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了写作需要去了一趟图书馆,却在那儿跌入异次元空间,来到神秘的“墓礼路”市——一个没有历史的市镇。自己的身分也成了“名侦探天下一”,接受市长日野委托,调查该地“圣者纪念馆”的盗挖事件。“我”陆续与纪念馆保存委员会的成员水岛、火田等人接触,却相继发生离奇命案,在查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城市不仅是历史,甚至连“本格推理”都不存在……

读过《名侦探的守则》的读者,应该会对“天下一”这个名字产生反应。在该作他与助手大河原警部携手,侦破许多推理小说常见的类型案件,还不时穿梭幕后与读者对话,对“本格推理”各项元素大肆嘲讽了一番,令人拍案叫绝。虽然以《守则》那个特异的结局来看,名侦探天下一似乎很难有再登场的可能性,但在本书《名侦探的枷锁》这名字又出现了,喜爱前作的读者自然是期待万分。

然而若将《枷锁》视为《守则》的续作,认为东野会在本书再次展现甚么谐拟趣味,读完或许会有期待落空的感觉,因为调性完全不同。与其说是利用本格推理的元素,不如说是针对本格推理本身,藉主角之口抒发作者当前的创作意向与感怀。

为何东野会写出这么一部作品?为何要用“名侦探天下一”当主角?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作者的创作年表看起。

东野圭吾的出道作,众所周知是一九八五年的《放学后》,该作以发生在校园的连续杀人为主轴,也使用了密室诡计,是典型的本格推理。此后直到一九九零年为止,作品多以揭开凶手、手法的谜团为导向,尽管出现如《鸟人计划》、《布鲁特斯的心脏》这种较有变化性的谜团,仍是以解谜、意外性为主体的故事。

东野那时的作品不时会出现封闭空间、密室、童谣等元素,富有本格推理的幻想趣味。日本推理小说界当时正值新本格方兴未艾,东野多少有受其影响,即使不若新本格作家那般浓厚,多少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到了一九九零年的《宿命》,他的风格为之一变,摆脱浪漫本格的审美观。他在该作相关的杂志访谈中提到:“发生杀人事件,出现诡计,凶手是意想不到的人……只存在如此意外性的作品已变得有所不足。即使被说‘不是推理小说’也好,我想避免写成那样的作品。”

从这点来看,《宿命》或可称为“后期东野”的创作原点。自该作以后,即使他还是会不时书写本格推理,却也会发表社会性、故事性强但谜团不显着,推理成份薄弱的作品,像是一九九一年《变身》、一九九二年《美丽的凶器》。

到了一九九三年的《同学》,尽管是作者自《放学后》以来睽违的校园推理,但他也这么说:“为避免落于俗套,我动用所有的想像力,但倒是没打算在诡计上作文章,而以写实为目标。坦白讲,我视这部作品为自己最大的转捩点。”(引用自散文集《大概是最后的招呼》)

这时的东野,或许已经怀着如本书主角所述“这个世界无法让我满足”、“离开心灵游乐场”的心情,向本格推理缓缓挥手道别。此后本格的比例锐减,之后的作品即使有着本格形式,也都像是如《名侦探的守则》或《谁杀了她》这种带有实验意味的特异之作。

一九九六年《守则》出版后,该年十月东野又发表本书《枷锁》,道尽他对本格推理的想法。对他而言,那是不得不离开的乐园,却又充满怀念,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还能回到那个世界。

也因此,即使作者在《守则》的结尾那般残酷地对待天下一,企图“逃离他的束缚”,到了《枷锁》仍化身为“我”,披着“名侦探天下一”的外皮回到乐园。他以这样的行动证明,自己并不想长久封印本格推理,更不会忘记它。

那么,对于“名侦探”呢?

对“前期东野”有认识的读者,想必会知道他对于“名侦探”是相当淡薄的。

除了本书的主角天下一,东野几乎不太写系列角色,每个人物都只存在于登场作品的世界。系列侦探就更不用说,若以本书发表的一九九六年作为分水岭往前看,只存在两个特例而已,就是《浪花少年侦探团》两部短篇集的女教师竹内忍,以及自《毕业——雪月花杀人游戏》登场,于《沉睡的森林》摇身一变成为刑警的加贺恭一郎。

先看看后者,加贺在之后的《谁杀了她》、《恶意》等作陆续出现,甚至在《新参者》奠定了“人情侦探”的形象,如今看来算是相当幸运。从《大概是最后的招呼》东野自身的叙述中,可以发现加贺这个角色,一开始并不是以“系列侦探”去塑造的,在《沉睡的森林》用上加贺的理由,竟只是个福至心灵的玩笑,而《恶意》之所以派他登场,也只是直觉认为这样比较好。加贺逐渐受到作者重视,进而开始经营,是东野创作后期的事了。

至于前者就更为遗憾。《浪花少年侦探团》只写了两部短篇集,且东野在第二部的后记中,直接讲明这个系列不会继续写,理由是“作者自己无法停留在这个世界”——想写的东西已经改变,这样的故事,自己不可能再轻松地写下去。于是竹内忍这个“名侦探”的未来,就此画上句点。

从这样的脉络来看,东野于一九九六年对“名侦探天下一”的处置,大有类似的宣示意味。“不需要名侦探。”藉由这句话,不仅告别了系列侦探,也告别了本格推理。

然而后来呢?正如同我们知道,东野对于本格推理的态度,是“若即若离”的,对于名侦探,他当然也没有完全放弃。

因为之后的一九九八年,又诞生了一个今日家喻户晓的系列侦探——汤川学。

历经一九九七年的空白,东野于一九九八年再度出版新作。年底他经历创作生涯的另一个转捩点,该年发表的《秘密》入围第一百二十届直木奖,他一跃成为畅销作家。之后几年的《白夜行》、《单恋》、《信》、《幻夜》也陆续入围,风格大多如同他在本书最后的宣言一般,是注重“现实性、现代感与社会性”的作品。

这时的东野已完全脱离浪漫主义,距离他“心灵的游乐场”越来越远。不过另一方面,“名侦探”的种子仍悄悄播下,在他的作品群萌发细小的芽。一九九八年《侦探伽利略》出版,塑造汤川学“科学侦探”的面貌,一九九九年《我杀了他》再度让加贺刑警登场,二零零零年出版《再一个谎言》与《预知梦》两作,前者试图赋予加贺“和制可伦坡”的形象(详见笔者撰写之《我杀了他》解说文),后者扩大汤川的调查版图,以科学知识为主体的诡计,逐渐转移至心理层面。从这两位侦探,可见到东野试图经营、丰富系列角色的雄心。

尽管这两人的系列作品并非浪漫本格,也经常不是以凶手、诡计为导向,但多少确立了“名侦探”在作者心目中的位置。本书《枷锁》他披着天下一的皮,回到“本格推理已被遗忘的城镇”,此种像是“名侦探回归”的宣言,毕竟不是说说而已。

如同麦克阿瑟与阿诺的名言:“我会再回来。”东野二零零五年发表的汤川系列第三部作品《嫌疑犯X的献身》将本格诡计与爱情的中心议题高度结合,成就他“最美的爱情形式”,尽管在网路掀起一番论战,但在他心目中是货真价实的本格推理。且破天荒地夺下该年度的直木奖,以本格推理而言可是极度罕见。

虽然围绕于《嫌疑犯X》的舞台与元素,究其根本还是写实主义,但作中汤川与角色展开的诡计论述,也富含本格推理的浪漫情怀。这时的东野,多少算是实现《枷锁》的期望,回到了乐园——而且是如此高成就的形式。

如今看来,一九九六年发表的本书,真可说是东野创作生涯在“本格推理”处理态度的一部预言。从《守则》结局那般像是与本格划清界线的姿态,到《枷锁》的感怀抒发,他让读者知道,他想采取的并非“诀别”而是“惜别”,后续的作品也大大印证了这个想法。

现今的东野,毫无疑问是写实派的作家,但也期望那朵淡蓝色的勿忘草,能不时触动他内心深处的玩乐之心,有朝一日,再度写下那个世界的小说。

本文作者介绍

宠物先生,本名王建闵,推理作家,台湾推理作家协会理事。发现东野发表“自身最大转捩点”《同学》一作的年纪竟然和自己相同,十分震惊,也开始期许自己不要忘了本格推理的童心,能写出平衡浪漫与写实的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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