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领导,做决策一定要慎重。领导是领路人,决定着方向,也关乎着许多人的命运,做事绝不能凭一时之气,要充分调查研究,才能得出贴切实际的判断和结论,工作上才能不走弯路,才会减少这样那样的矛盾。从这点看,熊心并不能算是一个好领导,更不能算是一个成功的领导。放羊的那几年,其承继先祖的领导才干,估计也像野草一样,早被羊给吃光了。除了本身才能的局限和天生素质的限制,熊心之所以做这个决定,也有着当时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具体说,他有着三方面的变化:

一是身份的变化。熊心一开始的身份是傀儡,这个他自己也清楚。就是当一辈子傀儡,也好过放一辈子的羊,这个他心里更清楚。项梁在时,熊心乐得在后方安逸享受、坐享其成。项梁死后,他看到了翻身的机会,急忙迁都彭城夺取军事实际指挥权,还把项羽降格使用,这个事干得漂亮。但是项羽在跟随宋义北上救赵的过程中,因为和宋义政见不合,一气之下杀了宋义,也没请示熊心,而是先斩后奏,控制了局面,才“报命于怀王”。熊心见木已成舟,也没说什么,又重新下文,任命项羽为上将军,代替宋义执行北上救赵的任务。到这时,其实形势已然再次发生了变化。熊心派出去的两路人马,宋义这路已完全归属了项羽。这样,熊心当初费尽心机夺回来的军事大权就大打折扣了,最起码,两路人马之中,项羽这一路他已不能完全掌控。也就是说,熊心对于项羽来讲,又恢复了其最初的傀儡身份。

二是情感的变化。对于和项羽之间关系的变化,熊心不可能没有察觉。本来他和项羽之间就有疙瘩,这次项羽先斩后奏,熊心就更有意见了。但是,一则,项羽业已掌控了军权,生米煮成了熟饭;二则,也怕节外生枝,引起兵乱,他控制不了项羽;三则,北上救赵前途未卜,项羽未必能活着回来,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四则,项羽毕竟还向他做了汇报,也算给了他个台阶下。基于这几点考虑,熊心尽管内心波澜起伏,最后还是遂了项羽的心愿,做了个顺水人情。但如此一来,熊心对项羽就有想法了,更加剧了之前的坏印象。这也是后来项羽为关中王一事请示熊心,熊心会毫不犹豫地说“如约”,将那个错误命题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因。最起码在感情这个天平上,熊心更倾向于刘邦这边。因感情而维护命题,本身就是不理性、不客观的。更何况这本就是一个错误的伪命题。

三是思想的变化。一个人不怕什么都没有,怕的是失去之后再拥有,拥有之后又失去。这个大起大落的过程,会让人的思想发生很大改变。熊心经历的就是这样一个过程。熊心一开始是个“为人牧羊”的穷小子,蓝天白云,山坡绿草,倒也优哉快活,没想到会被人寻去做了大王,一下从地狱到天堂,颇找回了失去多年的先王威风。尽管熊心知道这些威风是项梁施舍给他的,是项梁在利用他,但他仍然满足,起码比每天闻那羊膳味儿好多了。项梁死后,熊心掌控军权,实实在在地当了说了算的大王。那时楚国在军事上处于低谷,但对于熊心个人来说,感觉却是最爽的时候。

可惜这种情况没能维系多久,本来已经被他压制住的项羽,却先斩后奏,夺了宋义的兵权,他不得不任命项羽为新的统帅,他的领导权威开始受到严重的挑战。而后项羽大败章邯,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心甘情愿归于项羽麾下,熊心明白,他的权威已不复存在了。但此时熊心已然利欲熏心,他看不清形势的变化,或者看清了却不愿意相信和认可。他依旧怀念着颐指气使、一言九鼎的往昔岁月,依旧把自己说过的话当成圣旨,继续强调着最初的那个伪命题,这无异于在项羽和刘邦的矛盾中又添了一把火。

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变化,才有了“王关中”的伪命题和对伪命题的坚持,才导致了一系列事情的发生。

熊心的错误就在于:他把政治想得过于天真。熊心唯一当机立断而又作出正确判断的,是项梁死后夺取兵权,但他不知道这种仓促夺来的权力并不牢靠。楚国本就是各方反秦势力汇聚起来的一个松散整体,要想实际掌控,绝不非朝夕之功。他所重用的宋义,并没显示出过人之处。而他对项羽的排斥态度,更是埋下了日后矛盾的隐患。这些都是政治上的失误。

熊心的错误还在于:他太把自己当回事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兵分两路,他一路也没跟着,仍旧坐镇彭城。如果他跟着其中一路,宋义(后来是项羽)或刘邦,那么所有的胜利都可以解释为王者的威风,他的威信也会大大提高。如果跟着宋义一路,项羽未必杀得了宋义,即便杀了,项羽也未必不会听他的。如果跟着刘邦一路,最后灭秦的功劳就是他熊心的。结果他偏偏选择做甩手掌柜,坐享其成,等着前线将士拼死拼活打了胜仗回来,向他跪拜复命,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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