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极继位后,和代善、莽古尔泰、阿敏三大贝勒共理朝政。皇太极空有一个汗位的名,却没有汗的权利。后金的一切军机政事,实际上是轮流来掌管。战争中所得的人口、财务等都是八旗平均分配。皇太极如果想施行什么政策,往往会被诸贝勒阻挠,此时的皇太极和先前的贝勒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皇太极对这种状况不能忍受,开始想办法解决以上问题,把权利集中起来,为自己所用。

很快皇太极便采取了一项举措,他认为要想把权利集中起来,首先便是把三大贝勒的权利分散化,设立八大臣和十六大臣。八大臣总理一切事务,遇到重大事情和诸贝勒一起商议。除此之外,在兵权上,三大贝勒的权利再次被分配给十六大臣。把过去有较强自主权的八旗旗主势力,纳入正规的政治体制之内,这样便能加强自己的权利。在先前的四大贝勒共议国政、总揽军政大权的机制结构中,用八大臣、十六大臣的行政机制,代表最高统治者行使日常军政管理职权,相对就削弱了除自己以外的其他三大贝勒的权利,这样一来权利就集中到自己手中。但是,要想巩固自己的汗位,还必须彻底消除三大贝勒的权利。谋划已定的皇太极在静静地等待时机的到来。

天聪四年六月,阿敏率军与明军交战,结果中了明军的围歼之计,一连丢了滦州、永平、迁安、遵化四座城,几乎全军覆没。最终,他找个机会率领剩余的残兵仓皇撤回了沈阳。

皇太极得到阿敏兵败的消息后,心中很生气,永平等四城在夺的时候是如此困难,没想到丢的却这么干脆。事已至此,皇太极也只有叹息的份儿。当时商议守四城的策略时,自己就一直反对阿敏的作战方案,反对归反对,自己提出的策略也没能得到其他三位贝勒的认可……想到这里,皇太极脑中突然闪了一下,暗道:一直在找时机,现在时机恰逢其时地来了。连丢四城、屠杀汉民、擅自做主、滥用兵权……皇太极在脑中过了一遍,竟一连想到阿敏罪状有十六条之多,对一个贝勒而言,一条两条,甚至三条都不足以损害他什么,但是十六条呢?情况那可就不同了。他把阿敏的十六条罪状记在了一张纸上,反复揣摩了一阵,最终下了一个决心,利用这十六条罪状剥夺阿敏的权利。

第二天,皇太极召集了诸贝勒和大臣会议,他对众人说道:“永平是我后金的勇士们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如今不但丢了永平,甚至连其他三城也一并丢了。如果说胜败是兵家常事,单单一次征战的成败不能说明什么,二贝勒阿敏的罪状还不仅这些……”说着,他把阿敏所犯的十六条罪状一条一条地列了出来,语气铿锵有力,如同重凿一般。诸贝勒和大臣们听得都有些胆寒,心想:这阵势如果谁站出来替阿敏说句话,无疑是自找麻烦。

“所以朕经过仔细斟酌,判处阿敏幽禁之刑,并没收阿敏的全部家财,转赐给其弟济尔哈朗。”简短的几句话,阿敏的权利就被剥夺了,而且还被判了幽禁之刑。在处刑上,皇太极之前早就仔细考虑过,手足之亲,罪大不能致死,也不能充军发配,唯有幽禁之刑较为妥当,这样就避免了阿敏翻身谋权的机会。阿敏的家财赐给济尔哈朗也是皇太极的高明之处。按照常理,阿敏的家财应该充入国库中,但这样做势必会让一些人误解,把家财赐给济尔哈朗,相对还照顾了阿敏。其实,阿敏的兵权才是皇太极最为看重的。

阿敏被判了幽禁之刑,代善和莽古尔泰都很生气,同时也感觉到了一种危机感。代善想,反不如顺,以后做事小心谨慎,处处为他着想,阿敏的事应该就不会落到自己的头上。莽古尔泰和代善的想法正好背道而驰,他的脾气秉性本就很鲁莽,遇到点事就会大发雷霆,小则用语言去反驳,大则就要用行动了。莽古尔泰在会议上本就想大力反驳几句,考虑到人多,反驳的人又是皇帝,就算自己有理也不利,于是他忍住了。

第二年八月,皇太极率兵与明军在大凌河发动了战争,明军的守将是攻占永平四城的孙承宗。莽古尔泰提议应该速战速决,趁着明军修筑凌河坝口,给予沉痛的打击。皇太极当然能够看到这一点,但是却有意地驳回了莽古尔泰的建议,说道:“明军看似在修筑坝口,实则是引诱我军,等我军一到,他们势必会把坝口掘了,我军岂不是要全军覆没了?”

莽古尔泰知道这是皇太极在有意与他为难,心想倒不如索性把话说个明白:“如今三大贝勒被皇上除去了一个,现在还剩下我和代善,皇上是不是还在寻求机会再找我们的麻烦?如果是这样,皇上今天可不要在拗下去了。大敌当前,胜败都在一念之间,皇上还在考虑这些问题,不如现在迅速出兵,等打了胜仗,皇上回去再把我除去也不迟。”

莽古尔泰的这番话太过于露骨,皇太极听得直晃脑袋。他说道:“朕意已定,不能更改了,是你想得太多了。朕看你杀敌心切,并不怪罪于你,只是大凌河现在不能打。”

莽古尔泰急了,一下子把腰刀抽了出来,威胁皇太极道:“现在必须出兵!”

皇太极吓了一跳,同时心中也是怒火中烧,骑着的马朝后退了几步。莽古尔泰催马上前跟了几步,却被皇太极身边的贴身侍卫突然一把从马背上拽了下来,皇太极喊道:“给我绑了。”

大凌河之战自然是后金胜了,这是皇太极早就料到的。但他的心并没有完全沉浸在获胜的喜悦中。在回沈阳都城的途中,皇太极开始考虑莽古尔泰的问题。莽古尔泰没有过多的心机,什么事都表露在明面上。凌河之战前,莽古尔泰之举已经完全超出自己的想象,他没有想到他竟然会提着腰刀逼迫自己,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或许真如他所说的一样,他就算不反抗,自己早晚也要找机会夺了他的权。但对莽古尔泰来说,就不仅仅是夺权这么简单的问题了。他既然敢提着刀来威胁我,那么以后还指不定会做出什么更出格的事来呢!皇太极咬了咬牙,狠心下了个决定。

皇太极以莽古尔泰“御前拔刀罪”,革去了大贝勒的爵位,降为一般贝勒,罚银一万两充入国库,并且把莽古尔泰排除在执政大贝勒之外。莽古尔泰被革了贝勒的爵位,心中自然不甘,几个月以后莽古尔泰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浑身上下长满了毒疮。皇太极马上派御医过去瞧看,开了几服药,果然有所好转,可没过几日,病情开始恶化,九个月后,突然死去。

代善不会犯像莽古尔泰这样的低级错误,并且还按照皇太极的命令去做事。在莽古尔泰没死之前,代善就开始朝皇太极靠拢,但是已经晚了。皇太极废除了两大贝勒以后,心中便没打算留代善。于是在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召开诸贝勒大臣会议,列出了代善四条罪状,经过商议革去了代善大贝勒名号,消除贝勒的职位,其家财充入国库。

自此,能够对皇太极构成威胁的三大贝勒势力基本上被消除,皇太极的汗权得到了真正的巩固。皇太极在消除三大贝勒势力之后,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和满足后金的发展需要,建立起一套仿照明朝的国家行政体制。到此为止,后金政治体制中的贝勒亲王会议制度宣告结束,所有的权力开始集中于皇太极一个人的手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君临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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