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卜爱茜时,她正怕得要命。

“有什么不对?”我问。

“那些警察。”她说。

“他们怎么样?”

“宓善楼命令你要立即和他联络。”

“很多人都想要我立即和他们联络。”

“白莎叫得连房子都要震倒了。”

“那是她家常便饭。”

“宓善楼说要我转告你一句话。”

“什么话?”

“在加州,逃亡是有罪的一种证据。”

“什么人逃亡了。”我问。

“他说是你。”

“爱茜,你帮我个忙好吗?”

“当然。”

“这是非常重要的事。”

“唐诺,我甘愿为你做任何事。你知道的。”

“白莎是不是在进进出出?”我问。

“是的。白莎出去的时间还蛮多。”

“下次白莎出去的时候,”我说,“放一张字条在她桌上。说是我打过电话来了,要和她说话;因为听到她出去了,我说我五分钟会再打电话回来。我五分钟后又打电话回来了。因为她仍不在,我告诉你我不能再等了。你会办吗?”

“会办,一定办。”

“白莎会问你我在哪,自哪里打电话来的。你可以告诉她,我是自公用电话打来的电话。我正在办一件重要案子。我忙得一点闲也不敢偷。”

她说:“好,我会告诉她。还有件事,那个记者尹科林,找了你三、四次了。他也说是重要事,一定要和你联络。”

“可以,”我说,“假如他再打电话来,就说你告诉我了。我会在一小时内和他联络的。”

“唐诺,这会不会是十分危险的?”

“我不出现就更危险,”我说,“一旦警方找到借口说我是在逃,他们就可以向我予取予求了。

“所以,我除了装做无事去访问别人外,没有别的办法。尹科林可能是世界上最适合访问的一个人。”

“他会通知警方,会不会?”

“不见得,他是记者,他要内幕新闻。他要挖掘出新闻后,才会把我交给警方,而且大吹是报纸使我投案的。

“假如一时他得不到内幕,或是我能牵得动他,他会死活追我故事的。

“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我给他一张法院开庭传票,他只好去作证,说自始至终他都和我在联络。我怎么能算逃逸呢?”

爱茜说:“但是,假如他作证说,是你告诉他,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在哪里……”

“我不会向他说这句话的,”我说,“我会告诉他我在办一件案子,那件案子发展太快,我不能半途而废。我会告诉他我几度要向侦探社回报,试着联络白莎,不巧她都出去了。”

“唐诺,我觉得很危险呀!”

“以我目前所在的地位说来,”我说,“一切都是很危险的。”

“我能做什么再帮你些忙吗?随便你说什么?”

“爱茜,只要做好我告诉过你的,就行。”

“会办好的,你放心。”她说。

我挂上电话,开公司车去尹科林服务的报社前,找到一个停车位。我对他的习惯大概清楚,他会在每天下午四点前截稿他次日的专栏社论与花边新闻,然后,他会出来,先喝上两杯,再东溜溜西走走地找明天要写的素材,他常跑的地方是酒吧和夜总会。

各处的夜生活店家也都希望名字出现在他专栏里,所以有什么大人物、名人出现时也都会通知他,或把消息转给他。这些消息,有的他可以登,有的他收集保留,有的连他也不敢登。我敢说在洛杉矶,尹科林是最识时务的人了。

四点半,尹科林走出报馆,走向他最喜欢的酒吧。

我走向电话亭,打电话去他办公室。“给我接尹科林。”我说。

“他目前不在办公室。”接线生说。

“请问你他什么时候可以回来?”

“说不定,他是在收集专栏资料,我给留话好吗?”

“好的,”我说,“就说一位赖唐诺打电话找他。”

接线生说:“喔,赖先生。他今天至少找过你六、七次。他急着要见你。”

“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回来,是吗。”

“对,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请问他哪里可以联络到你?”

我说:“很不容易。我像他一样,我也在收集资料。只好由我来联络他了。”

我挂上电话,等候了五分钟,然后迈步走向酒吧。

尹科林站在吧台侧,手上在玩一个高脚杯,双耳耸起在那里听调酒的人在乱侃。

我说:“哈啰,科林。我秘书说你在找我。我打电话去办公室,你……”

他喊出来道:“赖唐诺!一点没错,我正想找你好好谈谈。”

“我在这里。”我说。

“我给你买杯酒。”他说。

“就要你在喝的那种好。”我说。

“这是汤姆科林。”

“就喝汤姆科林。”

尹科林向调酒的点点头。调酒师给我调了一杯汤姆科林。

酒来后尹科林说:“找一个能谈话的地方去喝。”

我说:“好呀。”拿起酒杯,两个人走到酒吧尽头一个卡座去。

“赖,”尹科林说,“这件事我先要提醒你,你处境非常不好。”

“我?”我把两条眉毛抬得老高,无辜地问道。

“你。”

“关我什么事?”

“有两个女侍者作证说你在尸体发现不久前从十三号卡座里溜出来,她们看到的。现在警方要讯问你,你不出头,避开警方讯问是不对的。”

“谁在避开警方讯问?”我问。

“你。”

我告诉他:“我怎么会?我在办一件案子。我一直和办公室保持联络。”

“宓善楼有没有试着找你?”

“老天,”我告诉他,“至少有一打以上的人打电话在找我。我要一个个敷衍一下,我还能办什么案。我在办一件太重要的案子。

“我不知道宓警官在想什么,不过我一有空就会和他说话,但目前太忙,没有空去找他,你也看得出。”

“在巴氏餐厅,你有没有走进十三号卡座去?”

我说:“别乱捣了。我被叫去接电话,我走回自己座位时,一个女侍托个餐盘过狭的走道,一面是卡座布帘,一面是桌子,有客人在座。我向卡座退后一步让她通过。但是我没有进布帘,更别说进卡座了。”

他摇头。他说:“你没有办法证明呀。但是有两个侍者说看见你自那卡座里出来。”

我告诉他:“这两个证人疯了。到底怎么回事,有人要诬陷我还是怎么了?”

他说:“我怎么知道。不过我换了你的地位,我会立即和警方联络,把我的故事告诉他们。”

“目前我尚不能这样去做。”

“为什么?”

“我实在忙得抽不出时间来。”

他说:“你假如照我的方法去做,报纸会给你全力的支持。”

“怎么照你的办法?”

“你和我一起去报社,我替你找一个一流记者。记者在新闻栏‘罩’你,我用我专栏‘罩’你。你什么也不用怕。我们还要带个照相记者,一起去警察总局。”

“你说报馆带我去投案。”

“乱讲。我说报馆要‘罩’你。你到报馆来讲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于是你才知道警方也在找你,于是我们就一起去问警方找你做什么。”

我说:“那天你也在巴氏餐厅,你见到些什么?”

他说:“我看到你,你的合伙人柯白莎,一起在用饭,还有宓善楼。”

“你有没有见到宓善楼离场?”我问。

“你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据说,他有一个重要的电话叫他。”我说。

“我第一次听到。”

我什么也不说。

过了半晌,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说:“据我知道,宓善楼告诉大家,他在命案发现前不久已经离开了。”

“你也这样说吗?”

“我还没有说呢!”

“就为了这原因,你不想见警察,也不出面?”

我说:“你记住了,我没有不想见警察,从未逃避过。我是靠工作才有饭吃的。我在工作,一件重要工作。”

他玩弄着玻璃杯。“我知道你在玩花样,赖。希望你别昏了头。”

“昏头不昏头在其次,人总是要向前走的。”

尹科林说:“你们当时在用香槟。”

“是的。”

“大瓶的?”

“嗯哼。”

“宓警官有没有和你一起喝?”

“那时你不是在看我们吗?”我问。

他说:“我是在看,但没有只看你们。我只觉得他和你们处得很好。”

“善楼自己怎么说?”我问。

“我们找不到他,无法访问。”

“你是说他逃掉了?”我问。

尹科林仰头大笑。

我说:“所有人都想装一些榫头到我身上,我有最好的不在场证明。”

“什么不在场证明?”

“我站起来,走去听电话,”我说,“我在听电话!”

他点点头。

我说:“善楼的副手阿吉,他说他不愿直接找善楼,所以他就先找我。他打电话是有电话记录的,依警方电子钟记录,那电话接通时间是凶案发现前四分钟。”

“又如何?”尹科林说。

我说:“假如我在和警局的警官通电话,我当然不可能用把刀去戳一个人的背。”

尹科林盯着我问道:“那么,当时你是不是在和邓吉昌通话呢?”

我说,“在我和警察谈话之前,我最好不要做任何声明。”

“好吧,”尹科林说,“服你了。”

“服什么?”

“左问右问,你什么也没有回答。我来告诉你一件事。”

“请讲。”

“你的合伙人柯白莎,一直在支持警方所说的话。”他说。

“那很好呀!”我说。

“她说宓善楼在场。他没喝酒,你被叫去听电话,你回来告诉宓警官,电话是他副手阿吉打来的,叫他马上回局里去,因为他俩在办的一件重案有了重大的发展。于是宓善楼跳起来就走了,几分钟之后,有人发现了凶杀案,宓善楼回去和阿吉两个人办案办到了清晨,两个人都不知道宓警官离开后巴氏餐厅发生的凶杀案,是后来回到总局才听人说起的。”

“合情合理。”我说。

“问题是有证人,不止一个,看见你自十三号卡座出来,或者说他们认为你从十三号卡座出来,他们都十分坚持,说从你溜出来,到女侍拿食物进去开始尖叫,时间不会超过二分钟。”

我说:“证人不一定全可靠。往往会把事混得搞不清楚。这你也是知道的,”

“好了,赖,我们开了天窗来说话。”他说。

“唐伯虎的名画?”我问。

他说。“亮话。你要知道,本市的警方目前有自己尴尬窘态不能解决。局长倒还吃得开,但是也发生过不少丑闻。再来一次丑闻,可能就会引起很多的政治不便。

“宓警官是一个好警官,但他粗暴了一点。他不懂政治。他不在乎踩到的是什么人的脚背。他在破案时,他自己娘都可以踩过去,他有不少外面和里面的敌人。

“这一次,要是善楼真的和你们在一起喝过酒,要是善楼是在命案发现后才离开的,要是他和邓吉昌连手安排的不在场证明会被别人证明是假的,要是善楼在命案发现后,怕别人说他在喝酒所以开溜,要是他故意请人做假的不在场证明,这下事情就闹大啦!”

“懂了,”我说,“我现在懂了。”

“你的合伙人柯白莎,支持善楼的说法。不过这件事里有时间因素,并不太符合。”

“为什么?”

“你也该知道,”他说,“善楼实在是命案发生后才离开的。当时全餐厅都在‘开溜’。有男女在一起不想混进这事件去的。但是,善楼动作快,那女侍一开叫,他就作准备了,一听见男侍者宣布有人死了,他就开溜了。”

“你怎么会这样想的?”

“不是我这样想的,”他平静地说,“我知道的。”

“你怎么会知道的?”

他说:“岂有此理,我也在现场,我看到的。我看到善楼开始在犹豫,面对香槟,喝还是不喝。然后他喝了一杯,之后又喝一杯。

之后我就看到频频在干杯……大家不会太苛求他这一点。

“至于他是警官而从现场开溜,伪造不在场证明,给你施压,要你也就范替他做伪证。那就严重喽!”

我装做完全不懂。

“唐诺,”尹科林说,“我和你一样;我可以是墙头草,两面倒。我可以支持善楼的说法,他这一辈子都会欠我的情。我也可以有另用一种说法,报馆大赚一笔钱,而警方会给搞得鸡犬不宁。

“我要先和你谈谈,因为我想知道,你准备怎样玩法。对我也有影响的。”

我无辜地问:“我应该怎样说呢?事实上是你要怎样说,才会影响我的说法。”

尹科林玩着酒杯,过了半晌,他叹口气道:“赖,你要不是白痴,一定是个聪明得可怕的小浑蛋。”

我问:“巴尼可怎么样?他怎么可能在这件事里袖手旁观呢?”

“他没袖手旁观呀!”

“你怎么说?他还是被牵连了吗?”

“我有一个大新闻,”尹科林说,“我还不能发表,因为我尚没有证据。不过这真是一件天大新闻。”

“什么样的新闻。”

“新闻中有你,有巴尼可。”

我把眉毛抬起来。

“而且,”尹科林说,“还包括武星门在内,就是那个被谋杀的家伙。”

“一定是很特别的一个新闻。”我说。

尹科林一下坐过来,离我近一点,把声音降低。“那巴尼可,”他说,“三年之前,一直是霉运当头。突然间,他富得流油。他扩充营业,变得很有钱。”

“这就是你说的大新闻吗?”我问。

“当然不是。”尹科林说,“有趣的是这家伙搭上了端木顿,是端木顿的资金在资助他。我们国家有很多人都想知道端木顿的那么多钱,又是从何而来的。”

尹科林吸一口气继续道:“虽然我还没有充分证据,但是我知道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而且我很有信心相信这是实情。武星门勒索巴尼可一万元。这是假勒索。巴尼可凑一万元交给武星门,武星门又把钱还给了巴尼可,当然,扣掉了讲好了给他的酬劳。”

“为什么要有勒索呢?”

“因为,在旧金山发生了一件巴尼可也在场的事。这件事漏出消息来了。有人等着这机会要把屋顶都掀起来,但是首先一定要证明巴尼可确实在场。反之,假如巴尼可能证明自己不在旧金山,风就吹不起来。

“这就变成巴尼可的责任了,他受命一定要给自己伪造一个不在场的时间证人。他决定利用勒索案来证明。”

“蛮有趣的。”

“然而,发生了不知什么事,”尹科林说,“武星门守不住了。要不是他知道内情了,就是他另外复印了一些巴尼可不知情的照片,武星门要把它交给巴尼可太太了。巴尼可太太正在伺机要和巴尼可离婚,不过她倒不是为自由,而是为了生活费。

“这件事,要是闹进离婚法庭,端木顿要是不给巴尼可准备一大笔钱以供离婚,巴尼可就可能只好自认是傀儡,于是他和端木顿的关系就全曝光。有人对这样结果不满意。

“现在,”尹科林说,“我知道这是事实。这新闻太大。我一定要有人名、日期、电话号码、金钱数目,才敢揭发出来,否则动也不敢动。”

我点点头。“我懂你的立场了。”

“你,”他说,“我相信能提供我一些数据。”

“我?”我问。同时做了一个大出意外的表情。

“别表演得那样惊奇,”他说,“你一直在装模作样,以为我就那么笨。我把我的话都说给你听,目的在问你,这件事里你想往哪边走,这对我有太大关系,你知道。”

我摇摇头。“我根本没有任何想法,你把我弄胡涂了。”

“那么你现在最好快弄清楚,”他说,“因为,这时候你假如站在墙的当中,你注定死定了……事实上,除了我,你也找不到肯帮你忙的人。

“好好想想,赖。要是我有你的支持,我可以把这件新闻钉死。

“你要失去我的支持,他们会把你钉死在武星门的谋杀案上……除非你去支持宓善楼的说法。万一你去支持宓善楼的说法,我也要先作准备,我的报纸要……”

我看到他眼睛突然惊奇地睁大,而后眯起来深思。

我还来不及转身,一双大手掌拍向我肩头。

宓善楼的声音说:“好了,小不点,我认为你我两人要到总局去好好聊聊,是不是?”

尹科林很快高声地说:“老天,你来得真快,破空前尼录,警官。”

“什么意思破记录?”善楼问。

尹科林说,“从我打电话通知你,当然。我们报纸要把他送去投案。我们报纸只要独家报导。”

善楼粗暴地说:“你们报纸要送他投案个屁!是我全面通缉追查他车子的牌照号码。那么多年和柯白莎交往,我深知白莎不肯让他把公司车藏在什么地方,而去租辆车来作交通工具的。当然,为安全计,全市的汽车出租店我们都查过了。”

“你们在讲什么呀?”我问。

“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善楼说。

尹科林站起来,他说:“警官,我不希望我们彼此有误解。我们报社绝绝对对是通知了警方。”

“什么时候?”善楼说。

“没有多久之前,”尹科林说,“赖一进门,我暗示调酒师打电话给警察总局,指名找你,告诉你赖在这里,并且告诉你,他多半是准备要本报陪了他去你那里投案,为了怕他届时另有主意,你最好亲自到这里来走一次。你真的马上来了。”

“我绝对没有接到这种电话,也不是因此来的。”善楼说。

尹科林站起来,向调酒师走去。

“不行,你别乱走,”善楼说,“把那个守柜台的叫过来,由我来问他你说的是否有这回事。”

尹科林大喊着说:“山姆,叫你打电话给警察总局找宓善楼警官,打了吗?”

调酒师忸怩不安地楞了半秒钟,然后他说:“当然,当然,尹先生。”

“出了什么事,你没找到善楼吗?他说他没有听到过电话。”

“电话忙着,我的电话没有空,”调酒师说,“等我接通,善楼已经离开办公室了。我说我的事只可以对善楼个人说。他们说他随时会回来,我只好留下电话号码,叫他打回来。”

“打回来这里。”尹科林问。

“是的。”

“打电话,回这里。”

“是的,我是说……或者亲自来一次。”调酒师终于懂得他的暗示了。尹科林走回来,坐下。

善楼看看尹科林,又看看我。过了一会儿,他说:“科林,你想要个什么样的新闻?”

“我要的新闻,”尹说,“是赖唐诺知道警方在通缉他,目的是问他问题。他找到我们报纸,说他希望有一些保障,他希望报纸答允他,他去投案,我们看住他不受不法待遇。我们报纸同意。”

“在这城市里,你不必报纸来保障,没有人会受到警方不法待遇的。”善楼说。

“我不是在说我们报纸怎样说。我是在说这是唐诺……他所说的。”尹科林说。

“你爱怎么在报上登,你登你的。”善楼说:“目前唐诺和我要去总局。我和他好久不见,要好好亲热亲热谈一下。”

“当然,我一定要跟去的。”尹科林说。

善楼说:“你当然留在这里。你已经有新闻可写了。只是你绝对不可以写我到这里来是因为你通知的。我到这里是凭自己经验和优良、可靠、科学的警察工作方法。我全面通缉追查唐诺的公司车。一位巡警在这里对街找到他的车,我想他也许在酒吧里,我自己找进来的。”

尹科林说:“唐诺,你要告诉他们哪一个……”

善楼说:“唐诺哪一个也不会告诉你。我们警方是在查一件谋杀案。目前一切消息皆在封锁中……小不点,走啦!”

他用手抓住我上衣的后领,我两只脚有一点腾空。

善楼说:“我们急着要回去。大家不必再浪费时间客套。”

“唐诺,”尹科林作最后试探,“那新闻,我能得到你支持吗?”

善楼说:“不准开口!走了,赖。回去有得你开口的。”他把我押出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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