将组成下一个陪审团，我必须要说服他们。每天夜晚，我回家走进一幢空荡荡的房子，很少会觉得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艾略特·温斯顿年轻、和蔼、聪明、雄心勃勃，正在实践着美国梦；而我一人独过，仍然在寻找我从来也无法确定的东西。我知道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人中的一个会自己开着车去看望对方，我认为他到我这儿来的可能性更大。

艾略特原本不需要等待这么久才去做此事。他总是行动迅速，从来都是毫不犹豫，从来都不会左考虑右考虑。胆小鬼把这种前思后虑称作审慎，并把它当作自己不行动的借口。这是过着一种无可指责的生活的好处之一——他从来不必怀疑自己的动机或检查自己的良心，他可以去做他决定要做的任何事情，并知道他正在做的是正确的事情。也许，更有可能的是，我们两人之间，我会去看他，而不是他来看我。

当我向自己保证我要去看他时，我是当真的，但是我的日程已经排满。有一次审讯持续了整整一个星期，而不是原来计划的三天。有一个复杂的案情，任何

两家法院都不能就此达成一致意见，我要调查后撰写这份案情摘要，且我只有几天时间去完成此事。我还有十几次审讯要准备，在那之后还有十来次审讯。要做的事情成千上万，却没有时间去做。我有无数个不去的理由，而且我还在不停地制造更多的理由。我害怕我将看见的，害怕我将产生的感受。我给自己定的限期是3月份的最后一天，试图说服自己等到那时候也该去了，而不是又找一个拖延的借口。31日早晨，我钻进汽车开始上路，心里对自己说，我随时可以改变主意掉头往回开。

那是春天里的第二个星期，天气和那年冬日里的任何一天一样寒冷。一团团铅灰色云朵急速滚过飞云乱渡的天空，高耸的黑色雷雨云砧紧追其后。雨开始落下来，起先只是点点滴滴，接着是严酷无情的倾盆大雨。然后，突然间，雨停了，万籁俱寂，没有一点声音，没有一丝风儿，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半明半暗中的平静。一块四分之一英寸大小的冰雹咔哒一声打在挡风玻璃上，接着又是一块，然后又是一块，冰雹下得像机关枪射出的子弹。司机们打开车灯，踩下刹车，有些司机想把车开到路肩上，于是，高速公路上出现了一辆辆汽车急转弯的景象。不一会儿，冰雹就过去了。一道阳光破云而出，将一抹柔辉撒到潮湿的路面上。越过山谷向西面看去，沿海低卧的群山笼罩在云层里。我继续前行，但还没开出五英里，天空又黑下来了。

半小时后，我在塞勒姆三号出口处拐下了高速公路，在交通灯前停下车来。街道对面，一位饱经风霜、皮肤粗糙的老先生眯缝着眼直视着前方，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向薄煎饼房的大门。在他身后一步之遥，一个留着灰色短发、体态丰满的女人用手比画着，快言快语地说着什么。他为她拉开门，脸上毫无表情，当她走过他面前时点点头。

我驱车经过一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盖的木结构小房子，都是平房，紧紧地挨在一起，房前有绿色的草坪，屋后是围着栅栏的四方庭院。房子刚建好那会儿，孩子们可以在街道上骑自行车，夜里谁也不会想到要锁门。现在，交通繁忙，车水马龙，大家都把自己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锁得严严实实。最后，我来到了中心街，找到了我要找的东西。

你不需要知道房屋的建造日期，你一看见它便会知道这是出自十九世纪的建筑。当房子竣工时，人们一定为这一建筑领域的杰作感到过某种骄傲。

很难想象得出老房子新的时候是什么模样。即便是花费大量钱财将它修复，看上去也像是一位风烛残年的老妇人穿着昂贵的衣裳。她也许看上去仪态万方，但是，她决不会看起来年轻依旧。当时拍的这幢房子的照片也已经旧了，粒纹黑白照片，石头、大理石和砖头，一幢庞大的公共建筑耸立在一块在那之前几乎没有人居住过的地方的中心。不论何时何地，在那儿拍照片的人，都是凝视着照相机，脸上露出忧郁、阴沉的神色，仿佛人人的灵魂里都承载着他们应该自责的秘密。在全州的各个法庭上你可以看到同样的神情。放大的老照片上有早期的移民者，面容冷酷，目光呆滞，站在载着他们穿越大草原和群山的大篷马车旁。女人看起来比男人更难看；男人看上去像疯子；孩子看起来像他们的父母一样老，他们的父母看上去好像已经死亡。

我的想像力太活跃了。这里的一切都使我想起死亡，或者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街道上成行的、没有叶子的大榆树，奇形怪状的黑色树影衬着铅灰色的天空，看上去好像它们是从土里拔出来似的，头朝下倒立着，这样，树根就会在无情的寒冷空气中枯萎死亡。但是，最最主要的是，这幢建筑物本身让我产生了一种可怕的空虚绝望的感觉，一种万物皆空的感觉。房子就在街道边上，离街不到二十英尺，相当于城市的两个街区那么长，一幢三层楼砖砌堡垒似的建筑，金属屋顶是挤压搭叠嵌缝连在一起的，宛如巴黎的古老建筑。几处黄漆已经褪色泛白，还有几处油漆剥落，油漆下磨破的带着褐紫色斑点的裸砖上长满青苔和菌类。在沉重的三面托架的支撑下，腐朽的木头屋檐将屋顶延伸出墙壁。在一排排垂直的房屋上，狭长的窗户——有些窗户高达六英尺，却不足一点五英尺宽——上有十来个木框小玻璃窗格，将室外的光线透进屋里。

我开到街道顶头，在长满青草的小丘下，拐进了长长的环行车道。人口处有两个路标，各指着用桥隔开的两条狭窄的铺砌小道：蓝鸲小道和蓝鸦小道。在丘顶，另有一条路从背面通往远处，一路穿过一片高大的冷杉林，经过两个头对头、中间用生锈的链条栅栏隔开的网球场。球网都已磨损，其中一个球网垂到离球场地面不到一英尺处。开裂的水泥窟窿里聚集起一坑坑水。那条比人行道宽不了多少的路，隐没在另一片树林中，又出现在不远处一排带天窗的隔板房子前。这条路叫做稻雀小道。真不知道是谁用鸟儿的名字为这些小路命名，也不知道他们当时脑子里是怎么想的。

在丘顶，我把车停在我刚才经过的那个三层砖楼的入口处前面。不像楼房的其他部分，这一部分是四层楼而不是三层楼，最近刚刚油漆过，收获季节的褐色里点缀着鲜明的黄色。最上面是一个圆屋顶，装了四扇假窗。我看不出来假窗是否重新油漆过，也不知道窗户是否一直只有木头窗格而没有玻璃。屋顶有个细细的尖顶，尖顶上面是一根旗杆，旗杆顶上有一个圆球。虽然刚刚漆过，屋顶已经因雨淋而生锈了。

关上车门，我仰脸看了最后一眼。一只鸽子栖在旗杆顶上，然后，急于躲开风吹日晒，便飞走了。一时间，我想返回车里开车回家。

我站在上方遮着装饰铁篷的台阶前面，看了看贴在大门旁边不显眼的标牌。瀑布大厅。这名字有着西北地区的风格。我转过身，穿过停车场朝另一侧的楼房走去。从外观上看，那幢楼房建于二十世纪中叶，当时衡量公共建筑的惟一标准是它的造价有多大、，这幢长方形砖楼，玻璃方窗，亚麻油地毡铺地，一定没有超出预算。我确证了一下自己没有弄错地方。锡斯基尤大厅。这就是我与人约定的见面地点，行政管理大楼。

我拾级而上时绊了一跤，腿上一阵刺骨的疼痛。我站稳了身子，疼痛立刻消失了，来得快去得也快。那条腿困扰我已经多年了。事情看上去似乎有些蹊跷，腿疼竟然会在这时候发作。我在门前停住脚步，看了看整整齐齐漆在门上的那几个字母。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但我仍然很难相信，艾略特·温斯顿现在是治疗精神病罪犯的俄勒冈州立医院里的一位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