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四月十八日,岛国日本借口台湾高山族人杀死琉球船民一事,发兵三千乘兵船分三路攻进台湾,企图将台湾据为己有。

大清国一面着福建布政使台湾道潘霨,迅速与日本驻台湾领事西乡从道交涉此事,一面飞檄船政大臣沈葆桢,紧急派兵船支援台湾。

与此同时,日本则派大久保为特使专程来华,直趋京师,配合刚刚到任的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对大清国总理衙门实行外交讹诈。

大久保到京的当日,便带着柳原前光来到总理衙门,声称要向大清国皇帝递交国书,其实是试探大清国对日本侵台一事的态度,为下一步如何行动做准备。

当总理衙门就日本侵台一事向大久保提出交涉的时候,大久保道:“台湾岛自古就是无主野蛮之地。高山族人敢杀害我属国琉球船民,我国自然要发兵惩治这些人。这是我国的内政,贵国无权干涉。本大臣此来,是为商议向贵国大皇帝递交国书的事。”

总理衙门向大久保指出,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日本必须撤出,大久保却冷笑道:“我国发兵台湾,是奉天皇诏命惩办凶手。我国定不退兵,中国究欲如何办法?”大久保的口吻,已充满了挑衅。

但总理衙门却这样答道:“此等不和好之话,不应说,亦不能答。”总理衙门这种软弱无力的答复,使大久保和柳原前光,看透了大清国并没有在台湾作战的决心,二人的口气于是愈加强硬、蛮横起来。不久,沈葆桢从福建发来专折,汇报台湾的战事。

在京的一班王公大臣一读到沈葆桢的这个折子,更是大惊失色,六神无主起来。

沈葆桢言称,倭人虽只三千,但船坚炮利,武器精良,官军力不能支;而从船政局调派过去的几艘战船,根本不堪一击,无法与之交战。

沈葆桢最后恳请朝廷火速调兵援台,以防战事扩大。此时的同治帝早已不问国事,因从外面染了不干净的病,已在床上卧养了大半年,慈禧太后这时就算想归政,这政也无处可归了。

日本侵台一事,让慈禧太后与一班王公大臣整整议了三天,最后才决定调崇厚在天津时创办的洋枪队过去。另外再从两江总督李宗义的督标抽调四营两千人,合成五千人,增援台湾。圣旨很快下到保定和金陵两地。

李鸿章接旨之后,一面檄催驻在天津的洋枪队三千人,飞乘轮船驰赴台湾,又加调记名提督唐定奎所部六千步勇,分批航海到台归沈葆桢调遣,一面给朝廷上折强调:“窃念日本藉番拓地,悍不旋师,恐是中外称乱之邑。无论苏浙江海各口防兵单薄,即北洋两千余里口岸林立,亦多空虚,若另募新军,实在无此饷力,唯有添调久练劲旅,屯扎后路适中之地,以壮声援。查甘省现早肃清,陕境防务已松,拟请旨敕下陕西抚臣,速饬记名臬司刘盛藻,统率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星夜兼程拔赴山东济宁及江南徐州一带,择要驻扼,以备南北海口策应,由臣会商两江督臣李宗义,相机调派。”

折子拜发的当日,李鸿章为防衅端由此而起,连夜又给唐定奎与总理衙门各快函一封。在函中,李鸿章饬令唐定奎:“设防备御,非必欲与之用武。”到台后,“扎营操练,勿遽开仗启衅”,“进队不可孟浪,日人稍知即止足,断无以兵驱逐之理”。

唐定奎见到饬令很有些莫名其妙,他不知李鸿章紧急调他率军赶往台湾去干什么。李鸿章既要求唐部到台后“勿遽开仗”,那么,他调唐定奎所部的六千步勇尾随洋枪队进台,究竟为的是什么呢?

李鸿章在同日送给总理衙门的快函中这样写道:“向来办理洋务,皆为和战两议举棋不定所误。鄙见则谓明是和局,而必阴为战备,庶和局可速成而经久。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而我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

说穿了,李鸿章就是不想打这场战争,他向台湾派兵,只是为了能“和局可速成”而已。

当日晚饭后,喝茶的时候,李鸿章对薛福成、黎庶昌一班幕僚说道:“老夫以前的确小看了日本这个岛国。他此次侵我台湾,日后定欲吞我全境。我中国与该岛国一衣带水,登船可抵,其危害实在大于西方各国。我大清想保无虞,必须加强海防,亦须设立一支堪与西方各国相媲美的水师舰队。”

但李鸿章抽调陕防武毅铭军马步二十二营拔赴济宁、徐州的建议,却遭到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坚决反对。

左宗棠一面大骂李鸿章不懂兵事,一面紧急上奏朝廷,恳请罢除此议,另从别省调兵布防。

左宗棠的折子递进京师的时候,日本已答应从台湾撤军,条件是大清国须向日本支付五十万两的抚恤银。

恭亲王见日本狮子大张口,不敢自作主张,只得把日本的要求奏明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当即让恭亲王给李鸿章发封快函过去,征求李鸿章的意见。

李鸿章原本就不主张对日本开衅,接到恭亲王的信后,他马上复函:“平心而论,琉球难民之案已阅三年,闽省并未认真查办。无论如何辩驳,中国亦小有不是,万不得已或就彼。因为人命起见,酌议如何抚恤琉球被难之人。并念该国兵士远道艰苦,乞恩犒赏若干,不拘多寡,不作兵费,俾得踊跃回国,且出自我意,不由彼讨价还价,或稍得体面而非城下之盟。”又说:“鸿章亦知此论为清议所不许,而还顾时局,海防非急切所能周备,事机无时日可以宕缓。”

李鸿章所料不错,他的这封函件一公开,立即招来一片骂声。但李鸿章认为自己没错。慈禧太后与一班王公大臣反复计议,决定采纳李鸿章的建议,对日本索银之议于是答应下来。

形势趋于缓和,左宗棠所请于是照准。日本拿到恤银后,开始从台湾徐徐撤兵。但朝廷并没有按李鸿章所议从别省调兵驻防山东、济宁、江南、徐州等要口,而是忙起了为慈禧太后过四旬万寿这件事。仿佛日本大举进兵侵占台湾,只是观光旅游;俄国侵占新疆伊犁九城,也只是替大清国管理而已。大清国国泰民安,正处在中兴时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所谓边境不靖、外国觊觎云云,都属庸人自扰,杞人忧天。

慈禧太后的四旬万寿,一生只有一次,什么事也大不过这件事。

早早地,朝廷便有旨下来,着各地督抚置办贡品,又几次打发内务府的人,奔赴江宁、金陵、苏州三地,往京师押运锦缎、丝绸等万寿所需物品。

顺天府为了能把事情办得风风光光,从慈禧的口里讨出一个好来,不仅让首县筹银,把京师的各条街路都铺上新黄沙,还把九门全部刷上新油漆,九门城楼上的灯笼也一律换上新的挂上。

军机处原本是讨论国政的中心,此时也全部放下应办的差事,各军机大臣以及章京们,都穿着簇新官服朝靴,全力去为万寿的一应事宜奔忙。军机处此时成了办寿处。

总理衙门是大清国唯一的外事机构,原本规定每天都要有大臣当班,以防出了交涉无人办理。但此时,这规矩已不再是规矩,不仅满衙门找不到当班的大臣,连章京也走得精光,只有一个门子还算没忘了自己的职分,全天都坐在门房里,捧着个茶碗滋滋地喝茶,那嘴分明也是撅起老高,十二分的不情愿。总理衙门成了无人理衙门。

大清国忙成这样,偏偏就有一个不识趣的秘鲁王国,打发了一个使团来到京师总理衙门,声言要与大清国订约。门子无论怎么解释,他们随行的翻译仍然执拗地声称:“不见到总署大臣,我们抵死不走!”跟乡间的无赖一般无二。

门子正被他们闹得无办法好想,正巧一名章京来衙门要取一样东西。门子跟见到救星一样,一把便把那章京抓住,道:“大人来得正好,几个洋人在下官的房子里闹个不停,这事非大人亲去不能了断。”

章京挣不脱手,只好随门子来到门房。章京问明来意,便让门子到里面搬了几个凳子过来,让洋人先坐下,他便离开衙门满世界去找当班大臣,却哪里也找不到。

章京急得实在不行,便狠了狠心,索性直奔恭亲王府。

恭亲王当日并没在府里,他已一连几天,被宫里的人找去商量万寿那天该办的事情。章京无法,只好借了王府门子的笔墨,把秘鲁王国要订约的事写在纸上,嘱门子务必交给王爷。

章京走出王府,不敢回衙门,怕让洋人缠住脱不了身子,就又去找当班大臣。秘鲁王国使团在京师耽搁了十几天,宫里才传出话来,让他们去天津找北洋大臣李鸿章,商谈订约的事。

“难道贵国的总理衙门不能办理此事吗?”使团的翻译问送信的差官。差官一脸无奈答道:“现在朝廷正在办大事情,已顾及不到这些了。听说,军机处已给李鸿章下了专旨,命他全权与贵国商谈订约之事。你们快去吧,去晚了,若李中堂来京师参加万寿庆典,你们就又扑空了。”

秘鲁使团一听这话,哪还敢耽搁,当日就乘车赶往天津。

李鸿章在秘鲁使团到津前,已接到谕旨,授其为全权大臣,与秘鲁使团议立通商条约,毋庸进京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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