笠井洁

以埃德加·爱伦·坡的《莫格街凶杀案》为起点的逻辑推理小说(在日本被称为“本格派”侦探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两国,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其后,阿加莎·克里斯蒂、S·S·范·达因和埃勒里·奎因等人的杰作,陆续被翻译并介绍到同时代的日本,从江户川乱步发表《两分铜币》的1923年到1935年,日本兴起了本格侦探小说的第一波髙潮;顺带一提,第二波髙潮始于横沟正史的《本阵杀人事件》在杂志上连载的1946年到1960年。第三波高潮以绫辻行人的《十角馆杀人预告》为出发点,兴起于1987年,并一直延续到如今的2006年。

从埃德加·爱伦·坡的时代,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这将近七十年的时间里,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偶尔闪现过一些本格侦探小说的作品。

这个时代的代表性著作,便是后来家喻户晓的,诸如《巴斯克维尔猎犬》等——一批以歇洛克·福尔摩斯为侦探主角的阿瑟·柯南·道尔系列作品。可是一战之前,英、美两国都没有出现过数十名专业本格侦探小说作家,同时进行创作活动的现象。即便是阿瑟·柯南·道尔,其主业也是历史小说的创作。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美等国才真正将本格侦探小说,作为一个独立的流派进行区分。

本格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流派,诞生于一战所造成的文明史冲击中。在一战期间,机关枪、长距离大炮、毒气瓦斯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被陆续投入战场,延续四年的战争,让七百余万人失去了生命。德国东西国界线上的战壕,被支离破碎的尸体,掩埋成一座尸山。这场惨剧,动摇了十九世纪称霸世界的欧洲文明的根本。当时一度畅销的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正是对这段历史最完美的阐释。欧洲的衰亡,同时还意味着作为近代文明之主体的“人”,这一概念的死去。

在此之前,欧洲一直致力于培养“自由平等的、精神深处拥有无限潜力的、充满个性的人”,而这个人类的概念,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作用下,被掩埋在战场的、无姓名、无意义的大量尸体给摧毁了。

就这样,以阿加莎·克里斯蒂为代表,从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一辈人群中,出现了许多本格侦探小说的新写手。或许有人会认为,那场死伤不可计数的战争,已经摧毁了当时大众的精神,使之一蹶不振,而这种以杀人为娱乐的故事,正好迎合了大众病态的嗜好。因此,本格侦探小说才会在一战后大范围流行。可是,这种理解却是肤浅的。或许“人性”已然被战争摧毁,而本格侦探小说的出现,则正是为了这一概念的救赎,这种意志从一开始,便深深镌刻在本格侦探小说的灵魂深处。

人类初次体验的大规模杀戮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其后残留下来的大量尸体,都使得埃德加·爱伦·坡所发明的侦探小说这一形式,带着二十世纪的特征,被加以极端化。二十世纪的战争,让人们体验到了何为大量死亡。为此,人们急需将那些已然成为过去的、有尊严、有个性的“人”的死,变成虚构故事加以复活。

与那些被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袭击,而变得支离破碎的战场的死者相比,本格侦探小说里的死者,被饰以了双重的光环,从某种意义上说,变成了拥有特权的死者。第一重光环,便是犯人制定的、精致而详尽的犯罪计划;第二重光环,则是侦探为破解犯罪计划,所进行的精致而详尽的推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英美读者,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本格侦探小说,恐怕就是为了拼尽浑身解数,同二十世纪无名之死的阴影相抗衡吧。哪怕这种抗衡,仅止于虚构的故事而已。

日本的本格侦探小说第一波高潮中,其代表作家便是江户川乱步〈以埃德加·爱伦·坡的日语发音为谐音的笔名》。江户川乱步在创作初期,曾发表过不少逻辑推理路线的短篇小说,但其创作风格,后来逐渐转向冒险和奇异幻想的领域。

发表了众多侦探小说翻译作品,同时也热心培育日本作家的《新青年》杂志总编辑,后来转行,成为专业作家的横沟正史,也曾以创作英、美的逻辑推理小说,亦即“本格侦探小说”为目标,但始终无法写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由此从中看到了某种局限性。如此一来,“第一波高潮”的时代,最终只能以英美豳译小说为中心,虽说期间也出现了乱步的《阴兽》和横沟正史的《珍珠郎》等优秀的作品,但日本作家所创作的本格侦探小说,还是成果寥寥。

针对这一现象,最为普遍的解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日本社会,尚残存着大量半近代、半封建的因素。美国侦探小说史家霍华德·海格拉夫曾经进行过如下论述:在不存在现代化司法制度的国家,不可能出现本格侦探小说的流行。因为那样的社会,警方带有偏见的调查,和对疑犯的严刑拷问,占据了主流,相反,客观的证据收集,与经过合理推断、指证犯人,这些本格侦探小说必备的要素,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日本以1867年的改革(即明治维新)为契机,与封建社会诀别,走上了近代化的道路,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战败之前,这个国家一直都处于以天皇为绝对权力的专制主义状态,其民主和自由,都是不充分的。到1930年前后,侵华战争即将爆发之时,天皇国家的强权主义,更加暴露无遗,市民的自由被彻底压抑。当时担任日本共产党干部的作家小林多喜二先生,在被警方逮捕后,因遭到严刑拷打而惨死狱中,这一镇压事件,充分说明那个时期的日本,根本不具备现代化的司法制度。再举个例子,侵华战争初始,日本政府曾模仿纳粹德国和意大利,以“扰乱治安”和“不合时局”为理由,禁止了侦探小说的出版。

可是,单纯因为二战前的日本,尚处于近代化初期的独裁主义状态下,所以,本格侦探小说无法得到长足发展,海格拉夫的这一论述,究竟能否准确概括“第一波髙潮”的局限性呢?至少在日本,到了1935年前后,已经有许多读者,成为翻译侦探小说的拥趸,日本本土作家,也展开了积极的创作活动。因此,“第一波高潮”的真正局限性,应该如江户川乱步所说的,在于本格侦探小说的“本格性”,亦即作品“理论性”的不足。

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英、美两国的本格侦探小说,迎来了全盛时期。可是,日本并没有正面参与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波高潮”的作家们,也都不曾目睹过掩埋战壕的尸山。如果说一战造成的文明史冲击,让英、美的侦探小说,在战时便兴盛起来,那么,日本的“第一波髙潮”对这种冲击,就是毫无感应的。因此,我们恐怕应该从这一点出发,去寻找以“本格性”、“理论性”为中心的,“第一波髙潮”之不彻底性的根源。

随着侵华战争转化为日美间的战争,1945年,日本终于向联合国无条件投降。在美占领军的指挥下,日本采用了强调国民主权,和放弃战争的新宪法,天皇的地位转变为国家的象征。同时,司法制度也实现了现代化。如此一来,继1867年的改革之后,1945年的改革,终于让日本成为自由、民主的国家。但必须指出的是,人们为此做出的牺牲却是巨大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牺牲了三百万国民,以东京为首的各主要都市,都在美军的战机下,变成一堆瓦砾。一战中毫发无伤的日本人,在二战中却不得不直面这一惨状。而横沟正史则在战后第二年,便发表了杰作《本阵杀人事件》,紧接着,又接连完成了《蝴蝶杀人事件》《狱门岛》这两部作品。三部作品的质量,丝毫不逊于英、美在战争期间,出版的本格侦探小说杰作,甚至可以说,是超越了那些杰作的优秀作品。并且,被评价为横沟正史之最髙杰作的《狱门岛》,还采用了东南亚战场的复员士兵,作为故事的主角。以此为契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日本本格侦探小说的“第二波高潮”便勃然兴起。

直到战后复兴逐渐达到髙潮,战败的记忆也被悄然淡忘的20世纪60年代为止,“第二波高潮”都一直持续着。该时期发表的本格侦探小说,数不胜数,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坂口安吾的《不连续杀人事件》、髙木彬光的《刺青杀人事件》以及与之相媲美的鲇川哲也的《黑色皮箱》。

跟《不连续杀人事件》及《刺青杀人事件》一样,《黑色皮箱》也将故事的舞台,安放在了二战之后、化作一片废墟的日本本土上。不过,《黑色皮箱》却把年代设定在了战争结束四年后的1949年,从这个设定也可以看出,作品中所描绘的日本社会,刚刚从战败后的混乱状态中挣脱出来。

大火肆虐后的废墟上,逐渐建起了简易小木屋,战时混乱不堪的列车运行时间,也开始恢复正常。即便如此,血腥的战争记忆,也还是深深地镌刻在了《黑色皮箱》出场人物的灵魂深处。且不说充当侦探这一角色的鬼贯警部,其昔日的恋人,近松千鹤夫的妻子——由美子,也同样未能挣脱战争的梦魇。作者还在书中暗示,最后选择了近松千鹤夫、而非鬼贯警部的由美子,曾在中国东北,遭到苏联士兵的强暴,不仅如此,近松还为了自保,刻意无视妻子的惨痛经历。因为这一番战时经历,近松夫妻的关系降到了冰点,由美子在听闻丈夫自杀的消息后,甚至不为所动。

在1956年出版的《黑色皮箱》之前,鲇川还有一部同样是以鬼贯警部为侦探角色的处女长篇,即1950年刊登在杂志《别册宝石》上的《佩特罗夫事件》(出版年份是1960年》。《佩特罗夫事件》讲述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鬼贯警部在大连担任警官时调查的一个事件。从客观上来讲,鬼贯警官作为侵略中国东北的日本殖民主义者的一员,在此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直至日本战败归国。

鬼贯警部的这些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作者鲇川哲也的人生。鲇川哲也1919年生于东京,小学时跟随担任“南满洲铁路”测量师的父亲移居大连。期间虽然因为学业,一度返回过日本,但直到1944年,全家回国之前,鲇川几乎都是在大连生活的。

可是,虽说在当时的日本殖民地大连长大,鲇川哲也却并没有成长为肯定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青年。从政府禁止发行侦探小说这一举措,也可以得知,当时几乎所有热衷于侦探小说的青年,都是厌恶军国主义、崇尚自由民主的。其中甚至还有诸如《死灵》作者埴谷雄高那般,被以共产主义者之名,投入监狱的侦探小说爱好者。

鲇川哲也的这一思想立场,在最初的被害者——马场番太郎的人物设定中,也可略略窥见一、二。作品中的登场人物蚁川爱吉,是这样评价马场的:“在我们那个崇尚自由的校园里,他根本就是一只格格不入的毒蝎子。他是极权主义的盲目信奉者,也是视自由主义为仇敌的军国主义分子。”

作者在作品中,将马场番太郎定义为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军国主义者,并把为人數衍、性格卑劣的近松千鹤夫,设定为利用侵略战争和殖民主义,谋求私利的小人。而来自同一所大学的一对友人——膳所善造和蚁川爱吉,以及充当侦探角色的鬼贯警部,则是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便对日本的军国主义风潮,报以反感的自由民主主义者。

被送到东京汐留车站的一个黑色皮箱里,装着马场番太郎那已经腐烂的尸体。而寄出那只箱子的,则是归国后,开始染指毒品交易的近松千鹤夫。最后,杀害了马场的近松,似乎意识到自己无处可逃,投身濑户内海自尽了。如此,在《黑色皮箱》中出场的两名死者,都是从学生时代,便与“崇尚自由的”膳所、蚁川、鬼贯警部等人为敌的人物,亦即不折不扣的军国主义者,和唯利是图的小人。

经过鬼贯警部的调查和推理,确定了真凶的身份,而真凶在被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留下一封说明真相的遗书自杀了。遗书中记载了他本次犯罪的动机:“我不仅对马场,甚至对令日本陷入今日之惨境的所有军国主义分子,都心怀不满,这一点想必你能理解。对战争满怀憎恶,唯恐避之不及的你,一定不难理解我胸中的苦闷……总之,我为了成为和平国家的一分子,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我就是怀着如此进退维谷的心情,挥起了手中的櫻木手杖。”

“为了否定暴力,而不得不使用了暴力,进退维谷的心情”——真凶这些悲痛的话语中,包含了“侦探小说只能在现代司法制度之下得到发展”这一海格拉夫式的平庸合法主义,所无法兼顾的过剩性质。参与了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们,因为“肯定”了战争的暴力,从而脱离了“人”的范畴。这样的人们,为了“否定”暴力,重回“人”的范畴,又不得不再次“肯定”那些“暴力”。作为加害者,被卷入那场二十世纪最大的杀戮战争中的青年们,不得不带着这对无法解决的矛盾,度过自己的余生,最后死去。

日本的本格侦探

小说的“第二波髙潮”,是在作者与读者,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的情况下兴起的。作为“第二波髙潮”代表作的《黑色皮箱》,正是人们脑中,鲜明战争记忆的一种反映。

可是,上文所论述的,只是该作品的主题思想而已,归根结底,《黑色皮箱》依旧是一部本格侦探小说,不具有过多社会因素。

1945年以后,日本出现了以大冈升平的《俘虏记》和《野火》为代表的,众多描写战争体验的作品。在描写被战争摧毁的“人性”这一点上,《黑色皮箱》和大冈的《武藏野夫人》,有着共同的主题。顺带一说,大冈升平虽然是著名的主流文学作家,但在战前,便已经是出名的本格侦探小说爱好者,甚至还实际创作过《事件》这一侦探小说体裁的作品。该作品还获得了1978年度的“日本推理作家协会”的大奖。

与主流文学不同,本格侦探小说对世界大战的描写,并不仅止于小说主题的层面。本格侦探小说之所以被称为“本格”,是由于作者在作品中,构筑起来的高度逻辑性。犯人设计精致的杀人计划,造成被害者的死(第一层光环);侦探用以发现真相、指证犯人的精致推理(第二层光环〉,这两层光环,最终实现了对惨遭战争破坏之“人性”的救赎,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借助“本格侦探小说”这一特殊的小说形式。这一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英、美两国,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都没有大的改变。

《黑色皮箱》的真凶为了逃脱杀害两个人的罪名,使用两个行李箱,进行了复杂的尸体移动。其目的就在于让警方产生“两个被害人的杀害现场,在A地点而非B地点”的错觉。此外,真凶还在这一计划之上,添加了又一重利用列车时刻表,伪造不在场证据的诡计。

鲇川哲也的处女长篇《佩特罗夫事件》,同样是犯人利用“满洲铁路”时刻表,伪造不在场证据的作品。《黑色皮箱》的尸体移动诡计,是以英国本格侦探小说作家傅利曼·韦尔斯·克劳夫兹在1920年发表的《桶子》为参考,并在其上添加了一些超越原作的要素完成的。至于以犯人利用列车时刻表,巧妙制造不在现场的证据,侦探又通过推理,摧毁其不在场证据为主线的本格侦探小说,则可谓是鲇川哲也史无前例的独创。

与日本不同,欧美的长途列车,并非完全按照列车时刻表来运行。到站时间,通常都会与时刻表的时间有所差异。在这样的国家,想像《黑色皮箱》的真凶那样,制造不在场证据,恐怕是不大可能的。正因为日本铁路的运行时间,是全世界最精确的,才让利用时刻表,制造不在场证据成为可能。

继《佩特罗夫事件》之后,日本又出现了无数模仿该作的时刻表诡计作品。甚至连鲇川自身也在《黑色皮箱》之后,于1959年,再次发表了时刻表诡计的杰作——《憎恶的化石》,并成功摘取了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大奖。

真凶制定的巧妙犯罪计划中,处处充满了对“盲目崇拜极权主义,仇视自由主义的极端军国主义者”的憎恶。作品的中心思想,是“披着‘人性’外皮的非人类,理应处以极刑,而代表正义的行刑者,则不应在法庭上接受制裁。”

日本作家在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剧后,终于领悟了以救赎被战争毁灭之“人性”为己任的本格侦探小说精神。而且,这种“人性”的救赎,不用乖僻的方法,是难以实现的。犯人为了恢复人性而杀人,充当侦探的鬼贯警部,则用精确严谨的逻辑推理,披露了其罪行,最终“逼”得他服毒自尽。鬼贯警部虽然用严谨的推理,推翻了犯人堪称完美的犯罪计划,却不能就此断言,他完全代表正义。

小说中性格温厚的鬼贯警部,其实与真凶一样,是被战争摧毁了大半人性的受害者。

真凶在遗书中劝告鬼贯警部,让他“放下心来,结迎娶由美子小姐”。若鬼贯警部最终听取了他的劝告,故事或许会迎来幸福美满的结局吧。可是,经历了世界大战的人,是注定无法轻易寻回“人性”的。于是,《黑色皮箱》便留下了这么一抹苦涩的忧愁,悄然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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