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其父王王位的查理一世,是个顽固的年轻人,而且毫无政治智慧或经验,他那君权神授的观念甚至比他父亲的还要厉害。

他还有个致命的不足,那就是缺乏决断和自信。不过,他也改良了宫廷礼仪,收藏艺术品,在某些方面和场合也表现得相当绅士。

但在其整个统治期间,他无疑是个不可靠的、完全不能信赖的人。

这些品质甚至在其刚上台就已经显露出来了。由于曾经向法国国王许诺如果他能够娶得亨莉雅妲·玛利亚,那么天主教徒将会在英格兰得到庇护,查理在正式完婚——而且还是委托代表结婚——之前都不敢召集议会。而在召开议会的时候,为了给与西班牙的战争争取到资助,他又同意恢复对天主教徒的迫害。在短短几个月内,他就尝试欺骗和回避议会及其岳父。而且他一辈子都是如此,真是个悲剧啊。

不过,议会对上述事情并不满意,也不愿意在欧洲大陆发动灾难性的远征,所以只给了少量拨款。而且议会提出,除非查理一世任命他们信得过的首相,否则不会给他拨付更多的资金。这实际上就是直接指向腐败、贪婪、无能但又能深深影响国王的白金汉公爵。国王拒绝了议会的请求并解散了议会;他不仅不愿意牺牲白金汉公爵,甚至认为如果他只能委派下议院喜欢的大臣的话,那他也就丧失了大部分专断权。正如后来的漫长历史所展示的那样,这条路最终将导致大臣个人负责制、内阁集体负责制和君主立宪制。我们不认为当时的下议院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要制定一部新宪法。

查理一世和白金汉公爵决定,如果他们能够通过掠夺满载而归的话,议会或许就会满足了。于是他们派出一支舰队去占领加迪斯,如果可能的话,也夺取那些每年从美洲运金银财宝回国的舰队。这次计划和实施都极其糟糕,最终丢尽颜面。这支部队毫无纪律可言,当他们登陆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占领加迪斯,反而都喝得酩酊大醉。而西班牙人的运宝船也成功抵达目的港。

努力建立大陆联盟的白金汉公爵,曾去到阿姆斯特丹协商并想通过典当王室的珠宝来筹款,但精明的荷兰银行家不愿意借钱给他们。于是,国王不得不再次召集议会。由于郡守们不得离开他们的郡,于是查理将那些他最畏惧的下议院领袖们委派为郡守,以防止他们参加议会。不过,在新领袖约翰·埃利奥特(Joh)的领导下,议会继续攻击白金汉,直至国王再次解散议会。

由于得不到拨款,查理要求他的国民为他捐赠礼物,但最后也没有得到什么东西。而后有人建议,尽管法律禁止国王没收其国民的财产,但他可以强迫他们发放贷款——而国王压根没想过要还这笔贷款。国王随即发出命令要求大家给予放贷,很多拒绝放贷的人仅仅因为国王和枢密院的命令就被关入监狱。

无可置疑,那个时期的议会对查理吝啬、小气,根本没有意识到国王那实实在在的财务需求。他们不知道国王和民众都为经济压力所困扰。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物价上涨极大地改变了所有生活、所有制度的经济结构。小麦的价格在1570~1648年间上涨了250%,而诸如此类的生活必需品价格上涨必然会对整个国家造成深远影响。甚至时至今日,经济失序都可能导致一个政府垮台并改变全世界,其影响更是要远远超出那些中世纪人们的认识。国王和所有人都饱受通货膨胀的折磨,并试图逃出这个财务泥潭,但他们发现自己已经陷入这个自己根本无法理解、无法解释的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欧洲大陆上的事务也开始变得糟糕起来。英格兰在巴拉丁奈特的战争中被打败;白金汉率军亲征雷岛以解救罗谢尔的胡格诺教徒,但被一支法国舰队彻底击溃;他回到英格兰时,带回的士兵已不到出发时的一半。

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二个国王查理一世面临的问题,除了宗教问题和大陆问题外,还包括那将盛行于英格兰法律中的基础理念。

其中又有两点。一是源自罗马法的,即国王是法律之源,他可以强迫法官制定和执行法律,也可以自己亲自作出决定。所谓的大主教法庭(包括星室法庭)就是这样干的。另一个是英格兰习惯法的理念,尤其是由首席大法官柯克发展起来的那个理念,即法律凌驾于国王和国民之上;当现行法律需要作出改变时,也只有议会才有权力作出修改。

在都铎王朝时期,这两套法律体系能够和平相处。这是因为两个亨利和伊丽莎白没有过多索取特权,也因为很多事情在大主教法庭都能够更加迅速、经济地解决,所以他们面临的反对力量很小。都铎王朝时期的星室法庭甚至还很受欢迎。

在斯图亚特王朝,局势发生了变化。君主索取的特权已经远远超出英格兰人民所能容忍的限度。但是,当查理一世在普通法庭中塞满自己人的时候,显然,所有法庭都可能变成大主教法庭了。在那些由于拒绝贷款给国王而被关入监狱的人当中,有五位骑士向王室法庭上诉,要求得到一张人身保护令。当被带到法庭的时候,他们才发现自己仅仅因为国王和枢密院的命令就被关入监狱,甚至根本没经过审判。他们要求进行审判并要知道自己为何被关起来,或是要求获得保释。但国王的律师表示,国王一直都有无需出示理由就囚禁国民的权力,只要国王认为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尽管法官未能就此作出裁决,但他们还是将这些骑士再次关入监狱。虽然查理不久就释放了这几位骑士,但他已经迫使英格兰人民去思考相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最终都在查理于1628年不得不召集的议会上公开讨论。

埃利奥特和托马斯·温特沃斯(ThomasWentworth)爵士都因为拒绝给国王贷款而被关入监狱。现在,他们成了下议院的领袖,但属于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埃利奥特是个乡绅,一心只为公共利益,而后来成为斯特拉福德伯爵的温特沃斯则想抛弃民众取悦查理国王。尽管在那个时候两人团结一致反对白金汉的贪婪、管理不善以及国王选择的方向;但值得注意的是,温特沃斯并不相信议会,他反而更信奉斯图亚特王室的政府理论——只不过,他认为查理因为将自身利益作为立足点而在实践中出错了。他和国王都强调有效率的管理而非管理理论。议会通常是无法提供高效管理的,温特沃斯认为国王最热爱这个国家,也最能够为之服务,最能带领这个国家克服所有困难。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也只有国王才能够行之有效地进行管理。我们现在已经再清楚不过,效率和自由并不一定能够共存。有些人偏向于效率,有些人偏向于自由。他们甚至对可能导致的结果都困惑不已。当温特沃斯最终抛弃议会、皈依国王这个“迷失的领袖”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国,他实际上只是想追求效率。

另一方面,埃利奥特则认为国王应该接受下议院的领导。如今下议院正在酝酿一个法案,即《权利请愿书》。这份请愿书主要由埃利奥特、柯克和塞尔登(Selden)等人起草,其中规定英格兰要废除戒严法、不再强制让士兵驻扎于人民家里、不再强制贷款给国王、没有议会的同意谁也不能课税、不能再以莫须有的罪名监禁人民等。查理想拖延着蒙混过去,但由于需要议会拨款,最终还是被迫让步并签署了这个法案。作为回报,他也获得了一笔巨额拨款并足以让他进行另一次远征——目的是给罗谢尔解围。

这次远征本打算由其心腹白金汉公爵领导,但在启航前,查理的这个宠臣就被暗杀于朴次茅斯。

不过,财务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依照过去的惯例,议会会给每个统治者某些关税,也即吨税和磅税;但查理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个待遇,因为他自己还在征税。议会现在同意按年度给查理拨款,同时依照《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在没有议会同意的情况下不可以征税。从《权利请愿书》的意义上来说,这是否是严格意义上的税种已没有实际意义,但如果国王愿意就能征税的话——实际上这已构成了王室收入的三分之一——那么他在没有议会的情况下也能过得很好。

宗教问题也开始涌现出来。查理曾经宣布将来不能公开讨论有争议的问题。这可气坏了下议院。当埃利奥特希望从议会权利的立场提起吨税和磅税——许多议员的货物都被征了这种税——这个问题的时候,另一个乡绅约翰·皮姆(JohnPym)大声呼吁议会不要那么狭隘而要从“国家的自由”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埃利奥特的动议最终获得通过,但当他们要求那些在海关扣押了货物的官员到下议院来听证时,国王拒绝了。

国王和下议院间发生了直接冲突,查理下令议会休会。但在休会期间,他并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议员们重新开会的时候,当下议院院长站起来宣读国王要求再次休会的命令时,他被推回到座位上,而埃利奥特接着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三项决议。

这些决议宣称,那些没经议会同意就对宗教、吨税和磅税进行改革的人,或是那些私自征税的人,都是国家的敌人,也是自由的背叛者。尽管这些决议引起了骚动,但后来在大门紧锁的议会里被再次宣读并得到热烈“赞同”。国王随即解散了议会。而当议员们冲出敞开的议会大门之后,下议院在接下来的十一年中都没有再召开过。国王和人民之间的斗争,最终以人民沉默、国王独裁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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