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扎克在《幻灭》中描写未来的大作家德·阿泰兹时,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要像莫里哀那样,先成为深刻的哲学家,再写喜剧。”看来,这正是《人间喜剧》的作者对自己提出的要求。而且他也和德·阿泰兹一样,在巴黎的六层阁楼上受过饥饿和寒冷的折磨,在人类知识的宝藏中耐心地挖掘过,在“毒气熏蒸”的巴黎社会中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

人们常说《欧也妮·葛朗台》和《高老头》是巴尔扎克的代表作。实际上,在表现作家本人的思想感情和直接的生活体验方面,《幻灭》比其他小说具有更大的代表性。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的遭遇,大部分取自作家本人的经历,他们的激情、幻想和苦难,他几乎全都亲自体尝过。他把自己二十年的奋斗历程分别给了三个不同类型的青年:他在大卫·赛夏的故事里,倾诉了自己经营印刷所、铸字厂和受债务迫害的惨痛经验;在吕西安的遭遇里,溶入了自己在文坛和新闻出版界的沉浮;他把自己从生活和创作中总结出的各种信念和主张给了德·阿泰兹;同时让卢斯托和伏脱冷充当了他剖析社会的代言人。可以想见,作家对这部作品是倾注了极大热情的。他在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将《幻灭》称作“我的作品中居首位的著作”①,声称这部小说“充分地表现了我们的时代”②。在《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中,巴尔扎克明确宣称这是“风俗研究”中“迄今最为重要的一部著作”。

《幻灭》的中心内容,是两个有才能、有抱负的青年理想破灭的故事。主人公吕西安是一位诗人,在外省颇有些名气。他带着满脑子幻想来到巴黎,结果在巴黎新闻界恶劣风气的影响下,离开了严肃的创作道路,变成无耻的报痞文氓,最后在党派倾轧、文坛斗争中身败名裂。他的妹夫大卫·赛夏是个埋头苦干的发明家,因为敌不过同行的阴险算计,被迫放弃发明专利,从此弃绝了科学研究的理想。

作者将这两个青年的遭遇与整整一代青年的精神状态,与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巴黎生活的影响紧紧联系在一起,使之具有了普遍意义。在巴尔扎克笔下,十九世纪的巴黎好比希腊神话中的塞壬女仙,不断地吸引着和毁灭着外省的青年。

“巴黎就像一座盅惑人的碉堡,所有的外省青年都准备向它进攻……在这些才能、意志和成就的较量中,有着三十年来一代青年的惨史。”③

①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1843年3月2日)。

②巴尔扎克:《致外国女子的信》(1842年12月21日)。

③巴尔扎克:《幻灭》第三部初版序言(1843)。

在这儿,巴黎显然是作为资本主义生活法则的表征出现的。随着封建所有制的解体,等级门阀观念的削弱,凭借个人才智到社会上寻求发迹的机会,已成为法国青年的普遍幻想,也是家家户户对那些稍有天赋的孩子必然抱有的期望。所以巴尔扎克不无嘲讽地写道:“拿破仑的榜样,使多少平凡的人狂妄自大,成为十九世纪的致命伤。”这种幻想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也反映了时代的进步。因为在封建时代,每个人的身分地位是早已划定了的,只有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以后,才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巴黎是法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是十八世纪末叶资产阶级革命的发源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必然以巴黎为圆心向外省扩散;巴黎的财富、权力,对外省青年必然具有无法抗拒的魅力。人人都想到巴黎去碰运气,如此便形成各种人才云集巴黎、互相竞争角逐的局面。竞争者是如此之多,真正能爬上显赫地位的又如此之少,这就必然挑起无穷无尽极其残酷的斗争,由此产生一首首个人奋斗的诗篇,一出出理想破灭的悲剧,同时也产生了十九世纪文学中的一个普遍的主题——个人与社会的对抗。巴尔扎克的哲理深度在于:他不仅意识到时代给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刺激了青年一代的美妙幻想;同时看到了社会还包含着那么多阻碍个人发展的因素,看到了物的统治使多少人才遭受摧残,多少理想归于幻灭。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个人发展的可能性与阻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社会环境的矛盾,构成了小说的悲剧冲突。

既然冲突主要是在个人与环境之间展开,对主人公不幸命运的描绘,必然与对整个社会的批判揭露交织在一起。作者并不是孤立地塑造人物,而是将人物放在历史的框架内,让整个社会在他周围活动着,呼吸着,影响着他的思想,制约着他的行动。人物在生活的波涛中沉浮,距离自己最初的目标愈来愈远,终于被卷进危险的深渊。《幻灭》好像一幅巨型壁画,展示了法国大革命以后从外省到巴黎的广阔图景,描绘出王政复辟时期种种最富特征意义的现象:一方面,贵族的高贵姓氏和显赫地位仍然强烈地吸引着爱慕虚荣的青年;另一方面,资产者的财富已成为控制和奴役一切的力量,在野的资产阶级自由党在社会上比执政的保王党更有势力。这两大阶级的争夺,牵动着文坛上两派势力的斗争,也支配着吕西安的思想和命运。在这里,作者敏锐地指出了在复辟时期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资本集中现象,描绘出工商业的竞争、同行间的倾轧和吞并是以何等阴险毒辣的方式在进行。大卫·赛夏就是在这类斗争中受围猎的一个牺牲品。在这些不同的角斗场上,作者勾勒了众多的不同阶层、不同身分的人物……总之,《幻灭》好比社会的缩影,集中了法国社会在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怪现象。其中最富时代特色的现象之一,就是刚起步不久的新闻界。

在十九世纪的法国文学中,正面揭露新闻界内幕的作品,巴尔扎克的《幻灭》属于最早的,也是写得最大胆的一部。他撕开报界这座圣殿的帷幕,让人们看到这是个拿灵魂作交易的铺子。他一桩一件列举新闻界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惹得新闻界的首脑和文艺界的“执政”们暴跳如雷。在巴尔扎克看来,报界既是现代社会恶劣风气的集中而露骨的表现,也是进一步毒化社会风气的大痈疽,正是报界这股邪恶的势力,“扼杀了大量的青春和才能”①,把无数吕西安式的青年引向毁灭。

①巴尔扎克:《幻灭》第二部初版序言。

《幻灭》的主人公吕西安不是英雄(当然也不是坏蛋),而是一个中间人物。作者是把他作为思想性格有严重弱点,而又有相当天赋的一类青年来刻画的。这是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社会的典型环境中的一种典型性格。他聪明,有才华,但是自私、虚荣,野心很大而又意志薄弱,总想抄近路一步登天,没有毅力在真学问上下功夫。所以他经不起浮华世界的引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堕落。对这样一个人物,作者的态度是既有批判,也有同情。对于他的错误和失败,作者既不完全归咎于社会,也不完全归咎于个人。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正是通过吕西安自身的弱点起作用的。

吕西安到巴黎以后,面前清清楚楚摆着两条路。一是德·阿泰兹和他的小团体的道路,这条路艰苦、漫长,然而清白可靠。要走这条路,吕西安缺的是坚强的意志和恒心。另一条就是斐诺已经取得成功、卢斯托正尾随其后的道路,这条路肮脏、危险,然而表面看来是名利双收的捷径。要走这条路,吕西安却又缺乏作恶的魄力和本领。因此吕西安两条路都走不通。

大卫·赛夏是与吕西安完全不同类型的一个青年。他正直宽厚、淳朴善良。他没有什么向上爬的野心,但并非没有才能或抱负。他用全副精力从事一项科学发明,想为他所爱的人挣起一份家业,他不乏恒心与毅力,却仍遭到惨败,原因是他的心地过于单纯,对现实缺乏透彻的理解,不像德·阿泰兹等人对人对事都有极冷静的分析。他在虎狼成群的社会里毫无自卫的准备;出没在生存竞争的枪林弹雨中却不穿铠甲,不戴头盔。因此他当科学家绰绰有余,作买卖必定亏本,竞争中必定一败涂地。

德·阿泰兹是理想化了的巴尔扎克。小团体的道路正是作者为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他相信,尽管社会环境险恶,只要有坚定的意志和恒久的努力,仍然可以开拓自我,战胜激流险滩,到达胜利的彼岸。所以,《幻灭》一书所描写的虽是理想的破灭,却并不给人以悲观的印象。因为作者在揭露黑暗的同时,也着力刻画了一些追求正义者、自强不息者,时刻让读者感觉到有一股不与恶浊环境同流合污的对抗力量,也就是说,巴尔扎克认为:人是可以与社会较量的。

艾珉

一九九二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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