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马蒂格

那栋房子坐落在城南的阿拉伯工人阶级居住区中,红瓦屋顶,灰泥外墙上斑痕累累。屋前长满杂草的小院子里,到处都是坏掉的塑料玩具和其他垃圾。加百列被推进那扇摇摇欲坠的大门时,本以为这里应该住着一户人家,但没想到所有房间都空空如也,没有家具,墙上连漆都没有刷。有两个阿拉伯人在这里等他,两个都膘肥体壮。其中一人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上印着一个折扣店的商标,那是法国底层阶级喜欢去的商店。另一人则提着一根高尔夫球棍,就像是拿着一根棒子。

“脱下你的衣服。”

那个女人用阿拉伯语对他说道。加百列没有动,他手放在两侧,像是一名警觉的士兵。那女人又重复了一遍刚刚的命令,这一次语气更坚决了。加百列依然没有回应。那个开奔驰汽车的男人走过来,狠狠地扇了他一记耳光。

他脱去了夹克衫和套头毛衣。无线电和枪都已经不在了——他们还在马赛时,那女人就把它们都拿走了。她看了看他胸口和后背上的伤疤,然后命令他脱掉剩下的衣服。

“你们穆斯林的谦逊稳重到哪儿去了?”

这句话又换来了另一记耳光,只不过这次是用手背打的。加百列头晕目眩地脱下鞋子和袜子,然后解开牛仔裤的拉链,把双脚从裤腿中褪了出来。不一会儿,他就穿着短裤站在那几个阿拉伯人面前了。那女人伸出手揪住他短裤的松紧带:“这个也脱了。”

他们看着他的裸体,兴趣盎然。那两个男人评价着他的生殖器,而那个女人则绕着他慢慢地转了个圈,欣赏着他的身体,仿佛他是一尊雕像。加百列想,对于他们来说,他可能就像个传说,突然出现在暗黑的夜里,杀掉了他们年轻的勇士。看看他吧,他们的眼睛好像在说,他这么弱小平凡,怎么可能杀掉我们那么多弟兄呢?

那个女人用阿拉伯语咕哝了几句,加百列没听懂。三个男人把他脱下来的衣服用剪刀剪成了碎片。裤线、褶边、领子,全都被剪开了。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在找些什么。第二个信号追踪器,无线电传输器,还是犹太人制造的某个能瞬间杀掉他们、让加百列安全逃离的邪恶武器?那个女人看着眼前这愚蠢的场面,表情十分严肃。然后她转过头望向加百列,又绕着他赤裸的身体转了两圈,一只手放在唇边作思考状。每次她经过面前时,加百列都会直直地盯着她。她的眼神中带着医生般的冷静与专业,仿佛在分析他的身体。他甚至觉得她有可能随时掏出一个小录音机开始诊断。胸部左上方四分之一处有一道皱褶的疤痕,是塔里克·阿尔·胡拉尼的子弹留下的痕迹,安拉会褒奖他光荣的名字。一条长疤横穿整个后背,表面粗糙,原因不明。

搜查衣服没得到任何结果,只剩下一堆棉布和牛仔布的碎片。一个阿拉伯人把那些垃圾堆在一起,扔进了壁炉里,然后往里面倒了些煤油,点着了火。加百列的衣服变为灰烬后,他们又绕着他走了一圈。那个女人站在他对面,另外两个大个子阿拉伯人站在两边,而那个奔驰司机则站在他的身后。他右边的那个阿拉伯人懒洋洋地摇晃着手里的高尔夫球杆。

这样的情境通常意味着某种仪式,而加百列知道,殴打一定是这个仪式的一部分。那女人用一记耳光为仪式拉开了帷幕,然后她退后一步,把重活留给了男人们。拿球杆的男人在他的膝头狠狠地敲了一记,加百列一下子跪在地上。真正的戏码上演了。这几个人对他一通拳打脚踢。他努力避免叫出声。他不想让他们感到满足,也不想顺了他们的意,让周边的邻居听到——这个区域的居民可不一定会对犹太人挨打抱有什么同情心。一切结束得就像开始时一样突然。回想起来,整个过程并没有那么糟——事实上,学院里沙姆龙和他手下的那帮暴徒出手要比这几个阿拉伯人狠得多。他们没怎么打他的脸,这意味着他们还需要带他出去见人。

他靠右躺着,双手护着生殖器的部位,膝盖蜷在胸前,满嘴都是血腥的味道。左肩已经不能动了,这是那三个阿拉伯人轮番猛踢的结果。那女人把一个塑料袋套在他的头上,让他穿上衣服。他试着动了一下,但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坐起来,甚至连抬手都很困难。最后,一个阿拉伯人抓住他的左臂,拉着他坐了起来。他受伤的肩膀一阵剧痛,他第一次叫出了声。那些人像看到他的裸体时一样,笑了起来。

他们帮他穿上衣服。显然,他们在准备衣服的时候以为他会更加高大魁梧。那件荧光黄的T恤衫胸前印着大大的“马赛”字样。衣服比他的体型大了几个码,盖住了臀部,腰也很肥。那双便宜的皮鞋太大,穿上很难走路。

“你站得起来吗?”那女人问道。

“站不起来。”

“我们现在如果不离开,就没法按时赶到下一个目的地。你知道那样会意味着什么。”

他努力地用手撑在地面上,两次失败之后,终于站了起来。那女人在他背上推了一把,他一个趔趄,又跌倒在地。这时他想到了莉亚。她在哪儿?他们会不会把她塞进封了口的麻袋里?还是锁在车的后备箱里?或者藏在了某个柳条箱里?她能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吗?或者在她看来,这只是她无法终结的梦魇中的一个段落?为了莉亚,他才能站起来。为了莉亚,他才能一步一步地蹒跚前行。

那三个男人留在了那间房子里,女人则在后面紧紧地跟着他,肩上背了一个皮包。她又推了他一把,这一次是向那辆奔驰车的方向。他跌跌撞撞地穿过那个到处扔着破玩具的小院子。倒了的火柴盒汽车、没胳膊的娃娃和没有头的玩具士兵——这看上去应该是哈立德的专业爆炸袭击之后留下的残骸。他本能地走到了副驾驶那一边。

“不,你来开车。”

“我这个样子开不了。”

“但你必须开,”她说,“否则我们会错过约定的时间,你妻子就会死。”

加百列犹豫地坐到驾驶位上,那个女人坐在了他的旁边。关上门之后,她从包里拿出一把枪,一把坦弗格里奥TA-90对准了他的腹部。

“我知道你可能会打什么鬼主意,”她说道,“但那么做不会为你带来任何好处。我向你保证,我不知道你妻子在哪儿。我们现在要一起完成这段旅程,你和我两个人,我们现在是伙伴。”

“你真是高尚。”

她用枪在他脸上敲了一记。

“小心点,”他说,“它会走火。”

“你对法国很熟,是吧?你在这里工作过。你杀了很多巴勒斯坦人。”

加百列没回答,她又给了他一击。“回答我!你在这儿工作,是不是?”

“是。”

“你在这儿杀过巴勒斯坦人,是不是?”

他点了点头。

“你在惭愧吗?大声点!”

“是的,”他说,“我在这里杀过巴勒斯坦人。我在这里杀了萨布里。”

“所以你了解法国的路线,你不用浪费时间看地图。这是好事,因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她把车钥匙递给他:“去尼姆。你有一个小时。”

“那儿离这里至少有一百公里。”

“所以我建议你别说话,赶快开车。”

他决定从阿尔勒走。泛着银光的罗纳河从他们的脚下流过,加百列把油门踩到了地板上,向着尼姆全速前进。天气出奇的好,万里无云,天蓝如碧,田地里满是薰衣草和向日葵,二十英里外的远山在阳光的沐浴下显得如此清晰,加百列甚至看得到山石的轮廓与裂痕。

那女人冷静地跷着腿坐在副驾驶位上,枪放在大腿上。哈立德为什么会选择由她来带他去呢?因为她的年轻貌美和莉亚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又或者这是阿拉伯人的一种侮辱方式?他们希望让一个年轻的美女来对加百列发号施令,以让他感到屈辱?无论哈立德的动机是什么,这个女人都接受过非常严格的训练——加百列在马赛和马蒂格的小屋里时都有这样的感受。她拿着枪时,他可以看到她肩头和手臂上绷紧的肌肉。但加百列最感兴趣的是她的手,她的指甲又短又脏,只有搬运工或是户外工人的手才会这样。

她突然打了他一拳,车子一下漂向一边。加百列猛打方向盘才回到了原来的车道。

“你在干吗?”

“你刚刚在看枪。”

“我没有。”

“你想把它抢走。”

“没有。”

“骗子!犹太骗子!”

她又想用枪打他,但这次加百列抬起手挡住了她。

“你最好快一点,”她说,“否则我们就要迟到了。”

“我现在开到每小时两百公里,不可能再快了,否则我们两个都会死。下次哈立德打电话来,你告诉他要推迟见面时间。”

“谁?”

“哈立德,”加百列重复了一遍,“你的老板。计划这一切的人。”

“我从来没听过哈立德这个名字。”

“不好意思,我弄错了。”

她看了他一会儿:“你的阿拉伯语很好。你在耶斯列谷长大的,对吧?离阿夫拉不远。我听说那儿有很多阿拉伯人,他们不想离开,不想被赶走。”

加百列没有去咬她的诱饵:“你没去过?”

“巴勒斯坦?”她微微一笑,“我只是远远地眺望过。”

黎巴嫩,加百列想,她来自黎巴嫩。

“如果我们要一起经历这一切,那么我必须知道怎么称呼你。”

“我没有名字。我是个巴勒斯坦人,没有名字,没有面孔,没有土地,也没有家。我的行李箱就是我的国家。”

“好吧,”他说,“那我就叫你巴勒斯坦。”

“听上去不像是个女人的名字。”

“好吧,那就叫巴勒斯坦尼娅吧。”

她望着前面的路点了点头:“好,巴勒斯坦尼娅。”

离尼姆还有一公里的路程。她让他把车子停到路边的停车场,隔壁是一间卖陶器和盆景的小店。他们一声不吭地坐在那里,度过了难以忍受的五分钟,等待着卫星电话的铃声响起。铃终于响了,对加百列来说,那就像是火警的警报声。那女人一言不发地听着对方的指令。从她空洞的表情里,加百列无法判断对方在命令她杀掉自己,还是继续往前走。她挂断电话,朝前面的路扬了扬下巴。

“上车行道。”

“哪个方向?”

“朝北开。”

“我们去哪儿?”

她犹豫了片刻:“里昂。”

加百列按她说的做了。他们接近车行道的收费站时,那女人把枪放进了包里,给了他一些零钱。他们回到路上后,她又把枪拿了出来,放在了大腿上。她顶着脏指甲的短粗手指随意地扣在扳机上。

“他是什么样的人?”

“谁?”

“哈立德。”加百列说。

“我跟你说过了,我不认识这个人。”

“你在马赛和他过的夜。”

“事实上,我那晚是和维然先生在一起。你最好开快点儿。”

“他会杀了我们。你知道的。他会把我们两个都杀掉。”

她什么都没说。

“他们告诉你这是自杀式袭击了吗?你真的准备好去死了?你祈祷过吗?想不想录一段告别录像给家人?”

“开车吧,不要说话。”

“我们是人肉炸弹,你和我都是。我们会一起死掉当然,原因不同,但是会一起死。”

“拜托,闭嘴!”

这就是她的痛处,他想。哈立德对她说了谎。

“我们今晚就会死,”他说,“七点钟。他告诉过你吗?”

又一阵沉默。她用手轻轻地触摸着扳机。

“我猜他忘了告诉你,”加百列接着说,“但事情一直都是这样。那些可怜的孩子,那些贫民窟里的孩子为巴勒斯坦而死,可精英们只是在贝鲁特或者突尼斯或者拉马拉的别墅里发号施令。”

她举起枪,又要打他的脸。这一次他抓住枪,把它夺了过来。

“你用它打我的时候我很难好好开车。”

他把枪还给了她。她接过枪,放在了大腿上。

“我们是人肉炸弹,巴勒斯坦尼娅。我们正驶向毁灭。哈立德会给我们命令。七点,巴勒斯坦尼娅,七点。”

在从瓦朗斯通往里昂的路上,他一直尽可能地不去想莉亚的事,而是专注于这个案子。他本能地像研究一幅画作一样来思考整个过程。他剥开褪色的油彩,直到看到最本源的炭笔打下的草稿,然后,他开始一层一层地把涂料再补回去,恢复最初的格调和质地。此刻,他无法确认作品的出处。哈立德是那个神秘的画家吗?或者他只是那位老主事——亚西尔·阿拉法特——的学徒?阿拉法特亲自授意了这次行动

,以对自己进行报复?这是两国人民之间漫长战争中的一场战役?还是仅仅是两个家庭——阿勒·哈利法和沙姆龙·艾隆——之间的宿怨?他怀疑两者都有,这是双方需求与目标的撞击。两个天才艺术家合作完成了一幅作品。提香和贝利尼,加百列想,《诸神之宴》。

画作开始的时间对他来说依然是模糊的,但有一点他可以确定:这场表演已经策划了几年时间,而且将造成更多的流血和牺牲。他被骗了,对方的手段极其高明。他们全都被骗了。米兰的那份文件是哈立德放出来引诱加百列的诱饵,目的就是让他加入到这场行动里。哈立德布下了线索,安排好了时机,让加百列别无选择,只能绝望地追寻。穆罕默德·亚维什、大卫·昆内尔、咪咪·费雷雷——他们都是这个局中的棋子。此刻,在加百列眼前,他们就如同贝利尼画作边沿最不起眼的人物,沉默地、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看似拥有某些寓意,实质上却只是对主旨的烘托。加百列知道,一切都还没结束。哈立德还留了一步棋,一场血与火的战斗。但无论如何,加百列要想办法活下来。他知道,在这条路的某一处隐藏着让他活下来的方法。所以此刻,加百列眼中所见的不是这条通向北方的公路,而是这个案子的整个过程——每一分钟、每个场景、每次相遇——它们就如同画布上的油彩。他会活下来,他想。有一天,他会找到哈立德。这个女人,巴勒斯坦尼娅,就是通向他的大门。

“停在路边。”

加百列遵命停车。离里昂的市中心还有几英里的路。这一次,只等了两分钟,电话就响了。

“回到主路上,”她说,“我们要去沙隆。在——”

“我知道沙隆在哪儿。在第戎南部。”

他在辅路上找到了入口,加速进入主路。

“我不知道你是个勇士还是个傻瓜。”她说,“在马赛的时候你可以不跟我走。你还能保住一条命。”

“她是我妻子。”他说,“她永远都是我的妻子。”

“你甘愿为她去死吗?”

“你也会为她而死。”

“七点钟?”

“是的。”

“你为什么编出这么一个时间?为什么是七点?”

“你对你的老板一无所知,是不是?我替你感到难过,巴勒斯坦尼娅。你真是个傻姑娘。他背叛了你,可你却要为他付出代价。”

她本想用枪打他,可是又停了手。加百列的眼睛紧盯着路面。那扇门就要打开了。

他们在沙隆的南部停车加油。加百列加满了油,用那女人给的钱付了油费。他坐进驾驶位后,那女人让他在厕所旁边停车。

“我一会儿就回来。”

“我等着你。”

她很快就回来了。加百列刚要挂挡,那女人就从包里拿出了卫星电话,让他等一下。现在时间是下午两点五十五分。

“我们会去巴黎。”他说。

“是吗?”

“有两种可能性。公路会在伯恩分成两条路,如果抄近路,我们可以直接去南部的郊区。或者我们可以往东走——从第戎到特鲁瓦,再从特鲁瓦到兰斯——然后从东北部进入巴黎。”

“你好像什么都知道。告诉我他会让我们走哪条路?”

加百列假装看了看表。

“他会让我们继续开。他不想我们太早进入目标区域。我打赌他会选东边的路线。我猜他会让我们去特鲁瓦,然后在那儿等他的命令。那样他就有很多选择。”

就在这时,电话响了。她听着对方的命令,一言不发,然后挂断了电话。

“回主路。”她说。

“我们去哪儿?”

“只管开就是。”

他问她能不能打开收音机。

“当然。”她心平气和地说。

他按下按键,什么都没有。她笑了。

“干得不错。”加百列说。

“谢谢。”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

“你在开玩笑。”

“我很认真。”

“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她说,“我没有选择。”

“你错了。你当然有选择。”

“我知道你想干吗。”她说,“你想用刚刚那套同归于尽的鬼话说服我。你以为我会动摇,你以为你能让我害怕。”

“事实上我连想都没想过。我们已经斗了太久了。我知道你们非常勇敢,从来都不会害怕。我只想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到这儿来?为什么不结婚生子?为什么不好好生活?”

她又笑了,这一次的笑容里带着嘲讽。“犹太人,”她说,“你们以为痛苦是你们的专利。我们的大屠杀和你们的一样真实,可是你们否认我们的痛苦,否认你们的责任。你们认为我们的痛苦是自己造成的。”

“那就给我讲讲你的故事。”

“我的故事就是天堂不见了。我的故事就是一个单纯的民族被所谓的文明世界赶出了自己的国土,只为了让基督教世界平复大屠杀给他们带来的愧疚。”

“不,”加百列说,“我不想听媒体的陈腔滥调。我想听你自己的故事。你是哪里人?”

“我出生在难民营,”她说,然后又补充道,“黎巴嫩的难民营。”

加百列摇了摇头:“我不是问你出生在哪儿,生活在哪儿。我想知道你本来是哪里人。”

“巴勒斯坦。”

“当然。哪个地方?”

“北边。”

“北边的哪里?”

“加利利。”

“西边?上城?”

“西加利利。”

“哪个村?”

“已经不存在了。”

“叫什么名字?”

“我不能说——”

“那个村没名字吗?”

“当然有。”

“是巴沙吗?”

“不是。”

“济卜?”

“不是。”

“是撒梅里亚?”

她没说话。

“是撒梅里亚。”

“是的,”她说,“我家人来自撒梅里亚。”

“我们到巴黎还要很久呢,巴勒斯坦尼娅,给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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