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大块头,跟我差不多高,但比我多了些肉,挂在他粗大的骨架上。他的眉毛又弯又浓,还没有变白。头顶上铁灰色的毛发向后梳,让他那颗硕大的头看起来跟狮子一样。他原本戴着眼镜,不过这时它放在我俩中间的橡木桌上。他深棕色的眼睛不断在我脸上扫来扫去,想找秘密信息。就算他找到了,他的眼睛可什么也没透露。他的五官像被凿出来的一样有棱有角——鹰钩鼻,丰满的嘴,岩石一样的下巴——但他的脸引人注意,主要是因为它就像一块空白石板,只等着别人往上刻戒律。

他说:“我不怎么了解你,斯卡德。”

我对他更不了解。他叫凯尔·汉尼福德,约五十五岁。他住在纽约州北部的尤蒂卡,是批发药商,拥有几处房产。他有辆去年出厂的卡迪拉克停在外头路边。他太太在卡莱尔饭店的房间等他。

他女儿在市立太平间的一方冷冰冰的钢屉里头。

“也没什么好知道的,”我说,“我以前当过警察。”

“表现优异,据凯勒副队长说。”

我耸耸肩。

“你现在是私人侦探。”

“不是。”

“我以为——”

“私人侦探有执照。他们窃听电话,跟踪别人。他们填表格,他们存档案,诸如此类。我不干这些事。我只是偶尔给别人帮忙。他们给我礼物。”

“原来如此。”

我喝了口咖啡。我喝的咖啡搀了波本。汉尼福德面前摆着杜瓦牌苏格兰威士忌和清水,但他兴趣不大。我们坐在阿姆斯特朗酒吧,一家不错的酒吧,墙壁上嵌着深色的木头,配上带花纹的锡制天花板。此刻是一月的第二个礼拜二,下午两点,这地方等于是我俩的天下。罗斯福医院的几个护士坐在吧台远端,“护理”她们的啤酒;一个刚冒出几根髭毛的孩子在靠窗的桌子吃汉堡。

他说:“实在很难解释我想请你帮的是什么忙。”

“我不确定我真能帮上忙。你女儿死了,我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杀她的男孩当场被抓。我从报上得来的印象是:这案子不查自破,简单明白得跟看影片播放谋杀经过一样。”他的脸色沉下来:他正在看那影片,刀子挥起落下。我赶紧说:“他们逮住他,把他扣押起来,然后推进‘死牢’。那天是礼拜四?”他点点头。“然后礼拜六早上他们发现他吊死在牢房里。结案。”

“这是你的看法吗?案子已经结束?”

“从执法人员的观点来看。”

“我不是这意思。当然警方必须从那个角度看。他们抓住凶手,而且他已经不用接受法律制裁。”他上身前倾,“但有些事情我必须知道。”

“比如?”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被害。过去三年我跟温迪形同陌路。天哪,我甚至连她是不是在纽约都不确定。”他的眼睛避开我的视线。“他们说她没有工作,收入来源不明。我看过她住的大楼。我想上楼进她的公寓,可是我办不到。她的房租每月将近四百块钱,你说她钱从哪里来?”

“某个男人帮她付。”

“她跟范德普尔,那个杀她的男孩合住。他帮一个古董进口商做事,一周大约能挣个一百二十五块钱。如果有男人养她,他应该不会让她找范德普尔当室友,对不对?”他吸口气。“我看她明摆着就是妓女。警察没有跟我明说,他们很小心。报纸可就不管了。”

这是他们的一贯作风。再说本案又是报纸最爱炒作的那种题材。女孩漂亮,凶案发生在格林威治村,关键是还有性;理查德·范德普尔还浑身是血跑到街上。纽约那些狗屁不值的编辑不可能放过这个大显身手的机会。他说:“斯卡德,你知道为什么这案子对我来说还没完结吗?”

“大概吧。”我深深地看着他幽暗的眼睛,“凶案为你打开了一扇门,你想知道房里藏了什么。”

“你的确了解。”

我的确了解,但我希望我不了解。我不想要这份工作。我尽可能不接案子。我目前没有必要工作,我不需要赚钱。我的房租便宜,我的日用花费很低。再说,我没有理由讨厌此人。我一向跟讨厌的人收钱,这样感觉更舒服。

“凯勒副队长不明白我要什么。我敢说他给我你的名字,只是想礼貌地打发我走。”也不尽然,但我没吭声。“但我确实想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温迪到底变成了什么人?为什么有人会想杀她?”

为什么有人会想杀人?纽约一天就有四五起杀人案。去年夏天某个炎热的礼拜,更是高达五十三起。杀朋友,杀亲人,杀恋人。长岛有个男人乱刀砍死两岁的女儿,几个比较大的孩子就那么眼睁睁地看他表演空手道。人为什么会干这样的事?

该隐弑兄后向上帝辩驳说,他不是亚伯的守护者。人只有这两个选择吗,守护或者宰杀?

“你愿意替我工作吗,斯卡德?”他勉强挤出一丝笑容,“不,我该换种说法。你愿意帮我忙吗?天大的忙。”

“我怀疑。”

“你的意思是?”

“那扇开了的门。房里也许有些东西你不想看。”

“我知道。”

“所以你才非看不可。”

“对。”

我喝完咖啡。放下杯子,我深吸一口气。“好吧,”我说,“我姑且试试。”

他坐安稳,掏出包烟点上一根。这是他进门后的头一根。有些人紧张时抽烟,有些人刚好相反。他现在比较自在,看来好像自认为完成了什么使命。

我添了杯咖啡,记事本添了几页笔记。汉尼福德还在跟同一杯酒奋战。他跟我讲了许多我根本不用知道的事——关于他女儿。不过话说回来,他说的任何事以后都有可能派上用场,只是难以预料是哪件事。很早以前我就学会,不能漏听别人想说的每一句话。

因此我知道了温迪是独生女,高中成绩优异,人缘不错但不常约会。我脑中开始浮现她的图像,虽然轮廓不清,但终究会与格林威治村又一名惨死的妓女合而为一。

她离家到印第安纳念大学以后,图像模糊起来。他们显然就是那时开始失去她的。她主修英文,辅修政治。毕业典礼前两个月,她提了行李悄悄离开。

“学校通知了我们。我非常担心,她的行为实在反常,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后来我们收到一张明信片。她在纽约,有份工作,说是有些事情她必须理清头绪。之后几个月我们又收到迈阿密寄来的明信片。我不知道她是搬到那里了还是去度假。”

然后就音讯杳无——直到电话铃响,他们得到她的死讯。她高中毕业是十七岁,大学退学二十一,理查德·范德普尔杀死她时二十四。她的生命到此划下休止符,不会再长半岁。

他开始告诉我一些凯勒日后会提供更详尽资料的事情。名字、地址、日期、时间。我让他说下去。有些事儿让我闲惑不安,我搁在脑子里让它慢慢成形。

他说:“杀她的男孩,理查德·范德普尔,他比她小,才二十岁。”他想到什么,皱起眉头。“当初我一听出了事,知道是他下的毒手,就恨不得杀了他。我要亲手弄死他。”他紧握双拳,然后缓缓松开。“但他自杀以后——怎么说呢,我内心起了变化,我意识到他也是受害者。他父亲是牧师。”

“嗯,我知道。”

“他在布鲁克林的一座教堂。我有股子冲动想找那人谈谈——虽然我也搞不清自己到底打算跟他说些什么。但是想了想,我知道我永远不可能找他。不过——”

“你想了解那男孩,为的是要了解你女儿。”

他点点头。

我说:“你知道犯罪嫌疑人组合像吧,汉尼福德先生?或许你在新闻报导上看过。通常警方找到目击证人后,他们会用一组透明重叠胶片组合出犯罪嫌疑人的长相。‘鼻子是这样吗?耳朵呢?哪对耳朵最像?’如此这般,直到五官凑成一张面孔。”

“嗯,我见过。”

“那你或许也看过并排放在组合像旁边的犯罪嫌疑人本人的照片。它们其实不像——尤其对没受过训练的眼睛来说。但五官的确有部分雷同,受过专业训练的警官往往能充分利用这一点。你懂我的意思?你想要你女儿和杀她那男孩的照片。这点我办不到,没人办得到。我可以挖出足够的事实,综合多方问来的印象,为你拼凑出组合图像,但结果可能跟你真正要的会有出入。”

“我明白。”

“你还是要我去查?”

“呃,当然。”

“我或许比那些响当当的大侦探社收费还高。他们为你工作,按日或者按时计酬,调查花费另算。我的方式是先收一笔钱,花费从中扣除。我不爱做记录,不爱写报告,也不会为了讨好客户定时跟他联络。”

“你要多少呢?”

我从来不知道该怎么定价。我的时间只有对我才有意义,在别人那儿能值多少我怎么知道?如今我已经刻意调整我的生活方式,希望尽可能不要介入别人的生活。那我又该跟强迫我介入的人收多少才算合理?

“我先收两千。我不知道这能用多久,也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决定不想再看那间暗房。调查当中,甚至结束以后,我都有可能会再跟你要钱。当然,你也可以一个子儿也不给,决定权在你。”

他忽然一笑,“你做生意真是不按常理。”

“大概吧。”

“我从来没请过侦探,所以实在不知道一般手续是怎么样的。开支票可以吗?”

我告诉他我收支票,就在他填写的时候,我想到之前困惑我的问题到底是什么了。我说:“温迪退学以后,你一直没雇私人侦探?”

“没有。”他抬起头,“我们没隔多久就收到第一张明信片。我当然考虑过雇人追查。但知道她没事后,我就决定作罢。”

“但你们还是不知道她在哪里,或者她过得怎样。”

“对。”他垂下眼,“这是我来找你的部分原因,当然。我现在追悔莫及、工作全都停了。”他的眼神和我的碰个正着,那里头有些什么我想避开不看,但做不到。“我想知道我该负多少责任。”

他真以为他能找到答案?唉,他也许能给自己找到一个,但那绝不会是正确答案。无可避免的问题永远没有正确解答。他把支票写好,交给我。该填我名字的地方空着,他说我或许想直接提现。我说指明付给我本人即可,于是他又拔下笔套,在右边线上写下“马修·斯卡德”。我把支票摺好,放进钱包。

我说:“汉尼福德先生,你有件事情没提。你不认为那很重要,但这很难说,也可能很有用。你其实也这样想吧。”

“你怎么知道?”

“直觉吧,我想。我有多年经验,观察别人无法决定自己到底愿意了解多少真相。你不一定要跟我说,但——”

“唉,其实是不相干的事,斯卡德。我没提是因为我觉得和你的调查无关,但……唉,也罢。温迪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她是养女?”

“我收养了她。我妻子是温迪的母亲。温迪的生父在她出生前去世,他是海军陆战队队员,登陆韩国仁川的时候遇难。”他移开视线。“三年后我娶了温迪的母亲。打从开始我就待她和亲生女儿一样。等我发现我——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以后,对她更是加倍疼爱。就是这样,说不说有关系吗?”

“不知道,”我说,“也许没关系。”但知道总是好的,现在我明白汉尼福德为什么自觉罪孽深重。

“斯卡德?你还没结婚吧?”

“离了。”

“有孩子吗?”

我点点头。他动了动嘴唇,欲言又止。我开始祷告上苍他早点离开。

他说:“你当警察一定表现出众。”

“还不赖。我有警察直觉,知道什么时候该采取行动。这样就已经掌握了九成本领。”

“你在警界待了多久?”

“十五年,将近十六年。”

“如果做满二十年,不是能领退休金什么的吗?”

“没错。”

他没问下去。奇怪的是,这比他问了还叫我难堪。

我说:“我失去了信念。”

“跟牧师一样?”

“差不多吧。不过也不完全一样。因为警察失去信念还继续干的,大有人在。有些人打从进这行开始就只是想混。总之我辞掉,是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想再当警察。”或者当丈夫,或者当父亲。或者当社会中坚分子。

“看够了局里的贪污腐败?”

“不,不。”腐败从来没有干扰我。没有腐败我哪来足够的钱养家。“不,另有原因。”

“噢,我懂。”

“是吗?也罢,反正也不是什么秘密。有年夏天晚上我下了班,跑到华盛顿海茨山庄一处酒吧,那

儿警察喝酒免费。有两个孩子来打劫,出门前一枪打中酒保心脏。我追到街上,打死其中一个,打中另一个的人腿。他这辈子别想再好好走路。”

“我明白。”

“不,我看你不明白。那不是我第一次杀人。我很高兴死掉了一个,也很遗憾另一个活了下来。”

“那——”

“有一枪失误,反弹出去,击中一个七岁小女孩的眼睛。子弹反弹后,力道削掉了一大半。再高一英寸的话,也许只会划过她前额。有可能留下个疤痕破相,但没有大碍。可是射进眼里,都是软绵绵的东西,自然就捣进脑子里。他们告诉我她当场毙命。”我看着我两只手。抖得不厉害——肉眼难以察觉。我拿起杯子,一饮而尽。我说:“不可能把我定罪。事实上,我还得到局里嘉奖。然后我递上辞呈。我不想再当警察。”

他离开后,我多坐了几分钟。我迎上特里娜的视线,她为我端来另一杯搀酒的咖啡。“你的朋友没啥酒量。”她说。

我同意她的说法。我的声调八成泄漏了我的心情,因为她二话不说就坐在汉尼福德的椅子上,把手放在我的手背上,然后挪开。

“有麻烦吗,马修?”

“也不算。有事要办,但我宁可不办。”

“你宁可坐在这儿,把自己灌醉。”

我龇牙一笑,“你什么时候见我醉过?”

“从来没有。不过每次看到你,你都在喝酒。”

“喝而不醉,功夫到家。”

“这样对你不太好吧?”

我希望她能再碰碰我的手。她的手指纤长,摸着舒服凉爽。“天下有什么事是对每个人都有好处的?”我说。

“咖啡跟酒。奇怪的组合。”

“是吗?”

“酒叫你醉,咖啡叫你清醒。”

我摇摇头,“咖啡从来没法叫人清醒,它只能撑着你不睡。拿壶咖啡给酒鬼,两样加到一起只是个睁眼酒鬼。”

“这就是你的写照吗,宝贝?睁眼酒鬼?”

“我眼睛睁不开,但也没醉倒,”我告诉她,“所以才得喝下去。”

四点过后不久,我到存钱的银行。汉尼福德给的钱我存了五百,剩下的全提出现金。这是我今年元旦后第一次来,所以他们在我的存款簿上加算利息。有台机器一眨眼功夫就算了出来,但数字小得实在不该劳驾机器浪费时间。

我从五十七街上踅回第九大道,然后往上城走去,一路经过阿姆斯特朗酒吧和罗斯福医院,抵达圣保罗教堂。弥撒已近尾声。我等在外头,只见几十个人三三两两走出教堂。大多是中年妇女。然后我走进去,把四张五十元钞票塞进捐助箱里。

我照圣经所说,把所得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不知道为什么。我已经养成习惯,就像我上教堂也已成了习惯。我是搬进旅馆“定居”后不久就开始这样。

我喜欢教堂。我喜欢坐在那里思考。我坐在中间靠走道的位子。我想我在那里大概待了二十分钟,也许更久。

两千块钱从凯尔·汉尼福德那儿转到我手上,两百块钱从我这儿转到圣保罗的捐助箱里。我不知道这钱他们会怎么花。也许买食物和衣服分送穷人,也许买林肯轿车给牧师代步。我其实并不在乎他们怎么花。

天主教堂从我这儿拿到的钱比别人要多。不是我偏心,只是因为他们开门的时间较长。非周末的时间,基督教堂大部分都关着门。

天主教堂还有一个好处。可以点蜡烛。我出门时点了三根。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五的温迪·汉尼福德,一根给永远活不到二十一的理查德·范德普尔。还有,当然,一根给永远活不到八岁的埃斯特利塔·里韦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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