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淑亚等人第二天照常若无其事地来会李鸿章。

互相礼毕,罗淑亚仍照前议不变,口气十分强硬,声称不将天津一应官员正法,法国万万不肯与大清甘休。

李鸿章笑着说道:“罗公使容禀,我家曾中堂已向贵公使承诺,重修教堂,将肇事之人犯问罪正法,以消解贵国民怨。何况,天津一应官员正法,有悖常情,亦不合我大清律例,本部堂不能答应。”

“若非地方官暗中怂恿,丰大业、西蒙等人又焉能殉职?不将地方官员正法,我国断难答应!”罗淑亚大叫道,“李大人,如果天津地方官府处置妥当,我所建教堂焉能被毁!”

李鸿章答道:“罗公使不要如此性急。不错,津案发生,天津地方官府确有不周详之处。但是,如果贵领事丰大业先生不开枪射人,西蒙不挥枪恫喝,岂能激起如此事变?贵我两国既然通好,就该心平气和地坐下商议后事,不可一味纠缠,徒生妄念。”

英国公使威妥玛这时道:“李大人,津门事件,我国也有二人丧生。贵国曾中堂与崇大人虽已允诺厚葬,但恤银一项尚未答复。我国公民属无辜受害,贵国若处置不当,我国实难答应。我国外务部已三次查问此事。”

李鸿章答道:“我家曾中堂已将贵公使的请求奏明圣上,至今尚未有旨。若有旨下来,本部堂岂能不知会足下?贵我两国通好最久,设若本部堂有意拖延,我家朝廷也不肯答应。请公使好生回复贵国朝廷,我国一定遵照所请,尽快办理就是了。”

当日会谈没有谈出什么结果,但罗淑亚的口气算是有所缓和,不再执意把天津一应地方官员正法。

很快,丁日昌率身边的几位谙洋事的随员赶到天津,加入谈判的行列,最终达成如下结果:将肇事凶犯正法,向死伤洋人遗属赔偿抚恤费,向法、英、俄、美等国支付赔偿费,共五十万两白银。所有捣毁之教堂、领事署所等,由清国负责修建如初。津案因对法国及法国民众伤害过重,大清国必须派大臣赴该国度道歉,以示修好。因天津道、府、县等一应官员已经革职问罪,这里就不再提及。

不久,圣旨颁下,命崇厚为钦差大臣代表朝廷赴法国道歉。于是崇厚调选一应随员,又到同文馆选了刚刚期满的生员张德彝等几人担任翻译,雇轮渡出洋。

经李鸿章奏请,崇厚所遗之三口通商大臣缺分暂由丁日昌署理。

天津教案了结以后,李鸿章这才赶到保定视事,并派差官赴武昌去接一家大小到保定居住。

代表朝廷赴法国道歉的钦差大臣崇厚是何许人也?

崇厚字地山,满洲镶黄旗人,完颜氏,道光举人,选知州,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署盐政,大捞了些黄白之物,把他抖得不行。经过一番打点,年底实授三口通商大臣署直隶总督。不久,因捞得太甚,遭御史弹劾,免直隶总督,赴天津专任三口通商大臣。转年初授大理寺卿,年底以兵部侍郎参直隶军事,仍驻天津专干通商一事。

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同时,崇厚在天津奏请创设北洋机器局。不久,崇厚在天津组织洋枪队,由英国人薄朗任领队,在烟台和减地河北岸与捻军对抗。

崇厚任三口通商大臣十余年,深得总理衙门信赖和两宫太后赏识,恩宠可想而知,也很是发了几笔大财。若不是天津教案爆发,这三口通商大臣的肥缺,真不知要让他干到何年才休。

崇厚一行人众由上海出发,历经五十几天的航行,终于到达马赛。但这时的法国正与普鲁士打得难解难分,政府无法接待他们。崇厚虽然一连叫了三声“真正不巧”,却也无可奈何,只好歇在马赛的一家客栈里耐心等待召见。

清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三月十五日,崇厚让翻译张德彝奔赴巴黎打探消息,希望早日见到国君。张德彝马上搭火轮赶往巴黎,一下火轮,巴黎恰巧发生巴黎公社起义,两支军队打得异常激烈。

隔日,巴黎公社宣布成立,并组织军队向政府军发起攻击,结果失败。法国当局这才腾出手来,安排远来道歉的中国使节。

张德彝成了目睹法国巴黎公社从起义到失败唯一的中国人。崇厚带上随员正式起程赶往巴黎的时候,远在保定的李鸿章,却正在总督签押房里,与丁日昌、许钤身等人,计议成立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事情。

此时,差官已将李鸿章的家属由武昌接到了保定。

李瀚章已抵武昌湖广总督衙门拜印视事,三弟鹤章、四弟蕴章、五弟凤章、六弟昭庆等人,按着李鸿章的安排,统统留在原籍合肥,读书的读书,料理家务的料理家务,各有事干,倒也不寂寞。

直隶原本事少,加之道、府、县均肯任事,更促使李鸿章抱定宗旨,决定放开手脚在洋务上大干一番。

他为了使事情办得顺利,又奏调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到自己身边任职,让这些人也能一展身手,有一番作为。

使李鸿章信心倍增,决意在洋务上大干一番的,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在崇厚出国月余的时候,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便上奏朝廷,援两江总督兼署南洋通商大臣之例,请裁撤三口通商大臣,着归直隶总督经管,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以昭信守。

此奏递上不久,朝廷便颁下圣旨:“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由直隶总督兼署并颁钦差大臣关防;改天津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为直隶总督行馆。该督于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

丁日昌自不必再署三口通商一缺,仍回任江苏巡抚。李鸿章却不想这么快叫丁日昌回任,他背着丁日昌上折奏请,留丁日昌会办津案未了之事。朝廷自然无不照准。

丁日昌于是就留了下来,帮着李鸿章筹办天津机器制造局的事。

这天午饭后,李鸿章同丁日昌一边在签押房喝茶,一边就议起天津机器制造局成立后的总办人选一事。丁日昌掰着手指头,点出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制造局几位比较能干的官员。

李鸿章听后一一否决,他说:“雨生,你久历洋务,应该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制器与练兵相为表里,练兵而不得其器,则兵为无用;制器而不得其人,则器必无成。天津机器制造局成败与否,关键在于用人一项。试想,江南制造总局与金陵制造局,若无你与容闳二人,岂能有现在这种局面?”

丁日昌笑着问道:“爵相,您老同下官绕来绕去,这天津机器制造局,您老究竟想委谁总理其事呢?”

李鸿章放下茶杯道:“雨生,本部堂说了你可不许不同意。本部堂想把江南制造总局的会办沈保靖调派过来,出任天津机器制造局的总办。你看如何?”

“沈保靖?”丁日昌闻言一愣,马上回道,“您老调谁都行,怎么非调他呢?您可能还不知道,沈保靖已经辞缺多时了!他走时发了大誓,今后不再涉足任何洋务。”

这回轮到李鸿章愣住了:“这是为什么?”

丁日昌答道:“下官也是听人传说,并非沈保靖亲口所言。沈保靖一次告假回籍省亲,乡里人都骂他是假洋鬼子,听说他的母亲也跟着骂。他去祠堂祭祖,却被族长给轰了出来,闹了个没脸见人。沈保靖一气之下便赶了回来,随后便向下官和容闳告了长假。爵相您想想,沈保靖的一家大小,全靠他的俸禄过活,不仅起了大屋,还置办了几十亩的田产,如今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骂他,他怎能不伤心呢?”

李鸿章长叹了一口气道:“国门虽开,偏偏民智不开;民智不开,又如何能自强呢?我大清若能多几个容纯甫、薛叔耘这样的人,离富强也就不远了!雨生,你还没有讲,沈保靖现在在哪里呢?”

丁日昌道:“他倒是没有离开上海,但住进一家寺庙里,每日看书写字,抵死不肯回任。看样子,沈保靖是让‘洋务’二字给闹怕了。”

“嗯,”李鸿章点了一下头,沉思着说道,“那就这样,先将他调到直隶随营差遣。他到了这里,做不做机器局的总办,可就由不得他了。沈保靖坚明耐苦,不欺不苛,最可信赖,实为不多见之能员。雨生,这事就这么定了。”丁日昌点头称是。

李鸿章又道:“还有一个人,也对洋务伤透了脑筋,立志不再涉足官场半步,埋首乡间做学问。我大清洋务原本乏人,偏偏又把一些有用之士闲置到一边不理不问!真不知朝廷究竟是怎么想的!”

丁日昌笑道:“下官没有猜错的话,爵相说的这个人,当是郭嵩焘郭中丞。说起来,您老的这个同年,官运真是不顺。好不容易放了广东巡抚,偏偏又和瑞麟闹起了意气。督抚不合,历来是朝廷忌讳的事。瑞麟久历封疆,又是满人,自然不能动,就只有动您老的这个同年了。”

李鸿章叹息道:“筠仙识大体,好发议论,难免遭人猜忌。他偏生又最要强,每遇不明白之事,他必穷究不舍,直到弄透。我大清的官员,多是些写八股文写糊涂了的人,并不能通达世事,明辨是非。事情一来,除了互相掣肘,要不就是互相攻讦,全然忘了自己的职分,更不顾体统!”

丁日昌诺诺不止,连连称是,一任李鸿章滔滔不绝地发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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