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第一回(有的版本称为楔子)中,北宋仁宗嘉佑三年,京都汴梁瘟疫盛行,民不聊生,宰相赵哲、参政文彦博建议大赦天下,免除税赋,仁宗准奏,可惜并未奏效,相反瘟疫却越来越厉害。这时,参知政事范仲淹出班启奏:“目今天灾盛行,军民涂炭,日夕不能聊生。以臣愚意,要禳此灾,可宣嗣汉天师星夜临朝,就京师禁院,修设三千六百分罗天大醮,奏闻上帝,可以禳保民间瘟疫。”仁宗便立即派人奔赴江西信州龙虎山去请张天师。张天师“在东京禁院做了七昼夜好事,普施符策,攘救灾病”,于是,“瘟疫尽消,军民安泰”,天下又是一片繁荣昌盛景象。

实际上,范仲淹是不可能出现在嘉佑三年的朝堂上的,因为这一年是1058年,而范仲淹早在1052年就已经逝世了。那么,为什么施耐庵要这样写呢?因为他对范仲淹有着特殊的感情。

施耐庵是江苏兴化人,比他早三百年的范仲淹曾在兴化为官,并且做了很多造福百姓、泽被后世的好事。

宋仁宗天圣年间,范仲淹任泰州西溪盐税官,他发现兴化(当时属于泰州管辖)地势低洼,常遭海水倒灌,海水退后,一片盐碱,难以耕种,就提请发运使张纶上奏朝廷建议在兴化筑堤挡海。宋仁宗准奏,而且任命范仲淹为兴化知县直接负责此项工程。

范仲淹到任后,领导兴化人民在东部沿海经白驹场(施耐庵的家乡就在此地)筑起一条长达一百四十三里的捍海堤(后向南延至通州,向北延至海州,共计七百余里,堪称一伟大工程),从此,兴化、盐城一带人民再也不受千百年来的海水倒灌之苦了,土地日益肥沃,生活大有改善。为了纪念范仲淹的功绩,人们将这条海堤称为“范公堤”(今为“通泰公路”)。

仅此一项业绩,范仲淹就足以在兴化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但他为兴化人民做的大事可不止这一件。

在范仲淹任职兴化之前,兴化的经济和文化都还处在待开发状态,没有出过一个名人,甚至连有名有姓的文化人也没出现过。范仲淹到任后,在为民兴利的同时大兴教化,于兴化南城外,建立县学培养人才。县学位于三闾(即三闾大夫屈原)遗庙之侧,山子庙(纪念兴化创始人昭阳将军的庙宇)相对,共同构成兴化城内的一处优美精致。县学内筑有文会堂,范仲淹不但自己诲人不倦,还经常聘请有学之士到此讲学。在范仲淹的倡导推进之下,兴化境内读书求学蔚然成风。

范仲淹培育了兴化百代文风,宋朝时就有时梦琪首中进士,称为“开科第一”。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兴化有二百六十二人中举,九十三人中进士,在苏北实属罕见。文化名人也随之层出不穷,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有小说家施耐庵、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扬州八怪”之中的郑板桥和李鱓等。

后来,兴化发生蝗灾,旱灾,上报朝廷后,皇帝没有当成一回事,当时已在中央任职的范仲淹又一次为兴化百姓请命,犯颜直谏:“宫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仁宗“恻然,即命仲淹安抚,开仓赈恤”。兴化人民深感范仲淹之恩德,他健在时就已建生祠供奉,死后建成范公祠,一直保留至今。

作为兴化人的施耐庵,和所有的父老乡亲一样崇敬仰慕先贤范仲淹,所以,他在创作《水浒传》的时候,将范公写入了书中,以表达自己的爱戴怀念之情。

《岳阳楼记》是这样写成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言警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它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很少有人知道《岳阳楼记》这篇文辞奇美、立意深远的散文佳作实际上是一篇看图作文。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诗词散文都享有盛名,特别是词作《渔家傲》、《苏幕遮》和散文《岳阳楼记》,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然还是这篇观图而作的千古奇文。

谈到《岳阳楼记》的写作,还得从范仲淹抵御西夏保家卫国说起。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国王李元昊入侵大宋西部边境,在定川寨大胜宋军,而后直取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和泾州(今甘肃泾川),泾州知州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得中进士,并且同属改革派)在招讨使范仲淹的支援下击退了西夏军,取得了泾州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结束之后,滕子京大摆牛酒宴犒赏三军,特别是羌族首领和兵士,并安抚死者亲属,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死难将士祭神祈祷。

后来,有人弹劾滕子京在泾州时滥用官府钱财,虽有当时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的范仲淹和谏官欧阳修为之辩白申冤,但还是被从京城贬到了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后又贬往虢州(今河南灵宝)。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消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春又被贬到了远离京城的岳州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阳市)。

仕途受挫的滕子京来到巴陵郡后,并没有一味地漫嗟荣辱、低沉消极,而是尽力为当地百姓办事造福,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给好友范仲淹写信请他作记,他在信中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并随信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

此时的范仲淹已被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们排挤出京城,由参知政事贬为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知州。他深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滕子京之心境,收到老朋友的信后,就开始了《岳阳楼记》的酝酿。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邓州花洲书院内,夜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洞庭秋晚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生于苏州吴县,幼时去太湖玩过,母亲改嫁后,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之情怀,表现了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鼓励和安慰了一样遭贬的战友。

不久,范仲淹的看图作文《岳阳楼记》送到了岳州巴陵郡,滕子京读罢大为感动,立即命人勒石刻碑以传之后世。文章最后那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并且穿透几十万个日日夜夜,一直传到千年后的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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