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暴力的运用是如此熟悉,甚而视为自然之事。在我们的纵容之下,微不足道的怒意或引起争议的权力都会成为充分的理由,可以在国家之间产生敌对的行为。但是就圣战的名义和性质而论,需要进行更为严谨的查证。我们不能贸然相信,耶稣基督的仆人就可以肆意拔出毁灭的宝剑,除非动机相当纯洁、争执完全合法、需求无法避免。作战行动的策略要求取决于经验获得的教训,然而这种教训得来何其缓慢。在采取行动之前,宗教事业的公正与合理要能满足我们的良心。十字军东征的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基督徒,全都被说服,认为发动十字军是顺应天理人情的事。他们不断滥用《圣经》和修辞的文句来掩饰他们的实际想法,看起来像是坚持信仰的理念以及上天赋予的自卫的权利。然而他们却赋予耶路撒冷“圣地”的特定称呼,将异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都视为邪恶的敌人。

其一,正当防卫的权利可以将民事和宗教的盟友全部包括在内,这是很合理的事。权利的获得基于危险的存在,敌人的恶意和实力所形成的双重考量是评估的重点,归咎于穆斯林信奉对人类有害的教条,他们认为有责任要用刀剑灭绝所有其他的宗教。这种无知和偏见的指控受到《古兰经》的驳斥,从伊斯兰征服者的历史,以及他们对基督教信仰公开与合法的宽容,也知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但是不可否认,东方的教堂受到严苛的束缚和高压的迫害。即使处于这种环境,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他们对于统治世界的绝对权力,依然坚持己见维护神意的权力要求。在正统教会的信条之中,不信上帝的民族始终是巨大的威胁,会让我们丧失现在的宗教或未来的自由。到了11世纪,土耳其战无不胜的军队的确令人感到忧虑,这种后果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已经近在眼前,不到30年的工夫,他们就征服了亚洲所有的王国,最远到达耶路撒冷和赫勒斯滂海峡,希腊帝国在毁灭的边缘摇摇欲坠。除了对基督教弟兄表示诚挚的同情,拉丁人基于公理正义和利害关系也要支持君士坦丁堡,这是西方世界最关紧要的天堑,为了更好地进行防守,对不战而屈人之兵与击退眼前的强袭,应该给予同等的重视。为了达成目标,必须提供适度的援助。我们同意非常现实的考量,但是派遣数量如此庞大的兵力到距离遥远的东方去作战,亚洲无力供应强大的援军,就会遭到覆灭的命运,欧洲会因人口减少而降低应有的实力。

其二,夺取巴勒斯坦对拉丁人的战力或安全毫无助益,征服这个距离远、面积小的行省,唯一合理的借口是宗教狂热的信念。基督徒肯定“应许之地”是不可剥夺的名称,它流淌着神圣救世主的宝血,他们有权力和责任从不义的据有者手里光复继承的产业,那些邪恶的异教徒亵渎基督的墓地,在朝圣的路途上欺压他的信徒。但崇高的耶路撒冷和神圣的巴勒斯坦,类似的宣称根本无济于事,这些地方早已废止了摩西的律法。基督徒的上帝不再是一个地区性的神明,伯利恒和骷髅地分别是他的出生和埋葬之处,就是光复也无法补偿对《福音书》有关道德训诫的侵犯。这些论点在沉重的迷信盾牌前面一闪而过,只要抓住奥秘和奇迹的神圣理由,宗教的心灵就很难将它抛弃。

其三,宗教战争已经在地球各个区域开打,从埃及到立沃尼亚,从秘鲁到印度斯坦,获得了传播更为广泛且适应性更强的教义的大力支持。宗教信仰的不同是引起敌对行为的充分理由,人们不仅普遍认同,有时还肯定这是最高的价值。手持十字架的战士可以杀死或制伏冥顽不灵的不信者,这种上帝赐予的恩典是主权和慈悲的唯一来源。大约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前400年,日耳曼人和阿拉伯人这些蛮族,花费同样的时间,运用类似的手段,分别获得罗马帝国在西部和东部的行省。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因时间和条约的关系,合法据有了所征服的地区。但是伊斯兰的君王在臣民和邻国的眼里仍然是暴君和藩王,可以用战争和起义的武力,将这些非法的所得合法拿走。

基督徒严谨的生活和习性已经开始松懈,逼得要加强纪律和忏悔,随着罪孽的增加,纠正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原始教会,进行赎罪的工作之前,如果信徒们能够自愿采取公开告解的方式,就不会引起紧张的对立。中世纪的主教和教士对于罪人,则会审问他,强迫他交代自己的思想、言语和行为,规定他与上帝修好的条件。任性和暴虐轮番滥用这种自由裁量的权力,惩戒法规的制定用来告知并规范审判的精神。希腊人最早运用立法的模式,他们的赎罪规则经过翻译,为拉丁教会所仿效。查理曼大帝统治的时代,每个教区的教士都有一本法典,但很审慎地隐藏起来不让一般平民知晓。评估罪行和惩处罪犯是件危险的工作,僧侣根据经验或智慧,知道每种案件都可能发生,全都能够说出差异之处。有些列举的罪状让清白无辜的人难以设想,还有一些罪过超越理性认知的范围。最常见的犯罪行为像是奸淫和私通、伪证和亵渎、抢劫和谋杀,按照不同的情况或环境,用苦修或忏悔来赎罪,期限从40天可以一直延长到7年。在悔改期限之内,通过有益的规律生活,如斋戒和祈祷,病人得以复原,罪犯获得赦免。他的衣着简陋不合时样,表现出忧伤和懊恼,谦卑的态度禁绝社交生活的乐趣和事业的发展。但是严格执行这些法规就会使皇宫、军营和城市的人口大量减少。

西方的蛮族不仅相信这些惩罚而且大为恐惧,然而人性通常厌恶理论的原则,官吏强调教士属灵的审判权,几经努力也没有达成预期的效果。按照字面要求完成悔改根本是不切实际的事,每天重复通奸会使罪行加重,屠杀整个民族也包括在杀人的罪行之中。每种行为要是分开计算,数量就会增加。在这样一个社会混乱和恶行如麻的时代,就算是生性谦卑的罪人,宗教方面的罪孽也容易欠下300年的债务,无法负担之下只能要求减刑或赦免。就富人而言,要缴纳26个苏勒达斯银币(大约是4镑)才能减免一年的苦修悔改。穷人只要3个苏勒达斯,约为9个先令。这些布施立刻拨交教会使用,从信徒的罪孽获得的赎金是教会财富和权力取用不竭的来源。300年的债务相当于1200镑,即使是富有资财的人士也会倾家荡产,只能通过转让产业来抵债。丕平与查理曼最慷慨的赏赐,是他们拯救自己灵魂最明确的证据。民法有一条基本的原则:任何人拿不出钱财,就得用身体来抵账。鞭笞的肉刑也为僧侣所采用,这是廉价而又痛苦的等价处分。根据一种极其怪诞的计算方式,一年的悔改还要多加3000鞭的体罚。一位有名的隐士圣多明我绰号叫“铁胸甲”,对接受这种惩处具备技巧和耐性,在6天之内完成一个世纪的数量,也就是受到30万次的鞭打。有很多悔罪苦修者无分性别,都依循这个标准。法律也允许自愿牺牲者代人受罪,一个身强力壮经过训练的人员,可以用他的脊背代他的恩主赎罪。

11世纪这种金钱和人身的补偿,演变为更体面的方式,让人感到满意。那些在阿非利加和西班牙与萨拉森人作战的士兵,服务军旅所建立的功勋,受到乌尔班二世前任的认同。教皇在克莱蒙的大公会议中宣布,给予献身十字架旗帜的从军人员“绝对的恩典”,一切的原罪都能够获得赦免,尔后所有的罪孽只要依据教规悔改,全部为教会所接受。当前这个时代的人生观非常冷漠,对于过去充满原罪思想和宗教狂热的世界,无法体会那种深刻的印象。本堂神父大声呼吁,唤醒数以千计的强盗、纵火犯和凶手,让他们去救赎自己的灵魂,用伤害基督徒同胞的行为,对不信上帝的异教徒痛下毒手。无论是哪个阶层或教派的囚犯,他们都热诚地赞同赎罪的条件。没有人完全纯洁,不能豁免罪孽的定谳和惩罚。大多数人对公正的上帝和教会负有应尽的义务,要靠着虔诚的勇气才够资格获得尘世和永恒的赏赐。如果他们作战阵亡,热心的拉丁教士会毫不迟疑地用殉教者的冠冕装饰他们的坟墓;要是他们幸存,也不会没耐心等待天国的报酬,虽然时间已经延迟,但是恩典还会加多。他们将要为神的儿子流血奋战,耶稣不也是为了拯救世人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吗?他们举起十字架,满怀信心走主的道路,上天在保佑他们的安全,或许当他们神圣的事业遭遇困难时,上帝会用那可见而神奇的力量,使他们化险为夷。耶和华的云柱和火柱先于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基督徒完全有理由怀抱着这样的希望:河流会在他们渡过的时候分开,坚固城市的防壁会在他们的号角声中倒塌,太阳会在飞驰的途中暂时停下,好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歼灭那些不信主的人。

对于那些进军圣墓的首领和士兵,我敢很肯定地表示,全部受到宗教狂热精神的感召,有建立功勋的信心,有获得报酬的希望,有神明协助的保证。我同样抱着一种信念,那就是对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来说,宗教狂热并不是他们采取军事行动的唯一因素,甚至对于有些人来说还不是主要因素。宗教信仰的运用或滥用,对于国家风气所形成的潮流产生很小的阻力,反而是造成的推力却沛然莫之能御。反对蛮族的私人械斗、血腥的马上比武、放荡淫逸的爱情以及不法的格斗审判,教皇和宗教会议只会发出毫无效用的雷霆之声。说实在的,激起希腊人形而上的争论,把社会混乱或政治专制的受害者赶进修道院,将奴才或懦夫的容忍视为神圣之事,或是采用现代基督徒的仁慈和义举来建立事功,看来倒是更为容易的任务。法兰克人和拉丁人对于战争与操练普遍怀有热情,作为悔改和赎罪的过程,他们受到嘱咐要满足主宰他们内心的热情,要前往遥远的国土,要拔剑对抗东方的民族。他们的胜利甚至抱有这种企图,为了使装饰着十字架的大无畏英雄名垂千古。即使是最纯洁的虔诚行为,也不可能对军事荣誉的光辉景象毫无感觉。在欧洲那些琐碎不值一提的争吵中,诸如获得一座城堡或是一个村庄,他们都可以让朋友和同胞流血,此时为了对抗路途遥远充满敌意的民族,当然更能够快速地进军,为此,欧洲的人民都已献身军旅。

他们幻想自己已抓住亚洲金色的权杖,诺曼人征服阿普里亚和西西里,即使是平民冒险家都有希望被提升到更高贵的地位。基督教世界处于落后的粗野状况,无论是天候还是耕种都无法与伊斯兰国家相比。朝圣者叙述的故事和缺乏通商条件所带回的礼物,都在夸大东方国家天然和人为的财富。一般的庶民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接受的教导是要相信不可思议的事物,像是流着奶和蜜的土地、矿产和宝藏、黄金和钻石、大理石和碧玉建造的宫殿,以及乳香和没药的芬芳树丛。在这个人间乐园里,每名战士都能够凭着刀剑创造富裕和光荣的前途,即使是再天马行空的意愿都能够在那片土地上自由驰骋。这些家臣或士兵相信上帝和主人会给他们带来好运,从一位土耳其埃米尔那里夺得的战利品,可以使营地位阶最低的随员都能发财致富。风味浓郁的葡萄美酒、艳丽动人的希腊美女,产生的诱惑力使十字军的战士难以抗拒,比起他们的职业更能满足天性的要求。追随的群众处于封建体制或基督教会的暴虐统治之下,爱好自由成为更有力的诱因。西部的农夫和自治的公民成为采邑或教会土地的奴隶,接受神圣的号召可以逃避傲慢的领主,让自己和家庭迁移到自由的乐土。僧侣可以借机脱离修道院戒律的管辖,债务人能够停付累积的高利贷并摆脱债主的追讨,各种类型的恶徒和犯人能够继续抗拒法律的制裁,规避罪行所应得的惩处。

形形色色的动机不仅极其有力而且种类繁多,我们要是单独计算在每个人心目中所占的分量,那可是没完没了的事,就是出名的案例和流行的方式都不胜枚举。早年改信基督教的人员,成为十字军热心和善尽职责的传教士,他们在朋友和同胞中间宣扬神圣誓言的责任、功德和报酬。就是最为勉强的听众,也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拖进说服和权威的漩涡。好斗的年轻人要是受到指责或怀疑而产生怯懦的情绪,难免会引起满腔怒火。无论是年老还是虚弱的人,甚至是妇女或儿童,如果能够随着军队去参拜基督的墓地,都认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考量的只是宗教的热诚,并非自己的体力。有些人在傍晚还嘲笑朋友何其荒唐,到了次日自己却兴致勃勃地踏着他们的足迹前进。无知可以增加冒险事业的希望,减轻遭遇危险的心理负担。自从土耳其人展开征服行动以来,朝圣的路径已经湮没,完全不见痕迹。就是身为首领,对于路程的长度和敌人的状况都毫无概念。至于那些愚蠢的民众,看到在前面出现的城市或堡垒,只要超过他们的见识范围,就会追问是否到达了耶路撒冷——那个长途跋涉全力以赴的目标。

然而十字军里较有见识的人员,都不敢确定上天会撒下鹌鹑或吗哪来喂饱他们,因此准备了贵重金属以便在任何国家用来交换商品。为了按照阶级支付他们在路途的花费,君王转让他们的行省,贵族出售土地和城堡,农夫则出售牛只和耕种的工具。产业在群众迫切抛售之下

价格大跌,武器和马匹由于缺货和买主的急需,上涨到极其荒谬的价格。那些留在家乡的人员只要具备常识和现金,在这种流行趋势下就会发一笔横财。统治者用低廉的费用获得家臣和诸侯的田地,教会的买主完成付款并且保证为他们祈祷。布匹或丝绸制作的十字架通常缝在衣服上面。热诚的信徒用烧红的烙铁或不褪色的墨水,在身体上面留下永恒的记号。一个手段高明的僧侣展现胸部显示奇迹的伤痕,得到的回报是在巴勒斯坦受到大众的尊敬和为他带来财富的圣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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