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红寡妇血案》导读

程佳客/文

1935年发表的《红寡妇血案》是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系列的第三部作品（另两部分别是《瘟疫庄谋杀案》和《白修道院谋杀案》）。两年的时间里，约翰·狄克森·卡尔在三座古老怪异的宅子里，策划了三幕连续谋杀的好戏，把个性侦探H·M·推上舞台。

在《瘟疫庄谋杀案》中姗姗来迟的亨利·梅利维尔爵士，只不过是个雏形。他有着温斯顿·丘吉尔的外形，有炸药桶一般的火暴脾气，性格有些无厘头，但又令人感到可靠。这样的亨利·梅利维尔爵士，到了《白修道院谋杀案》时，已经从头至尾挑大梁了。

他的口头禅——“滚开”、“哼——呸！”等，渐渐开始深入人心，古怪滑稽而又不失睿智，言语间充满了哲理，让人肃然起敬。相比前两部作品，《红寡妇血案》在人物塑造方面略显单薄，除了冒几句口头禅之外，亨利·梅利维尔爵士并无惊人之举，也许约翰·狄克森·卡尔觉得，张扬乖庚的性格点到就好，毕竟来日方长呢！

至此，亨利·梅利维尔爵士算是站稳了脚跟，静静等待在《犹大之窗》中步入辉煌。

当然了，想要体会亨利·梅利维尔爵士令人忍俊不禁的性格，最好还是通过《女郎她死了》《爬虫类馆杀人事件》等卡尔中后期的作品来传递信息。因为在这个时期，约翰·狄克森·卡尔已经无所顾虑、全力塑造独一无二的老顽童亨利·梅利维尔爵士了。

约翰·狄克森·卡尔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作者，这不仅是指他本人讲故事，同时他也愿意，让自己小说中的人物，来为读者讲故事。尽管这样，《红寡妇血案》里的“故事中的故事”，却是我读过的最精彩的一个了。

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从巴黎人民起义、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轮流执政，到路易十六被砍死在断头台下，交织了政治、爱情、冒险、悬疑和恐怖，令人热血沸腾的革命，配上那一丝丝扎入内心的恐怖经历，荒诞不经又诙谐幽默。

如此详尽地交代一件案子的背景，本来是令人感到枯燥乏味的事情，但辅以吸引人的历史事件，既啰唆，又不让人嫌得冗长，可以说半本书的精华都在于此了。

“红寡妇”这个称呼的来历，早在阿瑟·柯南·道尔的某篇关于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中就出现了。《波希米亚丑闻》一案所提到的“阿恩沃斯城堡的‘红寡妇奇案’”，后来被阿瑟·柯南·道尔的儿子亚德里安·柯南·道尔写进了《福尔摩斯的功绩)一书中。巧合的是，这本书的另一个作者正是约翰·狄克森·卡尔。这也算是一种宿命之缘吧。

一些有心的读者会发现，这本《红寡妇血案》和“古典推理文库”推出的另一部名著——《分足先生》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极其相似。

多年以来连续死人的两间房间、想打破宿命的两拨人、抽牌仪式、被监视着的房间、定时或不定时的反馈、又和宿命搅和到一块儿的两拨人……

推理小说时而推陈出新，时而也会和前人的作品碰撞，擦出火花。有时候，小说家会采取挑战(譬如《爬虫类馆杀人事件》)或致敬(譬如《九九神咒》)的方法，来对自己喜爱或尊重的作家，表达心中的敬意。

海伦·麦克洛伊写的《分足先生》是不是向约翰·狄克森·卡尔的《红寡妇血案》致意，此事我们不得而知，但其形式相似若此，总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做做比较，未尝不可。

两起案件的核心都是“密室杀人”，而且，密室外面都有人监视。两次试验都出现了发信号的交流方式——《红寡妇血案》是应答，《分足先生》则是摇铃铛。可以说，从“密室”到应答，各个方面两部作品全不相同。

要说孰优孰劣，不仅是单纯的解答问题，还得把时间因素考虑进去。

《红寡妇血案》是1935年的作品，《分足先生》是1968年的作品，前后相差了三十三年。这不是简单的三十三年，在这三十三年时间里，欧美的解谜推理小说由兴至衰，经历了巨大的起伏动荡。无数优秀的作品诞生，精妙的诡计被开发殆尽，各种写作手法，无一不被尝试。大师们已经把推理小说写得炉火纯青，但凡出手必是精品。这就像现代篮球和乔治·麦肯那个时代之间的差距一样。

相比《红寡妇血案》，《分足先生》有着更紧凑的情节、更出彩的诡计，这些都是时代所赋予的。

因此，虽说《分足先生》比《红寡妇血案》更符合现代人对推理小说的审美，但是，后者必然是一部能承前启后的经典，此事毋庸置疑。

这里要说的1935年，并非单纯的1935年，而是以1935年为轴心，包含前后那几年的一个时间段。

在这个时间段里，约翰·狄克森·卡尔由初露锋芒的毛头小伙子，渐渐成长为“密室之王”，发表了《瘟疫庄谋杀案》《白修道院谋杀案》《三口棺材》《燃烧的法庭》《犹大之窗》《歪曲的枢纽》等传世经典。他事业上的成功和创作上的井喷绝非偶然——因为，这一期间，其他推理小说大师们，也正经历着他们的高峰期。

“侦探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发表了《东方快车谋杀案》《尼罗河上的惨案》《无人生还》等举世闻名的作品。

埃勒里·奎因的“国名系列”和“悲剧系列”已经告一段落，正在向另一个领域求知探索。

古典推理小说最辉煌的时刻就在于此，这是一个一朝点燃，便让推理小说放射光芒数十年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