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日本女谍,叫井田樱子,长得绝色倾城,为日本王牌间谍,号称“帝国之花”。两度谋刺蒋委员长、收买国民政府高官、窃取吴淞口要塞军事情报、传送封锁江阴要塞绝密消息等,都出自这条美女蛇之手。她1909年出生在中国上海,其父是一名日本职业间谍。她从小就受到日本帝国武士道思想的熏陶。在其父的直接训导和培养下,井田樱子学会了打枪、骑马、唱歌、跳舞等初级本领。十三岁那年,她进入日本间谍学校,拜日本间谍头目土肥原贤二为师,除学习文化、外语(汉语、英语等),还学习通讯、爆破、化装、投毒等各种间谍活动本领。十七岁从间谍学校毕业后,到土肥原贤二领导的专业情报机构——日军陆军参谋本部第二部工作,被派遣到中国大连从事间谍特务活动。

三年后的1929年,为了让理论水平、实际经验都趋于完美的井田樱子发挥更大的作用,土肥原贤二将她从大连调到南京,意图打进国民政府心脏地带,获取最高级别的情报。

日本驻南京大使馆特务须磨弥吉郎领事,接受了安置井田樱子的任务。那时中日两国之间相互戒备如城,要打进国民政府内部并非易事。著名的“中国通”须磨弥吉郎冥思苦想三天,决定动用那个培植多年、一直没舍得启用的关系。

原来,须磨弥吉郎早年就读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班、同龄的中国同学叫黄浚,由于两人均爱好中国文化艺术,志趣相投,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期间就结为好友。

黄浚出身书香门第,祖父是清咸丰年间举人,父亲曾为清光绪朝的翰林。此人自幼随外祖父读书,四岁识字,七岁能诗,有“神童”之誉。留学日本归来后,曾在北洋政府任职,因精通日语、熟知日本风土人情,深得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汪精卫的赏识,担任行政院主任秘书,同时也是汪精卫的机要秘书。独生儿子黄晟在国民政府外交部任科长。

兴趣使然,两人早年结成同窗好友,纯为少年友情,各自并无利用关系。但事到如今,情况就不一样了。一个成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的职业间谍,一个成了中国中枢部门的要害人物。在南京重逢后,他们经常谈文论艺、宴饮赌博、寻花问柳。黄浚喜爱诗文,贪赌好色,但生活并不宽裕;须磨弥吉郎投其所好,赌博总是输多赢少,常馈赠食物古玩之类,因而结成至交。

这天下午,须磨弥吉郎打电话跟黄浚闲聊,其间长吁短叹似有心事。黄浚多次追问都欲言又止,最后双方约定当晚在秦淮河荡舟饮酒,排遣心中块垒。

当晚明月朗照,秦淮河里波光潋滟,秦淮两岸歌舞升平,笑声粲然。二人租了一支乌篷船,一边欣赏秦淮夜景,一边饮酒聊天。黄浚兴致颇高,手持酒杯站立船头,借着酒意吟诵唐代诗人杜牧的名句:

烟笼寒水月笼纱,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须磨弥吉郎眉头紧锁,埋头连喝闷酒。黄浚回到座位,默默地陪须磨弥吉郎喝了一杯酒。

“须磨君,你我两人虽不是一国人,但情同手足,亲如兄弟,理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不知老兄今天为何闷闷不乐?”

须磨一副难以启齿的样子:“黄浚君,你我两人,君子之交。相交相知二十年,从来没有私事相托,所以一时说不出口。”

“须磨君此言差矣!”黄浚感到豪情上涌,拍着胸脯说,“正因为此,兄弟才当鼎力相助,有何事但说无妨。”黄浚觉得该是还须磨一点人情的时候了。

须磨这才磨磨蹭蹭地说出事情的由来。原来他在上海有个姓廖的故友新近去世了,临终留下托孤信,求他为复旦读书的孤女找个工作。须磨尽管是中国通,但毕竟是外国人,要到南京好一点的地方工作,需要有面子的中国人介绍,并且作担保人。所以事过多日,一直有负老友所托,是以心中忐忑。

“小事一桩嘛,怎么不早说?包在我身上!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这个介绍人和担保人我一并当了。”黄浚大包大揽地说,“来来来,喝酒、喝酒!她叫什么名字?想到哪里工作?”

“咦,她叫什么名字来着?”须磨弥吉郎心中大喜,装模作样地想了半天,从衣兜里掏出一张小卡片,凑近眼前看了看,“廖——雅——权。”他把卡片递给黄浚,如释重负地说:“那就全靠你了!听说汤山招待所正在招服务员……”

“这个容易,那里我常去,人头上熟得很,过些日子就给你办妥。”

“那,我就代表故友感谢你了!”须磨弥吉郎站起来,恭恭敬敬地向黄浚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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