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会谋杀

我是唯一在再会村下火车的人。

一个男人从候车棚里冒着雨走过来。他个头很小，脸又黑又扁，戴了顶灰色防水鸭舌帽，穿了件灰色军装式样的外套。

他没看我，只是看着我手里的旅行箱和旅行袋，快步向前，小碎步一颠一颠的。

从我手里接过行李时，他一句话也没说。我问：“卡瓦洛夫家来的？”

他已经背对着我了，拎着行李向一辆棕色施图茨轿车走去，那车停在碎石铺成的车站月台旁边的路上。他只是朝着施图茨点了两次头，算是回答我的问题，没回头，也没停下他一颠一颠的半跳跃式脚步。

我跟着他向车走去。

只开了三分钟我们就穿过了小村庄，上了一条往西进山的路。在雨中，那条路看起来好像海豹的后背。

扁脸男人在赶时间，我们匆匆碾过路面，很快开过了坐落在山边的最后一栋小屋。

不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黑得发亮的路，拐上一条朝南的一直通到山顶的灰色林荫路。每走一百英尺左右，我们就进入一个由两边遮天蔽日的树枝形成的隧道。挂在树枝上的雨一大滴一大滴地落下来，叮叮咚咚地砸在施图茨的车顶上。在这些隧道里，雨蒙蒙的下午几乎变成了漆黑的深夜。

扁脸男人开了灯，加快速度。

他直挺挺地坐在方向盘后面，我则坐在他后面。在他的军装领子上方，水汽在脖子后面剪得短短的头发上凝成小小的发亮的水珠，有可能是雨，也有可能是汗。

我们开进了其中一个隧道。

扁脸男人猛地向左甩了一下头，尖叫起来：“啊——啊——啊！”

这声音绵长、颤抖、尖利，充满了恐惧。

我跳起来，弯腰向前看他出了什么事。

车子猛地一转向，又向前一冲，把我甩回位子上。

从侧面的车窗，我瞥见一个黑糊糊的东西躺在路上。我猛地转头，想试试没有被雨水弄得特别模糊的后窗。

我看到一个黑人仰面躺在左边靠近路沿的地方。他的身体拱起来，仿佛重量都在脚后跟和后脑勺上。不短于六英寸的刀柄在他左胸上方直直地立在空中。

等我看到这些时，我们已经转了个弯出了隧道。

“停下！”我对扁脸男人叫道。

他假装没听到，施图茨在路上画出一道棕色线条。我把一只手放在他肩膀上。

他的肩膀在我手下扭动，然后他再次大叫“啊——啊——啊”，仿佛抓住他的是那个死掉的黑人一样。

我从他肩膀上伸过手关了发动机。

他放开方向盘，两只手死死地抓着我，嘴里语无伦次地发出噪声，不过全是我听不懂的话。

我一手搭上方向盘，另一只前臂卡住他的下巴。我紧紧地靠着他的椅背，整个上半身的重量都压到他头上，把他的头狠狠地压在方向盘上。

如此这般折腾一番，再加上老天帮忙，施图茨停下来时终于没有离开路面。

我放开扁脸男人的头问道：“你他妈的怎么回事？”

他翻着白眼看我，哆嗦着，一句话也没说。

“掉头，”我说，“我们回去。”

他的头急切地摇着，好像很绝望，嘴里又发出更多噪声。也许是连贯的词句，如果我听得懂的话。

“你知道那是谁吗？”我问。

他摇头。

“你知道！”我咆哮道。

他摇头。

这时我已经开始怀疑，不管我跟这家伙说什么，他都只会以摇头回答。

我说：“那你别开车了，我开回去。”

他打开车门爬出去。

“上车！”我叫他。

他往后退，摇着头。

我骂了他几句，滑到方向盘后头，说道：“好吧，在这儿等我。”然后狠狠关上车门。

他慢慢地往后退着，翻着白眼的眼睛惊惶地看着我倒车，掉头。

我开回去的距离比想象的要远，大约一英里。

我没找到那个黑人，隧道里空空的。

要是我知道他躺的确切地点，也许能看到点蛛丝马迹，知道他是怎么被人搬走的。但我刚才没来得及看清周围的环境，所以现在有四五个地方看起来都像现场。

借着车灯的光，我从隧道左边这一头找到另一头。我没找到血迹，没找到脚印，没找到任何能证明有人在路上躺过的痕迹；我什么也没找到。

这会儿天太黑，我已经不可能去树林里搜了。

我回到离开扁脸男人的地方。

他不见了。

看来卡瓦洛夫先生觉得需要一个侦探也许还真有他的道理，我心里想。

我从扁脸男人遗弃我的地方再往前开了半英里，把施图茨停在挡在路中间的一扇钢制格子门前头。门从里面锁上了，两侧都是高大的树篱，一直蔓延到林子里。在左边的树篱顶上，一栋棕色屋顶的小房子的上半部隐约可见。

我按了按施图茨的喇叭。

喇叭声把一个十五六岁的腼腆男孩引到了大门的另一边。他穿了一条洗得发白的斜纹裤和一件乱糟糟的条纹毛衣。他没走到路中间，只是站在一边，一条胳膊藏在树篱后面，仿佛拿了什么东西不让我看到。

“是卡瓦洛夫家吗？”我问。

“是的，先生。”他不自在地说。

我等着他开锁，他没开，站在那里，仍然带着那种不自在的神情看着车子跟我。

“拜托，先生，我能进去吗？”我说。

“你是做什么的——你是谁？”

“我是卡瓦洛夫找来的人。要是不让我进去的话就告诉我一声，我也好赶六点五十分的火车回旧金山。”

男孩咬着嘴唇说：“等等，看我能不能找到钥匙。”说完他就消失在了树篱笆后头。

他消失了很长时间，足够找什么人问话了。

他回来时，开了大门的锁，啪的一声拉开门说：“可以了，先生，他们在等你。”

我开过大门时，看到左前方一英里左右的山顶上有灯光。

“就是那幢房子吗？”我问。

“是的，先生，他们在等你。”

在男孩刚才隔着大门跟我讲话时的位置旁边，有一把双管猎枪靠在树篱上。

我谢了男孩，继续开下去。那条路从农田蜿蜒到山顶，道路两旁每隔一段距离都种了又高又细的树。

这条路终于把我带到一栋建筑前面，它在暮色里看来像是堡垒和工厂的混合体。这楼是混凝土的。想象一下，把一堆大小不同的矮胖圆锥体拿来，尖顶磨圆一些，最大的放在中间，其他的不完全按照体积，而是结合小山的地形放在四周——这就是卡瓦洛夫房子的模型。窗户是钢框的，不过没几扇，也没有任何两扇是互相平行或垂直的。有几扇里面点了灯。

我从车里出来时，屋子窄窄的前门开了。

一名五十开外的小个子红脸女人走出来。她退色的金发一圈圈盘在头上，穿了件高领紧袖灰色羊毛裙子，笑的时候嘴咧到了耳根底下。

“你是城里来的先生？”她问。

“是啊，我在过来的路上把你家的司机弄丢了。”

“上帝保佑你，没关系。”她和气地说。

一个瘦男人从她身边走过来，薄薄的黑头发贴在头皮上，消瘦的脸颊满是忧虑。他接过我从车里拿出来的行李，拎进屋里。

女人站在一旁等我进去。她说：“我觉得你肯定想先洗漱一下再吃晚饭。动作快一点的话，他们不会介意多等你几分钟的。”

我说：“好，谢谢。”然后等着她再次领着我上了组成这栋楼的某个圆锥体内部的一截楼梯。

她把我带到二楼的一间卧室，那瘦子正在帮我从行李里往外拿东西。

“需要什么，吩咐马丁就是了。收拾好了之后请你直接下楼。”她在门口叮嘱我。

我答应了一声，她走了。我脱下外套、背心、假领子和衬衫时，瘦子已经收拾好行李了。我告诉他我不需要别的。我在隔壁的浴室洗了一把脸，换上干净的衬衫、领子、背心、外套，然后下楼。

宽大的走廊空空的，声音从左边一道打开的门里传过来。

有个重鼻音的哼哼唧唧声在抱怨：“我可不想忍了，我受不了了，我不是小孩儿了，我忍不了。”

他把t的音发得有点重，但又没重到听起来像d。

另外一个男低音挺活泼的，不过有点粗哑。他愉快地说：“我们明明都在忍了，你说不忍有什么用？”

第三个声音是女声，软软的，平平的，一点儿精神也没有。她说：“不过也许他的真杀了他呢。”

哼哼唧唧声说：“我不管，我忍不了了。”

男低音跟先前一样愉快地说：“噢，你忍不了了啊？”

走廊更远处有门把手在转，我可不想给人逮着在那儿偷听，于是向开着的门走去。

我站在一间天花板很低的椭圆形房间的门口，里面的家具和摆设是灰、白、银三色。两男一女正在里头。

那个年纪较大的男人——大约五十几岁——从一把深灰色椅子上站起来，朝我隆重地鞠了个躬。这人体态丰满，中等身高，头全秃了，皮肤很黑，眼睛颜色很浅。他留了两撇打了蜡的灰色八字胡和凌乱的帝王式络腮胡。

“卡瓦洛夫先生吗？”我问。

“是的，先生。”他是那个哼哼唧唧的声音。

我说了我是谁，他握了握我的手，然后把我介绍给其他人。

女人是他女儿，大概三十岁。她有着和父亲一样丰满的小嘴，不过她的眼睛是深色的，鼻子又短又直，皮肤几乎透明。她的脸有亚洲味：漂亮、消极、无知。

男低音是她先生里戈，比她大六七岁，不高也不胖，不过体格健壮。他左胳膊上吊着石膏，右手的关节青紫。他的脸瘦削、骨感、机灵，明亮的黑眼睛周围有很多皱纹，还有张和气的线条突出的嘴。

他向我伸出淤青的手，抖了抖绑着绷带的胳膊，咧嘴笑道：“抱歉你错过了这个，不过以后受伤的就该是你了。”

“怎么回事？”我问。

卡瓦洛夫举起一只胖手。

“饭后有的是时间讨论，先吃饭吧。”他说。

我们进了一间小小的绿色与褐色相间的餐厅，里面一张小方桌上已经摆好了餐具。桌子正中间放了高高的银色烛台和一个装满兰花的银色篮子，我隔着花坐在里戈对面。里戈太太坐我右边，卡瓦洛夫坐我左边。卡瓦洛夫坐下时，我看到他屁股上的兜鼓了起来，看形状是把自动手枪。

两名男仆在侍候我们吃饭。一大桌子菜，而且全都做得很好吃。我们吃了鱼子酱、某种肉汤、小鲽鱼、土豆黄瓜冻、烤羊肉、玉米、长豆角、芦笋、野鸭、玉米糕、朝鲜蓟和西红柿沙拉，还有橘子冰。我们喝了白酒、勃艮地红酒、薄荷奶油咖啡。

卡瓦洛夫大吃大喝，我们也没客气。

首先违背卡瓦洛夫下的“饭后才可以讨论麻烦事”的命令的人正是他自己。他喝完汤，放下勺子，说：

“我不是小孩子，我不会被吓到的。”

他眨巴着忧虑的浅色眼睛，挑衅似的看着我，嘴唇在八字胡和皇帝髭中间撅起来。

里戈愉快地看着他。里戈太太一脸平静，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有什么好怕的？”我问。

“没什么，除了一堆傻事，毫无意义的诡计和戏法外，也没什么了。”卡瓦洛夫说。

“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个声音在我肩膀上方嘟囔道，“不过我看到了就是看到了。”

发出声音的是服侍晚餐的一个仆人，脸色发黄的年轻人，长着一张窄窄的、嘴唇松弛的脸。他讲话时有种压抑的固执，眼睛一直看着帮我上的饭菜，说话时头都没抬。

虽然都听到了，但没人在意这仆人说了什么。我把脸再次转向卡瓦洛夫，他正拿着叉子剔除小鲽鱼边沿的刺。

“什么样的诡计跟戏法呢？”我问。

卡瓦洛夫放下叉子，手腕搁在桌沿上，双唇抿了抿，身体对着我前倾。

“假设，”他眉头皱起来，光秃秃的头皮拉扯着，“假设你十年前伤害了某人，”他猛地转了一下手腕，掌心朝上贴在白色桌布上，“是平常做生意的那种伤害，你懂吗？完全是为了钱，一点儿个人恩怨也没有，你甚至都不怎么认识他。再假设都过了十年了，他跑来跟你说：‘我要亲眼看着你死。’”他两手翻过来，手心朝下，“嗯，你会怎么想？”

“我想我不会因为他的缘故就急着去死的。”我答道。

他脸上的急切消失了，只剩下一片空白。他朝我眨了一会儿眼睛，然后开始吃鱼。吃

完最后一片小鲽鱼，他又抬头看我。慢慢地摇了摇头，嘴角耷拉下来。

“这个回答不好，”他耸耸肩，伸开手指说，“不过你得对付这位跟我玩猫捉老鼠的上校，我花钱请你来就是为了这个。”

我点点头。

里戈微笑起来，轻轻拍了拍他绑着绷带的胳膊说：“希望你运气比我好。”

里戈太太伸出一只手，尖尖的指甲碰碰她先生的手腕。

我问卡瓦洛夫：“这个所谓的‘我造成的伤害’到底有多严重？”

他撅起嘴唇，右手挥动了一下。

“呃，哎，把他给毁了。”

“这么说，我们可以肯定你的上校是来真的啦？”

“老天爷！我可不希望他弄折我的胳臂是闹着玩的。”里戈丢下他的叉子说。

在我身后，那个脸色发黄的仆人跟他的同伴说：“他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觉得上校来真的。”

“我听到了。他可真要帮大忙了。”另一个闷闷不乐地说。

卡瓦洛夫用叉子敲了敲盘子，对两个仆人怒目而视。

“闭嘴，”他说，“烤肉呢？”接着又用叉子指着里戈太太说，“没看到她杯子里没有酒了？”他看着叉子抱怨道，“看看他们是怎么对待我的银器的，足足有一个月没有好好打理了。”他伸出叉子给我看。

然后他放下叉子，把盘子推开，好腾出地方把胳膊搁在桌上。他耸起肩膀，上身前倾，不停地唉声叹气，浅色眼睛请求似的瞪着我。

“听我说，”他哼哼唧唧地说，“我有那么笨吗？如果用不着侦探，我会大老远从旧金山请人？如果用不着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侦探，我会付你那么高的价？其实只用给你的一半的钱，我就能找到一堆好侦探！如果这个上校不是危险到家的话，我会请这么贵的侦探？”

我没说话，神情专注地静静坐着。

他继续哼唧着说：“听着，这可不是愚人节玩笑，这个上校真想置我于死地。他来这儿就是为了杀我。没人管的话，他铁定会杀了我。”

“目前为止他都做了什么呢？”我问。

“这不是重点。”卡瓦洛夫不耐烦地摇摇他的秃头，“我不是要你把他做过的事都抵销了，我是要你防着他别杀我。目前为止他做了什么？呃，他把我的人都吓得要死，弄断了多尔夫的胳膊。要是你非知道不可，他到目前为止就做了这些。”

“这事儿有多久了？他来这儿多久了？”我问。

“一个星期加两天。”

“你的司机跟你说起我们在路上看到的黑人没有？”

卡瓦洛夫的嘴撅起来，慢慢地点点头。

“我回头找的时候，他不见了。”我说。

他长出了一口气，激动地叫道：“我可不在乎什么黑人什么路，我在乎的是别给人宰了。”

“你跟警察报案了吗？”我问，装着没被激怒。

“报了，有什么用？他威胁我了吗？呃，他是跟我说了，他来这儿是为了亲眼看着我死。从他嘴里说出来，还有他说话的语气，就是威胁。可对警察来说这不算威胁。他把我的人吓坏了。我有证据吗？警长说我没有。太荒唐了！我需要证据吗？我不清楚吗？非要他在他带来的恐慌上留下指纹吗？所以警察的结论是：我们会留只眼睛注意他的，听好了，他说‘一只眼睛’！包括仆人跟农场雇工，我这儿有二十个人，四十只眼睛呢，可他还不是来去自如。一只眼睛！”

“里戈的胳膊又是怎么回事？”我问。

卡瓦洛夫不耐烦地摇摇头，开始又急又快地切起他的羊肉来。

“这事儿不怨他，是我先动手的。”里戈看着淤青的关节说，“我没想到他那么厉害，也许我老了。不管怎么说，在他碰我之前，有一打人看到我揍他的下巴了——大中午，在邮局前当众表演的。”

“这个上校是什么人呢？”

“不是他打的，是那个黑鬼。”那个脸色黄黄的仆人说。

里戈说：“他叫谢里，休·谢里。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英国驻开罗军需部的上校。一九一七年，说来是十二年前，准将——”他朝他岳父点点头，“在做军需品的投机生意。谢里应该去前线，他不适合坐办公桌，他胆子太大。有人说了，如果谢里没那么大胆的话，准将就不会赚那么多钱。虽然知道谢里没有中饱私囊，他们请准将走人时，还是给谢里发了钱，把他也打发了。”

卡瓦洛夫从盘子上抬起头解释道：“战时生意就那样，要是我做了什么可以让他们抓住我不放的事，他们肯定不会让我走。”

“而现在，在你让他灰头土脸地被军队开除了十二年后，”我说，“他来到这里，威胁要杀你。你信了，然后开始在你的人当中散布恐慌。是这样吗？”

“不是这样，”卡瓦洛夫哼哼唧唧道，“完全不是这样。他被军队踢出去可不是因为我。我是生意人，哪儿有钱赚我就上哪儿。有人让我赚了钱，又惹恼了他自己的上司，那关我什么事？再说了，我也不相信他真打算杀我，这个我知道。”

“我只是想理清头绪。”我说。

“没什么头绪好理的。有人打算杀我，我花钱请你来不要让他得逞。事情不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我同意道，不想再跟他争下去了。

卡瓦洛夫和里戈抽雪茄，里戈太太和我对着薄荷奶油咖啡抽烟。正在这时候，穿着灰毛衣的红脸金头发女人走了进来。

她动作急匆匆的，眼睛大睁着，很黑。

“安东尼说北边田里起火了。”她说。

卡瓦洛夫把他的雪茄咬断了，看着我。

“怎么去那儿？”我站起来问。

“我带路。”里戈也站起来说。

“多尔夫，”他太太抗议道，“你的胳膊。”

他温和地朝她笑笑说：“我不动手，我只是跟去看看专家怎么处理这种事。”

我跑上楼去拿帽子、外套、手电筒跟枪。

我下楼时，里戈夫妇已经等在前门了。

里戈穿了件暗色雨衣，扣子紧紧扣住他受伤的胳膊，左手袖子空荡荡地晃着。他右臂环住他太太，她两只赤裸裸的胳膊都吊在他脖子上，使劲往后仰着；他往前压在她身上，两人的嘴黏在一起。

我后退几步，等再现身时，我用脚弄出了更大的动静。他们俩在门口分开，站着等我。里戈喘得厉害，好像跑了很远似的。他把门打开。

里戈太太跟我说：“我丈夫是个笨人，请不要让他太莽撞了。”

我说了不会，然后问他：“需要带个仆人或者农场雇工去吗？”

他摇摇头。

“没躲起来的跟躲起来的一样不中用，”他说，“他们的胆子都给吓破了。”

他跟我出去了，留下里戈太太在门口看着。当时雨已经停了，不过头上那团黑云预示着马上会有更多。

里戈带着我绕到房子的侧面，沿着一条小路下山，穿过灌木丛，路过一条浅浅的峡谷里的一组小房子，然后斜穿过另外一座更矮的小山。

这条小路被雨水浸透了。到了山顶我们离开小路，跨过一道铁丝门，穿过一片刚刚收割过的又黏又湿的农田。我们走得很快，黏滑的泥土、闷热的晚风，再加上外套，这趟路下来我们浑身是汗。

穿过那片农田后，隔着树林我们就看到了火光，是一丝晃动的橘色光芒。我们爬过一道矮矮的铁丝网，穿过树林。

有什么东西穿过我们头上的树叶，发出哗啦啦的响声，从左边传来，然后结结实实地撞上我们正右方的一棵树干，接着掉在树下软软的土上，扑通一响。

左边传来笑声，狂野瘆人。

笑声不可能离我太远，我寻声而去。

火光太小，离得又太远，对我基本没什么用处，树丛间几乎漆黑一片。

我不是被树根绊倒，就是撞在树干上，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找到。手电筒对发出笑声的那个人更有利，所以我只拿在手里，没打开。

等我跟自己玩腻了捉迷藏以后，我便穿过树林到了另一侧的田里，向火光走去。

那火是在农田的另一头点起的，离最近的一棵树也有将近十二英尺的距离。烧的是雨水没淋到的枯树枝，我到时差不多烧完了。

火堆两边有两根带树杈的短树枝插在地里，两根树杈上搭了一段绿色树苗。摊在树苗上，吊在火中的是只十八英寸长的死狗，无头无尾无足无皮，而且从正前方劈开。

地上几英尺以外扔着棕色粗毛小狗的头、毛皮、脚、尾巴、内脏，还有许多血。

火边有几根干树枝，折成方便燃烧的长度。里戈从林子里过来加入我时，我把树枝丢进火里。他手里捧了个葡萄柚大小的石头。

“看清长相了？”他问。

“没有，他笑着跑了。”

他把石头递给我说：“打我们的就是这个。”

光滑的灰色石头上用红笔画了圆圆的空洞的眼睛，一只三角鼻子，还有张咧着龇出很多牙的嘴——一个粗糙的骷髅头。

我伸出一根手指头抠了抠一只红眼睛，说：“蜡笔。”

里戈瞪着火上滋滋作响的死狗和地上的零碎。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我问。

他咽了口口水说：“米基是条非常好的小狗。”

“你的？”

他点点头。

我拿着手电筒在周围转了转，发现了一些脚印，如果也算脚印的话。

“有发现吗？”里戈问。

“有，”我指了一个脚印给他看，“脚上绑了破布踩的，没用。”

我们再次转向火堆。

“又是一场表演。”我说，“不管是谁杀了小狗，又给它开肠破肚，准是个老手。他很清楚那样烤它绝对吃不得。里头还没热，外头已经烧焦了。而且他那样搁竿子，一翻过来狗准会掉下去。”

里戈皱紧的眉头舒展了些。

“那样好一点，”他说，“有人宰了它已经够残忍的了，再想到吃了它，或者有这打算，我就更受不了了。”

“他们没吃，”我跟他保证说，“纯属表演。就是这种事一直发生？”

“对。”

“这是干什么呢？”

他闷闷不乐的引述卡瓦洛夫的话说：“猫抓老鼠上校。”

我给他根烟，自己也拿了一根，然后用火堆里带火的树枝点上。

他抬头看了看天说：“又下雨了，我们回家吧。”可他人还站在火边，瞪着烤着的死狗。焦肉在我们四周发出很浓的臭味。

“你还没把这当回事吧？”过了一小会儿，他小声问道，用的是实事求是的语气。

“这个设计很好玩。”

他用同样小的声音继续说：“你把他当成疯子好了。他是个在乎荣誉的人，所以当初在开罗，我们只是耍了他一把，但没敢贿赂他。用不了十年，坏名声就有可能把那样的人击垮的。他躲起来，自己闷头想了那么久。打击一来，不是举枪自尽就只有现在这样了。刚开始我跟你一样，”他踢踢火堆，“觉得这事儿没道理。不过现在我笑不出来了，除非米丽安和准将在身边。他刚来时，我压根不相信对付不了他，我在开罗可对付得挺好的。后来我发现事情不妙，就有点失控，跑去跟他理论。呃，也没理论出个结果。就是没道理，事情才这么糟。在开罗时，他刮胡子前要先梳头，好在镜子里看到一张整洁的脸。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得先跟他谈谈。”我说，“他住在村里吗？”

“他在山上有间小屋，拐到大路上，左边第一栋就是。”里戈把烟丢进火里，咬着下唇凝神看我，“我不知道你跟上校合不合得来。跟他可不能开玩笑，他听不懂，而且会因此不信任你。”

“我会小心的，”我承诺道，“给这位谢里钱没用吗？”

“呸，没用，”他轻声说，“他疯得太厉害了，不收钱。”

回屋以前，我们把死狗拿下来，把火踢散，踹进烂泥里。

第二天早上，清亮的阳光照得乡下新鲜明亮，一股暖暖的微风吹干了土壤，追着空中棉花样的云朵四处飞散。

十点钟，我向谢里上校家走去，毫不费力就找到了他的房子。那是一栋粉红色灰泥墙的小平房，土红色屋顶。一条石子路从大路过来通向那里。

整个平房前面是铺了瓷砖的阳台，阳台上放了一张铺了白色桌布的桌子，上面摆了两份餐具。

我还没来得及敲门，一个穿着白外套的瘦瘦的黑人就把门打开了。他看来更像个大孩子，五官比大部分美国黑人都单薄；鹰钩鼻，样子挺聪明，讨人喜欢。

“像你那样躺在那么湿的路上，就算没被车轧了，也会感冒的。”我说。

他笑起来，嘴一直咧到耳朵，露出很多健康的黄板牙。

“是的，先生，”他一边鞠躬，一边说话，嘶嘶的卷舌音很重，“上校等你吃早饭呢。你坐，先生，我去叫他。”

“没有狗肉？”

他又咧嘴笑起来，猛地摇摇头。

“没有，先生。”他举起他的黑手，扳着指头数起来，“有橙子熏鲱鱼、烧烤腰花、鸡蛋、橘子酱、吐司，还有茶和咖啡。没有狗肉。”

“好。”我说，在阳台一把有扶手的柳条椅子上坐下。

谢里上校出来以前，我还有时间点上一根烟。

他是个憔悴的瘦高个儿，四十岁。中分的沙黄色头发服帖地趴在他的小脑袋上，脸晒得很黑。他的眼睛是灰色的，下眼睑的线条像尺画的一样直。在刮得短短的沙黄色八字胡下面，他的嘴是另一条硬硬的直线。法令纹像裂口一样从他的鼻翼伸到嘴角，还有两条同样深的皱纹从两颊伸到尖尖的下巴骨上。他在沙黄色的睡衣裤上套了条鲜艳的法兰绒条纹浴袍。

“早上好，”他高兴地说，跟我敬了半个礼，没表示想握手，“不用站起来，马库斯的早饭还得等几分钟才能好。我是夜猫子，我做了个很恐怖的梦。”他刻意懒懒地拖着长腔，“我梦到西奥多·卡瓦洛夫的脖子从这里割到这里。”他用骨瘦如柴的手指在耳朵底下比画着，“真是血淋淋的，惨不忍睹。他一边流血，一边尖叫，那头猪。”

我朝他咧嘴笑笑，问道：“你不喜欢那样？”

“噢，他脖子给割了当然再好不过了，不过他一边流血一边尖叫，实在是恶心。”他耸起鼻子嗅了嗅，“这里有忍冬花？”

“闻起来像。你威胁他时，就是打算割他的脖子吗？”

他继续拉着长声说：“我威胁他的时候，亲爱的朋友，我可真没那种想法。当时我人在乌贾，阿尔及利亚边界附近的一个臭气熏天的摩洛哥小城。有天早上橘子树跟我说起话来。它说：‘去美国加州的再会村吧，能亲眼看着西奥多·卡瓦洛夫死掉。’我觉得这个主意好极了。我跟那个声音道谢，要马库斯收拾东西，然后就来了。我一到这儿就跟卡瓦洛夫说了这件事。我本以为他会马上死，那我就不必耗在这儿等了。可他没有，而且时间又太晚了。我很后悔没问那声音确切的日期，我不喜欢在这儿浪费好几个月。”

“所以你就想办法要加快速度？”我问。

“请你重复一遍。”

“恐吓。石头骷髅头、烤狗肉、失踪的尸体。”我说。

“我在非洲待了十五年，”他说，“我对橘子树的声音深信不疑，那里头可没人耍花样，你用不着把那些事跟我联系起来。”

“马库斯呢？”

谢里摸摸刚刮的脸，回答道：“有可能，他对那种比较粗鲁的非洲胡闹玩意儿有着不可救药的爱好。你如果有确切证据证明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我就抽他一顿。”

“如果我逮着他做了出格的事，”我说，“我会自己抽他的。”

谢里向前倾了倾，压低嗓门小心翼翼地说：“确定你稳稳当当地逮着他以前，不要让他起疑。他那两把刀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会想办法记住的。橘子树的声音没提到里戈吗？”

“没必要。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黑人小伙子马库斯捧着食物走出来。我们转到桌子边，我开始吃我的第二顿早餐。

谢里不知道橘子树上跟他讲话的声音是不是也跟卡瓦洛夫讲了话。他说他问过卡瓦洛夫，可是没得到满意的答案。就他所知，会跟某人宣告他敌人死亡的声音，通常也会警告那个将死的人。“就我所知，那是传统做法。”他说。

“这我可没概念，”我说，“我会想办法帮你查清楚，也许我也该问问他昨晚梦到什么了。”

“今天早晨他看起来像做过噩梦吗？”

“不知道，我走的时候他还没起床呢。”

谢里的眼睛变成热辣辣的灰点。

“你的意思是你根本不知道他今天早晨身体怎么样，是活着还是死了，我的梦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问。

“对啊。”

他嘴巴的强硬线条松懈成缓缓的喜悦的笑容。

“老天爷啊，这可太好了，我以为——瞧你刚才那模样，好像很肯定我只是做了一个非常荒唐的梦，一点意义也没有。”他说。

他大声地拍起手来。

黑小伙马库斯从门里砰的一声弹出来。

“收拾东西，”谢里下令道，“光头已经完蛋了，我们走人。”

马库斯鞠了个躬，笑着退回屋里。

“你是不是最好再等等，确定一下？”我问。

“我确定，”他拉着长音说，“跟橘子树的声音一样确定。没什么好等的了，我已经亲眼看着他死了。”

“在梦里。”

“是梦吗？”他漫不经心地问。

十到十五分钟后，我走了。马库斯在屋里发出乒乒乓乓的响声，听起来像是真的在收拾东西。

谢里一边跟我握手一边说：“很高兴和你共进早餐。等你有机会去北非工作的时候，我们再见面。代我向米丽安和多尔夫问好，我没办法真心实意地跟他们致哀。”

从平房里走出来，觉得他们看不到我以后，我就离开大路，上了山边的小路，看看有没有更高的地方可以监视谢里的住处。我找到一个小据点，是栋破破烂烂的空屋子，位于东北方向的一个小山梁上。从空屋的前廊可以看到那平房的整个前面、侧面的一部分，还有石子路的大部分，包括它跟大路连接的部分。肉眼看去是嫌远，不过有望远镜就完美了，而且前头还有茂盛的树丛当屏风。

等我回到卡瓦洛夫家时，里戈正坐在树下一张芦苇编的椅子上，那椅垫颜色真鲜亮。他手里拿着一本书。

“你觉得他怎么样？”他问，“疯了吗？”

“不是很疯。他要我代问你和里戈太太好。胳膊怎么样？”

“很不好，昨天晚上一定淋了很多雨，弄得我一整夜都疼得要死。”

“你看到猫抓老鼠上校了？”卡瓦洛夫哼哼唧唧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还满意吗？”

我转过身，看到他从屋子旁边的一条小路上走过来。今天早晨他脸色发灰，不过在他的V字领上面，我看到他的脖子还没有被割开。

“我走的时候，他在收拾东西，要回非洲去。”我说。

那天是星期四，没发生别的事。

星期五一大早，我卧室的门就嘭的一声被推开了，吵醒了我。

瘦脸门房马丁冲进我房间，开始摇我的肩膀。虽然他到床边时我已经坐起身了。

因为恐惧，他的瘦脸蜡黄蜡黄的，很难看。

“出事了，噢，老天，出事了。”他断断续续地说。

“出什么事了？”

“出事了，出事了。”

我把他推到一旁，下了床。他猛地转身，跑进我的浴室。我把脚伸进拖鞋时，听到他在吐。

卡瓦洛夫的卧室和我的卧室隔着三道门，在屋子的同一边。

尽管我一个人影也看不到，但房子里满是噪声和激动的说话声、关门开门声。

我向卡瓦洛夫的门跑去，是开着的。

卡瓦洛夫在里面，躺在一张低矮的西班牙床上，床单掀到了床尾。他仰面躺着，脖子被人割了，一道和下巴平行的弯弯的口子，离耳垂一英寸远。

血渗进蓝色枕套和床单的地方已经紫得像葡萄汁一样，又黏又稠，都结成块了。

穿着披风式浴袍的里戈走了进来。

“出事了！”我重复着门房的话，对他低吼道。

里戈呆呆地看着床，样子惨兮兮的，开始用哽咽的声音小声骂起来。

红脸金发女人——管家露拉·科利——尖叫着进来，推开我们，跑到床边，还在尖叫。她的手伸向被子时，我攥住了她的胳膊。

“任何东西都别碰。”我说。

“给他盖上点东西，给他盖上点东西，可怜哪！”她叫道。

我把她从床边拉开。现在房里已经有四五个仆人了。我把她交给其中的两个，让他们把她带出去，安慰安慰。她又哭又笑地走开了。

里戈还在瞪着床。

“里戈太太呢？”

他没听到，我轻轻拍了拍他没受伤的胳膊，重复我的问题。

“她在自己房里。她——她知道就好，还是别来看了。”

“你最好还是过去照顾她吧？”

他点点头，慢慢地转身，走了出去。

门房走进来，还是一脸蜡黄。

“我要这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仆人和农场雇工，都聚到楼下前厅里。”我告诉他，“要他们马上过去，等警察来。”

“是的，先生。”他说完便下楼去了，其他人全跟着。

我关上卡瓦洛夫的门，穿过房间来到他书房，打电话给郡政府的警察局。我跟一个叫希登的副警长讲了话。我把事情经过说了以后，他说警长会在半小时内到。

我回房换衣服。等我换完了，门房上来告诉我，所有人都聚在前厅了，除了里戈夫妇和里戈太太的女仆。

警长到时，我正在检查卡瓦洛夫的卧室。这位警长是个有着温和的蓝眼睛的白发老头，声音也温和，不过从白色八字胡底下传出来有点含糊。他带了三名副警长、一个医生、一个法医。

“里戈和门房知道的比我多。”我们一一握完手以后，我说，“我会尽快赶回来，这会儿我要去谢里那儿，里戈会告诉你他的角色。”

我在车库里选了辆溅满泥巴的雪佛兰，向平房开去。到了以后却发现门窗都紧闭着，敲门也没人应。

我沿着石子路走回车子，往下开到再会村，没费一点儿力气就打听到，谢里和马库斯已经在前一天下午上了两点十分到洛杉矶的火车，拎了三个行李箱和半打袋子。村里的快递员帮他们托运的。

我发了封电报到洛杉矶分社后，开始查租房给谢里的人。

他只表达了失望，因为这两个人连两个星期都没住够。房客的其他事情他一概不知。谢里已经还了钥匙，附上短短的字条说他临时有事不得不走。

我把便条装进兜里，笔迹随时都有可能用得上。然后我借了平房的钥匙，回那边查看。

除了一堆日后有可能派上用场的指纹，在那儿我没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那房子一点儿也没透露我要的人上哪儿去了。

我回到卡瓦洛夫家。

警长已经问完了所有人的话。

“什么都没问出来。”他说，“从昨晚上床时间开始就没有人听到或者看到什么，直到今早八点门房开门叫他，看到他就那样死了。你还知道别的什么吗？”

“不知道，他们跟你提到谢里了？”

“噢，提了，我看他就是咱们要找的人了，嗯？”

“是啊。据说他昨天下午就打好包，跟他的手下往洛杉矶去了。我们应该可以从这条线索挖出点儿什么来。医生怎么说？”

“说是今天凌晨三点和四点之间，有人拿一把很沉的刀杀死了他。从左到右干净地一划，像是左撇子干的。”

“也许刀口是很干净，”我同意道，“不过肯定不是挥手一划；划得比那个慢。如果随手划一条曲线，中间应该往上弯，离杀人的人远些，而两头应该往下靠近死者。现在却刚好相反。”

“噢，好吧。这个谢里是左撇子吗？”

“不知道。”我心里想不知道马库斯是不是，“刀找到了吗？”

“影子都没有，而且我们里里外外什么也没发现。卡瓦洛夫那么害怕，按理说门窗都应该锁紧啊，可他的窗户开着，谁都可以拿把梯子爬进去，门也没锁，真奇怪。”

“这有很多原因，他——”

一名副警长——一个肩膀厚实的金发男人——走到门边说：“我们找到刀了。”

警长和我跟着副警长走出房子，绕到卡瓦洛夫房间所在的那一边。在通往农场雇工住处那条小路边上的灌木丛中，一把刀的刀刃插进地下。

漆成红色的木刀把朝着屋子的方向。刀刃上有点血渍，不过已经被松软的泥土抹掉了大半。油漆刀把上没有血迹，也没有类似指纹的东西。

刀子附近松软的土上没有脚印，显然刀子是给丢进灌木丛里的。

“我看这儿就这些了，”警长说，“也看不出这里的人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咱们找那个谢里上校去吧。”

我跟他一起到了村里。我们在邮局得知谢里留了个转信地址：密苏里州圣路易邮局邮件领取窗口。邮局局长说谢里待在再会村时从来没收过信。

我们到了电报室，得知谢里

没发也没收过电报。我发了封电报到圣路易分社。

我们接下来在村里的查访都毫无结果，除了知道再会村大部分闲汉都看到谢里和马库斯上了两点十分往南开的火车。

我们回卡瓦洛夫家以前，收到一封从洛杉矶分社发给我的电报：

谢里的行李箱和袋子在行李寄存处尚未领出，监视中。

我们回到那房子时，我在走廊里碰到了里戈。我问他：“谢里是左撇子吗？”

他想了想，然后摇摇头。

“记不得了，”他说，“有可能。我问问米丽安，也许她知道，女人就记得这些事。”

再次下楼时，他对我点了点头。

“他很可能两手都用，不过左手更常用。你问这个干吗？”

“医生觉得是左撇子干的。里戈太太现在怎么样？”

“最严重的惊吓已经过去了，现在好些了，谢谢。”

星期六整整一天，谢里的行李放在洛杉矶车站都没人领。那天傍晚，警长向外界宣布了谢里和黑人因杀人被通缉。晚些时候，我们俩便上了南下的火车。

周日早上我们跟两个洛杉矶警察局的人把行李打开了。除了不包含任何信息的合法衣物和私人用品外，什么也没找着。

这趟差出得一无所获。

我回到旧金山，印了大量传单，四处分发。

两个星期过去了，除了一堆假警报，传单没起到任何效果。

然后斯波坎警察局在史蒂芬斯街一栋出租的房子里抓到了谢里和马库斯。

有人匿名报警说，住在那里的弗雷德·威廉斯几乎每天都有神秘的黑人来访，还说他们行动异常诡秘。斯波坎警察局有我们的传单，根本不需要看弗雷德·威廉斯的袖扣和手帕上H.S.的姓名缩写，就知道他是我们要的人。

经过两小时的盘问，谢里承认他了的身份，不过否认杀了卡瓦洛夫。

警长的两个手下北上，把犯人带到郡政府。

谢里刮掉了八字胡，脸上和声音里都没露出半点担心的样子。

“我知道做了那场梦以后，就没什么好等的了，”他拉着长音说，“所以我就走了。后来等我听说那梦成了真，我就知道你们这帮侦探会赶着来逮我。还真以为一个人能控制自己的梦吗？所以我，呃，就找了个地方藏起来了。”

他庄严地向警长和地方检察官重复了那个橘子树的声音的故事，报社喜欢这样的故事。但他拒绝告诉我们他的逃亡路线，也不告诉我们他这段时间做了什么。

“不，不，”他说，“抱歉，不过我不能说，说不好我以后还得这么干呢，我可不能透露我的方法。”

他不肯告诉我们命案当晚他人在哪里。但我们基本肯定，他在火车还没到洛杉矶时提前下了车，虽然火车工作人员给不出证据。

“抱歉，”他拉着长音说，“你们这帮人连我当时人在哪儿都不知道，又怎么知道我在命案现场？”

马库斯更难缠。他的标准答案是：“我不太懂英语，问上校，我不知道。”

检察官在办公室里踱了很长时间，咬着指甲气冲冲地告诉我们，要是我们无法证明谢里或者马库斯命案当时——或在那之前、之后——在卡瓦洛夫家附近的话，这案子就要败诉了。

警长是我们当中唯一确认谢里是杀人凶手的。在他心里，他已经看见谢里被绞死了。

谢里找了个律师——一个流里流气脸色发白的男人，戴着金边眼镜，薄薄的嘴唇不停地抽动。律师叫谢弗，他来来回回走着，对着他自己笑，也对着我们笑。

检察官的手指甲只剩下两个大拇指没啃过了。就在他开始啃它们时，我跟里戈借了车，开始顺着铁轨南下，想弄清楚谢里是在哪儿下的火车。当然，我们已经拍下这两个人的大头照，所以我随身带了照片。

我在再会村和洛杉矶之间的每个火车站都出示了这两个浑蛋的照片，还有铁轨两边二十里之内的每个村庄，以及大部分的零散住户，但什么结果也没有。

没有证据说谢里和马库斯不是直接到洛杉矶的。

他们的火车应该是那天晚上十点半到洛杉矶。从洛杉矶开出的火车不可能及时把他们拉回再会村杀掉卡瓦洛夫。倒是有两个可能：飞机可以从容地拉他们回去，汽车也有可能做到，虽然听起来不那么可信。

我先去查飞机，可是找不到当晚载过人的飞行员。在洛杉矶警察局以及大陆侦探社洛杉矶分社的几名侦探的帮助下，我和所有拥有飞机的人——公家的和私人的都见了面，答案都是没有。

我又查了不怎么被看好的汽车。较大的出租车公司和租车行一律说“没有”。当晚十到十二点之间有四辆私家车报警失窃。其中两辆第二天早晨在城里找到了，它们没有往返于再会村。第三辆第二天在圣地亚哥被人发现，所以这辆也不算。还有一辆没消息，是派克双门轿车，我们找了印刷工把车子的外观印成明信片。

要找到所有小型出租车和租车公司老板可是件大工程，何况还有人可能把私家车出租一个晚上，所以我们请报社帮忙打了广告。

我们没找到有关汽车的消息。这条新路线本来是想找出我们的人在命案前后几个钟头的行踪，不料竟带来了别的结果。

圣佩德罗（离洛杉矶二十五里远的海港）有个黑人在命案当天凌晨一点被捕。黑人英文很差，不过有文件证明他叫皮耶·蒂萨诺，是法国水手。他是因为醉酒闹事被捕的。

圣佩德罗警察说，我们描述的所谓的叫马库斯的人，还有他的照片，都跟醉酒水手完全吻合。

圣佩德罗警察不只说了这些。

蒂萨诺一点钟被捕。两点才过一点儿，一个自称亨利·萨莫顿的白人就来保释他。值班警察告诉萨莫顿，第二天早上才能办手续，再说想带蒂萨诺离开的话，最好还是等他酒醒了。萨莫顿马上同意了，还跟警察聊了半个多钟头，大概三点离去。第二天早晨十点他又去了，付了黑人的罚金，他们一起走了。

圣佩德罗警方说，除了没有八字胡，谢里的照片和亨利·萨莫顿一模一样。

亨利·萨莫顿两次去警察局的中间找了一间旅馆住。他留在旅馆登记簿上的签名和谢里写给平房主人那张字条的笔迹相符。

很明显，卡瓦洛夫遇害时，谢里和马库斯都在圣佩德罗，离再会村有九个小时的火车。

但一扯上命案，再明显的事都还不够明显。我把圣佩德罗的内勤警察带到北边去看那两个人。

“就是他们俩，错不了。”他说。

检察官把他剩下的拇指指甲全啃光了。

警长一脸茫然，像手里拿了气球的小孩，听到扑哧一声，却不知道气球哪儿去了。

我装出百分之百满意的样子。

“现在我们又回到原点了。”检察官不高兴地叹息着，好像这事儿除了他谁都有错，“还浪费了好几个星期。”

警长没看检察官，也没说话。

“噢，我倒不觉得，我们还是有进展的。”我说。

“什么进展？”

“我们知道了谢里跟他仆人有不在场证明。”

检察官觉得我好像在耍他。我没在意他朝我做的鬼脸，问道：“你打算拿他们怎么办？”

“除了放掉，还能怎么办？这个命案可是永远翻不了身了。”

“要喂饱他们也花不了郡政府多少钱，”我提议道，“为什么不尽可能拖着他们呢？同时我们也好想想办法，搞不好会查出什么新情况来。而且就算没有，你们也可以随时撒手不管。你该不会以为他们是无辜的吧？”

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沉重酸楚，带着对一个傻子的怜悯。

“他们犯的罪足够下地狱了，可如果我没法定罪，那又有什么用？我是能关着他们，可这有什么用？他妈的，老兄你跟我一样清楚，只要他们现在要求放人，法官就不会不答应。”

“是啊，”我同意道，“我跟你赌旧金山最好的一顶帽子，他们是不会要求的。”

“什么意思？”

“他们想要受审，”我说，“否则他们早在我们挖出他们的不在场证明前就走人了。我在想，他们一定也是自己送上斯波坎警察局的门的。而且我再跟你赌帽子，谢弗不会要求人身保护令。”

检察官怀疑地盯着我的眼睛。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没说？”他质问道。

“没有，不过你会知道我这样说是对的。”

我确实是没错。谢弗继续四处走着，对他自己微笑，根本没有努力把他的客户从郡立监狱救出来的意思。

三天后有了新的发现。

一个叫阿奇巴尔德·维克斯的男人来见检察官，他在卡瓦洛夫家往南大概十里的地方有个小小的养鸡场。维克斯说他命案当天一大早在那儿看到了谢里。

维克斯当天早晨准备出发到艾奥瓦州看望他父母。他一早起来去看看是否一切正常，然后好开二十英里的车去赶早班火车。

五点半到六点之间，他到停车棚去看汽油够不够用。

有个男人跑出棚子，跳过篱笆，冲下马路。维克斯追了一小段路，可对他来说那人跑得太快了。那人衣着得当，不像流浪汉，维克斯觉得他可能是想偷车。

因为维克斯非东行不可，而他不在时，他太太就只有两个儿子陪她——一个十七岁，一个十五岁，所以他觉得最好还是别提他在棚里意外见到的男人，免得她担惊受怕。

他从艾奥瓦州回来的第二天就来了检察官办公室。他听说了卡瓦洛夫命案的细节，又在报上看到了谢里的照片，认出他就是那天早上他追的男人。

我们带他去见谢里本人。他说谢里就是那个人。谢里没说话。

由于维克斯的证据和圣佩德罗警察局的相抵触，检察官起诉了谢里。马库斯以关键证人的身份出席，不过因为他在圣佩德罗的不在场证明仍然牢不可破，所以他没有受审。

维克斯在证人席上简单地说了他的故事，然后又在交叉盘问下回答得前后矛盾，他完全崩溃了。

他回答谢弗的问题时承认，他不完全确定谢里就是他先前见过的人。当然，那人看起来是有点儿像谢里，可他当初也只是惊鸿一瞥，也许斩钉截铁说那人就是谢里是草率了些。经过再三考虑后，他确定在朦胧的晨光下没有看清楚那个人。最后，维克斯能保证的只是他看到一个长得有点像谢里的男人。

简直是个笑话。

检察官没指甲啃了，他啃起手指头来。

陪审团说：“无罪。”

谢里无罪释放，就卡瓦洛夫命案来说，他是永远清白了，不管以后还有什么新发现。

马库斯也无罪释放了。

我出发回旧金山时，检察官不肯跟我说再见。

谢里释放后四天，里戈太太走进我的办公室。

她一身黑，漂亮无知的东方面孔并不平静。

“拜托，别告诉多尔夫我来这儿了好吗？”这是她的第一句话。

“当然，如果你不让我说的话。”我答应道。

她坐下来，睁大眼睛看着我。

“他实在太轻率了。”她说。

我同情地点点头，不知道她想干什么。

“而且我还担心，”她两手绞着手套，下巴发抖，哆哆嗦嗦地补充道，“他们又回到那平房去了。”

“是吗？”我坐直身子。我知道他们是谁。

“他们回来没别的理由，”她叫道，“一定是要像杀了父亲那样杀掉多尔夫。可他不听我的，他太自信了。他每次都笑我，叫我傻孩子，告诉我他可以照顾自己。可是他不能，至少在断了一只胳膊的情况下不能。他们会像杀父亲一样杀掉他的，我知道，我知道。”

“谢里恨你丈夫跟恨你父亲一样吗？”

“是的，是一样的。多尔夫以前帮父亲做事，不过那件——那件给谢里带来麻烦的生意，多尔夫插手的比……比父亲要多。请你……请你挡住他们不要杀多尔夫好吗？好吗？”

“当然。”

“而且你千万不能告诉多尔夫。”她坚持道，“要是他发现你在盯他们，也千万不能告诉他是我来找你的。他会生我的气。我说过要他找你，可他——”她停了下来，一脸尴尬，我想她丈夫大概提过卡瓦洛夫也没因为我逃过一死，“可他不同意。”

“他们回来多久了？”

“前天到现在。”

“我明天过去。”我答应道，“我的忠告是：告诉你先生你请了我。不过你不想说的话我也不勉强。”

“你不会让他伤到多尔夫吧？”

我答应尽力而为，收了她一些钱，给了她一张收据，然后鞠躬送她出去。

当晚

天黑后不久，我又到了再会村。

我爬上小山经过平房时，看到房子的窗户被灯照亮了。我有股下跑车去看看的冲动，但又担心在马库斯的地盘上我没法比他棋高一着。

等我转上那条通向我第一趟到再会村时发现的空屋的土路时，我关掉跑车的灯，在头顶明晃晃的月亮照耀下上了山。

快到空屋时，我把车从小路上开下来。然后我走进摇摇晃晃的前廊，找到平房的位置，开始调整望远镜。

平房的前门打开时，我才调整好一部分，只见那里露出一小片黄光和两个人。

其中一个是女人。

门的合叶又稍微扭了一下，她的脸清楚地映入我的眼帘——里戈太太。

她竖起外套领子遮住脸，匆匆走下石子路。谢里站在阳台上目送她离去。

等上了大路，她开始往山上的家里跑。

谢里进了屋关上门。

两个半小时以后，一个男人从大路拐上石子路。他快步走向平房，迅速中带着谨慎，走路时不停地东张西望。

我想他是敲了门的。

门开时，一道黄光打在他脸上，是多尔夫·里戈的脸。他进去，门关上了。

我收好望远镜，离开前廊，出发去平房。我不确定我能再给跑车找到个好的停车位，所以我就没动它，走路过去。

我不敢冒险走石子路。

在石子路上方二十英尺处，我离开大路，在软泥、树、灌木和花丛之间行走，尽可能不弄出响声。我知道我面对的是谁，所以我手里攥着枪。

平房面对我这一侧的所有窗户都透出灯光，不过它们都关着，百叶窗也拉上了。灯光透出百叶窗，再加上月光，照得附近一片雪亮。我在山脊上眯着眼睛从望远镜偷看时，月光对我很有利，可这会儿我想凑近听个清楚就不行了。

我在我能找到的离那房子最近的阴影里停下来——大约十五英尺远——把情况想了一遍。

我蹲在那里，听到了一些声音。

地方不对，听到的也不是我想听到的——有人从石子路向房子走来。

我不确定从小路上是不是能看到我，我转过头想确定一下，而这一转头却露出了马脚。

里戈太太跳起来，死死地钉在小路上，然后叫道：“多尔夫在里头吗？在吗？在吗？”

我想通过点头告诉她他在，可她的声音实在太大了，我只有大叫一声“在”，好让她听清楚。

我不知道我们的声音是不是加速了屋里的行动，不过里头开始发出枪响。

在这种情况下，你是不会停下来数数到底有几枪的；而且声音都混到一块儿了，你也根本搞不清响了几下，不过我的印象是：在我的肩膀在门上撞青之前，至少响过五十枪。

还好，这是一扇加州式的门。我撞第二回时，门就开了。

里头是接待厅，有一扇宽大的拱门通向客厅。里面烟雾缭绕，火药的臭味非常刺鼻。

谢里弓着身子趴在发亮的地板上，撑着一边的胳膊肘和膝盖往前爬，想抓住琥珀色地毯上大概四英尺远的一把鲁格枪。

房间另一头，里戈直直地跪着，没受伤的那只手稳稳地按着一把黑色左轮手枪的扳机。手枪是空的，愚蠢地发出扑哧扑哧的声音，可他还在不断地扣扳机。他折断的胳膊还挂在夹板上，不过这会儿已经从绷带里掉出来了。他的脸肿着，满脸是血，眼睛呆滞地圆睁着；后背上露出一把刀的白色骨柄，就在屁股上面一点点，刀刃全陷在肉里了。他正对着马库斯打空枪。

黑小伙站在地上，膝盖弯曲，两脚分得很开。他左手五指张开压在胸膛上，黑色手指上的血闪闪发亮。他右手像用刀比武的武士那样攥了把白骨柄的刀子，刀刃足有一英尺长，跟持剑似的。他向里戈靠近，不是直接过去，而是从侧面斜斜地蹑手蹑脚地靠近，手里的刀不安地动着，但刀尖一直向着里戈。

他没看到我们，没听到我们。当时他的整个世界就是跪在地上背上插了把刀的男人，那把刀和他手里拿的是一对。

里戈没看到我们，我看他连马库斯也没看到。他跪在那儿，不断按着那把空枪的扳机。

我跳过谢里，把我的枪管轮向马库斯的脖子。打中了，他倒在地上。

里戈不再打枪，吃惊地看着我。

“搞清楚，枪里头得放子弹，否则屁用也没有。”我这样告诉他，然后拔出马库斯手里的刀，回头去捡谢里已经放弃要拿的鲁格枪。

谢里现在仰面躺着，眼睛闭上了。

看来是死了，而且他身上的弹孔足够多，猜他死了应该没错。

我希望他没死。为了面对着里戈，我绕过去跪在谢里旁边，稍稍把他的头从地板上抬起来。

“谢里，”我尖声说，“谢里！”

他没动，连眼皮都没动。

我抬起我捧着他的头的那只手的手指头，让他的头动了一点点。

“里戈杀了卡瓦洛夫吗？”我问死人——或者是垂死的人。

我不知道里戈是不是在看我，但可以感觉到他的目光停在我脸上。

“杀了没，谢里？”我对着那张不动的脸狂吼。

死人或者垂死的人一动没动。

我又小心地动动我的手指，好让他死了的头——或者垂死的头——点了点。两次。

然后我让他的头往后一扭，任它缓缓地又一次落在地板上。

“好啦，”我说，站起来看着里戈，“我终于逮着你了。”

我无法决定自己是否真能走上证人席，发誓谢里是活着，而且是自愿点的头——万一我真得这样做才能把里戈定罪的话。

我不喜欢做伪证，但我知道里戈有罪，我就是赢在这一点上。

还好，不需要我做这个决定。

里戈相信谢里点了头。等马库斯招了之后，里戈除了自首碰运气外，也没别的选择了。

从马库斯嘴里探出事实简直易如反掌。里戈杀了他挚爱的上校，要说服黑小伙法律会给他报仇雪恨是非常容易的。

马库斯开口后，里戈也愿意讲了。

他在医院待到开庭前一天。马库斯刺在他背上的刀让他的一条腿终生瘫痪，但除此以外他恢复得很好。

马库斯身体里有里戈打出的三颗子弹。医生取出两颗，可是不敢碰第三颗，他好像也不怎么担心。由于他参与了卡瓦洛夫命案，所以被船送到北方的圣昆汀监狱服刑，那时候他明显又生龙活虎了。

里戈一直不能完全相信我在最后一分钟冲进平房以前就已经怀疑他了。

“当然了，一直都在怀疑，”我为我侦探的技巧辩解道，当时他还在医院里，“我不相信谢里疯了，他看起来是个再正常不过的强悍的坏蛋。而且在我看来，他是那种不管碰上什么丢人的事儿都无所谓的人。我相信他是来杀卡瓦洛夫的，但必须有利可图才行。所以我才会安心上床睡觉，结果让老头的脖子给割了。我原以为谢里是想吓他个半死，为的是让他乖乖地交出钱来。呃，等我发现我想错了时，我就开始四处打探。

“就我当时所知，你太太是卡瓦洛夫的继承人，她还爱你爱到一切以你为中心。所以啦，身为卡瓦洛夫继承人的丈夫，他一死你好像是最大的利益获得者。他死后，他的财产就会到你的手里；谢里要想从中得利，只有跟你合作。”

“可他打断了我的胳膊，这你不奇怪吗？”

“当然。假装受伤我是可以理解，只是好像做得有点儿过头了。不过你犯了个错，帮了我的忙。你假装左撇子杀卡瓦洛夫时，也未免太小心了。割他脖子时，你应该站在他的头旁边，面对他的身体，而不是站在他身体旁边，面对他的头，所以伤口露了馅。把刀丢出窗外也不明智。他怎么会打断你的胳膊的？意外吗？”

“这么说吧，我们那场所谓的打架是安排好的，是为了配合整出戏。而且我觉得真揍他一下也挺好玩的，所以我就揍了。可他比我想的要强悍，强悍到弄折了我的胳膊。我看他杀了米基也是为了报复，这不在原计划里。说真的，你真的怀疑过我们是一伙的？”

我点点头。

“谢里帮你想好整出戏，也尽可能把视线引在他身上，然后在命案前一天跑掉，拿到不在场证明。这件事不可能有别的答案：你们一定是合伙的。知道是知道，可我没法证明。整出戏能上演靠的是你太太对你的爱，可她也就是因为爱你才请了我保护你，结果坏了你的事，让我证据到手。所谓人生的讽刺，这也算得上一桩，对吧？”

里戈悲伤地笑笑，说道：“正是，你知道谢里打算怎么对付我吧？”

“能猜出来，所以他才会坚持受审。”

“正是。原计划是他闪人，走得远远的，可又要有不在场证明，以防他被抓到。总之他要尽可能拖着不被逮着。警方在他身上浪费的时间越多，往别的方向想的可能性就越小，所以等他们发现查错对象时，别的线索基本也没了。他就在这里耍了我一把。他故意被抓到，又请了维克斯那小子逼得检察官不得不起诉。谢里希望能开庭受审，无罪释放，这样他就高枕无忧了，还可以掐住我的脖子。法律上来说，他是永远清白的，我可不是；我在他手里。原来他演的戏值十万——卡瓦洛夫留给米丽安三百多万遗产——现在他开口要一半。他说，要不然他就去检察院供出所有内幕，他们也不能怎么样他，他已经无罪释放了，可是我会被吊死。这可真是棒极了。”

“聪明点儿的话，你应该把钱给他，”我说。

“也许吧。要是米丽安没搅和的话，我看我会给的。也没别的办法。不过她请了你以后就去找谢里，以为可以说服他离开。他又假装不经意地说了点什么，让她怀疑她父亲的死跟我也有关系，虽然她到现在还不能相信是我割了他的脖子。

“她说你隔天就来了。我没法子，只有当晚去跟谢里摊牌，赶在你来探头探脑之前把事情了结。呃，我就那么做了，不过没告诉米丽安。摊牌进行得不太顺利，气氛太紧张，而谢里一听到你在外头，就以为是我带了朋友来，然后就是噼里啪啦的烟火盛会了。”

“你当初是怎么卷进来的？”我问，“做卡瓦洛夫的女婿，这不是一件大好事吗？”

“没错，可是跟他一起窝在那个鬼地方实在是累。他还不老，还可以活很久。有时候他也不是那么好相处。我可不敢保证他不会听到什么风声把我踢走，或是改遗嘱，或是诸如此类的事。

“然后我在旧金山撞到了谢里，说起这事儿，计划就出炉了。谢里脑袋好使。你也知道，开罗那桩买卖，我们俩都瞒着卡瓦洛夫大赚了一笔。呃，我是蠢，可你别以为我会因为杀了卡瓦洛夫而难过，我是难过自己被抓着了。从我二十岁还是个毛头小伙子时就被他挑中了做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可我从中得到的只是他妈的一点点。或许还有希望，因为我娶了他女儿，也许他死后他的钱可以归我——要是他没用到别处的话。”

他们吊死了他。