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家跟出来时一样,使用了地下室货物进出门。应答机里面有两则留言,一是雷·格鲁利奥,说他和马克·罗森斯坦打过招呼了,如今我已算正式从事罗森斯坦某客户的委托调查工作,这个某客户全名正是迈克尔·法兰西斯·巴卢。另一则是《每日新闻》的丹尼斯·哈米尔,他想写一篇哀悼一个辉煌酒吧的文章,希望我说两句他可以引用的话。我回了话,告诉他葛洛根还没死,它只是睡着了而已。

我打电话给另一个雷,雷·加林德斯。先打到他办公室,没找到,接着又打到家里。是他老婆比齐接的电话,她先问候了埃莱娜,我也问候了他们的孩子,然后她才说:“我想你是找我家老板的。”我等了会儿,雷接了电话。

“我需要你的专业服务,”我说,“但必须是私下的,不能留下正式记录。”

“没问题,我跟谁工作?”

“就是我,两天前我见过一个家伙,我希望我有一张他的画像。”

“那太好了,”他说,“跟你工作事情就简单了,有些人就是急着要讨好你,‘对对,漂亮,这真是太像他了’——什么都好,除了不像,但他们不希望你受伤害。你打算什么时候进行?我看就今晚吧,今晚我们约了陪比齐的妹妹去相亲,你就说这事紧急,让我取消这个约会吧。”

“这事没这么紧急。”

“听你这么说真是太遗憾了,那明天吧?这几天我都在布什威克。”

“我知道,我先打电话到那边的。”

“是啊,正常来说我应该在上班才对,但今天我请了假,大孩子今天有足球比赛,我得去捧场,我告诉你,看他踢球,我想他只能像他老子一样当个艺术家了。”

“哦,那可真是糟糕。”

“我猜,明天你希望我去你那儿吧?我四点下班,我们分局就在地铁站旁边,我五点钟之前一定可以到。”

“如果是我过去更方便一些。”

“真的吗?因为对我来说这可是个天大的好消息,让我省了一趟地铁的时间和金钱。你真的愿意过来吗?这样我会有更充裕的时间。”

“但这样可能不够隐秘吧。”

“是的,你说这事不能正式列入记录,所以到我分局那边可能不太好。对了,昨晚你们那一带好像出了大事。”

“很大的事,”我回答,“这样,如果我去你家里会不会太打扰了?你说你四点下班,那么五点如何?这个时间和地点可以吗?”

“很好,我知道比齐看到你来一定很开心,其实你为什么不把埃莱娜一起带来?我这阵子又完成了一些作品,也很想有机会让她看看。你们就五点钟来,留下来在我家吃个晚饭。”

“我想还是我一个人去吧,”我说,“而且因为时间关系,我大概不能留下来吃饭。”

我打电话到西北旅馆找TJ。但电话没人接,我只好呼他。他回电时我正在看电视,应答机接听并告诉他在听到信号声之后留言时,我把电视声音给关了。“我知道你在,”TJ说,“因为你刚刚才呼我,所以——”

“所以你一定是个侦探,”我说,“才可能如此正确地推理,你在哪里?”

“你也是个侦探啊,你说呢?”

他一定把话筒从耳边拿开对着四周的声音,因为背景里声音的音量陡然升高。“奥哈里机场。”我说。

“晨星餐厅。”

“行了,我猜得也差不多。”

“我之所以没第一时间回,是因为我得等前一位女士用完电话。她足足让我等了一分钟。她很诡异,把硬币丢进去,拨了号码后什么话也不说,只把电话放在耳朵边呆呆站着,我很想告诉她,如果没人在家当然不会有人接了,你到底要让它响几声才甘心?”

“她是听她电话应答机的留言。”

“是,嗯,我早猜到是这样,但还是足足让我等了一分钟,我正忙着四下打听,想着也许街上可以打探到一些消息。可听来听去,他们说的都是电视报道里那些东西,你后来又去过葛洛根吗?”

“没有。”

“告诉你,不必浪费时间,那里没东西可看了,跟电视里的没两样。反正都用合板封上了,而且合板外面还用那种黄色的绳子圈起来,挂个牌子要闲人勿近。”

“这可能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对我来说不坏。总之那边没什么值得看第二眼的,我只问了几个问题,我特意穿了件有扣子的衬衫,带了个那种有夹子的记事板,所以他们以为我有权在那里问东问西。”

“从现在开始,”我说,“也许你该彻底改变方法,通过电子设备来询问这类问题。”

“你是说用电脑吗?不,有些东西还是得用老方法才行,你得走街串巷地问,才能得到街头巷尾的回答。”

“我自己也问了几个咖啡馆式的问题,”我说,“葛洛根那个开枪的是天杀帮出来的越南人,他曾因抢劫和胁迫罪被判刑,名字的开头是NG。”

“如果说NG代表的不是‘不良’(NoGood),那应该就是个姓阮的。”

“可能,”我说,“也可能有其他解释。我不知道NG到底是他的姓还是名,我也不敢百分之百肯定是NG开头。”

“你不知道的还挺多的。”

“而且好像一天比一天多。”

“说起姓还是名,亚洲人的姓名可真容易把人搞糊涂,像他们有时会把姓放在前头,比方毛泽东,毛就是他的姓。如果你用名字在前姓氏在后的方式喊他,当然这要是他还活着是不太可能的,你会变成喊他‘毛’。”

“有意思。”

“但也许越南人的方式不一样。所以说,这两个字母是我们知道的全部了,可能是姓也可能是名。”

“通过小小的社交工程学,我们也许就把缺少的部分给找出来了。”

“可能。”

“我们只要清楚他蹲哪家监狱,或谁是他的室友……”

“用书桌上的那一套家伙可不容易做到啊,”他说,“监狱或政府部门的这类玩意儿都有安全防卫系统,很难潜进去,而且肯定会留点小尾巴,他们会反追踪,找到是谁干的。你刚才说他曾是天杀帮的,是吗?”

“是的。”

“那就是说我该去换件衣服了,大哥。现在这身蓝色有扣子的,对我要去的地方来说,太古板也太不相称了。”

“小心点。”

“那还用说,”他说,“那个家伙是这么说的,不是吗?”

“那个家伙是哪个家伙?”

“有个家伙,住在树林子里,不缴税的。你一定知道我说的这个人,他说如果做好一件工作,你得先穿对衣服。”

“梭罗。”

“没错,就是他,我会穿更下层一点,而不是更高档,但其实这两种最后效果会一模一样。”

我说:“你知道,这可不是打电子游戏,坏人打的可是真子弹。”

“你是说就算再丢个硬币进去,玩的人也不能活过来重打,是不是这意思?”

“我答应过埃莱娜,不会让你有生命危险的。”

“真的?你这样答应她?”

“这有什么好笑?”

“好家伙,真有她的,”他说,“她要我答应她,绝不可让你出什么意外,这下看看我们两个该如何相互实现诺言了。”

我们在家吃晚饭,埃莱娜做了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加了蘑菇和豆腐的酸乳酪肉条,配一大盆绿色沙拉。餐后,我去另一个房间打电话给贝弗莉·费伯。两小时之前我打过,但电话占线,我如释重负地挂上了。这回她接了,我勉强打完这个电话,算是通过考验了。我回到厨房跟埃莱娜说我打过了,不过这时我已经差不多把刚才的谈话内容全忘干净了,包括她讲的以及我讲的。只记得有个只供亲友参加的私人丧礼,还有两星期之后会有追思星期。

“如今,他已居于和平之地了。”埃莱娜说。

“他一直居于和平之地,”我说,“他是个极其和平的人。他的生活境遇让他始终快乐不起来。按说这很容易让一个人多少变得麻木甚至迟钝,但他还是能让生活继续。你之前说得很对,她可真不是个容易让人喜欢的女人,我们的贝弗莉。”

“我想她爱他。”

“他也爱她,他们两人一直相处得并不融洽,但他们总有办法过下去。我想去参加聚会。”

我穿上一件运动外套,那是埃莱娜帮我选的哈里斯苏格兰呢外套,两边肘部加了强化补丁,早知道我先前就该穿这件,它比我原先的运动上衣适合佩戴肩带。

“比你那件防风外套厚重一些,”她说,为我理理袖子,“但这一件不用把拉链拉到顶,你这样够暖和吗?”

“很好。”

“带把伞,现在是还没下雨,但再晚一点一定会的。”

我张嘴想拒绝,但又闭上了,乖乖地拿了伞。“我可能会晚一点回来。”我说。

“我不会等门的。”她说,“但随时打电话回来,我会让应答机接听,所以别挂得太快,给我点时间拿话筒。”

“会的。”

她捏捏我的胳膊。“还有,如果你胆敢死在外头的话,就试试看。”她说。

我们这一组每周定期在圣保罗教堂聚会,这样一组人就像个家庭,我想的时候就去那里,但我实在没办法这么快去面对这么多有关吉姆的回忆,并应付所有关于吉姆到底出了什么事的询问。如果说是在一座小城里,那事情就棘手了;但我住的是纽约,这里每天少说有十几个不同的聚会可以挑选。

我到哥伦布圆环乘地铁,在九十六街和百老汇交会口下车,这个聚会地点在教堂地下室——绝大部分都是这样——我早到了几分钟,有时间为自己倒杯咖啡,这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让我松了口气。我想参加聚会,但我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八点整主席宣布聚会开始,他找人念了开场白,然后介绍今晚的主讲人,这是一位女性,看来像那种有两个孩子和一条黄金犬、住近郊住宅的年轻的中上阶层太太。她讲了个伤痛的故事,主要是嗑药,但也掺杂了不少酒在里面,包括在哈莱姆区因喝酒欠账而在尖刀威胁之下遭到强奸以抵债,在字母城的魔窟里为了打快克而卖淫。如今她清醒了整整两年了,她也找回了原有的生活。她染上了艾滋,T细胞的数量也明显不足,但目前为止并没进一步的症状出现,而且她心里充满希望。

“至少,”她说,“我拥有今天。”

中间休息时我放了一块钱在篮子里,并加了一杯咖啡和一片燕麦饼干。他们趁这个时间宣布了一些事——包括六星期后的年度晚宴舞会,往后聚会的一批主讲人名单,以及一位住院成员的感谢函等等。然后聚会下半场开始,每个人轮流发言。

如果我早知道会有轮流发言这一环节,我可能就去别的聚会了。越要轮到我发言时,我的神经越紧张。我想,我很清楚自己应该讲些话,但我也很清楚我什么都不想说。

“我叫马修,”我说,“我是个酒鬼,谢谢大家让我听这么多有意思的话,这对我是很有力的支撑,但今晚我只想听。”

聆听者马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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