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作者大为诧异,又颇感可笑(如果他这样说不增添不悦的话),他写的那篇有关公务生活的文章--《红字》的前言竟在他周围的有识之士中激起了这般空前的狂风怒涛。确实,即使他将那幢海关大厦烧毁,再把最后一根还在冒烟的木料浸到一位据说他深痛恶绝,但深孚众望的大人物的血泊中,引起的反响可能也不至于如此激烈。对于作者来说,公众的指责,假如他认为他们言之成理,则举足轻重,关系重大,故而他恳请慨允申明,为修正和剔除可能的舛误,并对其被判所犯的罪行做出力所能及的补偿,他重新细读了那篇前言。但是,在他看来,该文的突出之处只是率直和善意的幽默,以及他在描述文中人物真实印象时的缜密精确,无甚大谬。至于敌意,或任何类别的恶意,无论属公属私,或者涉及政治与否,他全然没有此等动机。那篇文章也许可以整个儿省掉,对读者无损,对作品亦无伤大雅;不过,既然作者已经着力写了,又认为他不可能以更亲切更良好的心绪重新撰写,并就其能力而言,也无望写得更生动更真实。

有鉴于此,作者无奈一字不动把他的前言再次印出。

于塞勒姆

一八五○年三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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